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生碌碌，乏善可陈。自五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四十年间唯有著述十余种，而每一种都使我感到遗憾，愧对读者。拙著《李白传》亦是如此。该书于1984年由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初版虽发行十余万册，然未惬我心之处实多。及至我所主编的《李白全集编年注释》[1]于1990年出版后，更感到《李白传》非改不可。恰在此时，发现台湾可筑书房私印本，其“编辑手札”中，称拙著为“有史以来对李白生平作最生动翔实描述的传记著作”云云[2]。此种“不虞之誉”，使我啼笑皆非。遂决心从事修订，且势必改之而后快。自1991年冬至1992年夏，半年有余，始毕其事。
兹将新版本中比较重要的改动略志如下：
一、初版本共分为三十四章。新版本调整为三十章，并增置标题。前有序幕，后有尾声。
二、开元、天宝间著名人物李邕是李白重要交游之一。李白始谒李邕一事以及《上李邕》一诗，初版本置于开元十四年（726），李白二十六岁之时，误。新版本改为开元八年（720），李白二十岁，初游益州（成都）之后，继游渝州（今重庆）之时。当时李邕在渝州刺史任上。
三、李白在开元二十六年及二十七年，即移家东鲁以前，有一次江淮之行。为时近二年，行程近万里。目的仍为寻求出路，仍无结果。先前诸家皆未发现，初版本亦未及之，其后在为李诗编年过程中始知此行始末。今特辟专章以纪其事。
四、李白东鲁寓家之地，历来以为是任城（今山东济宁），误；初版本从旧说，亦误。新版本改为兖州（鲁郡）治城瑕丘（今山东兖州）东门外，泗水金口坝西岸。其余有关地名，如沙丘、南陵、尧祠、石门等亦做相应改动和介绍。
五、天宝元年李白奉诏入朝，历来以为是道士吴筠推荐，误；初版本从旧说，亦误。新版本改为李白挚友元丹丘荐之于玉真公主，玉真公主荐之于玄宗。
六、李白入长安，历来以为只有一次，即天宝元年奉诏入朝，误。七十年代学术界提出“两入长安”新说，初版本采用了“两入”说。八十年代又提出“三入长安”新说，新版本改用“三入”说。即除开元十八年初入长安、天宝元年再入长安以外，天宝十二载还有一次长安之行。这是本书最重要的一处增订。
七、李白之死，历来以为是在肃宗宝应元年（762），误；初版本从旧说，亦误。新版本采用新说，改为代宗广德元年（763）。死因历来有二说：一说死于病，一说死于水；死于水又有两种可能：一是醉后落水，一是绝望自沉。皆不可确考。故徘徊于诸说之间，沉吟累年，仍难决定。今姑以惝恍之笔墨出之，谓之“千秋之谜”。
以上改动，均有所据。详见拙编《李白全集编年注释》。此编尽可能地吸收了学术界近十余年来研究李白的新成果。在这些新成果中，我个人亦曾或多或少注入过心血，尤以三入长安问题之探索耗力尤多。有些问题除案头工作外，还做过实地考察。详见拙著《李白研究》。[3]
正如初版本前言所说，在这本传记中，李白的生平大事均有所本，但同时在情节叙述和细节描写中也运用了文学虚构。新版本亦是如此。
历史人物传记能否运用文学虚构？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必须首先为文学虚构正名。真正的文学虚构不是胡编乱造，而是有所根据的推测，合乎情理的想象，其目的是为了突出人物的性格，显示人物的生平，以期符合历史的真实。这样的虚构不但是可以的，而且是必要的。否则就不成其为传记，更不成其为传记文学，而只能算是大事记。
这种认识，既是我在实践中的体会，也是先贤杰作的启示。
众所周知，《史记》是“二十四史”中首屈一指的正史。它是司马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产物，是以极丰富的历史资料和极广泛的实地考察作为根据的产物。故班固《汉书·司马迁传》赞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但向称“实录”的《史记》，在其记载历史人物的本纪、世家、列传中，特别是一些脍炙人口的场面，无不运用了文学虚构。例如《项羽本纪》中的垓下之战，把事件写得有声有色，历历在目；把人物写得活龙活现，跃然纸上。虽现代影视艺术，恐亦不及。试问：当时在战乱之中，危急之际，项羽悲歌慷慨之状，瞋目叱咤之态，驰骋突围之姿，无颜见江东父老之情……其谁记之？经此一战，项羽全军覆没，八千子弟“无一人还”，其谁传之？百余年后司马迁又从何而知之，若在项羽左右然？若非设身处地，想见当日情景，运用文学虚构及其传神之笔，何能有此千古不朽之作？故后世之人不但不责问太史公，反而心悦诚服，谓之“笔补造化”云。
所以，在历史人物传记中运用文学虚构，实乃势有必然。
虽然如此，文学虚构殊非易事，历史人物传记较之小说尤难。其难在于：既要有根有据，又要绘声绘色；既要不违史实，又要驰骋想象；既要有谨严之史笔，又要有传神之文笔。当实者实之，而又不失于拘泥；当虚者虚之，而又不流于讹滥。虚实结合，相反相成。噫，戛戛乎其难哉！
似此，则我岂敢为李白作传？盖读其诗，伟其志，奇其才，哀其事，情不自禁，势非得已。故虽自知力有未逮，难免雕龙成虫，亦不揣冒昧，斗胆为之。即此新版本亦未尽惬我心，其庶几无大过欤？祈方家、读者鉴之正之。
安旗
1993年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