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论说文与汉唐小说

论说文涵盖的范围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宋代学者真德秀《文章正宗》将文章分为“辞命”“议论”“叙事”“诗赋”四大类，把“凡秉笔而书，缔思而作”的说理论事之作，都归入议论文之类属。这是广义的论说文。狭义的论说类文体，则是指以阐释、议论、辩驳为主的说理文章。“古人根据其内容、用途、写法等不同，分为若干种类，如论、史论、设论、议、辩（辨）、说、解、驳、考、原、评等等，在总的称谓上，《文心雕龙》立‘论说’类以概其全”。论说文最大的特点，就是用来判别是非，论说古今得失和阐发事理。从判别是非、论说古今得失这一意义上，“史论”和“议论”有相似之处，但从文体体制观之，汉唐小说篇末的“某某曰”属于史传文本，而汉唐小说中的“议论”，应视为论说文本。宋赵彦卫至当今学人叶舒宪、傅璇琮、蒋寅等评说唐小说文体特征时，以“史才”与“议论”相区分，当是从史传和论说文文体特征的差异进行考虑，要不然完全可以把小说中的议论成分略而不谈。

论说文作品数量众多，文体源远流长，对中国古代小说影响甚深。“春秋战国时代的先秦诸子散文，实际上就是论说文。我国的论说文，是从最初的诸子讲学语录，逐渐孕育发展形成的”。诸子散文《尚书》中的记言文字，已具说理文的论说因素。从《论语》创立的语录体、《孟子》的对话体，进而发展为《荀子》的专论体说理文，标志着古代说理文逐步走向成熟。而《庄子》丰富的寓言和奇崛的想象，则成为先秦说理文的瑰宝。受诸子遗风熏染，汉魏六朝小说中出现了数目可观的议论性文字，如《穆天子传》《燕丹子》《汉武帝别国洞冥记》《汉武帝内传》《汉武故事》，《西京杂记》“乐游苑”“身毒国宝镜”“公孙弘粟饭布被”“相如死渴”“百日成赋”“惠生叹息”“五日子欲不举”，《搜神记》“左慈”“于吉”“杜兰香”“弦超”“夏侯弘”“钟离意”等。不少作品，还以“说”“子”命名，如《世说新语》《殷芸小说》《裴子语林》《俗说》《小说》《青史子》《郭子》等。大量的议论因素，以“说”“子”命名的方式，表明了小说与诸子的亲缘关系。《汉书·艺文志》把小说归入“诸子”一类，《隋书·经籍志》把小说的一部分收录在子部，唐史学家刘知幾也并不单独使用小说一词，而是用了诸子小说。明代绿天馆主人《古今小说叙》更是把诸子作为小说之祖：“史统散而小说兴，始乎周季，盛于唐，而浸淫于宋。韩非、列御寇诸人，小说之祖也。”对汉魏六朝小说多有因袭的唐代小说，作品中也有“议论”，如《吴全素》《掠剩使》《尹纵之》《岑曦》《李沈》《孔恪》《宜城民》《李知礼》《萧氏女》《许真君》《裴伷先》《张嘉佑》《崔敏愨》《狄仁杰》《李暠》《李瀚》《李苌》《唐绍》《任氏传》《柳毅传》等200多篇。对唐人来说，“议论”可见作者“洞察社会上政治上沿革得失之能力，更是官吏不可或缺的”。热衷于科举仕途、熟稔论说文体写作的士子，以之运用于小说，展示其经世治国之才。唐代小说也具有了融叙事、抒情、说理于一炉的特色。

汉唐小说作者在叙述故事进程中常运用论说文的“议论”形式，表达对故事中人或事的看法。汉唐小说中的“议论”作为论说文本会通叙述而发挥其特殊功能，对汉唐小说的生成、演变有重要作用。本书考察汉唐小说在故事叙述中如何使用“论说文本”，探讨其“何以如此用”的原因，进而揭示其在汉唐小说生成、演变中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