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军方面

陕西成为农民战争的起源地后，各地陆续爆发了许多农民暴动和起义事件。如天启七年三月，明应天巡抚毛一鹭疏言：“三吴长江盗贼鸱张，海盗纵横，又纷纷啸聚。”^[1]四月，明工部主事吕下问到徽州督催黄山木价，因籍没吴养春山场，“株连无涉，纵役横骚，遂致群噪扬竿，拥其署，敕印俱毁”，^[2]发生了农民暴动，吕下问狼狈逃奔绩溪。五月，河南开、濮一带白莲教徒在郑江、黄步云等领导下起义，与明军进行战斗。^[3]崇祯元年，白莲教徒起义队伍继续在河南地区斗争，吴甡出任明河南巡按，派明兵镇压。^[4]这年十二月，福建上杭、武平又发生农民起义，直到第二年，农民军才在明军的进攻下归于失败。^[5]山东白莲教首张加领自称皇极法王，在崇祯二年四月率领教徒乘夜攻打兖州城，未下，被明兵擒获。^[6]另一支围攻莱阳的白莲教徒，被明登莱总兵官张可大“击破之，焚其六寨。斩伪国公二人，围遂解”。^[7]崇祯四年，四川建昌罗罗族千余人暴动。^[8]五年，江西“流盗”自吉安进攻抚州、乐安、崇仁等地。^[9]类似的事件几乎所在皆是。

逃兵和兵变事件也在继续增加。崇祯元年七月，崇祯召对廷臣于平台，兵部尚书王在晋说：“辽衅且十年，东援之兵，亡者不归，归者不伍，今边饷匮，或阙至三十月。”崇祯问户部左侍郎王家祯，王家祯说：“延绥阙甚。”^[10]东援溃逃士兵多来自宣府、延绥、甘肃、宁夏等镇，他们在回归途中遭到明军的袭击，不敢回镇，在山西、陕西等处起义。长期缺饷哗变的边兵先后参加了陕西、山西农民起义队伍。这些边兵很多是精兵健马，在农民军中成为重要的战斗部队。

从陕西起义的农民军向外地发展的结果，由山西和冀南、豫北渡河南下中原，进入湖广、四川、南直、山东、江西等地。被剥削和被压迫的广大人民几乎都站到农民军的一边。大批饥饿的农民（包括佃户、雇工）、矿工、手工业者、小商人、奴仆以及江湖星卜之流都涌进了农民军。各地分散的起义队伍逐渐汇聚到全国性的农民战争的洪流中。有些独立活动的起义队伍与大队农民军保持各种联系。到崇祯十二三年后，随着农民军声势的进一步扩大和明廷的明显衰落，不少无封建特权的一般地主分子向农民军方面靠近，少数官僚豪绅地主分子也跑到农民军这里，寻找自己的出路，或者企图从农民军内部搞封建主义的复辟。

农民军没有到过东南诸省，但在农民战争的巨大影响下，东南各地的农民、佃户、奴仆反对豪绅地主、奴仆的斗争比过去激烈多了。如崇祯四年，福建泉州发生佃户暴动，因“泉属斗栳无定，催租仆役于栳外横征，加以淋尖，变起仓卒”，^[11]明封建官府“擒乱首治之”，镇压了这次暴动。崇祯六年，福建起义农民从武平进入江西境内，攻下崇仁民城。^[12]崇祯十一年正月，在闽、赣地区，“光泽、铅山间有棋山妖人，称密口烧香为记，借无为教谋逆。丙子夜，围铅山城，分守道林日瑞预闻为备。旦击败之，捣棋山，破散其党”。^[13]这是无为教徒的起义，没有成功。八月，江苏太湖洞庭东山朱毛三谋划起义，被明巡抚都御史张国维擒获。十月，横金农民唐世畊等“以蝗灾聚众，相约不还田租”，明知县牛某逮捕了五个人，送巡抚衙门杀害。^[14]苏州农民实行暴动，“田主有乡居者，征租于佃户，各佃聚众焚其居，抢掠其居”。^[15]崇祯十五年，江西吉安地区发生奴仆起义，“奴仆之为乱也，结佃户以蜂起，乘机叛主，自称小约，其党羽盛者，号为大约。焚掠劫杀，岁以为常，肇衅于安福上乡，宣化延福及各境亦蔓延焉”。^[16]这些农民、佃户、奴仆的起义斗争打击了当地的豪绅地主和奴主，对农民军也起了积极的声援作用。

