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 全球化和通货膨胀的联系的直接证据

Romer（1993）利用1973—1988年114个国家的数据对通货膨胀和贸易开放度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他的OLS回归结果表明，贸易开放度的上升对通货膨胀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但是这一结果对发达工业国家并不显著。Romer（1993）认为这可能是小样本误差所致。Lane（1997）指出Romer（1993）的回归遗漏了一个重要的30控制变量，即国家的大小（关于其理论原因参见3.3节）。利用和Romer（1993）一样的样本，Lane（1997）发现在控制了国家规模（以总收入为代理变量）因素之后贸易开放度对通货膨胀的抑制作用变得更加显著了。更重要的是，这一结论对发达工业国家也成立。Romer（1993）意识到利用OLS估计得到的贸易开放度对通货膨胀的影响系数可能是有偏的。因为通货膨胀和贸易保护政策可能都是政府选举这样的政治原因导致的。在这种情况下贸易开放度是内生的，OLS估计得到的参数是不可靠的。

为此，Lane（1997）利用贸易开放度指标衡量贸易开放。这一指标是用进口占GDP的比例对一些地理和政策因素（关税）回归得到的预测值构建的。Lane（1997）认为用这一指标度量贸易开放度并进行回归可以避免贸易开放度的内生性导致的估计偏误。然而关税作为一个贸易政策指标包含在贸易开放度指标中，这可能导致贸易保护和高通货膨胀的因果关系倒置，从而对OLS的结果产生影响。

Badinger（2009）用基于纯地理因素的引力模型预测贸易开放度并以这一预测变量作为贸易开放度的工具变量。他认为这一指标与贸易政策因素是无关的，因此可以解决贸易开放度的内生性问题。利用91个国家1985-2004年的数据，Badinger（2009）的工具变量回归结果显示贸易开放度对通货膨胀的显著抑制作用是存在的。但是这一结果在OECD子样本中却不成立。Badinger（2009）认为这表明由于中央银行机构改革，时间不一致性问题在发达国家已经得到解决。这一解释是存在问题的。在3.3节我们将深入讨论这一问题。

Terra（1998）认为Romer（1993）的结果只适用于高负债的国家。他认为贸易开放抑制了高负债国家征收通货膨胀税的动机，除此之外贸易开放度对通货膨胀没有显著影响。Gruben和Mcleod（2004）利用118个国家1972—2000年的数据进行了SYS-GMM面板估计，发现控制负债率并不影响贸易开放度的显著性，并且贸易开放度对通货膨胀的抑制作用在20世纪90年代变得更加显著。因为SYS-GMM采用变量的滞后变量作为工具变量，因此可以控制贸易开放度的内生性的影响，所以Gruben和Mcleod（2004）认为他们的结果是对Romer（1993）的结果的进一步支持。Ciccarelli和Mojon（2005,2008a,2008b）采用因子分析研究了全球化和通货膨胀的关系。他们发现OECD中22国的通货膨胀率动态中存在一个明显的公因子，而且各国的通货膨胀率在长期中都向这一公因子收敛。这为通货膨胀的全球化假说提供了进一步的支持。类似地，Mumtaz和Surico（2008）用动态因子分析模型分析了G7国家在过去30年中的通货膨胀动态，发现这些国家的通货膨胀的联动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变得更加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