第一节 选题的背景及意义

在牙买加体系下的国际信用货币体系中，美国、英国、欧元区部分国家相继表现出大量的贸易逆差和国际资本净流入现象，即资本账户盈余。与此同时，一些贸易盈余国家则出现相应的资本账户赤字，东亚地区和石油输出国是主要的代表性经济体。21世纪以来，这些全球经济失衡现象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关注，学术界和政治领域对全球经济失衡下的世界经济风险与不确定性表现出巨大的担忧，特别是在2007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和蔓延至今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背景下。本书将美国的外部失衡现象作为研究重点，从利益分配的视角探讨这一全球经济失衡模式的原因、机制及可持续性，这对于深入理解当前的世界经济格局及发展趋势，推进全球经济失衡下的中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选题的背景

在以美国—东亚—欧洲为主的世界经济货币区中，当前的全球经济失衡表现为两种模式：一是美国的外部失衡模式，即美国与国际货币外围国之间的贸易和资本流动失衡，这一失衡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就存在的现象；二是欧元区经济失衡模式，即在欧元区成立之后，欧元区国家之间的内部贸易失衡和欧元区的对外债务性资本流动失衡。虽然货币利益扩张是导致这两大国际货币地区外部失衡的共同因素，但这两种失衡模式的基础、联系机制等方面存在本质上的区别，本书将美国的外部失衡模式作为研究的重点。

1．美国的外部失衡模式及研究

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世界经济出现了所谓的失衡现象，主要表现为美国的经常项目持续逆差和国际资本净流入与其他国家的经常项目顺差和国际资本净流出，如今，美国经常账户赤字达到全球经常账户盈余的近3/4，吸收了全球贸易盈余的约2/3，并轻而易举地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国际借贷者。在此期间，世界经济经历了1976—1979年、1982—1990年，以及1992年至今这三次周期性失衡。作为世界货币中心、国际分工中心和全球消费中心，美国始终是全球经济失衡的中心。

从经常账户看，美国基本上处于长期贸易逆差状态，最初是日本等发达国家，后来是石油输出国和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出现了贸易盈余。20世纪80年代前后，全球经济失衡主要表现为发达国家之间的失衡，日本、德国等发达经济体是美国贸易逆差的主要来源国。20世纪90年代初期，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和石油出口国部分地替代了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盈余国地位，成为美国外部失衡的关键伙伴，全球失衡主要表现为美国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失衡。美国与其他发达国家之间的失衡在1985年《广场协议》之后开始逐步调整，经过1990—1991年短暂的平衡之后，美国又开始了与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之间的失衡。这一次调整过程使美国成功地将本国经济与新的贸易伙伴挂钩，同时使日本陷入了长达十年以上的经济衰退中。与20世纪70—80年代发达国家之间的失衡相比，美国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失衡规模更大、持续时间更长，尽管此次失衡在金融危机后的2009年显著降低，但在危机后呈现出强劲的反弹趋势，本轮失衡还在继续。在历次经济失衡中，美国始终维持着贸易账户和经常账户长期赤字的地位，但美国的贸易逆差来源国却呈现出动态调整趋势，盈余方是同期内经济增长处于较快阶段的国家和经济体。因此，全球贸易失衡突出地表现为逆差中心国美国与高增长经济体盈余方之间的失衡。

与此同时，国际资本呈现出从“穷国”流向“富国”的逆流现象，即所谓的“卢卡斯悖论”现象。与经常账户失衡相对应，美国净国外资产也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恶化，并在1985年前后转变为净债务国；相应的贸易顺差国则成为美国的债权国。日本和中国分别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相继成为净对外债权国。今天，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中国和日本是美国最大的债权主体。这意味着顺差国大量以美元形式持有的外汇储备又流回了美国，这一国际资本逆流格局为美国的巨额贸易赤字提供了主要融资来源，使美国获得了巨大的金融利益。但贸易顺差国可能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它们的外部资产往往以外币计价，因而面临利率、汇率等国际资产价格波动的损失风险。

这些失衡现象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尤其是起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延续至今的本轮全球经济失衡引起了更为激烈的争议。Engel and Rogers（2006）等学者认为，全球失衡是市场力量的反映，是由不同国家之间的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相互作用而产生的，由发展基础与国际分工格局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是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美国具有金融效率上的比较优势，东亚新兴经济体和石油输出国则分别具有劳动力成本和自然资源方面的比较优势。通过贸易失衡，美国获得了低成本消费、美元铸币收益税等方面的好处，而美国的失衡伙伴则获得了出口导向政策所带来的就业、经济增长以及技术进步等外溢效应。持有这类观点的学者往往将失衡视为经济全球化中的一种正常现象，认为无需刻意对失衡进行调整，它们（失衡现象）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得到解决（Hunt, 2008）。Dooley, Folkerts-Landau and Garber（DFG, 2003, 2004，2008）也将全球经济失衡视为布雷顿森林体系Ⅱ的合理体现，认为在牙买加体系下，美元依然是国际货币中心，为了实施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战略及减少汇率波动的风险，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和当今的东亚顺差国持有大量的美元资产，成为稳定美元的外围国家。由此，美国也可以为巨大贸易逆差获得稳定的融资来源。这一失衡格局对双方都有利，并将继续10～20年，而且其他发展中国家正在排队等候，以便取代当今的亚洲贸易顺差国地位。因此，美国的外部失衡将持续存在。

