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基之日

曾布的政治日记中能找到哲宗之死和徽宗继位最完整的记述。当时曾布任知枢密院事,厕身二府大臣之列。有关这部日志,参见第一章注释76。徽宗即位第一个月的详细记录占了中国古书的84叶,在最新排印版中占255页。对这段历史叙述最详细的典籍是《续资治通鉴长编》,其中大量参考了这部日记,同时也借鉴了一些别的文献资料。

哲宗驾崩时,四位二府大臣分别是章惇、蔡卞、曾布和许将(见表2.1),他们几位已在二府共事五年多。1100年正月十二日,这几位大臣来到东内门,等候宣召入宫。他们得知哲宗病情严重,原本计划当天在宫中及城内寺观举行祈祷仪式。《曾公遗录》卷八,145—146页;卷九,214页。《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百二十,12355页。但他们走到内东门时,被宦官首领梁从政告知不能入内。随后,几人来到哲宗的主要寑宫福宁殿,发现那里已准备好了垂帘,以便向太后召见他们。太后跟他们说,哲宗已经驾崩,由于哲宗没有子嗣,继位之事必须商定。根据曾布的记录:


众未及对,章惇厉声云:“依礼典律令,简王乃母弟之亲,当立。”余(曾布)愕然未及对,太后云:“申王(佖)以下俱神宗之子,莫难更分别。申王病眼,次当立端王(徽宗),兼先皇帝曾言:‘端王生得有福寿。’尝答云:‘官家方偶不快,有甚事。’”最后一句话的意思有些含糊,也许太后想说的是,端王对哲宗非常体贴和关心。

余即应声云:“章惇并不曾与众商量,皇太后圣谕极允当。”蔡卞亦云:“在皇太后圣旨。”许将亦唯唯,夔遂默然。《宋史》(卷十九,357—358页)也记录了这段对话,细节几乎完全一样,但在徽宗本纪最后一段(《宋史》卷二二,417—418页)的评论中说:“然哲宗之崩,徽宗未立,惇谓其轻佻不可以君天下。”历史学家在这里可能借鉴了坊间流传的一段添油加醋的故事。例如,还有几个故事说,一些算命人和先知预测到了徽宗的继位,这些故事无疑是在徽宗登基后才得以流传。关于这些故事,参见张邦炜《宋代政治文化史论》,226—241页。

是时,都知、押班、御药以下百余人罗立帘外,莫不闻此语。议定遂退,梁从政引坐于慈德宫南庑司饰前幕次中。殿廷上下时有哭者,从政等呵止之,令未得发声。余呼从政,令召管军及五王。从政云:“五王至,当先召端王入。即位讫,乃宣诸王。”少选,引喝内侍持到问圣体榜子,云:“三王皆已来,唯端王请假。”遂谕从政,令速奏皇太后,遣使宣召。《曾公遗录》卷九,212—213页。参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百二十,12356—12357页。

表2.1 徽宗继位过程中的主要人物

在等候徽宗时,曾布对宦官说,二府大臣要亲眼看到哲宗的遗体,验证皇帝确已驾崩。太后同意后,梁从政引他们进入。


开御帐,见大行已冠栉小敛讫,覆以衣衾,从政等令解开覆面白巾,见大行面如傅粉。《曾公遗录》卷九,213页。


离开前,曾布让梁从政准备好帽子和御衣,待端王一到就可即位。梁从政告诉他,已经准备妥当。

在很多别的国家,如果没有事先指定继承人,通常由皇室的男性长辈来挑选一位,而在中国,却是由太后担任“皇帝制造者”。对照的例子,见Jack Goody, Succession to High Offic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6。关于宋朝的例子,见Patricia Ebrey, “Succeccion to High Office”,以及秦玲子《宋代の后と帝嗣決定權》,载《柳田節子先生古稀記念:中國の傳統社会と家族》,东京:汲古书院,1993年,51—70页。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最好要让二府大臣赞同她的选择。

在等候端王的同时,二府大臣开始起草哲宗的遗诏。得知端王已经到达,他们便随他一起来到了殿堂。


余等皆同升至寝阁帘前。皇太后坐帘下,谕端王云:“皇帝已弃天下,无子,端王当立。”王踧踖固辞,云:“申王居长,不敢当。”太后云:“申王病眼,次当立,不须辞。”余等亦云:“宗社大计,无可辞者。”都知以下卷帘,引端王至帘中,犹固辞,太后宣谕:“不可。”余等亦隔帘奏言:“国计不可辞。”闻帘中都知以下传声索帽子,遂退立廷下。少选,卷帘,上顶帽被黄背子,即御坐。二府、都知以下各班草贺讫,遂发哭。《曾公遗录》卷九,213—214页。参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百二十,12357页。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中的引用(卷五百二十,12362页),向太后称哲宗曾对她说端王应当继位。


