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西游记》的民族文学性，首先就体现在它所反映的民族魂灵上。这民族的魂灵就是民族精神的集中而充分的再现。作者以取经故事为基础，继承了唐、宋、金、元、明以来关于以唐僧取经的神话、传说为蓝本的话本、戏曲、诗话小说的文学传统，用如椽妙笔，发挥艺术家的天才，通过塑造孙悟空等光辉的艺术形象，通过对西天取经故事的加工、改造、重新创作，深化、突出了其原有的思想意义，结合现实生活的实际终于完成了震撼千古的反映中华民族魂灵的巨作——长篇神魔小说《西游记》。
民族的魂灵并非从天上掉下，而是来源于中华民族的人民生活。《西游记》也正是如此。最早的“西游故事”并非神话，而是有所依据。
“西游故事”起源于唐代高僧玄奘去印度取经这一真实事件。玄奘，是洛州缑氏县（今河南偃师县南）人，俗姓陈，名祎，12岁就与兄陈素一同出家为僧，勤奋好学，遍参国内大德，备详各家学说[1]，为“释群疑而弘正法”“立志西行”。唐贞观三年（公元629），玄奘法师32岁。这年仲秋八月开始万里孤征，直到唐太宗贞观十九年（公元645）返回长安。历时17年。他完全凭着虔诚的宗教信仰和非凡的毅力，历经了难以想象的千难万险而实现目的的。在他所撰的《大唐西域记》里便有充分的证明。后来，他的弟子慧立根据其经历写了《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详细描绘了玄奘西天取经的生动事迹，其中也掺进了一些宣扬佛法的宗教神话。另外，由于统治者的宣扬，取经故事在民间得到广泛的传播。如果说，佛教徒和统治者的大力宣扬，目的是扩大佛教的影响，巩固封建专制；那么，人民群众的口头传播则主要是赞颂玄奘西行的坚强毅力和献身精神。宋代话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出现，标志着玄奘西天取经由历史故事向佛教神话故事过渡的完成。其主要功绩在于，取经故事集团（一师三徒）已正式形成，其中主要角色由唐僧逐渐过渡到猴行者。元代又出现吴昌龄的《唐三藏西天取经》、杨景贤的《西游记杂剧》和《西游记平话》（据《朴通事谚解》《永乐大典》），等等。这些都为“西游”故事的广泛流传起了巨大的宣传作用，也给吴承恩创作长篇神魔小说奠定了坚实基础。但是，从吴承恩的神魔小说《西游记》中，我们看到的则是一种富有伟大创造性的艺术再创作。经过比较，我们能够体察到作者艺术再创造的伟大功绩——“在主题思想上，冲淡了取经故事固有的浓厚的宗教色彩，大大丰富了作品的现实内容，把一个宣扬佛教精神，歌颂虔诚教徒为主的故事，改造为具有鲜明的民主倾向和现代特征的神话小说”[2]。我们以为，作品最伟大之处正是这种鲜明的民主倾向和现代特征，即英勇创业、不怕牺牲、勇于向前的充满顽强献身精神的民族魂灵，这正是中华民族可贵的民族精神的体现。作品自始至终贯穿着这一伟大的民族精神，并将其融于所塑造的主要艺术形象身上，成为统一的思想倾向。所以，从作品来看，无论是唐僧西天取经，还是孙悟空大闹三界等，都服从于这一主要的思想倾向，并在这一主导倾向之下统一起来的。
神魔小说《西游记》共由三大部分组成：第一大部分（第一回至第七回），第二部分（第八至十二回）如来说法、观音访僧、魏徵斩龙、唐僧出世，第三部分（第十三回至一百回）西天取经。这是传统上的分法，基本上符合事理。实际上，全书主要由两大部分组成，即第一部分（第一至七回）孙悟空大闹三界；第二部分（第八至一百回）西天取经。而第八回至十二回，从本质上来说仍可划入第二部分，因为其主要是说明取经之缘起，是孙悟空大闹天宫向西天取经的合理过渡。过去有的人不同意《西游记》有统一主题的说法，认为作品前后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认为其根本原因主要在于“来自我们的古典小说的作者们”，把大闹天宫与西天取经两个本来“同样有现实意义”，但“离之则双美，合之则两伤”的不同主题，“硬捏到一起的恶果”，“这裂痕是没法弥补得完好的”[3]。这是难以让人接受的。我们说，将“大闹天宫”与“西天取经”融为一体，并不是什么硬捏在一起，而是一种艺术的再创造。“大闹天宫”放在“西天取经”之前，无疑具有突出的用心，这大大地冲淡了取经故事原有的浓厚的宗教色彩，丰富了作品的现实内容，标志着孙悟空取唐僧而代之成为作品极力歌颂和赞扬的真正的主人公。“大闹天宫”与“西天取经”都向人们宣扬——只有不怕困难、勇敢奋斗、坚持不懈、勇于向前，才能实现伟大理想，获得自由、美满、幸福的生活，脱胎换骨成有用之人（容另文论及）。孙悟空大闹天宫，就是不满“玉皇昏庸、不贤”，而要取而代之，成为世界之主宰。尽管失败，但却在西行路上，重操旧业，消除一切妖魔鬼怪和自然界的灾难，百炼成钢，成为新人。“大闹天宫”是孙悟空艰苦创业的历史，“西天取经”是他建功立业的凯歌。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不怕困难，英勇顽强，敢于牺牲的民族精神的光辉。这光辉耀眼的民族精神正是孙悟空、唐僧迈向西天的精神支柱。所以，我们说，这一伟大的民族精神将“大闹天宫”与“西天取经”连为一体，成为贯穿全书的一条主线。
