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权因为什么不可转让，也就因为什么不可切分。意志要么是公共的，即人民共同体的意志[1]，要么就不是公共意志，而只是一部分人的意志。经过宣誓以后，公共意志立即变成一种主权行为并构成法律。非公共意志即便被宣示出来也最多只是一道命令，因为它只是一种个别意志或者一个行政行为。
可是，我们的政论家们在对主权分类时，无法在原则上进行，于是只好按对象分类。强力与意志，立法权力与行政权力，税收权、司法权与战争权，内政权与外交权，这些就是他们的划分。对于这些划分，他们有时候混在一起说，有时又单独说。主权者在他们那里形同一个怪物，就好像胡乱把许多零散的部位拼接到一起一样。如果说它是一个人，此人的肢体肯定是来自好几个人，眼睛来自这个人，胳膊来自那个人，脚又来自另一个人，除了这些部位之外一无所有。据说日本有魔术大师能当众表演肢解孩子，并将肢体分别抛到天上去，当它们落到地上时，那些肢体又组成了一个完整的孩子，而且是鲜活的、能动的。我们的政论家所玩的把戏跟这魔术有点儿相似，先肢解社会共同体，再重新拼接各个片断。我们并不知道他们这么做的缘由，说他们用的这种手法是一种江湖幻术，他们当之无愧。
由于主权威严之正确概念的缺失，由于其衍生物就是其构成部分的误解，导致了上述错误。宣战与媾和这两种行为就这样被错误地当成了主权的行为，其实它们只是法律的一个应用，即一种决定法律情况的个别行为，而不是法律本身。看出这一点对我们来说不是难事，如果能确定“法律”一词附带的观念，它就是一清二楚的。
人们的错误就是在自以为发现主权之分立的时候犯下的，其实那些被看成是主权各组成部分的权利都只是依附于主权，而且它们存在的前提条件永远必须是居于绝对统治地位的意志，而它们自身是它的执行者。这一点在考察其他分类时就会显现出来。
研究政治权利的作家们关于国王与人民之间相应权利的判断，如果是根据他们已经确定的原则做出的，那就是不确切的。而且这些判断将使他们得出各种模糊不清的论断，其模糊程度简直无法讲述。关于格劳秀斯和巴贝拉克，每个人都可以看出一点，就是在前者著作的第一卷的第三章、第四章中，这位大学问家和这位译者居然那般善用诡辩，却又在诡辩中迷失了自己。此二人特别害怕的是自己的观点表达得太多或太少，还有对意图调和的各种利益有任何冒犯。对祖国心怀不满的格劳秀斯逃到了法国，在法国，他在剥夺人民一切权利的“事业”上可谓尽心竭力。为了把他的著作奉献给路易十三以献媚示好，他想尽了办法。这一定也符合巴贝拉克的胃口，巴贝拉克是把自己的译书献给英王乔治一世的。他写那些书就是为献给路易三十，可惜他必须十分小心地写，不能直击要害，不能言辞明朗。这是因为他看到了雅各第二[2]被逐——他称之为逊位——的教训，生怕再把威廉三世也弄成一个篡位者。如果采用了真正的原则的话，这两位作家所遇到的一切难题都将不再是难题，他们也就能做到一以贯之了。忍痛说出真理和讨好人民本来是他们的职责所在，但对他们来说，好运终究不是真理带来的，他们想要获得的大使头衔、教授地位或丰厚薪资是人民所给不了的。
注释：
[1]全体一致是个别意志成为公共意志的必需条件，但不永远是这样。然而在投票时，不能有任何形式的特例，因为这会破坏它的公共性，因此一票都不能漏算。——作者注
[2]即詹姆斯二世，英国国王，1685～1688年在位，他的继任者是威廉三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