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金（清）方面

在辽沈地区，与明廷长期作战的后金（清）政权，以满洲贵族为核心，结合蒙古部落首领和汉族降将、官僚，构成它的统治阶层。

皇太极即位后，在周围明王朝和朝鲜封建制度的影响下，女真族的封建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虽然奴隶制经济和残余的氏族制传统仍然存在。

皇太极继续对满汉民丁实行计口授田的制度，征派赋税和繁多的差役，采用封建农奴制的剥削方式。分拨在旗下为奴的汉族农民不少也转化为这种民丁，根据皇太极的规定，满官统领下的每个牛录，只给壮丁八名，牛二头，其余汉人奴婢“分屯别居，编为民户，择汉官之清正者辖之”，^[95]这种措施促进了封建经济的发展。

崇德时，皇太极规定：一丁征粮三金斗，草二十捆，官役牛一头征粮六十斤。旧拖克索（庄园）一所征粮一百斤，新拖克索一所五十斤，还需缴纳猪、鹅、鸡及其他物件。^[96]

贵族在庄园里仍然使用被俘的汉人、蒙古人和朝鲜人奴仆进行生产。他们拥有不少田庄，“庄有大小，大不过数十家，小不满八九家”，^[97]还不能与明诸王贵族所占的土地相比。庄园内奴隶制也逐步封建化，奴仆渐渐具有私有财产。满汉官僚按品级拨赐田宅和奴婢。一般女真军卒也占有奴仆。皇太极将掳掠来的大量汉人和蒙古人分给贵族和披甲军卒为奴，小部分编为民户。

城市手工业在皇太极时也比过去发达了。后金政权控制着各色工匠，有炼钢铁工场。铸匠和铁匠在天聪五年铸造了红衣炮、将军炮近百门。其他如织匠、木匠、革匠、银匠、瓦匠和造弓、矢、甲、鞍等工匠都具备了。沈阳的商业日益繁盛，各旗和街市之间都有商人进行贸易。后金（清）政权很注意与明朝、朝鲜和蒙古部落的市易活动，经常派负责官员率八家商人前往，严禁满洲贵族和官员私遣商人到明边境贸易。^[98]

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天命时根据八旗制度形成的一套统治方式也逐步变化。皇太极刚即位时，曾出现由代善、阿敏、莽古尔泰和皇太极四大贝勒共议朝政的局面，八旗的旗主贝勒在旗内享有很大的政治权力。这时八家分管境内民户的情况是：“有人必八家分养之，地土必八家分据之，即一人尺土，贝勒不容于皇上，皇上不容于贝勒。”^[99]皇太极等于是两黄旗的旗主。

皇太极力图破坏这种政治局面，提高君权，发展封建专制主义，因此与阿敏、莽古尔泰发生矛盾。从天聪二年到五年，皇太极得到代善的儿子萨哈廉和多尔衮、多铎、济尔哈朗等满洲贵族的支持，击败了阿敏和莽古尔泰，促使代善放弃与皇太极并列的地位。皇太极在天聪六年开始南面独坐，初步巩固了自己对后金（清）政权的统治。皇太极仿效明朝的政治制度，设立六部来管理政事。负责六部的贝勒大多都是拥护皇太极的贵族，如多尔衮管吏部事，德格类管户部事，萨哈廉管礼部事，岳托管兵部事，济尔哈朗管刑部事，阿巴泰管工部事。六部外设置文馆，分命满汉文臣记注政事，参与机务。天聪九年五月，皇太极命文馆译宋、辽、金、元四史。

天聪十年四月，皇太极即皇帝位于沈阳，建国号大清，改元崇德，参照明朝政治制度修订六部条例，规定亲王、郡王、贝勒、贝子以下爵位礼仪，改文馆为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和内弘文院。

皇太极要女真贵族子弟学习儒家书籍，但不废骑射。他在崇德元年六月谕旨中说：“我国之人，向者未谙典礼，故言语书词，上下贵贱之分，或未详晰。朕阅古制，凡上下问好各有分别，自今俱宜仿古制行之。”^[100]仿古制就是汉化。许多儒家典籍被翻译为满文。

