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思想史与新李斯特学派丛书”总序

正如道格拉斯·多德教授在《资本主义经济学批评史》一书中指出的，到20世纪50年代，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有三个必选的课题领域：经济理论、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此外，还可以自选两到三个其他领域。但现在呢？经济理论仍然存在，加上数学；但两个历史学方面的领域已很少做要求，也很少有高校开设有关的课程了。著名经济思想史学家马克·布劳格也曾指出，对经济思想史的学习和研究备受主流经济学家的歧视，有时甚至被公开蔑视为嗜古成癖已经不是一个秘密。因此，海因茨·D·柯兹教授2006年在“经济思想史欧洲年会”上发表讲演时不禁悲叹，经济思想史学家已成濒危物种，该学科被边缘化由来已久。

近年来，两个标志性的事件凸显出了经济思想史以及经济史学科在西方经济学界所面临的生存危机：2007年，澳大利亚国家统计局拟将这两个学科划归到“历史、考古学、宗教和哲学”分类中，由于遭到经济思想史学家的激烈反对，这种试图从经济学分类中移除这两门学科的动议才未落到实处，但欧盟研究委员会已经将这两门学科归类到“人类过去的历史研究：考古学、历史和记忆”之中；2011年，经过经济思想史学家们的努力，它们才重新被划归到经济学科的分类之中。

在我国，“两史一论”（经济思想史、经济史和《资本论》）曾因被我国一些老一辈经济学家称为经济学发展的基础而备受推崇。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西方主流经济学“只有一种经济学”和数学形式主义等教条主义在中国的泛滥，“两史一论”逐渐被打入冷宫。作为与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处于平等地位的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学科，由于长期受到严重忽视，学科发展状况远不如西方国家，许多高校的经济思想史学科的教学和研究几乎陷入停顿状态，该学科在全国普遍面临着后继乏人的状态；即使是从事经济思想史教学的教师，也几乎没有以该学科为志业的。相对于经济学其他学科的繁荣而言，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学科可谓门庭冷落，备受歧视。目前，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学科在国内已经衰落到极点，但数学形式主义思维模式在经济学中的横行掩盖不住主流经济学原创性经济理论的贫乏和荒芜。

但是，正如熊彼特指出的：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的历史经验，那么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对于笔者来说，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研究历来就不是经济研究工作包括对策性研究工作附加的要求，而是一种内在的基础性工作。近年来，笔者运用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的研究成果在有关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重大问题上发表的论文曾被《理论经济学》（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创新政策与管理》《金融与保险》《产业经济》和《世界经济》等杂志多次转载，这些论文无不展示了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研究穿透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迷雾的历史洞察力。在笔者看来，一位经济学家的理论洞察力的高低取决于其建基于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之上的历史观，这是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的具体体现，因此，对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及其学科建设并不只是该领域的专家的事情，而是经济学所有领域的专家都应该高度重视的问题。

虽然经济思想史本身就是经济学，可以直接被运用于对现实经济问题的研究，但是，学习和研究经济思想史却具有经济学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许多重要功能。例如，可以更好地理解经济理论的创造过程，更好地把握现代经济理论，更好地体悟经济政策因时因地而制宜的至关重要性，培养经济学多元主义科学思维，避免理论和政策主张的极端主义，作为思想基因库保留被排斥的经济思想，温故知新，立足于经济思想发展的历史规律对前沿理论创新和经济学发展的方向进行评价等。特别是对于经济学的范式革命来说，对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更是居于核心地位，正如凯恩斯指出的，研究思想的历史是解放思想的必要前提。科学发展史告诉我们，每当一门学科发生危机并处于酝酿范式革命的关键时期时，对本学科历史的深刻反思是必不可少的。对此，著名数学家、物理学家彭加勒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物理学大革命中曾经深有感触地写到，为了预见数学的未来，正确的方法是研究它的历史和现状。数学以及自然科学尚且如此，何况深受经济利益、权力和意识形态影响的经济学呢？

经济危机和经济学危机是经济学革命强有力的杠杆。但经济学革命可遇而不可求，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它才有可能发生一次。幸运的是，我们目前正处于这种经济学革命的年代。自2000年“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爆发以来，经济学就处于大萧条以来从未有过的巨大变革的压力之下；国际金融危机使这种革命的要求更为强烈。2004年，笔者曾写到，中国经济学界在西方主流经济学旧范式的发展上落后于西方并不是灾难，而是机遇；处于草创时期的中国经济学应该具有血气方刚之气概与独立自主之精神，勇于推翻西方经济学的陈腐教条。然而，如果对经济思想史没有深入研究，那么经济学革命必将行之不远。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沙克尔说得好：创新性的理论家需要无情的自信，他必须推翻成百上千人的认识，他的第一本能就是进行抵制和反攻。但是，理论的重建必然不可避免地使用许多旧的材料。对于以前的理论的虔诚不仅是可敬的，而且是必不可少的。不借鉴传统的发明将举步维艰……如果为了建立新的建筑而需要对旧址进行破坏和清理的话，那么，就让历史本身起到一些破坏作用吧。

但是，国内外对经济思想史学科的教学与研究远不能满足目前“重新定向经济学”（这是剑桥大学经济学家和哲学家托尼·劳森2003年一本著作的书名）的新要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数学形式主义、新古典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渐次统治了西方经济学，在“辉格史学”历史观的支配下，目前的经济思想史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简化成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家谱学，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维护其统治地位的工具，在这方面突出的例证就是保罗·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的家谱（见图0—1）。西方主流经济学改写经济思想史学对经济学各分支学科思想史的影响是广泛的，它严重地阻碍了经济理论的创新从源远流长的多元化经济学研究传统中获取灵感的可能性。例如，著名经济思想史学家迈克尔·赫德森在其《国际贸易与金融经济学：国际经济中有关分化与趋同问题的理论史》（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一书中就指出，国际经济学中的自由贸易理论史反映了操纵思想史有可能成为一种维持现状的策略手段。乔治·奥威尔在《1984》中有句名言：“谁控制过去，谁就控制将来；谁控制现在，谁就控制过去”，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理论的历史已经被自由贸易思想意识形态的审查精神所俘获，经济思想史中与其相反的理论知识已经被其删除。

