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鄂之争”及各地改名扫描

张安澜　蒋婷

“湖北简称鄂，还是楚？”2011年10月8日，在湖北省委省政府系列新闻发布会上，湖北省荆楚文化研究会透露，将组织专家学者对上述课题进行研究。^[1]这意味着民间争论多时的“楚”“鄂”之争正式浮出水面。

一 更名之意，由来已久

早在2002年，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荆楚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刘玉堂就向湖北省委省政府递交过将简称改为“楚”的书面建议，他表示，在古代“鄂”通“噩”，现代“鄂”与“恶”谐音，不太好听，而“鄂”改“楚”对湖北省招商引资和旅游开发好处多多。^[2]

刘玉党的理由反映了不少湖北人常年来对省份简称的困惑。湖北简称“鄂”的来历有几个说法，目前的史料记载表明，相对于“楚”而言，“鄂”的历史更悠久。据记载，黄帝的姞姓子孙封在鄂国（今河南南阳市北），夏商时为诸侯国，这便是湖北简称“鄂”的开始，楚国则是西周以后的事了。宋代自洞庭湖以北至荆山，西包沅澧二水流域设荆湖北路，简称湖北路，湖北这一名称由此产生。清代湖北的行政中心武昌，为隋以后鄂州的治所（即江夏），湖北简称“鄂”从此约定俗成。其次，追溯到5000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湖北这一代就有人类活动。商、周时代，“噩鱼”大量分布在长江流域，形成了以捕“噩”为生的民族，称为鄂（古时噩、鄂同音同义^[3]）。民间戏说湖北人简称“恶人”，当地流传的段子更让“鄂人”不爽：“鄂”字左上两个口，代表两人发生口角；右边耳朵，代表旁边有耳朵偏听偏信；左下一个亏，代表都吃了亏。这是说湖北人好斗，不团结，领导又爱偏听偏信，最后的结果是都吃了亏。对此，祖籍黄陂的品牌策划专家陈放教授曾给湖北省委负责人写信称，楚文化博大精深，蕴藏于其中的精髓很多，更显湖北魅力，应把湖北简称“鄂”改为“楚”，在他看来，“楚”字，上面两个“木”，“极目楚天舒”，意义似乎更胜一筹。

更名的缘由，不仅涉及语言和文化习惯，还包含了丰富的政治和经济因素，所以，在官方还停留在“学术讨论”的阶段之时，湖北烹饪协会和工商联就已经采取行动，将“楚鄂之争”推到了“风口浪尖”。

二 更名之实，民间先行

在稍早的2008年底，为“重新定义湖北菜风味特色，扩大国内外知名度”，湖北武汉烹饪协会向中国烹饪协会提交了关于将“鄂菜”更名为“楚菜”的倡议，但最终未获批准。

沉寂了两年后，湖北商会界的人士也开始酝酿更名之事。2010年6月，湖北省企促会会长陈旭东以企促会的名义写了“鄂商”改“楚商”的方案，同年10月企促会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将“鄂商”改为“楚商”，并在门户网站启动民意调查，调查结果是82%的投票者支持改为“楚商”。2011年2月20日，回家乡武汉参加外省市湖北商会会长交流活动的商人几乎是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同一问题：湖北商人如何简称更加合适？历史上从明清至今，声名显赫的商帮，如晋商、徽商、浙商、粤商、闽商、苏商等，都在不同的时期成为全国的“商业巨头”，使得当地的商人都有着强烈的群体归属感。可谈起湖北商人，除了“鄂商”之外，不少在外地经商的湖北人也常以“楚商”“汉商”等自居，这使在外打拼发展的湖北籍企业家普遍感到困惑。

以上几种或主流或民间的提法，其实都离不开湖北的历史和文化渊源。

明清时期，湖北有了鄂省这一称呼，辛亥革命后，湖北的简称正式定为鄂，“鄂企”“鄂商”“鄂酒”等说法顺理成章，而“鄂商”也成为近年来外界对湖北商人使用最广、认同度最高的称谓。再说“楚商”，先秦时期的楚国，都市繁华，店铺林立，而且商人在楚国有着很高的社会地位。历史记载，楚国“四民”的排列为“商、农、工、贾”。以商为“四民”之首，反映了商人在楚国的特殊地位。最后是“汉商”，得江汉航运之利，兼居华夏腹地的汉口从明清起便成为中国四大名镇之一，素有“东方芝加哥”之称，成为各地商人活动的大舞台。因此，不少从武汉走出去的商人，也会把自己称为“汉商”。

