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公私两字定成败

为官要为公是由官员的职责本身决定的，但是，官员要真正做到一心为公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遍览中外历史，细察四海现实，为公还是为私，向来是为官的焦点和热点。在公与私之间，也就存在着一个官员成败、褒贬、誉毁的分水岭。

官员为公好理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私绝不只是为个人，那个私能有多大？况且私必有党，所以为私常表现为为与自己有关的人和阶层——私人集团。总结林林总总的历史和现实，官员要做到一心为公，就必须过好两关：一曰亲情关，二曰亲信关。这两关，是最难跨越的两个山头，过不去这两关就难以成为一个好的官员。

先要跨越亲情关

亲情，是以血缘、亲属关系为基础的一种特殊的情感。在亲情中，有父母对子女无私的爱，绵绵不绝，对其不离不弃，爱其强而容其弱；还有兄弟姐妹之间的、亲戚之间的情愫。人是感情的动物，亲情又是人类所有感情中最原初、最本真的一种。人的社会关系中有一大部分靠血缘来维系。所以在“公”字面前，要跨越亲情关很难。

中国封建政治中有一个很突出的现象：外戚专权。外戚是皇帝的母族、妻族，也就是太后和皇后的家族。在历史上很多皇权交接和皇权行使过程中，皇帝因年幼、多病或者其他原因，无法实际处理政事，就常由太后帮助听政视事。皇太后如何来掌管国家大权呢？其他人她不放心，于是就会找来父亲、兄弟、甥侄等等有亲情关系的人来掌握各种权力，时间稍长，坐地为大，逐渐就成了外戚专权。这是典型的以亲情来干扰政权，其结果大都是昙花一现、好景不长，甚至最终落得满门株连、人人受害。如汉朝的吕氏、窦氏等；唐武周时，满朝政要皆为武氏；杨国忠因为杨贵妃而成为宰相，后来魂飞马嵬坡。政权运行终究还是要回到正常的权力分配规律中，而不是以亲情为核心。

隋唐以前，官员任用讲究出身、门第，实际上就是在权力分配中过分强调血缘、亲情关系，这种政治制度直接产生了社会腐化和对政治秩序具有极大干扰作用的家族门阀，严重影响到社会进步和政治清明。

即使废除了世袭制等以亲情为基础的政治权力运行制度，在现代政治体制中，亲情仍然会对官员的权力行使产生重要的干扰作用。孙中山先生倡导“天下为公”，并在三民主义的革命旗帜下，而不是以是否有血缘亲属关系为标准，团结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革命同志。但是后来，本来以三民主义治天下的国民政府，竟然演化成了“四大家族”的天下。伟大如毛泽东者，虽然在绝大部分的时间里，都能很好地处理个人亲情与为国为公之间的关系，但在其人生的晚年，也曾倚重毛远新和江青等人。可见要真正超越亲情难度有多大。

亲情是每个人都不可能回避的，官员当然不能例外。为官要跨越亲情关，是指官员要正确认识官员的“为公”和亲情的“为私”之间的关系、性质，有一个正确的区分。历史上的诸多事例，以及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也证明，这一关并非不可跨越。而且，跨越之后，就可以赢得人民的认可和支持，在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成为人民爱戴的好官。

毛泽东为了中国革命，超越亲情，先后有六位亲人为了革命牺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国家安定，本来已没有太多牺牲生命的危险，但他为了国家决然地将毛岸英送上朝鲜战场，结果毛岸英不幸牺牲。当请示他要不要将毛岸英的骨灰送回国内时，他说道，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这是怎样的一种心理和境界啊！

对于官员如何正确处理亲情，周恩来曾有两段话。他说：“对亲属，到底是你影响他还是他影响你？一个领导干部首先要回答和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做出一点表率来。不要造出一批少爷。”而他自己，在对亲属一些事情的处理上几乎到了“苛刻”的地步，彻底超越了亲情对自己的羁绊。

官员跨越亲情关要重点克服的一个难点，是对待子女的问题。父母对待子女，本来是应该有伟大的父爱母爱。但是，父母对孩子的爱要有一个度的把握，不能溺爱。身为官员的父母，更不能将这种爱带到工作中来，不能利用手中权力，假借公共资源，为子女谋利益。当前社会中，流行着诸如“官二代”“拼爹”“啃老”“我爸是某某”等话语，子女不凭借自身的努力而依靠父母的帮助和荫护来生活，而这种情况又有很大一部分出现在官员家庭中，这从侧面反映出很多官员做事不能出以公心，而是想方设法徇情枉法，其结果只能是毁了孩子，害了自己。

还要跨越亲信关

相比于亲情，官员和亲信之间没有血缘关系，却有很好的信任关系和利益关系。亲信关系，是基于官员和其周围的人之间长时期的相处，或者某种特定的利益关系而建立起来的。官员的亲信关系，比亲情关系更为隐蔽、复杂，种类更多。

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亲信”团体一直就没有离开过政权中心。与前面所说的外戚专权相对应的，是另一个常常专权的群体“宦官”。宦官们因为从小陪皇帝一起长大，常年服侍在皇帝周围，其中一些也就逐渐与皇帝之间结成了特殊的感情依赖和信任关系。及至皇帝要倚重自己信得过的力量，这些宦官往往就得势揽权，左右皇帝。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莫如明熹宗朱由校和宦官魏忠贤的故事。朱由校自小在深宫之中无人疼爱，最亲近的人就是在他跟前照顾他的太监魏忠贤，于是和魏忠贤之间建立了特殊的信任关系，到了朱由校突然走运当了皇帝，魏忠贤也成了权倾朝野的“九千岁”。

亲信的另一个重要群体是部属。官员在常年的行政事务中，和周围共事的部属之间，建立了超越一般同事关系的信任或者利益关系，从而结成小圈子或者特殊的政治团体。官员和部属之间，本来可以有正常的熟悉、信任、欣赏、器重等关系，但这种关系必须限定在正常的政治权力运作之下，而不是以私人的亲信关系超越政治关系，从而使任用亲信服务于个人的政治目的和政治利益。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就曾明确提出，要坚决反对搞小圈子、小派别，拉拢一部分人，排斥一部分人。我国历史上多次上演的军阀混战，特别是北洋军阀时期，官员的任用实际上都是局限在了亲信的圈子里，所以也就“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没有一个长久的。这种官员与亲信之间关系的存在，在今天仍然时时表现出来，成为官员一心为公的一个重要障碍。

当前社会环境下，官员要过好亲信关，要重点处理的一个问题，就是与秘书的关系。所谓“秘书党”的存在，并备受诟病，已经成为我国各级官员必须要认真面对的重要问题。在秘书群体中，确实有一大批有才能的干部，如能量才适用，对其进行正常的安排任用本无可厚非。问题在于，一些官员和秘书之间，往往形成一种特殊的信任关系甚至是政治“盟友”“继承”关系，官员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想方设法将秘书安排在重要、核心的岗位上，或者是在自己任期结束之前，突击将秘书安排好。其心理，或者是延续自己的权力，或者是对秘书服务自己多年的回馈，或者是特别的栽培提携，而不是出以公心，不是正常的权力交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