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权与德

德是人的行为规范。“举头三尺有神明”，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有一种无形的道德约束，而官员又更多一层，这就是怎么用权，因为他比普通百姓拥有更多的权力。权对官来说有两重性。一是可以为百姓办事，服务社会；二是可以为自己谋私利，甚至欺压百姓。好官坏官由此区分开来。

官的政绩决定于他的能与德，但主要是德。有德无能至少不会办坏事，无德有能却可大大地办坏事。德是基础，是软实力，是一个无形的大磁场。所以中国封建社会初期汉武帝选官时首重德，举孝廉；隋唐开始科举考试，重能亦重德；到明清更总结出“公生明，廉生威”，出现曾国藩这样的道德榜样，又回到道德上来。大凡一个政权，在开创之初，德和能都不成问题。替天行道，为民请命，自然大得民心，且自戒甚严，德风感天下。至于能，更是在战火中打出来的，无往不胜。而麻烦在于掌权之后，德渐松弛，能亦下降。1940年2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民众大会的讲演中自豪地说边区有“十个没有”:“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这“十个没有”确实反映了当时延安良好的党风、政风、民风，令人向往。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周恩来“文革”之初到学校视察，就在学生食堂里吃饭，一个菜两角五分钱也要如数交上。中南海里开会，每个人主动交五分钱的茶水费。但现在生活好了，官员的“胃口”也大了，贪个千百万很平常。改革开放之后，第一个因贪伏法的省部级以上干部是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贪500多万元，2000年3月执行死刑；第二个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贪4000多万元，2000年9月执行死刑。后来就多得数不过来了，数额也高得惊人。虱子多了不怕咬，法不责众了。高官贪，小官亦贪，辽宁省大连市检察院公布，大连一个居委会主任王仁财，职级在科级以下，2007年至2009年期间贪污9000余万元。此外还连同当地黑社会，犯下了多宗故意伤害、非法采矿、寻衅滋事等刑事案件，2011年12月21日被判处死刑。以致出现这样的怪现象：小偷专偷贪官，网上还流行“小偷反腐”一语。原因很简单：（1）贪官有钱；（2）贪官的钱是不义之财；（3）失主不敢报案。这样想来，小偷的“偷”倒是一种客观上的义举了，类似当年土匪的劫富济贫，甚至因破小偷小案牵出不少大贪大案。成语“小巫见大巫”又多了一个姊妹词“小偷偷大盗”。国之大盗，监守自盗。这还只是贪财之腐败，其余还有买官卖官、弄虚作假、阿谀奉承、结党营私、吃喝嫖赌等，不一而足。

没有约束的权力必然走向腐败。对权力的监督可以使官员成为一匹奋蹄腾飞的千里马，而对权力的放纵亦可以使他变成一个为所欲为的魔鬼。任何一个政权的兴起都是先从干部准备做起，而它的衰落也是先从吏治腐败开始。治国先治吏，国败吏先衰。治理的办法当然是有的，如领导带头，使有楷模；严刑峻法，使不敢犯；民主监督，使不能犯；还有就是道德教育，使之良心发现，自我约束，自觉不犯。这几条中，制度约束、民主监督是最重要的，对官员个人来讲，自我约束、正确对待权力则是内因。

那么从道德上来说，近年来官场有哪些变化呢？或者说，出现了哪些坏风气呢？现在官场道德之坏主要表现是：私、贪、假、惰、媚。如何惩治其害并重整新风？笔者在官场已观察有年，对症下药开了十味药方，这就是：为公、为民、诚实、敬业、廉洁、独立、坚定、谦虚、坦荡、淡泊。这些都是老生常谈，但官场的病症总是旧病复发，有的更是顽疾难除，虽是常谈也只好再谈了。恰逢有出版社来约稿，就辑为官德“十讲”，这十个方面主要是针对官场的现状和时下官德的种种表现，也兼顾总结古代为官的伦理道德。十讲又可大致分为两组：前五讲主要是围绕权力和工作，是以德施政，以德辅政；后五讲主要是围绕个人修养，以德自立，处世待人，“以吏为师”，给社会一个榜样。

孙中山临终遗言说，他致力于革命凡四十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现在改革开放眼看也四十年了，小平若在世当会感叹：同志仍须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