在明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下，“饥馑荐臻，人人思乱”，农民军每到一处，就有许多饥民来投附。经过激烈的阶级斗争，农民军战士和饥民的思想认识都提高了。

农民军中有许多感人的英雄故事。如崇祯十年十一月至十二月，在山东兖西地区防守的明兵连续擒获了三名从事侦察明军动态的农民军战士。据兖州府单县知县详报，其中两人原来是雇工和农民，分别名叫陈斗魁和崔文举，一人是秀才之子，名叫傅一春，从八年至十年分别在山西、山东和河南等地投入农民军。明官吏审讯后说陈斗魁“口供手杀十一命，谈笑自若，毫无畏惧”，充满了英雄气概，使得明审讯官吏哀叹道：“人心已死久矣。”崔文举同样是“甘心从贼”。傅一春“当面质之时，犹敢为贼张威，藐我兵之寡弱”，表现了农民军战士的严正立场，以至于审讯报告说：这三个人，“彼供之昂首掀髯，臣闻之皱眉酸鼻，是何含齿戴发之属，有凶暴残忍，不畏朝廷，不惜性命，喜为贼用，甘为贼死，刀锯在前，略无恐怖如此辈者乎？”

对于傅一春，审讯报告还这样说：他“口供为秀才之子，曾从父读书，胸中了了，矢口成章，非不识一丁者比，自以双亲皆为贼所手刃，不以为怨，反以为德，所述在贼营甘食美衣，□□角且感且颂，令人不堪听，即其父母有知，当作厉鬼而磜其肉，何可多存一日于人间乎？即□□经枭示，念及犹有余愤焉”。^[17]这段话真实地述说了傅一春参加农民军后的思想变化。两年实际斗争的教育使他从一名秀才之子转变为一名坚强的农民军战士，对于父母被农民军所杀之事，他从革命立场出发，能做到“不以为怨，反以为德”，是很难得的。他热情地赞扬农民军营内的生活，“且感且颂”，反映农民军内部实行了军事民主的原则，一名普通兵士也能得到“甘衣美食”的生活待遇，这是在明贵族、官僚豪绅地主压榨下的人民和长期缺饷乏食的明军兵士不能相比的。

这三名普通的农民军战士，在临刑前英勇不屈，慷慨就义，敢于藐视腐朽的明王朝，称颂农民军的正义事业，视死如归，毫无惧色，“喜为贼用，甘为贼死”，说明他们都具有很高的反封建的思想觉悟。他们震动明官府的口供是给农民军的一曲响亮的颂歌。

起义农民以各种形式表达了自己对残暴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憎恨，到处杀戮贵族、各级官僚和豪绅地主，抄没他们的赃财，焚毁他们的房屋等。由于南北诸省的状况不尽相同，各地农民、小手工业者、小商人和奴仆提出的斗争口号也多少是有差别的。不完全地概括起来，他们反对封建制度的要求和活动是这样的：

第一，摧除贵族和官僚豪绅地主这些反动阶层，因为他们用几乎是对待农奴的办法压榨和残害农民和小手工业者。他们主张将封建贵族和官僚豪绅地主的财产全部抄没，充作农民军的军饷和散发给饥困无食的人们。对贵族、官僚豪绅地主应根据他们罪恶的大小分别予以惩处，罪恶大的杀死。

第二，反对封建国家的各种剥削，如繁重的赋税和差役，特别是三饷加派和官吏的横索。他们要求废除或减少这些对农民、小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的残酷的封建剥削，实行公平交易。他们反对封建官府用里甲（或厢坊）制度来束缚自己，希望能自由迁徙。