对于这三种叫法，根据《鄂商杂志》记者在采访各地湖北商会会长时的发现，不少在外的湖北商人对“楚商”这一称谓情有独钟，对“鄂商”的称谓则表现得又爱又恨，而提到“汉商”的基本没有。^[4]所以，对湖北商人的叫法问题上，“楚鄂之争”正式打响。

“楚商”拥护者的代表从字面上对湖北的简称“鄂”做出这样的解释：两个口说话，又吃不得亏，外加一只耳朵听不进别人的意见。“这样的人谁还敢跟你打交道？”做生意讲究“慧、风、和、畅”，这个“鄂”字首先看着就不能舒心。再说“鄂”字的读音，与“恶”及“饿”近同，听起来感觉极别扭。而自古“惟楚有才”“荆楚大地”都表明了楚对于湖北的含义，使用“楚商”也并非不妥，拿历史悠久的徽商为例：安徽简称“皖”，安徽商人也没称“皖商”，而称“徽商”。尽管“楚”在地域上包含了湖南、河南甚至安徽的一部分，但以上三省都有了自己满意的简称，“应该不会与湖北争‘楚’”。由此看来，支持“楚商”者大多因“鄂”字难听、难看而不愿使用，而大多数湖北商人则抱着顺其自然、约定俗成的态度。对此，省统战部与工商联等政府部门在当时的交流活动上并未做出任何回应。

时隔近半年，2011年7月22日至8月3日，湖北省工商联面向社会开展了湖北商人征名定名活动，有11多万人参与讨论，投票结果显示，在楚商、鄂商、汉商、荆商等十大待定名中，赞成“楚商”的票数最高。参加征求意见座谈会的13名省工商联专家委员会专家也通过投票一致赞成湖北商人简称“楚商”。^[5]

于是，2011年9月28日，湖北省政府新闻办就此在武昌召开新闻发布会。湖北省工商联主席赵晓勇在发布会上激动地宣布：“从今天开始，湖北商人统一简称‘楚商’。”

“楚商”先行一步无疑是为官方改简称铺了一块探路石，结果尽在意料之中。有了楚商探路的成功，省府更坚定了更名“楚”的意向，于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想趁热打铁将已弃用的“楚”扶上正位。

三 更名之辩，众说纷纭

“楚商”的称谓刚宣布没多久，10月8日，湖北省荆楚文化研究会就透露，将对“湖北简称鄂，还是楚？”进行研究，湖北简称由“鄂”改“楚”的传言甚嚣尘上，民间争议也是不绝于耳。

一家网站发起有8000多人参加的投票“湖北将研究省名简称改为‘楚’，您咋看？”结果显示，截至记者发稿时，支持正方的占47%，他们的观点是：“湖北文化源远流长，‘楚’相对于‘鄂’影响更深，将简称改为‘楚’，更能增添城市魅力，给整个湖北带来更好的品牌效应。”支持者认为经济发展要以一定的文化背景作为支撑，历史上楚国的主体和核心就是今天的湖北，作为荆楚文化发源地，“楚”作为湖北的简称名副其实。而反方的观点是：“名字只是个符号，没有实际意义的改简称不仅是瞎折腾，而且浪费公共资源，真正的文化底蕴不是靠改名字就能发生变化的。”持此观点的人数占53%。反对改名者认为，各省简称已有定论，枉费财力、人力再行研究实属无理之举，且不论“楚”非湖北一省能独占。^[6]

在这场“舌战”之中，两方各执一词，支持者认为，湖北简称改成“楚”更能体现深厚的文化底蕴，有利于文化品牌推广。新浪网民“东方松海”说：“如果从历史角度看湖北简称，只有‘楚’最有代表性、传承性、说服力。历史上的楚地虽说地域很广，但一直是以湖北为中心，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发展史即是明证。从历史遗存、遗物看，湖北地区最多、最有代表性。这点就可以说明湖北是传承楚文化最主要的地域。”另一个新浪网民“芳草艾艾”说：“还是简称楚比较好，湖北是楚文化的发祥地。山东称‘齐鲁大地’，湖北为‘荆楚大地’，湖北改为‘楚’更能体现其厚重的文化底蕴。”正如支持“楚商”的网民所言，“楚的名气更大，更有利于招商引资”。还有深感不平的网友总结了湖北简称“鄂”字的四宗罪：“偏僻难懂，缺乏文化内涵，读音可恶，面目可憎、组词能力差。凡是跟鄂沾边的几乎都打不响，跟湖南大打湘牌形成很大反差。”

