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把尺子量公私
官员要做到一心为公，除了要过好亲情、亲信两关，还要在实际工作中手握三把尺子：一是不徇私，二是不结党，三是敢牺牲。
不徇私
公的另一面，就是私。公和私构成了矛盾的两极，要一心为公，就必然要战胜私的腐蚀。
《论语·泰伯》说：“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多么伟大啊！舜禹作为天子，拥有天下，却一点也不谋私利。官员作为社会当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一方面是作为“私”的我，与社会普通公众并无二致，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他的官员身份要求他作为“公”的我，要能够从“公”的角度出发，不徇私情。
北宋名臣富弼出使辽国，一走就是数月。有人捎来家书，富曰：“徒乱人心。”不拆书信，直接放在灯上烧掉。“家书抵万金”，富弼作为一个封建官吏，深深懂得身在公位，执行公务，百分之百地勤政，不敢有一丝懈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公布的南京临时政府档案中，有一件收于1912年2月13日晚9时的电文，内容为：“……陈督退志已决，众举孙寿屏先生继任……（望）中山先生俯念众情，即加委任，大局幸甚。”整件电文共三页纸，由广东地方人士与52个社团联合署名。文中的陈督是陈炯明，孙寿屏即孙眉，是孙中山的长兄。当时的情况是，孙中山为粤督一事久决不下，广东地方人士与社会团体致电南京临时大总统府，提议选举孙眉为广东都督。孙眉是同盟会南方支部的负责人，一直支持、协助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为此甚至变卖家产，倾其所有，论其威望确实可以担任广东都督。但孙中山却坚决予以反对，他于1912年2月21日致电广东各团体，称：“家兄质直过人，而素不娴于政治，一登舞台，人易欺以其方。”说孙眉忠厚老实，易于被政客欺骗和利用。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孙中山还致电孙眉，劝其勿任都督。孙中山先生的不徇私情、不唯亲是举，也是出以公心，是他“天下为公”思想的体现。
一心为公，不徇私情，也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共同的品德。毛泽东作为领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首先以身垂范，起到了很好的带头作用。他家乡的父老乡亲进京，一切应酬开支全部从他的生活费用中出，从不使用公款，也不安排亲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他的亲属家人为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并不以之徇情，没有为家人办过任何私事。
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是参加过大革命的“老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一个工业部门工作，后因病不能正常上班，被有关部门安排到内务部任参事。周恩来反对这样安排，多次找到当时的内务部长曾山提出意见，并在一次会上说：“周某人的弟弟在内务部做参事，不管是什么原因去的，总没有好影响。他在工业部时能够工作，我不干涉，现在当参事等于拿干薪，那就要考虑了。”会后，他执意要求内务部按有关规定给弟弟办理病退手续。周恩寿病退后，从1950年到1968年，一直在周恩来那里领取生活费，直到他的六个孩子全部工作。
邓颖超也是党的老资格的高级干部，对于她的工作，周恩来曾明确说过一句话：只要我还在世，邓颖超就不能进政治局。这种不徇私情，甚至已经到了决绝的程度。他对邓颖超严格保守党的秘密，两人坚持互不打听，一直到生命的终结始终守口如瓶。实行机关干部下基层制度时，周恩来让自己的侄子由北京到河南当了农民，并在农村成了家。他鼓励侄女两次进草原，并与内蒙古小伙子结婚，扎根在边疆。对于在他身边长期工作的秘书、警卫等服务人员，周恩来也从不给他们任何特殊照顾。在长期的工作中，周家还逐渐形成了明确的“十条家规”，并严格执行。兹录如下：