第三，农民要求将贵族、官僚豪绅地主占夺的土地分给他们，归佃种这些土地的农民所有。除土地外，他们也希望能分得这些剥削阶级的住宅和用具。在实行不了均田的地区，佃户拒绝交租，或者要求封建地主减少田租，反对地主加二加三以及各种苛索盘剥和杂役。

第四，工匠要求废除匠籍，免交班匠银，军户要求废除军籍，灶户要求废除灶籍，完全改为民户。

第五，反对各种形式的人身奴役，如把佃户当佃仆看待，不给长年雇工以自由人身份。农民主张“铲主仆贵贱贫富而平之”，^[18]实行平均主义。奴仆强烈要求废除主仆关系，获得自由人的地位。

第六，不满明王朝的黑暗统治，少数农民谋求推翻明廷，组织农民政权。他们希望能产生代表自己利益的好皇帝，但他们没有想到废除皇帝制度。

这些要求冲击着明末封建社会的各个方面，成为无数受压迫的贫苦人民奋斗的目标。将这些要求集中起来，通过斗争改变当时的阶级关系和社会状况，是农民军首领们的重要任务，也是分散于各地的农民起义队伍的战斗任务。经过长期斗争的考验，闯王李自成是所有农民军首领中最杰出的领袖人物，在他的领导下，农民军为实现这些革命任务，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在荒凉的陕西边塞，有一个临近长城的怀远堡，这里人烟稀少，原野起伏，经常黄沙蔽日。南距怀远堡不远的地方是米脂县的李继迁寨。明万历三十四年，农民领袖李自成就出生在这寨上的一个农民家庭。

李自成父祖的时候，家境比较宽裕。父亲李守忠曾被明官府列为养马户。母亲就是怀远堡人。李自成六岁被“教之识字，聪慧逾常人，然性跳荡不可禁”。^[19]初名鸿基，后改自成。十几岁为回回婆家牧马，常往来边塞地区。这一带住有一些回族人，汉、回互为婚姻。

不少边地人习武，李自成从小也喜爱武艺，年稍长便投拜延安府教师罗君彦学习击刺，“颇得其妙”。李守忠后来将罗君彦请到家里，让李自成和其孙李过以及同里人刘某一起练武。

在封建官府和豪绅地主的侵欺下，加上灾荒，李家日渐消乏。李自成在父母去世以后，很快就把家产用尽了。由于生活困难，李自成做过酒佣，学过锻工，又为人耕田，当过雇农，从事了各种劳动。^[20]

廿一岁时（明天启六年），李自成应募到银川驿去当马夫，“挟弓矢习骑射，时供邮传”，开始以善武勇斗著称了。

李自成家过去世服里役，到这时仍不能免除。因为里役征税，李自成在穷困之际，借了同里艾姓豪绅地主的高利贷。艾姓豪绅地主曾任明某府同知，人称艾同知或艾老举人。李自成无钱还债，被艾同知抓住鞭打了一顿。艾同知还嗾使米脂知县晏子宾将李自成戴上枷锁，曝晒在烈日之下，几乎要置之于死地。由于驿卒不平，进行反迫害斗争，李自成才逃脱了这一场灾难。^[21]

李自成和侄儿李过一同亡命甘肃，投到巡抚梅之焕的军中当兵。他隶属总兵杨肇基的部下，不久升任把总，成为一名小军官。有的记载说李自成认识高迎祥就是在这时。^[22]

边地寒苦，官吏贪暴，士卒经年缺饷乏食，这是各镇共同的情况。崇祯二年十月下旬，皇太极率后金军入塞，十一月初北京戒严，明廷召各镇兵“勤王”。李自成随参将王国东行，路过金县，军卒因无饷哗变，李自成带头缚知县索饷，并愤杀王国，举兵起义。这些起义的士兵在李自成的领导下进入陕西，加入了农民起义队伍的战斗行列。

这时农民战争的烈火已经燃及陕西的许多州县，开始向山西蔓延。李自成率领起义兵士最初投入了王左挂的起义军。崇祯三年王左挂败降明军，李自成率众改投不沾泥（张存孟）。后来不沾泥败死，李自成才投到闯王高迎祥的部队为闯将。高迎祥属于农民军首领王嘉胤的一支。