自2005年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度报告不断强调全球经济失衡问题的负面影响，或者认为全球经济失衡无益于全球经济的繁荣与稳定。以Obstfeld and Rogoff（2000, 2004）、Eichengreen（2004）、Blanchard（2006）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在金融危机之前也对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经济失衡提出了质疑，认为外围国家愿意为美国赤字提供持续融资的前提是它们对美元有足够的信心，但国外融资不会得到无限提供，随着美国赤字和美元贬值的风险增加，资本流入将突然中止，最终将导致美国经常账户赤字的迅速下降，并可能引发美元的大幅度贬值及世界经济的衰退。金融危机之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伯南克和前财政部部长保尔森等人更进一步将危机归因于全球失衡，并希望中国等顺差国承担更多的失衡调整成本。这类学者认为，失衡是经济扭曲导致的，应该从失衡国家内部政策与结构这两方面进行调整。因此，根据失衡的原因，美国应该逐渐增加储蓄、减少消费和赤字，而新兴市场国家应该稳步推行金融体系改革，提高资本市场效率和间接融资效率，使国内投资和消费更快增长（IMF, 2005; Obstfeld and Rogoff, 2007）。由此产生了大量与失衡经济体相关的经济结构及贸易调整方面的文献。但一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往往需要经历长时期的变化才能实现，而贸易量的变化最终通过汇率和贸易价格调整来实现。由于汇率传递的不完全性和异质性，虽然顺差国货币升值恶化了国内贸易条件；但由于进口商品的低汇率传递效应，顺差国汇率变动对美国贸易逆差的改善并不显著。事实上，在20世纪80年代和此次的全球经济失衡中，日元和人民币的前期升值对美国贸易逆差的影响甚微，但日本和中国相继在本币升值后恶化了自身贸易条件，导致了国内资产价格泡沫和通货膨胀风险。

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并没有出现其他金融危机原生国发生的美元大幅度贬值与资本外逃现象，也没有出现如意大利、希腊等国的主权债务危机并发症。恰恰相反，美国在欧洲债务危机中“坐收渔翁之利”。另一方面，美元贬值会导致失衡伙伴的贸易条件恶化和对外债务的缩水，使贸易顺差国面临双重损失的风险。

2．欧洲的经济失衡模式

此外，自欧元诞生以后，欧元区经济失衡成为21世纪全球经济失衡的另一模式。作为全球第二大国际货币与经济中心，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与欧元区的经济失衡相联系，主要体现为两方面：一是欧元区国家之间的经常项目失衡；二是欧元区国家与其他经济体之间的金融账户失衡，即欧洲的大量主权债务。

从经常项目账户看，欧洲经济的经常项目账户失衡主要表现在欧盟国家和欧元区国家内部的失衡，作为整体的欧盟和欧元区则接近于平衡状态。在欧盟内部，一些国家保持较高的经常项目盈余，如德国、瑞典、荷兰、卢森堡等，从2004—2010年，这几个国家经常项目余额与GDP之比基本上保持在4%以上，最高时超过10%。而另一些国家则存在着巨大的经常项目赤字，如希腊、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爱尔兰和英国，这些国家也是政府财政赤字和负债较高的国家，2010年这些赤字国家政府债务占GDP的80%以上，财政赤字也基本上在9%以上（意大利除外）。其中，主权债务危机最严重的希腊和葡萄牙具有比别的国家更多的贸易赤字和更高的外债水平，近几年它们的经常项目赤字与GDP之比都保持在10%以上。2010年希腊和葡萄牙的经常项目余额与GDP之比分别为-10.45%和-9.89%，它们的外债占GDP的比例高达2.8%和3.35%。如此巨额的债务性资本流动失衡使金融危机后的欧洲经济再次陷入困境，这一资本流动现象不能不引起我们对全球资本流动性失衡的关注。