内地的戏曲歌乐也传到清统治区内，掌礼部事的大贵族多铎“私携妓女，弦管欢歌，披优人之衣，学傅粉之态，以为戏乐”。^[101]这也是女真族汉化的产物。

为进一步削弱八旗制度的传统势力，皇太极还改变八家共分财物的原则，规定俘获物件，必须将其中相当部分上缴归公，其余由八家共分。从前后金政权不过问各旗内部事务，皇太极开始提出干预和治理。他在崇德八年六月谕告诸王贝勒、贝子、公等说：“前多罗武英郡王帅师征燕京，并和硕睿亲王过燕京、征山东时，归公财物，朕皆赐出征之王贝勒及各官等，即少有所留，不过欲养新附之人及给穷乏之民，以为国家经费之用，故皆寄之外帑，朕未尝私为己有，并不过于多取也。……朕素于诸王贝勒贝子公等一切家事俱不预闻，嗣后于新旧人等孰爱养有方，孰漫不抚恤，必加详察。……此后凡新旧人有因不沾恩养，自行陈诉者，所告果实，该管王贝勒皆坐罪。”^[102]这些措施都旨在发展封建专制主义的皇权。

基于维护满洲贵族的权益，皇太极在仿效明制的过程中建立了一套与明廷并不很相同的政治制度，如实行诸王贝勒大臣议政，决定军国大事，其中有些人是不管六部事的，有些人是管六部事的。六部的其他满汉官员职权较轻。内三院这时主要是皇帝的咨询机构，大学士并没有很高的地位和权力，不能同明内阁大学士相比。满官的地位高于汉官。后金（清）政权利用八旗组织建立的军队与明廷的兵制完全不同。崇德二年已设内务府。^[103]

天聪九年，皇太极在满洲八旗外，另编蒙古八旗，崇德七年又增编汉军八旗。八旗军队的人数是：满洲八旗兵九万六千人，合蒙古八旗兵和汉军八旗兵共十八万六千六百人。

皇太极时后金（清）大量引用汉人，这一方面是为了汉化，发展封建制度，一方面是为了谋划进占中原。过去努尔哈齐杀戮汉族士绅，皇太极与之相反，除录用汉族生员为官吏外，还在天聪三年开科举，考试儒生，考取后免除差徭，将没为包衣（贵族的家奴）的儒生释拔出来，用他丁顶补。孔有德、耿仲明和尚可喜投降后金，在清崇德元年被封为恭顺王、怀顺王、智顺王。满洲甲喇章京席尔丹对布善车尔布说：“恭顺王、怀顺王、智顺王肥马华屋，而我之兵马何独羸瘦？”布善车尔布说：“昔太祖诛戮汉人，抚养满洲，今汉人有为王者矣，有为昂邦章京者矣，至于宗室，今有为官者，有为民者，时势颠倒一至如此。”^[104]洪承畴被俘降清后，皇太极“大悦，即日赏赉无算，置酒陈百戏，诸将或不悦，曰：‘上何待承畴之重也！’上进诸将曰：‘吾曹栉风沐雨数十年，欲将何为？’诸将曰：‘欲得中原耳。’上笑曰：‘譬诸行道，吾等皆瞽，今获一导者，吾安得不乐。’”^[105]皇太极的目的就是利用投降的汉官替他出谋献策占领内地。

在后金（清）统治区内一直存在奴仆反奴主，农民反对封建剥削和压迫的斗争。天聪初，“盗贼繁兴”，被掳掠为奴的汉人长期逃亡不绝。在后金（清）政权和奴主的镇压和追捕下，这些分散的反抗活动没有形成大规模的奴仆或农民的起义，因此并不影响后金（清）军征服内蒙古地区和长驱入关。