反对者则认为，湖北只是古代楚地的一部分，湖北简称为鄂不是近现代的事儿，古已有之，只是相对于荆楚之名略显单薄而已，但是要明白，楚地指的可不是简单的湖北一省之地，襄樊改称襄阳，争议不大，湖北改称楚，将与湖南、安徽等地引起纷争。新浪网民“聚宝密藏”说：“春秋时楚国的领土很大，湖北只是它的一部分而已。湖南也属楚地，曾经是马楚（也称南楚）的中心，^[7]如今湖北省的简称是‘鄂’，湖南省的简称是‘湘’，两者相安无事。而湖北省要是将简称改为‘楚’则要与湖南起纷争。原本‘一清二楚’的事情硬要搅得‘不清不楚’，可能形成‘四面楚歌’，感受‘痛楚’”。而且，改名不但要符合历史和现实，更要在内涵上发生实质变化，在民意上获得支持。

还有网民认为，热衷更改地名的行为不过是为了表达功利政绩，对于老百姓没有实际好处，更担心此举将在全国掀起一场改地名热潮。湖南的网民“赵艳生”说：“名字只是一个符号，不管用啥名，都需要奋斗和发展来给它赋予新的意义。整天改来改去，如果自己的内涵没有实质的变化，那样的改名其实是在做无用功，请湖北不要在改名上瞎折腾！”人民网网民认为：“弃鄂从楚是文化急功近利的表现。目标错误的改简称不仅是瞎折腾，而且浪费公共资源，文化底蕴通过改名字能发生一些变化，但要符合历史和现实还有广大民意。”“热衷更改地名的行为不过是为了表达功利政绩。”更有反对者从经济入手，认为更名绝对是“弊大于利”。

有人算过账，如果改一个县名，光换政府部门招牌和公章，就要花费一百万元，如果涉及地图、路标、门牌以及居民身份证、户口本等名称，则耗资将无法估计。“改名的基本原则，应是政治账和经济账的双赢，但很显然，太过随意的更名，由于缺乏必要的科学性，不过是表达功利政绩诉求的途径。莫要让更名如同‘争夺名人故里’一样，成为少数人的游戏，那纠结的民意，将会转为巨大的失望，而这种社会负面效应，远比短暂快感的更名来得更加持久。”

另外还有反对者直指“文化心理”对更名行为做出反击：“湖北简称鄂，还是楚，对于湖北人民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要折腾楚鄂人民。因为谐音上，鄂是恶，楚是丑（虽然楚和丑读音不一样，但非常接近），湖北人已经是恶人了，何必再做丑人？”“动辄改名甚至改名成癖，实际上反映的问题一是急功近利，无非是想通过改名来吸引投资，吸引游客，再一个是缺乏文化自信，自惭形秽。殊不知越是频繁改名，越是彰显了自己的弱势心态？——你自己都瞧不起自己，又如何能够让别人瞧得起呢？地方政府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方面。‘文化研究会’应该真正研究一点和文化有关的问题，改名这种务虚不务实、真的改了又会造成巨大浪费的事，还是少做为好。”

不管是将“鄂商”正名为“楚商”，还是把“鄂菜”改称“楚菜”，这些看似单纯举动背后的动机并没那么简单。加之此番湖北省的简称如何定论也尚待“研究”，不得不让人联想起其他很多类似的“更名事件”。