有比较才能有鉴别。与英国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相比，我们更能清楚地看到《西游记》所反映的民族魂灵之伟大、高尚。《鲁滨孙漂流记》（以下简称《漂流记》）中的鲁滨孙是一个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资产者形象，他不安于小康生活，去海外冒险，最后成为一个富有的资产者。作者表现了他对大自然的顽强战斗的精神，也赞扬了他的聪明才智。但是，作者有意对鲁滨孙的掠夺行为和剥削本质加以美化、赞扬和宣传，对他贩卖黑奴，用火枪征服土人，用基督教驯服土人“星期五”等行为给以肯定、赞赏，则显然宣扬和美化了殖民主义。而《西游记》无独有偶也写孙悟空不安于现状，云游四方，求师学艺，解除的则是生死之忧，获得的不是万贯家产，而是长生不死，通过大闹天宫，练就“火眼金睛”终于万险不死，成为永生者：后来护师西行，建功立业，立地成佛，成为至高无上的“斗战胜佛”。作者借这一形象向人们宣告，只要不断努力，坚持不懈，一心向上，孜孜追求，敢于献身，就一定能取得成功。贪色、贪食、贪睡的猪八戒不是也克服缺点、脱胎换骨成为新人了吗？何况一般人呢？其艺术的真谛正在此。作品通过“西天取经”高度赞扬了唐僧为拯救苍生（唐僧求取“三藏真经”是为了永传东土、劝化众生、劝人为善，详见作品第八回）的献身精神，通过孙悟空护师西天取经，表现了不畏艰险、不怕困难、扶困济弱、除暴安良的大无畏英雄主义精神。取经——本身是宗教的事业，实际上作者正借此宣扬自己对人生、社会的态度（容另文论及）。我们从作品来看，取经队伍所到之处不仅秋毫无犯，而且剿除作怪成精的妖魔，清除邪恶，使人们安居乐业，社会政通人和。在凤仙郡、比丘国、车迟国、朱紫国、乌鸡国，为求得国家安康、人们幸福，孙悟空“金猴奋起千钧棒”使“玉宇澄清万里埃”，大战妖魔鬼怪，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真是一个富有勇敢战斗精神的高大英雄形象。从这种意义上，我们说“取经”实际上就是中华民族追求光明、消灭黑暗的英雄主义事业。尽管带有一点“皇图永固”的封建忠君思想，但是“保国安民”的思想倾向是应当基本肯定的。不管怎样，它没有无情的掠夺和剥削，较之《漂流记》要高尚伟大。因为，它反映了中华民族的高尚牺牲精神和勇敢奋斗的伟大精神，虽然还带着某种封建性的烙印，一般来说，资本主义较之封建主义要先进些，但是，在封建社会中也存在着一些高尚、崇高的属于全人类的优异的值得赞扬的遗产。这遗产在后代仍然值得肯定，比如扶困济弱、除暴安良、勇为正义事业献身等高贵的思想品质和不怕困难、勇于向前等崇高的精神。这些遗产不仅属于封建社会，也属于社会主义社会，而且也是属于全人类的。所以，我们说作品中所体现出的这种高尚思想，就是值得骄傲的中华民族的伟大民族精神的光辉体现。
孙悟空形象也正是这一伟大民族精神的体现者，作为《西游记》中真正的主人公，尽管人们常常说自古以来没人说孙悟空取经，但是，事实上，在取经过程中，唐僧只是一个傀儡。取经过程中，唐僧始终充当的只是名义上的主角，而孙悟空则成了真正的主角。西天路上的那些妖魔鬼怪，穷凶极恶，令人心惊肉跳，唐僧常常吓得面如土色，怎能与之抗争，更有趣的是，一有风险，唐僧总是滚鞍落马，涕泪交流。相反，孙悟空则永远是勇敢的英雄。无论何时，无论何地，不管什么妖魔，他都无所畏惧，蔑视一切敌人，真可谓“横眉冷对千夫指”。这种疾恶如仇，除暴安良，勇敢刚强，无所畏惧的大无畏英雄主义精神，与“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岳飞，“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谭嗣同等爱国先烈的英雄主义志趣和气概何其相似？从这种意义上来看，孙悟空形象身上所体现正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光荣而伟大的民族精神。
伟大的作家歌德说得好：“一个伟大的戏剧体诗人如果同时具有创造才能和内在的强烈而高尚的思想情感，并把它渗透到他的全部作品里，就可以使他的剧本所表现的灵魂变成民族的灵魂”[4]。吴承恩满怀着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对美好理想生活的憧憬，以出众而惊人的才华，将满腔的民族激情融注到作品中，把美好的理想、希望寄托在理想英雄孙悟空形象身上，让他上天入地无拘无束，扫除黑暗，追求光明，充分地显示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之所在。虽然，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孙悟空形象的国籍问题一直争论不休，但是，我们以为，无论是受印度影响也好，无论是中国与印度合一也好，无论是中国土生土长也好，总之，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这就是在孙悟空形象身上，有着我们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英勇顽强、毫不懈怠，“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高尚的英雄主义精神，这也就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形成的脊梁和魂灵之所在。因此，孙悟空不仅是《西游记》中的主要英雄形象，而且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化身。从他身上，我们不仅能看到中国的过去，而且能看到中华民族的今天和未来。从这里来看，孙悟空正是我们民族的魂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