皇太极继续努尔哈齐对明廷作战的方针。他即位后的第二年（天聪元年，天启七年），陕西农民战争爆发了。农民军反明斗争的过程，也是他同明廷作战的过程。

努尔哈齐对明廷有战无和，而皇太极在同明廷作战期间，不断试图与明廷议和，但始终遭到明廷的拒绝，没有一次达成了和议。

后金东界朝鲜，西北与蒙古各部落为邻，南面是明王朝，四面都受到敌对势力的袭击。皇太极能够战胜这些敌人，为清军进占关内奠定基础，除了发展封建经济和建立起政治制度外，主要靠手中有一支强劲的八旗军队，并实行符合实际后金（清）的战略和策略。

明廷与农民军的矛盾，被皇太极及其后继者充分地加以利用，这是他们获得成功的重要客观因素。

天聪元年，皇太极发动对朝鲜的战争。朝鲜与明王朝的关系是友好的，曾出兵协助明廷对后金作战，成为后金攻明的后顾之忧。这年正月，皇太极派二贝勒阿敏、贝勒济尔哈朗、阿济格、杜度、岳托、硕托领兵前往，说：“朝鲜累世得罪，今明毛文龙近彼海岛，纳我叛民，宜两图之。”^[106]由于明辽东军队不敢出击后金以救援朝鲜，阿敏率领的后金军很快击溃了朝鲜和毛文龙的军队，占领平壤，进兵平山。朝鲜国王李倧被迫与后金军议和订盟，约为“兄弟”之国，每年向后金输岁币，互市。

李倧感念明王朝在万历时援助朝鲜的旧恩，在屈服于后金后，仍不断遣使入贡明廷。天聪十年，皇太极即皇帝位于盛京，朝鲜不肯拥戴，使臣来贺时不拜。于是皇太极在十二月又亲自率军出征朝鲜，李倧被迫率群臣出降，皇太极命李倧去明年号，奉清为正朔，每年向清廷朝贡一次，此后李倧还是向明廷入贡，拒绝帮助后金（清）攻明，经常被清廷发现有“潜通明国”的活动。

皇太极两次进兵朝鲜，没有完全断绝朝鲜与明廷的关系，但朝鲜再也没有力量支援明廷了，皇太极仍然达到了解后顾之忧的目的。顺治元年六月，多尔衮占领北京后不久，这位忠诚于明廷的朝鲜国王李倧就去世了。

比征服朝鲜更加引起皇太极重视的是对待西部和西北部蒙古部落的问题。

散居在明喜峰口到古北口以北地区的蒙古部落没有被后金收服以前，后金（清）军和明军交战的地区仅限于锦州、宁远一线。明廷只要利用火炮坚守锦州、宁远等城，就能阻止后金军南下。努尔哈齐没有攻下宁远，受重伤回师，皇太极在天聪元年同样没有攻破宁远，懊丧而还。第二年三月，皇太极派兵往西潜入喜峰口西的大安口，很快退回，^[107]表明他要另找攻明的途径了，而另找途径必须解决这一带阻塞道路的蒙古部落问题。

这一带蒙古部落在得不到明廷的款抚以后，于天聪元年和二年（明崇祯元年）大部分归附到后金方面，有些部落西投察哈尔部。明喜峰口至古北口外的门户大开。这是明蓟镇防区，皇太极完成了舍辽攻蓟的军事部署。

天聪三年（崇祯二年）十月，皇太极亲自领兵从大安口、龙井关入塞，深入内地。这次入塞曾引起一些满洲大贵族的反对，当皇太极军“次喀喇沁之青城，大贝勒代善，三贝勒莽古尔泰止诸贝勒帐外，入见密议班师。既退，岳托等入白诸将在外候进取。上不怿，因曰：‘两兄谓我兵深入，劳师袭远，若粮匮马疲，敌人环攻，无为归计。若等见及此，而初不言，朕既远涉，乃以此为辞。我谋且隳，何候为！’岳托坚请进师。八固山额真诣代善、莽古尔泰议，夜半议定”。^[108]这次入塞使皇太极取得很大的成功。代善等人对明廷的虚弱认识不足，做了偏高的估计。结果入塞后，连战获胜，掳走不少人口财物。明将赵率教、满桂等先后战死，督师袁崇焕下狱，丢弃物资无算。皇太极出塞时，要二贝勒阿敏领五千人留守关内永平四城。阿敏不久在明军合攻下弃城逃回，皇太极借此将他囚禁起来，除掉了一大政敌。