一、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我，只能出差顺路来看看；
二、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
三、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己买饭菜票，没工作的由我代付伙食费；
四、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
五、不许请客送礼；
六、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
七、凡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办；
八、生活要艰苦朴素；
九、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我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
十、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
这十条家规是周恩来处理家国关系的真实反映，也是他作为一个大国总理不徇私情的一个缩影。家规中涉及的事情大都是日常的小事小情，但小事连着大原则，小情背后是大责。今天的官员，可以做个对比，哪一条切实做到了呢？
1964年春，董必武的一个侄孙子去北京看他，一是想见见世面，二是特别想通过他的关系，谋得一份中意的工作。董老一面热情地接待了侄孙子，一面又对他施以严格的要求：在北京逛逛转转可以，但不准使用小汽车，更不许在外面暴露与董老的亲戚关系。那位侄孙子在北京住了大约一个星期，董老即要求他回家投入生产劳动。临别的头一天，董老给侄孙子一些路费和小礼物，并把他叫到跟前说：“我在政府里的地位很高，但我们都是供给制，除了个人生活、住宅不成问题外，不能乱开支。你家的困难，主要靠自己克服，实在克服不了的，可以找当地政府。”早就在等待时机的侄孙子赶忙说道：“你没钱给我不要紧，那你写个‘条子’给我，我拿你的‘条子’去找县政府，很见效。”董老严肃地说：“那怎么能行？我不能插手地方政府的事，更不能要求地方政府给你特殊照顾，你要相信地方政府会秉公办事的。”他语重心长地勉励年轻的侄孙子要安心于农村工作，要走出一条自己的路，不要向政府乱伸手，也不要向他提出不符合政策的要求。
胡耀邦从小加入红军，从红小鬼时开始就受党的领导人的示范教导，养成了克己奉公、以身作则的工作作风。1968年，胡耀邦的小女儿满妹被分配到北京市造纸总厂一分厂的维修车间当车工。一年之后，看到大家陆续都去参军了，而父亲对她不闻不问，于是她自作主张，找到了父亲在晋察冀野战军三纵队时的搭档、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郑维山。她托警卫员带话：“我是胡耀邦的女儿，想请郑司令员帮我去当兵。”作为胡耀邦的女儿，她深知当时入伍对她来说有多难，在回忆录中，她曾写道：“我根本不在乎兵种如何、部队驻在何地，乐不可支地来到当时全军最大的柏各庄农场。”几年兵当下来，满妹发现身边的战友，一个接一个地被推荐上了大学。苦闷至极的她，给父亲写了信，希望父亲能托托关系，让她也有个上大学的机会。
胡耀邦很快回信了：“你原先分配在工厂，后来当兵我是不知道的，内心也是不赞成的，因为是走的后门。现在又提出想上大学，我认为你应该靠自己的能力，既要注重学习书本知识，又要到社会实践中去学习。我们家的人不应该走后门，而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实现自己的愿望和理想。”那时，满妹完全不能理解父亲的思想，懊恼、委屈一齐涌来，她把信撕得粉碎。从此之后，她再也没有指望能“沾父亲的半点光”。
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每个人都不是凭空而来，独立存在的，他必定会有自己生活的社会关系。对于官员来讲，如何处理好工作和周围的各种社会关系之间的矛盾是一个无法回避、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封妻荫子”“公报私仇”“任人唯亲”“上阵父子兵，打虎亲兄弟”“大义灭亲”等话，其实反映的都是这方面的问题。而处理好这样的问题，只要坚持一个原则就可以，那就是出以公心，不徇私情。
不结党