但是，作为一个整体，欧盟和欧元区的对外贸易基本上是持平的，除了2003年之外，欧元区经常项目余额与其GDP之比的绝对值基本上维持在1%以下，接近平衡的状态。1999—2010年期间，欧盟和欧元区的经常项目账户与GDP之比分别为-0.14%和0.19%；与此同时，除了希腊、葡萄牙等极个别的国家之外，欧元区国家的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占比在2008年之前并没有明显偏高，而是在金融危机之后才呈现出大幅度的上升，尤其是在2009年年底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之后，欧洲国家的财政余额进一步恶化，对外债务与GDP之比急剧上升。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相应的是欧盟经济体内部金融市场与虚拟经济的快速扩张。2010年，欧元区债券、证券与银行资产之和是其GDP的4.84倍，高于美国（4.40倍），意味着欧元区经济的虚拟化程度已经超过美国。可以说，作为整体，债务性资本流动失衡是欧盟和欧元区外部经济失衡的主要表现，即与国际资本流动相联系的金融账户失衡。但欧元区内部国家的经济失衡不同于美国的失衡模式，在欧元区内部，处于贸易逆差和净债务资本流入地位的是希腊、葡萄牙等欧元区内较不发达的欧洲新兴经济体，而欧元区内较发达的德国既是商品输出国、又是资本输出国，这一失衡现象体现了欧洲新兴国家对较发达国家和欧元国际货币地位的单向依赖，一旦债权国不愿意为欧洲新兴经济体提供融资，欧元区内部的贸易失衡和资本流动失衡就会中断，即发生如当前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因此，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之前，与美国和东亚经济体之间的外部失衡相比，欧元区国家的外部失衡受到的关注相对较少，总量也相对较低。

上述分析表明，21世纪的全球经济失衡表现为两大国际货币发行地区出现与大量贸易逆差相联系的债务性资本流动失衡，这是两大国际货币中心竞相争夺货币利益的表现，但这两种失衡模式存在较大差异：美国的失衡模式是以美国为贸易逆差和资本净流入中心，这一失衡模式是美国与同期内高增长货币外围国之间的失衡，美国的虚拟经济扩张是建立在顺差国坚实的实体经济基础之上的，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失衡模式；欧洲的失衡模式是欧元区内部不同国家之间的贸易失衡以及欧元区净债务资本流入性失衡，这种失衡模式是一种欧元区内部较不发达经济体对发达经济体的依附。但限于篇幅和文章选题内容的需要，本书将美国的外部失衡模式作为探讨的重点。

本书认为，围绕着全球经济失衡是否可持续的核心问题是失衡各方之间的利益与风险分担，持续的全球经济失衡对美国和贸易顺差国都有益处和不足，它们的战略目标不同，却有共同的利益驱动。可以说，利益分配是全球经济失衡的结果，也是影响全球经济失衡是否可持续的关键因素。基于此，本书将从利益分配的视角对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经济失衡模式及变迁展开深入分析。

二、选题的意义

从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海上殖民掠夺到英国的自由贸易扩张，再到两次世界大战之争，世界经济发展史就是一部为财富而战、为利益而争的历史。《2009年美国总统经济报告》指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通过推行经济全球化，美国在国际贸易与投资中获得了个人消费、企业创新与生产率改进，以及经济增长等方面的诸多利益。与此同时，世界经济一直在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经济失衡模式下运行，那些遭遇了外部经济失衡的国家往往是积极融入全球化的开放经济体，如日本、东亚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这些与美国形成失衡关系的国家也表现出了良好的经济增长绩效。但也有另外一些开放国家遭遇了经济衰退、“荷兰病”及资源诅咒现象。

迄今为止，美国的外部经济失衡模式已经持续了30多年，但这种现象似乎依然不可逆转。尤其是在次贷危机之后，美国的对外债务不断积累，但并未像欧洲国家那样遭遇债务危机之痛。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全球经济失衡？与经济全球化相伴相生的全球经济失衡是零和博弈还是共赢格局？是何种因素将美国与失衡伙伴紧紧绑定在一起？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经济失衡是否具有可持续性？本书将从利益分配的视角对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经济失衡模式的原因、失衡格局及可持性进行探讨，深入理解全球经济失衡的本质及其内在规律。本书的研究意义在于：

（一）理论意义

1．为全球经济失衡问题的研究添砖加瓦

本书试图构建全球经济失衡的利益分配机制模型，分析国际货币体系、国际分工格局、国内宏观经济政策在全球经济失衡中的作用，探讨失衡伙伴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从利益分配视角理解全球经济失衡模式，对于丰富这一领域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2．深化对世界经济格局的认识

本书根据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经济失衡格局，从利益层面上剖析失衡伙伴之间的依存关系及动态变化趋势，有助于深入理解世界经济格局及发展趋势。

（二）应用价值

1．有利于明确中国的国际经济地位

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面临着内外经济调整的双重压力，通过对以美国为失衡中心的利益分配格局的研究，理性认识中国在国际分工与利益分配中的地位，对于把握全球经济失衡格局及趋势，顺利实现国内产业转型与经济结构调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为中国对外经济政策提供导向

作为全球经济失衡的一极，中国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从商品生产与贸易、国际货币体系、国际资本流动等方面分析中国在这一失衡格局中的利益分配地位，可以为中国对外经济政策及未来发展提供重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