自后金（清）打开这条入塞的道路后，明锦州、宁远等城守军对后金（清）军只能起牵制作用，失去阻挡后金（清）南下的重要性。明蓟镇防区变成一个薄弱环节，随时都会被后金（清）突入，后金（清）对明廷的军事威胁比以前大大增强了。

皇太极没有专注于对明战争，这时他与蒙古察哈尔部也处在敌对状态。从张家口外西至河套地区的许多蒙古部落都臣属于察哈尔部，影响后金进攻明廷。皇太极为消灭这个敌对力量，扩充自己的势力，又开始了进攻察哈尔部的战争。

察哈尔部林丹汗是元小王子后裔，受到蒙古各部的尊崇，但他苛待各部，又遭到不少蒙古部落的反对。喀喇沁部、阿巴噶部、鄂尔多斯部和土默特部在天聪二年合兵于上默特的赵城，击败察哈尔部兵四万人，后金军也于这一年出击过察哈尔部。

崇祯三四年后农民战争的范围逐渐扩大了，明廷对后金作战的困难更多，崇祯又不愿联“西虏”（指蒙古部落）以制“东虏”（指后金）。蒙古部落非常涣散。皇太极乘机会合归附的蒙古诸部突袭察哈尔部，林丹汗向西逃遁，中途死去。皇太极进至归化城（今呼和浩特）。

察哈尔部三万骑在崇祯七年（天聪八年）向南投附明廷，明宣大总督张宗衡请明廷收恤其众，安插近塞地区，免为后金并去。这是一项对明廷有益的建议，但崇祯主持下的明廷以“自强”为名，拒不收纳。这三万骑惶惶然不知所归，后金听信后，在天聪九年派多尔衮、岳托、豪格、萨哈廉率军追击，全部收获。明延绥、宁夏、甘肃、固原边外蒙古部落完全降附后金政权。从此长城沿线到处都有可能成为后金（清）军聚集蒙古部落南下攻明的战场。明廷“自强”了什么呢？只是说空话而已。

曾经臣服于察哈尔部的漠北蒙古族车臣汗、札萨克图汗和土谢图汗三部，在崇祯时也相继向清廷进贡马和驼、羊，皇太极禁止车臣汗向明廷市马。

从统治和笼络蒙古各部落考虑，后金（清）除皇室和贵族除继续与蒙古部落首领互通婚姻外，还封赐蒙古部落首领以贝勒、郡王和亲王等爵位，将蒙古各部编为若干旗。以前后金地区巫教盛行，皇太极禁止满洲人信喇嘛教，自灭察哈尔部后，皇太极改奉喇嘛教，用喇嘛教作为统治蒙古部落的重要手段。

墨尔根喇嘛送古帕斯八喇嘛所供嘛哈噶佛到沈阳，皇太极在城西三里外建寺庙供佛，取名实胜寺。崇德三年，实胜寺建成。皇太极率内外诸王、贝勒、贝子、文武众官到实胜寺，向佛像行三跪九叩首礼，^[109]表示皈依。

第二年，皇太极遣察汉喇嘛等致书于图白忒汗，要延请高僧，宣扬佛教，希望得到他和佛寺喇嘛的同意。^[110]崇德七年，青海蒙古和硕特部顾实汗偕达赖喇嘛遣使来沈阳。八年，皇太极派人存问达赖喇嘛。

通过喇嘛教，清廷与青海、西藏地区发生政治上的联系，为入关后进一步巩固中国这个多民族封建国家的统一准备了初步的条件。

皇太极统一了这些蒙古部落，“号令几行万里”，不仅扩大了很多统治区域，而且显著地增强了清廷的军事实力，可以不断调集蒙古各部进攻明王朝。在清军几次入塞攻明时，都有不少蒙古部落参加，明廷在抗击清军的战争中愈来愈处于不利的地位。