李自成转战于陕西、山西和中原广大地区，在崇祯十四年攻下洛阳以后，他被农民军推戴为闯王。经过十几年艰苦的战斗，李自成终于在崇祯十七年三月，统率大顺农民军攻下北京，推翻了朱明封建王朝，取得了农民战争的伟大胜利。

这一伟大胜利的取得，自然首先是从天启七年以来各地农民军长期反明斗争的结果，但李自成本人的表现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历史记载说：李自成领导的农民队伍为“人之所附”，^[23]实行了赈济饥民，不当差，不纳粮，均田和平买平卖等各项政策，受到各地人民的欢迎和支持。封建史家承认李自成军纪严肃，勇敢“善攻”，并且对众将“善驾驭，诸贼莫及”，富有领导才能。他们叹服于李自成生活朴素，“不好酒色，脱粟粗粝，与其下共甘苦”。^[24]他们没有或不愿提到的是：李自成具有反对封建统治阶级的坚强斗志，决心为覆灭明王朝而与明军血战到底。

除掉这些优点外，李自成能够战胜明王朝，建立大顺政权，与整个客观形势也是分不开的。当时明廷坚持推行对农民军和对后金（清）军两线作战的方针，“兵食靡措”、“拮据难支”。^[25]后金（清）军吸住了明廷最精锐的关宁部队，并且几次大举入塞，使明廷感到很大的军事威胁。明廷长期不能集中很多兵力来同农民军作战，这是农民军获得发展壮大的有利客观条件。

农民军首领不能都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但在客观上，以李自成为首的农民军利用了明廷与后金（清）的矛盾，达到了它战胜明王朝的目的，正如后金（清）军也利用了明廷与农民军的矛盾来壮大自己，削弱明廷，达到它长驱入关的目的。

没有这种客观条件，农民军要想战胜明王朝，势必要经过更加长期、曲折和复杂的道路，甚至存在被明廷镇压下去的危险。

崇祯十一年时，李自成的军队被明陕督洪承畴和总兵曹变蛟击溃，张献忠在这以前就向明廷实行了假投降，后来罗汝才和革左五营都搞了假投降，至于闯塌天（刘国能）、射塌天（李万庆）、小秦王（王光恩）、过天星（惠登相）等一大批首领相继背叛，投降明廷。在这个严重时刻，如果明廷同意与清廷议和，使清廷暂停对明廷的进攻，而明廷集中更多军队来进“剿”农民军，其结果是难以想象的。但明廷没有这么做，当清军入塞时，它低估了农民军保存的力量，把陕督洪承畴率领的秦师和左良玉等军队都调去入援北京。清军退走后，洪承畴又领兵赴辽东战场作战。这明显地减轻了对农民军的压力，使农民军有机会经过休整再复起攻明。

对于这种有利的时机，一般农民军首领因缺乏认识，并不能利用，能利用的只是少数，李自成能充分利用它，也不是由于他有足够的认识，而是由于他在危难之际仍然具有坚强的革命斗志。他被洪承畴和曹变蛟击溃于潼关原以后，以十余骑逃入商洛山中。这时他如果跟其他首领一样向明廷投降，不管是真投降还是假投降，明廷都很容易处置他剩下的少量军队，即使不加杀害，也会把他押送还乡，派人监视，或者编入明军。在左右都是明军的情况下，以后他就不容易再造反。张献忠搞假投降时，手中有上万兵力，明军不敢轻易动他，李自成只剩下很少一点人马，便没有保存自己的条件。

李自成坚定地在穷山深谷之中继续抗明。崇祯十二年，李自成出山又聚集了一些军队，但不久被明督师杨嗣昌派兵围困在巴西鱼腹山中。此刻李自成的处境更为困苦，几乎要自杀，但他仍然把反明斗争坚持下来，突围进入河南地区。农民军的战旗一直被李自成高高举着，不愧是一位英雄人物。他能覆灭明王朝，成为卓越的农民领袖，绝不是偶然获得的。