结党营私一直是中国官吏制度所不能容忍的事情，但凡有官员结党坐大，必然会扰乱正常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生活。这里所说的结党，和现代政治中的政党政治不同，结党之“党”是指个人利用私人感情建立起来的一种小集团。
孔子曾说：“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论语·卫灵公》）意思是说，君子庄重而不与别人争执，合群而不结党营私。孔子还说：“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论语·为政》）意思是说，君子与人团结，而不是互相勾结，结党营私；小人是相互勾结，结党营私而不讲团结。历史上更有名的，是欧阳修的《朋党论》一文。在这篇文章中，虽然他不认为朋党有害的观点并不为所有人接受，但他的分析却颇为精彩：
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自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
他认为小人不会有真正的、永远的朋友，而君子之朋，守道义、讲忠信、惜名节。从这个角度说，欧阳修所认为的可以事国的君子之朋，正是那些坦坦荡荡、不图利禄和货财、没有私心的君子。这里有一个辩证的关系在里面：不为私利、不为结党，可能反而会有一些朋友，可以一起事国；若以私利为目的，即使暂时结党，最终也不能相保。
另两个例子可以说明官员结党可能带来的危害。清朝雍正皇帝登基后，认定其弟胤禩及其同伙以伪善收买人心，而实为不孝不忠、扰乱国政、希图大位。雍正二年（1724年）七月，为发动力量打击该势力，雍正直接将胤禩一伙人定性为“朋党”，并发布《御制朋党论》一文，以张声目。范仲淹在庆历新政中，很有作为，新政措施很见成效，但仅仅四年之后，即被贬黜，原因就在于他被人攻击为以施新政而结“朋党”，触动了宋仁宗那根敏感的神经。
历史上官员结党的事情很多，最终大都身败名裂。究其原因，结党就是为了实现某种个人或小集团的私利。如果真能出以公心，不图私利，则无结党之必要，亦不会受朋党之累。这正如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所说：“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结党乱政的教训。如，1929年王明回国后，利用其在莫斯科东方大学所形成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小集团，在党内排斥异己，推行其错误的思想路线，给党带来了极大的危害。“文革”中，林彪集团和“四人帮”的存在，实际上也是一种结党，最终也都逃不出历史的规律，很快便土崩瓦解，身陷囹圄。
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中的重要成员，他参与了陈独秀、瞿秋白、王明、博古、张闻天、毛泽东等历代领导集体的工作，这中间党内也曾出现过不少派别，但他始终以党的利益为重，保持光明磊落的人格，不结党不营私。笔者在《大无大有周恩来》一文中专有这样一节讲他的“党而不私”：
列宁讲：人是分为阶级的，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是由领袖来主持的。大概有人类就有党，除政党外还有朋党、乡党等小党。毛泽东同志就提到过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同好者为党，同利者为党，在私有制的基础上，结党为了营私，党成了求权、求荣、求利的工具。项羽、刘邦为楚汉两党，汉党胜，建刘汉王朝，《三国演义》就是曹、孙、刘三党演义。朱元璋结党扯旗，他的对立面除元政权这个执政党外，还有张士诚、陈友谅各在野党，结果朱党胜而建朱明王朝。只有共产党成立以后才宣布，它是专门为解放全人类而做牺牲的党，除了人民利益、国家民族利益，党无私利，党员个人无私求。无数如白求恩、张思德、雷锋、焦裕禄这样的基层党员，都做到了入党无私，在党无私。但是身处要位甚至领袖之位，权握一国之财，而要私无一点，利无一分，却是最难最难的。权用于私，权大一分就私大一丈，失之毫厘差以千里，做无私的战士易，做无私的官难，做无私的大官更难。像总理这样军政大权在握的人，权力的砝码已经可以使他左偏则个人为党所用，右偏则党为个人所私，或可为党员，或可为党阀了。王明、张国焘不都成了党阀吗？而总理的可贵正在党而不私。
…………