针对目前国内外经济思想史教学与研究中存在的重大缺陷，笔者在《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1期的《“新经济思想史”刍议》一文中，曾扼要地阐述了新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基本纲领，这包括：提出一种由经济学两大研究传统和三大理论体系所构成的西方经济思想史研究新思路，并倡导以此为框架重新梳理西方经济思想史的演化过程；提出以现代宇宙观为标准对各种经济学说重新进行评价；重点研究发达国家历史上脱贫致富的经济思想史；创建介于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学科之间的“经济政策史”和“经济政策思想史”子学科；提出以马克思经济学也起源于德国经济学传统而非只来源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观点作为研究课题；系统地发展史论结合的经济思想史理论；以创造解释学为基础，发展新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论。该文最后被《新华文摘》2010年第6期全文转载。

目前，新经济思想史的研究纲领仍处于初创时期，有许多研究主题和重大的理论问题仍有待于深入探讨。例如，史学史在历史学中作为独立的学科早已建立，经济思想史学科是否有必要建立对其历史进行专门研究的“经济思想史学史”子学科？又如，针对那种将经济思想史看做只具有考古学价值的偏见，作为一种新的研究纲领，新经济思想史是否有必要提出经世致用是该学科的价值和研究目的之所在？在传统的经济思想史研究中，该学科的研究目的普遍地被定义为帮助人们了解各个历史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经济学家如何提出以及提出了什么样的经济学观点、方法和理论，通过在现代经济理论与过去的理论之间建立联系，揭示经济思想或经济学说产生和发展的规律性。马克·布劳格的经济思想史名著《经济理论的回顾》就是这种传统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典型代表。传统经济思想史的这种研究目的及其研究方法，无论是理性重建还是历史重建，都无法免除“考古学”之嫌，因此，该学科就很难改变自身被边缘化的命运。经世致用作为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目的，主要是通过发挥其批判和建设的两大功能，启迪、推动和直接从事经济理论的创新，为解决实际经济问题提供政策建议。只有这样，经济思想史学科才会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正是基于经济思想史研究的这种新目的，笔者和姚开建教授在《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12期发表了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经济思想史研究丛书”的“代总序”——《中国经济学的自主创新与“新经济思想史”研究》。在该文中，我们从“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的兴起、西方社会科学发展的大趋势、中国作为欠发达国家的问题意识和中国文化传统等角度入手，论述了中国经济学自主创新的必要性，扼要地讨论了经济思想史研究服务于中国经济学自主创新的研究目的：解放思想，创造经济学多元主义发展的学术氛围，为中国经济学的自主创新铺平道路；为经济学中演化科学新范式的发展提供必备的“建筑材料”，为其理论创新的成败提供历史上可以借鉴的经验和教训；为经济思想史中曾存在但在目前经济学发展中没有得到足够重视或被忽视的重要理论问题提供新思路和灵感来源；为针对中国重大经济问题所提出的特殊而又具体的原创性理论命题提供支援。正是在该文中，笔者在国内外首次提出了新经济思想史的概念和经济思想史学科建设的新构想。

同样是基于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目的，笔者所倡导的新经济思想史研究不仅是中国经济学自主创新的主力军，而且还将直接参与中国经济崛起战略及其相关政策的研究。新李斯特学派就是为了适应我国这种需要而创立的，它是以对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的深入研究为基础的，但又主要是面向现实和未来的。李斯特经济学总结了英国崛起和工业革命的历史经验，揭示了国家致富的基本经济规律，是推动美国、德国和日本崛起的主要经济学说。但是，李斯特经济学及其后续研究传统已不能完全适应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所发生的重大变化，也未能反映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要求，因此，它必须在理论、方法和经济学语言等方面做出创新，才能重新焕发其推动国家崛起的强大生命力。我们创立新李斯特学派的目的主要有两个：首先，通过这种创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发展新模式；其次，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经济学研究传统，使之成为后世本土经济学每当有重大创新之时，不得不挑战这种传统并赋予其新的生机。

鲁迅说过，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新经济思想史研究和新李斯特学派试图为中国经济学的自主创新开辟一条与西方主流经济学本质上不同的道路。15年前，笔者曾经读到卡斯特奈达所写的一段话：任何道路都只是一条道路，审慎地考察每一条道路……如果你的心告诉你应当舍弃它，对于自己和别人来说，这都不是一种耻辱。你认为有必要尝试多少次就尝试多少次。然后向你自己，并且只向你自己提出一个问题……这条道路具有情感吗？如果有，就是一条美好的道路，否则就是一条无益的道路。对于笔者来说，西方主流经济学“自闭症”的道路就是一条没有情感的无益之路，而为中华崛起探索国富国穷的真理并因此走上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的道路则是一条美好的道路。多年来，笔者对于因天性走上这条道路而陷入被主流经济学界边缘化的境地早已达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境界。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除了我们自身的智力局限性之外，任何险阻都不会成为这条道路的障碍。为了克服我们自身的智力局限性，让我们在人类经济思想史这波涛汹涌的海洋中奋力遨游吧！

是为序。

贾根良

撰于甲午年腊月二十三（2015年2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