二府大臣退下,继续商议以哲宗名义发布的遗诏,并召翰林学士承旨蔡京进宫动笔起草。《铁围山丛谈》卷一,20页。蔡京后来成为徽宗朝的重要人物,不过他此时就已经参与了徽宗的故事,只是当时他的弟弟蔡卞已高居二府大臣,比他的官职还要高。

二府大臣一旦准备好遗诏,就要宦官向朝廷百官宣读,但还没来得及宣读,徽宗就召他们入殿了。


上御坐,宣名奏万福讫,升殿。上密谕章惇,语声低,同列皆不闻。余云:“臣等皆未闻圣语。”惇云:“请皇太后权同处分事。”上亦回顾余等云:“适再三告娘娘,乞同听政。”余云:“陛下圣德谦挹,乃欲如此,然长君无此故事,不知皇太后圣意如何。”上云:“皇太后已许,适已谢了,乃敢指挥。兼遣制未降,可添入。”《曾公遗录》卷九,214页。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百二十,12357—12358页。


于是二府大臣又叫回蔡京,修改遗诏。诏书已经修裱,内容除了指定徽宗继承皇位,还提到了哲宗的病情,希望葬礼从简,官员们只要短期服丧——这些都是遗诏中的常见内容。《宋大诏令集》卷七一,30—31页。遗诏的宣读也依照常规进行:


班定,引宰臣升殿受遗制,西向宣读讫,降阶。再拜讫,宰臣烧香、奠茶酒讫,又再拜。方宣遗制,时止哭,然上下内外恸哭声不可遏。移班诣东序,贺皇帝即位,又奉慰讫,宰臣、亲王、嗣王、执政皆升殿恸哭,上亦掩面号泣。《曾公遗录》卷九,214页。


二府大臣劝徽宗为社稷大计克制自己的悲伤,随后,他们拜见向太后,奏知遗诏中增加的段落。太后说:“官家年长聪明,自己那里理会得他事?”大臣们告诉太后是徽宗说她已经同意了,太后说:“只为官家再三要如此。”《曾公遗录》卷九,214—215页。

从曾布的记录可以看出,向太后非常确定地希望徽宗继承哲宗的皇位。她在别处还说到,徽宗非常聪明,有次还明确说其他皇子都没法跟他比。《曾公遗录》卷九,221页。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百二十,12371页。还有一次,曾布提到神宗很聪明,向太后则说徽宗很像他的父亲。《曾公遗录》卷九,221页。毫无疑问,太后很喜欢徽宗,而且认为他是神宗在世儿子里最有能力的一个。徽宗幼年丧母(生母陈嫔妃在神宗陵前去世),因此向太后非常重视徽宗的教育。而且,徽宗的生母已不在人世,这对他被选中继承皇位也许是有利的,因为不会再有一位皇母(如哲宗的生母朱太妃)与向太后竞争母亲的权威。由于徽宗只比赵佖小三个月,他们的年龄差别只是象征意义上的。但赵佖患有眼疾,即使只是视力不好,也不再是皇位的最佳人选,因为皇帝每天必须阅读成堆的奏疏等等。在徽宗登基的当天,曾布、许将和蔡卞讨论了选择他继承皇位的问题,三人均认为显然应该选择徽宗,而章惇提议让第四位皇子赵似继位是别有用心。另一种可能是,宫中其他人,比如宦官首领,在向太后面前说了徽宗的好话。太后还怀疑朱太妃与几个大宦官暗中串通,让她的儿子赵似取代徽宗登基。曾布记录了他后来与向太后的一次谈话,太后说,她问宦官梁从政继位的事情该如何办,梁回说听章惇的,可能他明白章惇支持朱太妃之子似继位。可以想象,也许有别的宦官提议支持徽宗。《曾公遗录》卷九,215—216、247—248、260页。张邦炜在《宋代政治文化史论》第229页提出,宦官郝随可能支持徽宗。

非常重要的是,当时朝中没有人提出不要从哲宗的弟弟而是儿辈皇族中物色继承人。神宗没有在世的孙子,可能英宗也没有在世的重孙,但太宗后嗣中肯定有与哲宗之子辈分相当的,太祖后代中肯定也有很多同辈。事实上,其中有几位非常有才学,通过了科举考试。例如,赵子昼(1089—1142)、赵子崧(1106年进士)和赵子栎(1091年进士,1137年去世)。参见昌彼得等《宋人传记资料索引》(四),台北:鼎文书局,1977年,3381、3386页。但向太后的选择也许最符合人之常情,因为将神宗的儿子推上皇位意味着皇位仍由她丈夫的后代继承,况且这个新皇帝还是她自己抚养长大的。

1100年正月十二日这一天的决定,几乎彻底改变了徽宗的生活。假如皇位由他的哥哥或弟弟继承,他就可以继续做皇帝的兄弟,在这个位置上会有一些责任,却能有更多时间去寻求文化上的造诣。然而,从徽宗穿上皇袍登上皇位的那一刻起,他身边就围满了官员和宦官,这些人都想影响他在新角色上的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