如果说总理要借在党的力量谋大私，闹独立，闹分裂，篡权的话，他比任何人都有更多的机会，更好的条件。但是他恰恰以自己坚定的党性和人格的凝聚力，消除了党内的多次摩擦和四次大的分裂危机。五十年来他是党内须臾不可缺少的凝固剂。第一次是红军长征时，这时周恩来身兼五职，是中央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成员之一，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在遵义会议上，只有他才有资格去和博古、李德争吵，把毛泽东请回来。王明派对党的干扰基本排除了（彻底排除要到延安整风以后），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又冒出个张国焘。张兵力远胜中央红军，是个实力派。有枪就要权，不给权就翻脸，党和红军又一次面临分裂。这时周恩来主动将自己担任的红军总政委一职让给了张国焘。红军总算统一，得以顺利北进，扎根陕北。第二次是“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1957年年底，冒进情绪明显抬头，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等提出反冒进，毛泽东大怒，说不是冒进，是跃进，并多次让周恩来检讨，甚至说到党的分裂。周恩来立即站出来将责任全部揽在自己身上，几乎逢会就检讨，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保住党的团结，保住一批如陈云、刘少奇等有正确经济思想的干部，留得青山在，为党渡危机。而在他修订规划时，又小心地坚持原则，实事求是。他藏而不露地将“十五年赶上英国”，改为“十年或者更多的一点时间”，加了九个字。将“在今后十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一句删去了“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八个字。不要小看这一加一减八九个字，果然，一年以后，经济凋敝，毛泽东说：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搞经济还得靠恩来、陈云，多亏恩来给我们留下三年余地。第三次是“文革”中，林彪骗取了毛主席信任。这时作为二把手的周恩来再次让出了自己的位置。他这个当年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毕恭毕敬地向他当年的学生、现在的副统帅请示汇报，在天安门城楼上、在大会堂等公众场合为之领座引路。林彪的威望，或者就以他当时的投机表现、身体状况，总理自然知道他是不配接这个班的，但主席同意了，党的代表大会通过了，他只有服从。果然，九大之后只有两年多，林彪自我爆炸，总理连夜坐镇大会堂，弹指一挥，将其余党一网打尽，为国为党再定乾坤。让也总理，争也总理，一屈一伸又弥合了一次分裂。第四次，林彪事件之后总理威信已到绝高之境，但“四人帮”的篡权阴谋也到了剑拔弩张的境地。这时已经不是拯救党的分裂，而是拯救党的危亡了，总理自知身染绝症，一病难起，于是他在抓紧寻找接班人，寻找可以接替他与“四人帮”抗衡的人物，他找到了邓小平。1974年12月，他不顾危病在身飞到韶山与毛泽东商量邓小平的任职。小平一出山，双方就展开拉锯战，这时总理躺在医院里，就像诸葛亮当年卧病军帐之中，仍侧耳静听着帐外的金戈铁马声。“四人帮”唯一忌惮的就是周恩来还在世。当时主席病重，全党的安危系于周恩来一身，他生命延缓一分钟，党的统一就能维持一分钟。他躺在床上，像手中没有了弹药的战士，只能以重病之躯扑上去堵枪眼了。癌症折磨得他消瘦、发烧，他常处在如针刺刀割般的疼痛中，后来连大剂量的镇痛、麻醉药都不起作用。但是他忍着，他知道多坚持一分钟，党的希望就多一分。因为人民正在觉醒，叶帅他们正在组织反击。他已到弥留之际，当他清醒过来时，对身边的人员说：“你去给中央打一个电话，中央让我活几天，我就活几天！”就这样一直撑到1976年1月8日。当时消息还未正式公布，但群众一看医院内外的动静就猜出大事不好。这天总理的保健医生外出办事，一个熟人拦住问：“是不是总理出事了？真的吗？”他不敢回答，稍一迟疑，对方转身就走，边走边哭，终于放声大哭起来。九个月后，百姓心中的这股怨气，一举掀翻了“四人帮”。总理在死后又一次救了党。
周恩来为官员如何在现代政治体制下做到“党而不私”树立了一个典范。
敢牺牲
