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 开放经济与中国通货膨胀

刘亚等（2008）利用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研究了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通货膨胀的影响，其估计的样本期间为1995年1月至2007年9月。他们发现人民币汇率对CPI通货膨胀的传递效应很弱。吴剑飞和方勇（2010）利用基于新开放宏观经济模型的贝叶斯向量自回归模型考察了外部冲击向中国通货膨胀传导的路径。他们的模型的估计采用的是1992年之后的季度数据。他们发现货币供应量是中国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而外部冲击的影响有限。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2008）利用菲利普斯曲线模型和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了外部冲击对中国通货膨胀的影响，样本期间为421995年第1季度到2007年第4季度。他们发现国际食品价格上涨是导致国内物价上涨的主要因素。国际原油价格对国内物价的影响在逐渐加大。全球流动性因中央银行的对冲行为而对国内物价无明显影响。杨继生（2009）利用混合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估计了中国通货膨胀预期和流动性过剩的影响，其样本期间为1992年到2007年，主要结论是中国的通货膨胀同时受到适应性预期和理性预期的影响；流动性过剩对中国的通货膨胀有明显的推动作用；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也会影响物价。黄新飞和舒元（2007）利用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了国际直接投资对中国通货膨胀的影响。其结论是国际直接投资在长期中推高了通货膨胀。赵进文和丁林涛（2012）用平滑转换回归模型研究了贸易开放度、外部冲击和中国通货膨胀的关系。他们的模型用1998年到2011年的季度数据进行估计。他们发现贸易开放度与通货膨胀的关系是非线性的。陆军等（2012）用开放经济条件下的混合预期的新凯恩斯主义菲利普斯曲线模型研究了中国通货膨胀的价格传递效应，样本期间是2000年第1季度到2010年第4季度。他们发现中国存在输入型的通货膨胀，进口中间产品的价格对通货膨胀有明显的影响。何启志（2012）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和贝叶斯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了国际因素对中国通货膨胀的预测能力。他的分析采用了1997—2011年的季度数据。他发现国际油价和美国联邦基金利率有助于对中国通货膨胀的预测。

上述这些研究尽管考察了全球性因素和中国通货膨胀的关系及其传递渠道，但却较少考虑中国通货膨胀在动态变化过程中受经济改革影响而产生的结构性变化。项后军和许磊（2011）的研究与上述研究不同。他们着重强调了中国汇率传递效应的本土特征。他们发现中国的汇率传递效应和通货膨胀水平有关。通货膨胀水平低时汇率传递效应基本为负。通货膨胀水平高时汇率传递效应基本为正。他们认为这种非线性关系与中国的汇率制度改革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