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为什么要纪念李斯特经济学传入中国90周年

一、李斯特经济学的特征和意义

正如德国经济学家迪特·森哈斯指出的，李斯特经济学对当代世界来说，“尤其具有参考价值，因为在19世纪上半叶，正当欧洲大陆面临工业革命后英国所构成的重大挑战时，李斯特就发展政策提出了一个至今仍然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问题：欧洲大陆各国如何才能经受住生产力更发达、效率更高的英国经济所发起的 ‘排挤性竞争’，不至于沦为工业革命领先者的边缘性附庸？”。李斯特认为，为了抵抗英国的排挤性竞争，建立和发展本国的战略性新兴工业，美国和德国应该针对英国已领先的这些工业构筑关税壁垒，拒绝其产品进入本国市场，从而使美国和德国的战略性新兴工业独占国内市场。只有当美国和德国的战略性新兴工业通过国内市场发展壮大后，才能够对外开放其国内市场。实际上，李斯特向美国和德国推荐的这种战略只不过是英国在工业革命前针对处于技术领先地位的印度次大陆棉纺织手工工业所采取的战略而已，但意外的是英国却因此而爆发了工业革命。美国和德国通过模仿英国的这种战略，领导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并超过了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都是由高筑关税壁垒的国家发动的，这个历史史实无疑值得把自由贸易看做自由的化身和普遍真理的主流经济学界进行一而再、再而三的反思。从这种历史经验和李斯特为之提供的理论来看，李斯特经济学具有如下三个重要特征。

首先，李斯特经济学从本质上来说不同于具有普世性的市场经济理论，而是一种国家的市场经济理论。这种经济学的宗旨就在于通过强有力的国家干预，建立关税壁垒，使欠发达国家的经济与发达国家隔离开来，阻断发达国家通过自由贸易“赢者通吃”这种高效率的市场机制毁坏欠发达国家的战略性新兴工业。国家干预的目的在本质上与纠正市场失灵或者提供短缺的生产要素是不相干的，而是确保对国家崛起至关重要的战略性新兴工业成长的战略性市场空间，从而重构国际经济秩序。据此，李斯特通过总结他那个时代的历史经验，提出了有关贸易与发展的三阶段理论：落后国家为了使自己脱离未开化状态，接受市场经济的洗礼，可以对发达国家实行自由贸易，但当一国奠定了初步的工业基础之后就必须实行贸易保护。只有当该国通过贸易保护开始进入发达阶段之后，才能够再次恢复自由贸易，对国际市场开放。

其次，李斯特经济学提出了一个被当代经济学家赖纳特运用演化经济学进行深入阐发的国家经济学原理：不同的经济活动创造财富的能力是不同的，只有高质量的经济活动才能富国裕民，这是一个到目前为止被世界经济史反复证明为完全正确的原理。李斯特指出，财富的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不晓得要重要多少倍。所谓财富的生产力也就是创造财富的能力，因此，在他看来，制造业创造财富的能力是国民财富的基础，为了突出制造业的重要地位，李斯特使用了“制造力”一词。国外有经济学家指出：“认为制造业‘根本’不同于农业和贸易，并把自己的学说建立在这一主张之上，李斯特是首位这样做的经济学家。”历史证明，重农学派强调农业和土地是国民财富的唯一源泉，这对法国的现代化产生了极其不利的影响。而亚当·斯密虽然突破了重农学派的观点，认识到劳动而非自然是价值和国民财富的源泉（这是他在政治经济学上的重大贡献），但是，他却认为劳动的质量没有区别，甚至更强调农业在创造财富上的能力，所以，自亚当·斯密以降的西方主流经济学都不能对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提出行之有效的战略。

最后，但也是最重要的，国家是比个人和市场更为基本的力量，它不仅塑造了国内生产力的发展和市场的关系，而且也是世界经济秩序的基石。对李斯特及继承其传统的经济学来说，对外建立有利于本国利益的经济关系，对内建设社会和谐的劳资关系，是一国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基础，这是自由市场根本无法承担的两大重任。在李斯特看来，国内市场与世界市场在性质上是不同的，“一国范围以内的贸易自由与国与国之间的贸易自由……这两者的性质与作用都截然不同，有天壤之别”。因此，欠发达国家就不能在世界市场上让市场起决定作用，因为对不利的国际经济关系进行国家干预对其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那么，李斯特在国内市场上强调自由贸易与自由竞争，进而强调市场在国内经济中起决定作用是否正确呢？也不完全正确。李斯特强调国内市场上不受任何阻碍的自由贸易无疑是正确的，但完全没有政府干预的自由竞争则大有问题。举例来说，美国“镀金时代”的自由放任政策产生了严重的社会经济后果，从而催生了以政府干预和社会保护运动为特征的“进步时代”。总而言之，驾驭市场是发达国家在历史上相继崛起以及市场经济发展的最基本的成功经验，因此，尽管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具有基础性作用，但并不具有决定性作用。