为官者，要成就一番事业，有大作为，就要有大付出，有超于常人的付出，就是要敢于牺牲。历史上，最终成就大事业者，一帆风顺者有之，但极少，更多的人，是经过了千回百转，曲折起落，舍常人所不能舍，弃常人所难以弃。张骞出使西域，以贵为大汉重臣之身，忍受恶劣的气候和复杂的政治环境，经年而不改志，终于开创历史新篇，留盛名于青史。司马迁受常人所不能受之腐刑，忍辱于心头，兴志于笔下，才得“千古之绝唱”；诸葛亮崇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并以身实践，为蜀汉尽心尽力；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些都是牺牲精神的表现。
近代史上，林觉民的一篇《与妻书》，成为一段“敢于牺牲”的千古绝唱，后人读来无不荡气回肠。信中说：
仁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汝体吾此心，于啼泣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
正因为他能“以天下人为念”，愿“为天下人谋永福”，所以他才能够“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
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而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只求付出，不求回报，鞠躬尽瘁，蜡炬成灰。而要做到这样，就要有完全的奉献精神、牺牲精神，甚至贡献出自己的生命。毛泽东豪迈地说：“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不能想象，共产党的干部、官员，在为人民服务时，要计算一下成本，如果成本太高就不为人民服务。
也许有人会认为这样的无私奉献、牺牲自我是不可能的，做不到，但是，许许多多的共产党员和干部官员都做到了。毛泽东有6位亲人为了中国革命牺牲了生命：妻子杨开慧、长子毛岸英、大弟毛泽民、小弟毛泽覃、堂妹毛泽建、侄子毛楚雄……他们中间，大部分人没有活过30岁；他们中间，有5人没能等到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周恩来为了8亿中国人民，完全地奉献出了自己，在他身后，没有儿女，没有财产，没有骨灰，没有向党和政府有任何要求和索取，被称为“大无大有”。
焦裕禄只是一名县级官员，但他在自己的岗位上毫不保留地为人民鞠躬尽瘁，敢于牺牲，直至奉献出了自己的生命。1962年，焦裕禄到兰考任县委书记时，正是当地风沙、盐碱、内涝十分猖獗的时候。为根治“三害”，彻底改变兰考的面貌，让当地人民过上好日子，他深入农村，走家串户，调查研究，寻找治理风沙的方法。他身患肝癌，但不顾病痛的折磨，顶风沙，搞试验，带领兰考人民战天斗地，终于制服了盐碱，使贫瘠的兰考大地焕发出勃勃生机，而他自己却因积劳成疾长眠在兰考大地上。
这种乐于奉献、敢于牺牲的精神一直在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官员中延续传承。被誉为“干部的楷模”“九十年代的焦裕禄”的孔繁森，两次进藏支援边疆地区建设，并鞠躬尽瘁，牺牲在二次支边任上。1992年，拉萨市发生地震，孔繁森抚养了3名因地震而失去父母的孤儿，再加上他经常用自己的工资来资助生活贫苦的藏族群众，所以，经常不到半个月，他的工资就所剩无几了。在这种情况下，他又悄悄地跑去献血。在一年时间里，他先后献血900毫升，并把所得的营养费900多元全部用于3个孤儿的生活补贴。孔繁森遇难后，人们在清理他的遗物时发现，除了一个袖珍收音机外，再就是几件简单的换洗衣服和8块6毛钱，这就是他的全部家当。
这样甘于奉献、敢于牺牲、一心为公的好干部、好官员，我们还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小岗村的好书记郑培民、鞠躬尽瘁的好干部牛玉儒、好公安局局长任长霞……这些身处不同时期、不同岗位的干部官员，都以其敢于牺牲的精神，而长久地留在了人们的记忆和纪念中，成就了自己的事业，成为老百姓心目中的好官，升华了自己人生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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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节选）