以迫使明廷议和为名，后金（清）军六次入塞，重要的是四次，天聪三年（崇祯二年）、崇德元年（崇祯九年）、崇德三年（崇祯十一年）和崇德七年（崇祯十五年），这四次都是从大安口、墙子岭和居庸关等处入塞，规模较大，俘虏内地汉民共计近百万人，特别是崇祯十一年和十五年这两次清军长驱直入，从近畿一带一直深进到山东各州县。其余两次是天聪八年（崇祯七年）和九年（崇祯八年），后金军分别从宣大地区和归化城南下进入晋北若干州县。明廷几乎没有抗御后金（清）军的能力。

在辽东战场上，后金（清）军不断围攻锦州。天聪五年（崇祯四年）大凌河之役，后金军击溃明军，攻破大凌城。崇德二年（崇祯十年）清军攻占皮岛。崇德六年（崇祯十四年），明廷派督师洪承畴、巡抚丘民仰领兵十三万往援锦州，在松山被皇太极率军包围。而明廷这时在河南忙着要救开封，与李自成作战，抽调不出军队增援松山，只能坐观承畴所领的明兵于崇祯十五年二月全部覆没。三月清军攻占锦州，明将祖大寿和洪承畴都投降了清廷。

失去锦州、松山、杏山和塔山等城后，明廷在山海关外只剩下由吴三桂防守的宁远等六城了。

后金（清）军的一系列胜利，扩大了皇太极和满洲贵族、官员们进攻明廷的图谋。在天聪初时，皇太极和满洲贵族想与明廷议和，只企图据有辽沈广宁地区，并没有考虑到进占中原。大概从天聪三年入塞以后，皇太极逐渐产生了占领华北地区的想法。他在天聪六年召见明诸生王文奎、孙应时和江云，“问以和事成否。三人皆言：明政日紊，和议难必，且中原盗贼蜂起，人民离乱。劝上宣布仁义，用贤养民，乘时吊伐，以应天心”。^[111]第二年，皇太极说：“我发祥建国，与大金相等”，^[112]对金世宗倍加赞扬。金世宗（完颜雍）曾在十二世纪下半叶统治过华北地区，皇太极的用意自然是希望重建女真族对华北地区的统治。

随着形势的发展，皇太极的思想也不断变化。崇德六年八月，清军围困锦州、松山时，皇太极敕谕明松山守军道：“今尔锦州、松山援兵已绝，朕思及此，乃天意佑我也，尔等宜自为计。如以为我军止围松、锦，其余六城未必即困，殊不知时势至此，不惟六城难保，即南北两京，明亦何能复有耶。”^[113]皇太极突破了大金国的限制，往江南伸展了。

一月后，善于做梦的皇太极做了这样一个梦：

（九月）甲戌朔。是夕，上梦皇考太祖，令四人捧玉玺授上，上受之而觉。乙亥，上召大学士范文程，希福，刚林等，以梦告之。奏曰：“太祖授皇上玉玺，此天子之宝，一统之符，乃上帝授皇上以抚有中外之明征也。”^[114]

接受了臣僚们的祝贺，皇太极不再以金朝皇帝自期了，他开始想当“抚有中外”的一统天子，虽然他仍在那里赞扬金世宗。

攻占松山、杏山和锦州的胜利，使得满洲贵族和官吏们都主张乘胜大举进攻，但皇太极为了持重起见，只派兵去攻宁远，并不急于立刻夺取北京。他继续增强自己的实力，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明廷因洪承畴的全军覆没大受震动，连坚持反对议和的崇祯也动摇了。五月，明廷又秘密地派兵部职方郎中马绍愉往沈阳议和。皇太极下令撤回进攻宁远的清军。

清都察院参政祖可法、张存仁奏道：“明寇盗日起，兵力竭而仓廪虚，征调不前，势如瓦解，守辽将帅丧失八九，今不得已乞和，计必南迁。宜要其纳贡称臣，以黄河为界。”^[115]皇太极虽有进取中原的意图，但并不想马上这么做，仍然同意暂时达成和议，没有采纳祖可法等以黄河为界和纳贡称臣的说法。