那么，如何评价李斯特经济学呢？在笔者看来，李斯特经济学是经济学中最早系统地揭示欠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转变的历史规律的经济学说，这就是李斯特经济学的重大意义之所在，也是它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中作为三大理论体系之一而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因此，认为“李斯特把政治经济学归结为一门研究特定国家的国民经济的科学，从而否认了反映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联系的客观规律具有普遍的意义”的看法是不正确的。因为自法国的孟克列钦在1615年出版《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一直到亚当·斯密，政治经济学主要就是作为关于民族国家经济的科学而得到发展的，只是从亚当·斯密开始，它才变成了关于一般经济规律特别是关于阶级关系的科学，而恰恰就是这种转变导致了政治经济学对民族国家经济发展这一重大主题的忽视。我们无法否认从欠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转变存在普遍的客观规律，也无法否认这一重大主题也是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联系的客观规律的研究，我们纪念李斯特经济学传入中国90周年的目的之一就是强调这一主题对当代中国的重大现实意义。

李斯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不矛盾，两者可以统一起来，这对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确实，马克思在1845年的手稿《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对李斯特进行了批判，许多学者因此就在有关马克思与李斯特的关系问题上长期停留在马克思的这个早期手稿上。但我们的研究说明，自19世纪50年代开始，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欠发达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的看法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马克思于1867年11月在有关爱尔兰民族发展问题上写给恩格斯的一封信已充分表明，马克思实际上已放弃对李斯特的异议，完全认同了李斯特关于欠发达国家保护幼稚工业的观点。笔者的研究还说明，幼稚工业保护也是落后国家通过社会主义建设赶超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前提条件，是中国建设和谐社会和创新型国家的基本保障。因此，在笔者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低估了李斯特在经济思想史中的重要地位。恩格斯在1859年曾指出：“德国人早已证明，在一切科学领域内，他们与其余的文明民族不相上下，在大部分领域内甚至胜过它们。只有一门科学，在它的大师们当中，没有一个德国人的名字，这就是政治经济学。”这种看法现在看来是不正确的，在恩格斯写这段话之前，李斯特无疑已是德国人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大师。

二、国际金融危机呼唤李斯特的归来

然而，虽然李斯特经济学在19世纪对美国、德国和日本等许多国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正如赖纳特指出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冷战环境导致了以李斯特民族主义经济学为核心的文艺复兴经济学传统几近绝迹。莱维·福尔也写道：“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中，政治经济学的三个主要流派——经济自由主义、经济社会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提供了基本的专业文献。但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在 ‘自由主义的西方’和 ‘社会主义的东方’之间的敌对状态下，经济民族主义变成了一个被忽视的研究领域。经济自由主义和经济社会主义吸引了学术界的关注，从而在理论和分析上都得到了更细致的研究。但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并不是这样，在当时被广泛阅读的国际关系教科书中，经济民族主义得到了充分的阐述，吸引了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的注意力。”由此可见，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40年代，李斯特经济学在当时的经济思想界曾占有重要地位。

由于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种环境的影响，因而在发展经济学这个专门研究欠发达国家如何实现向发达国家的历史性转变的领域中，李斯特经济学在该领域中受到了不应有的严重忽视。例如，由英国经济学家A.P.瑟尔瓦尔初版于1972年并分别在1978年和1983年出版第二版和第三版的《增长与发展》的教材中，无论是在回顾学术界对发展问题的兴趣时，还是在第三篇讨论发展的障碍时，都没有提到过李斯特。又如，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一本大部头的发展经济学教材中，当介绍1950年以前的经济发展思想时，列入了古典经济学、马克思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熊彼特的经济发展思想，但却遗漏了李斯特。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发展经济学虽然忽视了李斯特经济学对当代发展问题的重要意义，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这一分支学科仍是受亲李斯特传统的结构主义经济学所支配的，这被称为经典发展经济学的时期。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新古典经济学在发展经济学领域中再次占据重要位置，这被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称为“新古典反革命”，以至于目前在几乎所有的大学中，除了韩裔剑桥大学经济学家张夏准这样的个别经济学者外，发展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都被信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新古典经济学所支配。随着1979年撒切尔夫人的上台和随后的“里根革命”以及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经济学界获得了“只有一种经济学”的所谓的垄断地位，李斯特经济学几乎陷入了绝境，民族主义这个概念被妖魔化，在中国几乎变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贬义词。

然而，世事难料。进入21世纪后，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推行的以新自由主义为核心的华盛顿共识遭到惨败开始逐渐成为学术界公认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一向坚持李斯特经济学研究传统的两位经济学家的研究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英国著名报刊《金融时报》在2007年专门对其学说展开了讨论。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作为替代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方案的多种选择，李斯特主义的呼声虽然微弱，但也与凯恩斯主义、熊彼特主义和平等主义并列，成为几大选择之一。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导致了李斯特经济学的回归，其中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在李斯特的最新传记《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789—1846）：具有前瞻眼光和社会责任的经济学家》于2013年8月在德国出版后，目前已有英、法、西、日、汉等译本都在翻译中。该书著者温德勒教授对此评论说：“在全球范围的经济危机背景下，李斯特学说突然显得非常现代，越来越多的人对他的思想感兴趣了。”