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不应认为，这两种利益是敌对的，互相冲突的，一种利益必须消灭另一种的；人类的天性本来就是这样的：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
如果一个人只为自己劳动，他也许能够成为著名学者、大哲人、卓越诗人，然而他永远不能成为完美无疵的伟大人物。
历史承认那些为共同目标劳动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是伟大人物；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宗教本身也教诲我们，人人敬仰的理想人物，就曾为人类牺牲了自己——有谁敢否定这类教诲呢？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1835年8月12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周恩来让座——纪念周恩来诞辰110周年
去年九月里因事过广东新会。新会是梁启超的家乡，又是元灭宋丞相陆秀夫背着小皇帝跳海的地方，过去为县，现在是江门市的一个区。我万没有想到在这样一个小地方竟有一个资料丰富的周恩来纪念馆。当地人也很自豪，他们说，周恩来任总理时，政务缠身，能下到一个县连住七天，一生仅此一例。我心里明白，哪里是周恩来有闲，是政局错位，一个历史的小误会。
1956年下半年，全国出现冒进的苗头。掌国家经济之舵的周恩来提出反冒进，毛泽东不悦，说“我是反反冒进”。1958年1月南宁会议、3月成都会议，周都受到批评，并作检查。7月1日至7日，他便选了一个县——广东省新会县来作调查研究。其时周公心里正受着煎熬，正是伟人不幸，小县有幸，留下了这样一处纪念地。
周恩来此行所以选中新会，有一点小起因。当年6月19日《人民日报》报道新会农民周汉生用水稻与高粱杂交获得一种优良水稻新品种。周总理很重视，专门带了一位专家6月30日飞广州，又转来新会。在实验田旁周见到了这位农民。可以看出，那个时代生活条件还很差，乡干部和农民一律赤脚，总理的穿着也就比他们多着一双布鞋，只是衣服稍整洁一些。接待人员找了一把小竹椅、一个小方竹凳放在地头，本意是让总理坐小竹椅，不想总理一到就坐在小凳上，把小椅子推给周汉生，还说：你长年蹲田头，太辛苦。这就是周恩来的作风，尽量为他人着想，绝不摆什么架子。这张照片挂在展室的墙上，成了现在人们难以理解的场景。按现在的习惯，官大一级，见面让座，起行让路，等级分明。一个大国总理来到地头已属不易，怎么能在座位上尊卑颠倒呢？我立即联想到，已逝全国记协主席吴冷西也是新会人。一次，我当面听他讲过这样一件事：50年代初，朝鲜工会代表团来访，总理接见并合影，他的座位本安排在前排正中。周恩来不肯，他要当时的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与客人坐正中，他对刘说：你是正式主人，今天我是陪客。结果他真的坐在旁边，报上也就这样照发照片，那时大家觉得也很自然。我曾见过延安时期老同志的几幅合影，大家都随意或坐或站，有几次毛泽东都站在较偏的位置。无疑，毛当时的地位是应该居首位的。现在当我们看这些老照片时，心里真说不清是陌生还是亲切。
座位这个东西是典型的物质与精神的结合。有把椅子，坐着好说话或办事，这是物质；坐上去，别有一种感觉，这是精神。坐椅子的人多了，就要排个次序，就有了等级。等级就是一种精神。等级不可没有，如军队指挥，无等级就无效率。但不可太严，太严了就成障碍，心理障碍，工作障碍。正如列宁所说：真理很灵活，所以不会僵化；又很确定，所以人们才能为之奋斗。现在我们对座次的设计是越来越精，越来越细，只僵化而不灵活了。不用说大会谁上主席台，台上又谁前谁后，有的单位开会，除分座次，还要专制一把大一点的椅子，供一把手坐。我还听过一个故事：一位新来的部长，很不习惯这种把他架在火上烤的坐法，每次到场自己先把这把大椅子撤去。但下次来时，大椅子又巍然矗立原地与他相对。他的务实作风拗不过笼罩四周的座次威严。