在各营农民军首领当中，李自成还最早改变流寇主义的作战方式，走上建立政权和根据地的道路。这一个重要变化从崇祯十四年正月下洛阳后就开始了。崇祯十六年李自成在襄阳建立了从襄京到地方的一套农民政权组织。《明史纪事本末》记载：“初，自成流劫秦、晋、楚、豫，攻剽半天下，然志乐狗盗，所至焚荡屠夷。既而连陷荆、襄、鄢、郢，席卷河南，有众百万，始侈然以为天下莫与争，思据有城邑擅名号矣。”^[26]这段话对农民军的反封建斗争进行了诬蔑和攻击，但它指出李自成前后的变化，反映了一定的实况。

和李自成同时起义的农民军首领如曹操（罗汝才）、老回回（马守应）等，这时仍企图继续流动作战，过着流寇主义的生活。张献忠是仅次于李自成的重要首领，他在武昌建立了政权，但这种政权很不稳固，他实行的基本上还是流寇主义的一套做法。

不但各项政策深得民心，李自成还发展了一支强大的农民军队，具有严密的组织和纪律，这是其他农民军队伍不能相比的。张献忠以“奇袭”著称，其特点是“多智，巧于攻劫，遇险善逃去，去来如风”，比李自成善于智取，但是“兵多而不精”，他往往拥众至数十万人，而真正精兵不过数千人。他的军队，据《平寇志》所说：“无良马，少纪律，长于袭取，不若闯之以大众攻也。”^[27]在数量和战斗力上，张献忠领导的大西农民军显然不如李自成领导的大顺农民军。

李自成的这些优越之处使他在崇祯十四年后连败明军，所向无敌，最后终于打进了明王朝的都城北京。

和一切农民领袖一样，李自成也有自己的阶级局限性。在封建社会里，农民深受封建统治阶级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同时又受到封建统治阶级思想的侵蚀，习惯于一些旧的封建传统观念，如盼望有一个好皇帝，反对贪官，称赞“好官”、“贤令”，迷信占卜等，这些观念对起义农民是一种无形的束缚，自然也感染了李自成。李自成在北京对众将说，“何不助孤为好皇帝”，^[28]对“好皇帝”表示向往。他推翻了明廷的封建统治，骂崇祯是“昏主不仁”，后来又说：“君非甚暗，而炀蔽恒多”，但并没有因此就否定了皇权制度。

出于对贵族和官僚豪绅地主的极端仇恨，李自成建立的大顺政权到处镇压这些反动阶级分子，抄没他们的家产，但经他同意而设置的官职，却是牛金星等人按照封建官职制度，主要是明制建立的，这说明农民阶级不代表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能创造新的政治制度，只能利用一些旧有的官僚机构来为农民政权服务。

如果李自成不被清军击败，而是在北京巩固了大顺政权的统治，完成了内地的统一，以牛金星、宋企郊等人为代表的封建官僚地主分子肯定会运用封建职官制度和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观念促使大顺政权变质，从农民政权转化为封建政权。这是不可避免要发生的事情。农民军对清军作战的失败阻止了这一转化。

在清军和明降清派吴三桂的联合进攻之下，李自成领导的大顺农民军失败了。为什么李自成从胜利又走向失败呢？过去不少人试图从流寇主义思想的影响、陈圆圆事件和李岩被杀等方面进行解释，这些解释虽各有其道理，但都不能成为李自成失败的主要原因，主要的原因应当是：李自成在崇祯十六年进襄阳后认不清当时的客观形势，不能根据形势的发展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和策略。

农民阶级受小生产者狭窄眼界的限制，往往只能看到眼前的事物，不能通观全局。在崇祯十六年进入襄阳以前，李自成采用的战略方针无疑是正确的，当明廷接连派出军队前来进“剿”，农民军必须还击和歼灭明军，才能在襄阳建立农民政权。李自成即使不是有意识的，也能在客观上利用明廷与清廷的矛盾来发展农民军的力量，使明军一败涂地。进了襄阳，特别是农民军打败孙传庭的进攻军队以后，明廷业已衰弱不堪，不成为农民军的敌手，农民军的劲敌变成企图逐鹿中原的清军。农民军认识不到客观形势的变化，便不能利用明廷和清廷的矛盾来进一步统一内地，反而会因攻下北京和进攻山海关促成了清军与明降清派的结合，使自己处于不利地位，由胜利走向失败。