三、将新李斯特学派的视角引入中国模式的研究

在中国于1995年为加入WTO开始大幅度降低关税后，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就发生了重大变化。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已出现的“用开放倒逼改革”的思维模式的指导下，中国最终形成了目前仍占支配地位的发展模式，即大力引进外国直接投资、奉行自由贸易原则和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中国的这种发展模式产生了一种矛盾的现象：一方面，自2001年12月中国加入WTO以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2007年和2010年，按汇率计算，中国经济总量连续超过德国和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另一方面，这种模式的一些弊端也日渐得到暴露，自2003年以来，政府提出的一系列执政方略，如建设和谐社会、自主创新战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环境与资源友好型社会、扩大内需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际上都是针对这些弊端而言的。

由于所接受的经济理论不同，因而人们观察到的中国发展模式也就不同，学术界对中国模式出现了截然相反的评价。目前占统治地位的观点是，中国崛起或中国正在崛起已经成为公认的事实，从2004年“北京共识”概念的提出开始，中国崛起以及所谓中国模式的论说日益风靡全球，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成为国际社会和中国精英阶层的共识，其坚信，建立自贸区、更大程度地开放国内市场和金融自由化是中国崛起的必然选择。

但是，国内外学术界也不乏对中国崛起和中国模式的质疑之声。事实上，当历史上英国、美国、德国和日本等国家崛起之时，它们无不在人均收入或人均GDP方面名列世界前茅，而如今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乃至第一大经济体的同时，中国的人均GDP在全球的排名仍较为靠后。笔者曾在一系列的论文中指出，由于跨国公司模块化生产、发达国家对国际贸易的垄断结构和美元霸权的支配性影响，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不仅使中国在国际分工中被锁定于产业价值链低端的依附地位，而且也使中国遭受到美元霸权的残酷掠夺，这是中国经济虽然高速增长，但已经无法再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和韩国那样使全体国民福利得到普遍提高的原因之一。

中国崛起和中国模式的话语或论说是在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雷默在2004年提出“北京共识”概念之后才开始迅速大量出现的。但笔者早在2008就已指出，这个概念实际上是美国经济战略家有意麻痹中国人意识的一种圈套，目的是让我们陶醉在虚假的幻象中，而不是去反思，从而找到一条真正的强国富民的经济发展道路。岳健勇也指出，真正令美国的政治家和战略家感到不安的，是中国探寻到自由主义全球化之外的新的发展模式，最终实现自主发展。在笔者看来，这种自由主义全球化之外的发展模式就存在于英国、美国和德国等发达国家在历史上实现跳跃式发展的成功经验中，而重商主义、美国学派（包括李斯特）和李斯特经济学则分别是指导英国、美国和德国崛起的政治经济学。当然，自20世纪初以来，与英国、美国和德国崛起时的环境相比，后发工业化国家经济追赶的环境已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必须创新或替代这一经济发展新模式，才能取得与英国、美国和德国相同的成功，但国家崛起的基本原理仍是具有共同基础的。然而，李斯特经济学完全被边缘化了，继承和创新李斯特经济学的美国学派政治经济学更是不为人所知。缺乏经济思想基础几乎使得中国探索一种替代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发展新模式成为不可能。

正是出于对这种不利的思想和学术环境的忧虑，已经按捺多年的我们现在禁不住要大声疾呼：中国迫切需要李斯特！目前的中国迫切需要在以下两个问题上有所警醒：首先，历史的教训值得记取。近代史上，李斯特经济学在中国与日本不同的命运，“是中国在近代史上应对西方列强的挑战迟缓软弱以及与日本的命运截然不同的一个重要思想根源”。在笔者看来，近代以来，凡是没有受到过李斯特经济学洗礼的国家，是不可能崛起为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国家的，难道我们还要重蹈历史覆辙？其次，如果承认中国模式的不可持续性，那么，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现象：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除了日本和东亚四小龙因为美国及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盟国出于地缘战略而成功地得到“受邀发展”外，发展中经济体至今仍没有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先例，而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的成功却与李斯特经济学存在密切联系。

中国经济学界有义务为中国社会各界回答如下问题：为什么在英国工业革命之后，只有深受李斯特经济学影响的国家实现了经济崛起？这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如何绘制中国经济发展新战略的蓝图？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就必须回到李斯特，重读李斯特，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纪念李斯特经济学传入中国90周年的基本原因，其目的之一就在于要改变近代以来李斯特经济学在中国被边缘化的状态，为中国探索新的发展模式提供新的思想基础。北宋哲学家张载曾提出反映中国知识分子的远大志向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们虽不敢言“为天地立心”和“为万世开太平”，但我们应该并且也能够“为生民立命”和“为往圣继绝学”，我们开办这个“纪念李斯特经济学传入中国90周年专栏”的最终目的就是要通过创立一个以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为核心的新李斯特学派，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发展新模式，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