存在决定意识，在没有椅子坐时，当然没有座次。我看过西柏坡七届二中全会的会场。那是一间大伙房，没有座椅。56个中央委员、候补委员，随手从房东家带一个小板凳来就开大会。难的是有了椅子后怎样办。这里有个公心、私心之分。以公心论座，党内讲平等，是同志；党外讲服务，是公仆，何必争座？何敢争座？以私心论座，则私心无尽，锱铢必较，事事都要争个高低。周恩来的一生是为公的一生，这从他位次变化中可以看出来。他早年就坐到党内的第二把交椅。长征开始时，党务、军务大事由最高三人团负责：博古、周恩来，还有一个外国人李德。遵义会议后他把军事指挥的椅子让给毛泽东，一、四方面军会师，为团结四方面军又把红军总政委的椅子让给张国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又有两次让位。一次是1958年6月，就是这次到新会调查之前，因为几次受到批评，周就提出辞去总理职位，后来政治局不同意，算是让位未果。但后来经济困难立即证明周的意见对，他又毫无怨言，以总理的身份来收拾这个烂摊子。第二次是让位给林彪当副统帅，后林驾机出逃，自我爆炸。当晚，他把办公椅子搬到大会堂，整整一个通宵，坐镇指挥，力挽狂澜，化险为夷。
大位无形，不管周在历史上曾将位置让毛、让张，还是“文化大革命”中让位于林，或者还要对江青忍让三分，在老百姓的心里他永远都是国家的总管，是仅次于毛的二把手。这个位置是永远也变不了的。后来的年轻人不理解，总爱问：周为什么要这样一让再让？为什么不敢与毛争一下呢？我听说一位领导同志当面问过周，周说，如果那样党就会分裂，局面更不可收拾。他是仔细衡量过利害的。“文化大革命”最困难的时期，他说过一句话：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还是为公，为了国家利益。其实，共产党无论全党还是党员本人，都没有自己的私利。西安事变，抓蒋而不杀，反而还承认他的领袖地位，为抗日，为挽救民族危亡，这是党最大的忍让。周是代表党亲自到西安处理这件事的。周几次让位，也是出于党性的忍让。无论对内对外，若让而能利天下，他都义无反顾。
那么，周恩来争过椅子没有？争过，在西安、在重庆、在南京与国民党长达十年的谈判就是在争椅子，为党争，为民争。周恩来说，谈判都把人谈老了。但还是谈不成。周就甩手回延安，而蒋最后落得只能到台湾给自己安一把小椅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周去世凡27年，周主持外交，参加或指挥了所有重要的国际谈判：与美国人在朝鲜谈，在华沙谈；与苏联人谈，甚至在莫斯科与老大哥吵翻，拂袖而去。这些都是要为中国在国际上争一把交椅。而他自己却忙得坐不暖席。毛泽东出行用专列，周出行几乎全坐飞机，不是飞机的椅子好坐，是为省时，多一点时间去工作，去为民为国多争一点权利。最危险的一次是去开万隆会议，他的坐机为敌特所炸，幸亏他临时换机，免于一难。而身边的工作人员总不会忘记周的一个工作细节：每临大会，他要亲自到主席台或会场上看一下座席，特别是党外民主人士的座位摆得是否合适。最后又不会忘记检查一下毛主席的座椅，摇一摇，稳不稳，再看看角度，视线清不清。这就是周恩来。他心里有一个座次，孰重孰轻，何让何争，明白见底。
在看这个纪念馆时，我很庆幸1958年周让位之未成，不然国家还要多一次悲剧。又想到“文化大革命”中周虽让位，林彪又不能久坐，不是图位之人不想接，也不是接位之人不欲久坐，是他们不能承受这轻，不能承受周的这轻轻一让，又不能承受这重，承受这国事民心之重。庄子说：“先贤而后王。”从政者必得先有贤能之德、之力，才敢去接王位。王位是什么？就是一把办重要事情的椅子。历史上凡大让之人都有大公大仁之心，尧让天下于舜，舜让天下于禹，孙中山让总统位于袁世凯，邓小平首开在位退休先例。他们都是大公大仁之人。我在新会看到的这两把小椅凳当然不是王者之椅，它们实在太普通了，甚至在民间已很难找到。但纪念馆主人很郑重地对我说：“这两把椅凳，我们刚从主人家里征集到，已作为重要文物收藏了。”我想，西柏坡会议上的那些小木凳散落民间，也不知有没有人收藏。人们现在更关注的是怎样去制新椅子。前不久，我到北京一家专门开重要会议的宾馆里就会，吃饭时，座椅庞然而厚重，颇有几分威严，椅子围桌而立，远望如一圈逶迤的长城。用餐者入座挪椅很不方便。我忍不住对经理说，餐厅之椅还是以轻便为好，何用这样隆重？她说这是专门请人设计的，一把就两千元。我说这种重椅只适合主席台上用，放在这里讲错了排场，又枉费了许多钱。但设计者恐怕另有考虑。
新会的一个小型纪念馆让我联想频频，悟到一个大道理。座位这个东西有实在的物质和虚拟的精神两方面的含义。如果只从实用考虑，能坐、舒适就行，大可不必争什么座次；如果从精神方面考虑，每个人在众人心里的位置是他德与能的总和，争与不争都是一样的。相反，争则愈见其私，品位更低；让则愈见其公，品位更高。这是做人的道理。
[炎黄春秋，20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