四 各地更名一览

放眼全国，我们发现“楚鄂之争”绝不仅仅是个案，近年来出于各种原因而更名的城市大量存在，酝酿更名的城市也不乏其例，不完全统计如表1和表2。

表1 已更名城市

表2 酝酿更名城市

五 更名利弊

近十年来，我国城市和地区更名屡见不鲜，更名热高温不退，其所引起的持续讨论也始终没有终止。关于更名利弊，社会各界唇枪舌剑，现分列如下。

（一）更名之利

1.以旅游加快区域发展

城市更名很大程度上服务于旅游业。中国地大物博，地形变化多端，地域上的阻隔致使客源地和旅游地之间产生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从而使旅客无法根据明显的标志直接捕捉到和目的地相关的信息，致使双方对接不上或契合不够，影响区域发展。而城市的更名恰能改变这点，改名统一了行政区划与旅游目的地，形成社会共识，有利于旅游开发的整合营销。典型的例子如云南中甸县，自更名香格里拉后客如泉涌，络绎不绝。而在此之前“香格里拉”一名有如神话，只存在于作家笔下而在现实中难觅踪影，更名后该地区得以明晰，信息也更为精准，由此带去相当可观的利益。再如湖南大庸，地处武陵山区，曾被笑称“抽一根烟就可走遍的县城”，闭塞落后，鲜为人知。1994年4月更名张家界市后，建机场、通火车，知名度飙升，2009年旅游收入突破100亿元，跃入全国一线旅游城市行列。

2.借助政治优势加快区域发展

凭借“准”政治中心的地位，国家和地区势必会提高对该地的投资，加强基础设施和文化等方面建设，以将该地区打造为一张显眼的城市名片。此外，城市还可利用好各国政要云集产生的政治效应促进当地各项事业的发展。如早在2006年，琼海市就意欲改名为博鳌市。博鳌位于琼海市东部，自2001年首届亚洲论坛召开并将博鳌定为永久性会址后，政要、巨商名流云集，国际传媒聚集于此共商亚洲经济发展大计。博鳌特别规划区更是吸引了一批国内大企业集团来投资建设，使其面貌焕然一新。琼海人可借博鳌之东风，凭借政要、巨商、科研文化交流会所带来的政治、经济、科学等各方面效应进行综合发展，以提高知名度和影响力。

3.塑造地域文化

观察近些年来的改名情况可知，我国一些地区非常重视挖掘当地文化蕴含的深厚历史底蕴，恢复使用古地名。比如湖北蒲圻市改回赤壁市，襄樊市改为襄阳市。每个时期的地名都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如同年轮般记录着一个时代，诠释着当年的历史印记。千百年来的沉淀使之远远超越了单纯的符号，而更多的是对一地文化和风气的见证和传承。城市更名，无论是改回古名还是开创新名都是可行的，都是对某地某一时期文化的塑造。

4.契合时代心理

虽然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思想已很开放，但在某些问题的看法上仍旧保守。不可否认，城市更名这个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个心理问题。

第一，谐音不好。从古至今，谐音一直是影响起名的重要因素，好的谐音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的向往，以期获得一个好彩头。因此对于类似“吉”“安”“定”等字眼人们总有种别样的情愫和热忱。相比之下，一些负面的字当然不受待见，如“琼”，“琼海”有如“穷海”，因意义不佳而受排挤。

第二，城市名字乡土气息浓厚，与部分人的都市意识发生冲突。地名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就其构成而言有雅、俗之分，名字虽然只是代号，但客观上却或多或少地影响着一座城的气质形象，因此在人们内心深处都盼着能有一个寓意丰富、祥和高雅、有较高文化品位的名字。但由于一定的历史原因和认知原因，现实中很多地名富有乡土气息，如“驻马店”，意即临时关放马匹的地方；又如“石家庄”，堂堂省会竟然用着村寨的名字，与部分现代人心理不符。

（二）更名之弊

1.不利于文化传承

地名的形成是一个长期过程，与当地的自然地理、传统文化紧密联系，凝聚着群众的集体记忆，蕴含着深厚的历史文化信息，城市名称一旦变化将极有可能使这段记忆被掐断，某些历史文化特征被埋没，从而造成历史断层。比如1994年10月，湖北省荆州地区、沙市和江陵县被撤销，设立荆沙市，沿用了千年的“荆州”一朝被废，引起轩然大波。原名所具有的社会公共历史文化产品属性，以及其中所蕴含的历史文化信息被更改，可能导致的是历史事件、典故、文化被逐渐淹没。因此仅在两年后，国家再度恢复“荆州”之名。

