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为何现在重提讲官德

其一，“治国先治吏”，这是由官德的相对特殊性与重要性决定的。官员是社会的“强势”群体，他们掌握着人民赋予的权力，代表着党和政府形象，管理着公共资源。官员是社会的风向标，其道德水平的高低，决定着权力的正邪走向，关系着民心向背，影响着社会风气和道德风尚，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关系着党和国家的兴衰存亡。200多年前，法国的路易斯·博洛尔曾说：在一个国家里，为政者的品质总是影响并成为该民族性格品质的模型。恶劣的政治道德可以像瘟疫一样传染给人民。所谓官风不正，民风难改。

马克思说，无论利己主义还是自我牺牲，都是一定条件下个人自我实现的必要形式。所不同的是，究竟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还是为少数人谋利益。一个称职的官员，应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维护大多数人的福祉，以国家利益、人民利益为重，公平行事，清廉务实。而这一切都是在道德自律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实现，倘没有道德的基础与依托，则权力会失控变形，政治会失去方向。

其二，社会转型期矛盾激化，道德建设刻不容缓，官德居其首位。当前，贫富差距加大，社会矛盾突出。我国基尼系数已从改革开放初的0.28上升到2007年的0.48，近年来不断上升，实际已超过了0.5。转型期的信仰失落、价值观扭曲，使社会道德底线一再滑落——帮扶跌倒的老人反被诬告、佛山女童两次被碾压无人施救、女大学生网上要求被包养、北大教授婚外情遭敲诈、郭某某网上炫富……道德滑坡，形势严峻，社会道德良心亟待全面重建。俗话说官德不良则民德必失，对民众具有示范意义的官德，其导向作用，可四两拨千斤。道德建设，应从官员抓起。如果姑息纵容，一任官员失德，就会雪上加霜，让公众道德更加沦落，让国家无法摆脱经济发展与精神贫困的尴尬处境。

其三，官德不彰，贪腐丛生，社会信任危机凸显。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官德建设，涌现出了焦裕禄、孔繁森、郑培民、杨善洲等一大批官德高尚的楷模。但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官德出现了滑坡：热衷作秀，罔顾民生；急功近利，钻营浮夸；阳奉阴违，欺上瞒下；尸位素餐，不思进取；贪污腐败，骄奢淫逸。“官德”缺失已成为腐败犯法的重要诱因，贪腐乱象丛生不绝——上海在建高楼倒塌、县煤炭局长坐拥京城70多套豪宅、铁道部运输局局长18亿美金存款、安徽宣城原副书记用 MBA原理管理“情妇团队”……中国《法制晚报》公布的一份反腐统计显示，中国贪官的胃口在2008年比2007年大了3倍。2008年贪官们人均受贿884万多元，与2007年受贿平均值253万元相比，涨了2倍多。权力的滥用、资源的垄断、官德的沦落，加剧了贫富差距，危害了社会秩序。2011年10月，北京三所高校联合发布《社会信任问题的大陆消费者民意调查》，数据显示造成社会信任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官场贪腐现象严重，并且呈现腐败群体化、年轻化、高官化、期权化、国际化、隐秘化等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