在致明廷的书中，皇太极提出的和议条件是：以宁远双树堡为界，海上以黄城岛的东西为界，互市于连山。清廷每年送人参、貂皮各五千，明廷以黄金一万两折银十万两相酬。皇太极说：“尊卑之分，又奚较焉”，^[116]表示并不计较书面上双方的称谓。他希望明廷在九月前派大臣来沈阳订约，否则就要继续用兵。

对于大败之余的明廷，这种和议条件是很过得去的，马绍愉去沈阳前夕，李自成在河南一举击溃左良玉等四镇兵十余万于朱仙镇，明廷在内地也遭到惨败，形势十分不利。如果明廷再对农民军和清军两线作战，等于自取灭亡，从一般道理来说，明廷这时会同清政权暂时议和，可是明廷仍然把和议破坏了。

在等候订约期间，皇太极积极加强军备，除扩充军队外，还在锦州制造火炮。从天聪五年正月起，后金（清）首次在沈阳铸炮近百门，以后陆续造了不少炮，据明宣大总督张福臻所奏，清廷在崇德四年（崇祯十二年）的一个冬天，铸造了红衣炮六十门，^[117]这次又在新占领的锦州铸造，说明清廷在大力发展火器以增强它的进攻力量。

清固山额真墨尔根侍卫李国翰、佟图赖、祖泽润以及祖可法、张存仁等在八月力劝皇太极进攻北京，认为“直攻北京，控扼山海，大业可成”，“若再缓行，其他已为流贼劫掠殆尽，地方残毁，所关岂鲜哉？”皇太极回答是：“尔等建议，直取燕京，朕意以为不可，取燕京如伐大树，须从两旁斫削，则大树自仆，朕今不取关外四城，岂能即克山海。今明国精兵已尽，我兵四面纵略，彼国势日衰，我兵力日强，从此燕京可得矣。”^[118]明廷此刻业已非常空虚，清军攻下北京城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但皇太极仍将明廷看作大树，不肯长驱直攻北京。

到了九月，明使不来，皇太极认为和谈已经破裂，派阿巴泰率清军入塞，又从近畿一带打到山东、苏北，第二年四月出塞，没有攻打北京城，也没有占领关内地区，和前几次的做法基本上一样。

不取关外四城和山海关，并不影响清军进攻北京。可是皇太极这时仍迟疑不进。天聪三年，代善等竭力反对贸然入塞，皇太极坚持进兵，打到北京城下，这次群臣主张进攻北京，皇太极却又坚持不进，前后做法看起来迥然不同，但从有利于清廷来说，两者同样是皇太极的成功之作。如果这时皇太极急于攻取北京，攻下以后，清军立刻就会陷入明军和农民军的夹攻之中，整个形势便和后来多尔衮率清军入关时大不相同了。皇太极迟迟不进攻北京，不是坐失了时机，而是起了等待时机的作用，只是皇太极没有能亲眼看到这种时机的到来罢了。

崇德七年（崇祯十五年）十月，皇太极的身体开始“不豫”，到八年八月，“无疾”死去了。他死以前没有确立继承人，引起满洲贵族之间激烈的争论。礼亲王代善和郑亲王济尔哈朗准备立皇太极的长子肃亲王豪格为皇帝，武英郡王阿济格、豫郡王多铎和多罗郡王阿达礼等主张立睿亲王多尔衮为皇帝。济尔哈朗议立豪格的主张被多尔衮派击败，^[119]豪格失去当继承人的可能性。但多尔衮也没有力谋自己当皇帝，而是采取妥协的办法，立皇太极的幼子福临为皇帝，由多尔衮和济尔哈朗共同辅政，福临才六岁。不久，济尔哈朗放弃与多尔衮并列的地位，由多尔衮任摄政王，主持清廷大政。这种解决继承人的办法避免了满洲贵族集团的分裂，使清廷能及时地乘明廷覆灭之际南下进占北京和中原各地。

多尔衮是皇太极的同父异母兄弟。他担任清摄政王以后，开始伐明王朝这棵大树。崇祯十七年（顺治元年）四月，他率领清军南下，逐步把皇太极过去的梦想都变成了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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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明熹宗天启实录》卷77，“天启七年二月”。