2.带来行政高成本

城市更名就表面看不过是三两个字的变更，但事实远没有这么简单。一个城市更名往往牵扯到整个社会的成本问题。显性成本是最直接的，其所占比重很容易算出，如城市标志，城市各种行政以及企事业单位的名称、名牌、印章，居民的身份证等所有和该地名相关的事物。有人粗略估计，一个150万左右人口的城市仅办理二代身份证就需要花费2000万元。此外还包括和该地相关联的航空、水运、铁路以及公路等交通站牌、地图等，都要做出相应变更，不可谓不是一项巨大的工程。根据专家们的估算，一个中等城市的县级地方改名就要浪费数亿元。

3.影响地区间友谊

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由于战乱、移民、行政规划变革以及缺乏足够的文献记载等多方面原因，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界线变得模糊而有失精准，致使当前进行遗址确定时产生不少争议，甚至有损相邻地区的和谐。比如将旅游业定为支柱产业的四川稻城县和云南中甸县曾争相宣布，自己才是作家笔下的香格里拉。此后，湖南新晃、贵州赫章、贵州水城等地又为争夺“夜郎”之名进行激烈竞争，至今未果。另外如“淮安”“淮阴”也是如此。2001年，江苏省地级市淮阴看中了县级市淮安名字的含金量，更名为淮安市，而县级市淮安则成了淮安市楚州区。十几年来为夺回“淮安”二字，楚州区许多人一直没有放弃过努力。而今又有十堰市意欲更名为武当市，我们不得不怀疑这是否会使得丹江口产生不快，毕竟在行政规划上武当山仍属于丹江口。

4.造成名不副实、名地混乱

我国部分地区更名的动机之一在于发展旅游，于是很多时候采用风景名胜区、自然地理实体以及古地名遗址之名取代原有行政区名这一方法，因此出现以偏概全、以点代面的现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典型的例子如安徽黄山。很多外地游客如果第一次来黄山市都会将三个黄山弄混淆：第一个黄山是黄山市，辖三区四县和黄山风景区；第二个黄山是黄山区，原为太平县，后改成区；第三个黄山是黄山风景区，也就是有着文化和自然双遗产的世界地质公园的黄山风景区。遍地的黄山内涵各异，每一个“黄山”之间相差一小时车程，地名失去其指示性造成黄山地名错位，使得游客茫然失措，连呼上当。此外，整个原徽州地区的传统体系也因地名更改而受到破坏，甚至被黄山一名冲淡得几近淹没，除黄山外已不见其他徽州文化，不可谓不悲。

结语

纵观我国更名史，地区更名是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常见现象，随着国家行政体制的改革、行政区划的调整以及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名称变更也就在所难免。一些城市确实在更名之后取得了较好的发展，如湖南大庸县（现张家界市）；然而反面的例子亦不少，如黄山市。可见在更名中我们应当权衡利弊，考虑自身条件和全局利益，从长远角度进行审视。一座城市的更名，尤其是一座大城市乃至一省之称，更当三思而后行，谨慎为之，整个社会的成本，包括显性的和隐性的，都应当列入考虑范围。前者尚可通过计算明确得出，诸如更改招牌、证件等所需费用；后者却隐含于社会关系和社会影响之中，包括城市的诚信度以及可能带来的利益冲突。由此可见，更名绝非单纯地改变一两个字，其背后牵动的是整个社会系统的运作。我国的省级行政区划及名称，除了新中国成立之初的调整以外，近半个世纪以来尚未发生大的变更。因此废鄂立楚，也许需要各方面再进行更多论证，意欲更名，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原载《中国语情》201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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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湖北简称“鄂”“楚”？》，《长江日报》2011年10月9日第9版。

[2]《湖北或更换该省简称“鄂”“楚”尚无定论》，http：//news.cnhubei.com/xwhbyw/xwwc/201110/t1848644.shtml。

[3]“鄂”通“噩”，摘自《康熙字典》。《前汉·霍光传》：“群臣皆惊鄂失色。”又与噩通。《尔雅·释天》：“岁在酉曰作噩。”（http：//www.chazidian.com/zikx9102）

[4]吕留平：《“鄂商”起名之争》，《鄂商杂志》（2009年2～3月合刊）。

[5]《今天，我们共同叫响“楚商”》，《湖北日报》2011年9月29日第1～2版。

[6]钱忠军：《湖北简称“鄂”还是“楚”？改名之争引激辩》，《文汇报》2011年10月11日。

[7]http：//baike.baidu.com/view/59470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