皇太极主持下的清廷，对这种问题比较重视，讲究进占中原的战略策略，天聪七年（崇祯六年），豪格向他的父亲皇太极建议：“遣人往招流贼。”^[29]崇德三年（崇祯十一年）九月，清廷遣多尔衮、岳讬率清军入塞，他们到内地分别打听农民军的情况。^[30]崇德七年（崇祯十五年），皇太极派阿巴泰率清兵入塞，嘱咐阿巴泰道：“如遇流寇，宜云尔等见明政紊乱，激而生变，我国来征亦正为此，以善言抚谕之，申戒士卒，勿误杀彼一二人，致与交恶。如彼欲遣使见朕，即携其使来。或有奏朕之书，尔等即许转达，赍书来奏。可将朕此旨向外藩将士再三晓谕。”^[31]这些话表明皇太极等有意识地要利用农民军与明廷的矛盾，联合农民军夹攻明廷，等摧毁明廷后再处理对农民军的问题。皇太极曾说他用一半兵力便把明廷打得无法招架，但他并没有因此就采用先攻灭明廷再袭击农民军的打法，而是慎重地实行联合农民军夹击明廷的策略。皇太极死后，这个策略继续被清廷执行着。后来由于联合农民军不成，才转而联合吴三桂来夹攻农民军。这同样是联合一方攻击一方，有利于清军长驱入关和进占内地。

当时农民军如果强大到足以战胜清军和明军的同时进攻，便不需要避免对清军和对明军两线作战的问题，也不需要联合一方去攻击另一方。但是农民军没有壮大到这种程度，战略策略的正确与否就是决定胜负的因素了。我们从李自成在襄阳召集众臣谋划出兵的情况来看，这些农民军首领的眼界仍然局限在进攻明军方面，完全没有提到对付清军的问题。清军在崇祯时入塞的次数相当频繁，当它在崇祯十六年四月从内地退回沈阳以后，一般人也能料想它不久还会重来，可是李自成和其他首领们却恰恰估计不到这一点，错误地把清军排除在自己的作战计划以外，仿佛他们只要攻下了北京，覆灭了崇祯统治下的明王朝，天下就基本上大定了。

对于李自成及其领导集团，入襄阳后客观上存在两种方案，一是以明廷为主要对手来建立农民军的战略策略，二是以清军为主要对手来建立农民军的战略策略，这两种方案是很不同的。从前一种方案考虑，农民军攻下西安后，必然会很快进攻北京；从后一种方案考虑，必然着眼于怎样击败清军，把它放在首要的地位，进攻北京的日期有可能推迟，以便继续利用明廷同清军的矛盾。

农民军只考虑到前一种方案。

查继佐在《罪惟录》里说：“李（自成）之失，病于躁。……固躁则轻进而退无所据。”^[32]这里所说的“轻进”，应当是指李自成进攻北京和山海关的问题。当时如果清军不南下，李自成的军力能够打败吴三桂，占领山海关。流寇主义思想的影响，陈圆圆事件及李岩被杀事件都不会妨碍大顺王朝的建立。由于清军南下，这些事件先后发生了作用，李自成进攻北京和山海关就显得是一种“轻进”的举动了。

李自成从北京败退后，在陕西据守了近一年之久。这种据守并不巩固，不久便被清军打破了。说李自成退有所据，或退无所据，似乎都是可以的。

当清军注意农民军的活动时，李自成没有相应地注意清军的动向，并找出对策，建立一套应对清军和明廷的战略策略，以致造成了大顺农民军最后的失败。

三个方面互相敌对，互相影响，是农民军获得覆灭明廷的伟大胜利的客观条件，同时也是农民军后来遭到失败的基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