[2] 《明熹宗天启实录》卷78，“天启七年四月”；谈迁：《国榷》卷八十八；《明史》卷305《魏忠贤传》。

[3] 《明熹宗天启实录》卷79，“天启七年五月”。

[4] 《明史》卷252《吴甡传》。

[5] 《明怀宗崇祯实录》卷1。

[6]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明清史料》乙编第九本，商务印书馆，1936，《兵科抄出山东巡抚王从义题本》。

[7] 《明史》卷270《张可大传》。

[8] 谈迁：《国榷》卷九十一。

[9] 谈迁：《国榷》卷九十二。

[10] 谈迁：《国榷》卷八十九。

[11] 乾隆《泉州府志》卷三十《名宦二》。

[12] 《崇祯存实疏抄》五卷，“史部尚书李长庚等题为奉旨察勘等事”。

[13] 谈迁：《国榷》卷九十六。

[14] 顾炎武：《肇域志》第五册《苏州府志》。

[15] 叶绍袁：《启祯记闻录》卷二。

[16] 光绪《庐陵县志》卷五下，转引自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三联书店，1961，第108页。

[17] 郑天挺等编《明末农民起义史料》（九），“山东巡抚颜继祖题为兖西连擒‘三奸’等事”。

[18] 同治《永新县志》卷十五《武事》，转引自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109页。

[19] 吴伟业：《绥寇纪略》卷九《遗事琐谈》。

[20] 谭吉璁：《延绥镇志》，《李自成传》。

[21] 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卷中。

[22]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五。

[23]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十九。

[24] 《明史》卷309《李自成传》。

[25] 郑天挺等编《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147、148页，“兵部为书生激念时艰敢进匡时要略等事”。

[26] 《明史纪事本末》卷78。

[27] 彭孙贻：《平寇志》卷十二。

[28] 钱士馨：《甲申传信录》卷四。

[29]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十四，“天聪七年六月”。

[30]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四十四，“崇德三年十月”。

[31]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六十三，“崇德七年十月”。

[32] 查继佐：《罪惟录》传三十一。

[33] 《武冈州志》卷十八《封建志》。

[34] 《明史》卷305《李永贞传》。

[35] 《崇祯朝纪事》卷二。

[36] 《明史》卷308《温体仁传》。

[37] 《明史》卷308《周延儒传》。

[38] 《明史》卷253《王应熊传》。

[39] 郑廉：《豫变纪略》卷二。

[40] 道光《安徽通志》卷一百九十六《义行》。

[41] 文秉：《烈皇小识》序。

[42] 《明史》卷305《张彝宪传》。

[43] 《明史》卷308《马士英传》。

[44] 《明怀宗崇祯实录》卷6，“崇祯六年二月”。

[45] 《明史》卷268《曹文诏传》。

[46] 《明史》卷273《左良玉传》。

[47] 谈迁：《国榷》卷九十八。

[48] 《崇祯长编》卷四十九，“崇祯四年八月”。

[49] 《明史》卷309《流贼》。

[50] 孙承泽：《思陵勤政记》。

[51] 郑天挺等编《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2、3页，“起升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杨鹤题为微臣误蒙起用事”。

[52] 戴笠：《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四。

[53]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二、三，“天聪元年（天启七年）”。

[54]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明清史料》丙编第一本，《金国汗致李喇嘛书稿》：“袁都堂欺我，欲将天赐我城池，官生男妇，令其退还，喇嘛亦遂听之而去（丢得下丢了），难舍的舍将来。”《金国汗致袁崇焕书稿残叶》：“天鉴是非，赐之辽东，我敢擅与你……天与谁人，即是其人之地。”《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五，皇太极入塞至遵化，致书巡抚王元雅说：“举山海关以东，辽东、广宁诸地悉以畀我，我犹欲息兵，与尔国共享太平。”

[55] 谈迁：《国榷》卷八十九，“思宗崇祯元年”。

[56] 《明经世文编》卷492《徐文定公集》五，“器胜策、火器”。

[57] 《明熹宗天启实录》卷86，“天启七年七月”。

[58] 谈迁：《国榷》卷八十九，“思宗崇祯元年”。

[59]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四。

[60] 《明怀宗崇祯实录》卷1，“崇祯元年七月”；谈迁：《国榷》卷八十九。

[61] 谈迁：《国榷》卷九十，“思宗崇祯二年三月”。

[62] 谈迁：《国榷》卷九十，“思宗崇祯二年六月”。

[63]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十。

[64]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一百四，“弘光元年”，“陈盟言”。

[65] 《崇祯长编》卷三十五，崇祯三年六月，南京广西道御史袁耀然疏奏：“……臣又见枢臣梁廷栋一疏内有尤世禄者首倡和议之说，臣读未竟，不觉愤气填胸，果世禄之倡端乎，抑枢臣托言以探圣心乎，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捐全盛之威力，忍数年之国耻，堕军实而长寇仇，宋事之殷鉴不远，顾当事实审筹之也。”明廷的答复是：“和议屡旨严绝，耀然不得遥揣。”

[66] 《明史》卷278《杨廷麟传》：“廷麟上疏劾兵部尚书杨嗣昌，言：‘陛下有达伐之志，大臣无御侮之心。谋之不臧，以国为戏。嗣昌及蓟辽总督吴阿衡内外扶同，朋谋误国，与高起潜、方一藻倡和款议，武备顿忘，以至于此。今可忧在外者三，在内者五。督臣卢象升以祸国责枢臣，言之痛心。夫南仲在内，李纲无功，潜善秉成，宗泽殒命，乞陛下赫然一怒、明正向者主和之罪。俾将士畏法，无有二心。’”

[67] 《明史》卷24《庄烈帝纪二》；卷309《流贼》。

[68] 《明怀宗崇祯实录》卷4，“崇祯四年”。

[69] 《明史》卷82《食货志》。

[70] 《明世宗嘉靖实录》卷386，“嘉靖三十年六月”：“庚午。给事中王鸣臣言：‘王府置田有禁，载在会典，属者宗室广收民田为已私业，而阴以势力把持，使有司不得编差征税，殆累粮里。’”

[71] 《明史》卷251《钱士升传》。

[72] 除助饷不计外，明廷加派的辽饷、剿饷、练饷合称三饷。据《明史》《食货志》记载，御史郝晋言：“万历末年，合九边饷止二百八十万。今加派辽饷至九百万。剿饷三百三十万，业已停罢，旋加练饷七百三十余万。”加派数字是一千六百三十万。据《明史》《杨嗣昌传》：“神宗末增赋五百二十万，崇祯初再增百四十万，总名辽饷。至是，复增剿饷（二百八十万），练饷（七百三十万），额溢之。先后增赋千六百七十万。”《明史》《梁廷栋传》载崇祯三年加赋一百六十五万有奇，合前五百二十万，共征辽饷六百八十五万，再加剿饷、练饷共一千六百九十五万。

[73] 《明史》卷78《食货志二》。

[74] 李清：《三垣笔记》（上），“崇祯”条：“朝议以国计不足，暂借民间房租一年，于是怨声沸京城，呼崇祯为重征。”

[75]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明清史料》丙编第十本，《兵科抄出刑科右给事中左懋第题本》。

[76] 谈迁：《国榷》卷八十九，“思宗崇祯元年”。

[77] 戴笠：《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四。

[78] 《明经世文编》卷500《文阁学奏疏·皇陵震动疏》。

[79] 谈迁：《国榷》卷九十五，“思宗崇祯九年”。

[80] 戴笠：《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八。

[81] 谈迁：《国榷》卷九十，“思宗崇祯二年六月”，“云南道御史毛羽健上言”。

[82] 吴伟业：《绥寇纪略》“补遗上”。

[83] 《明史》卷252《杨嗣昌传》。《绥史》卷一，崇祯十七年二月：“帝曰：‘朕非聚敛，止欲敛兵。’（蒋）德璟曰：‘皇上岂肯聚敛，因既有旧饷五百万，新饷九百余万，复增练饷七百三十万，当时部科实难辞，且所练兵马安在？蓟镇抽练兵四万五千，今止一万五千，保督抽练三万，今止二千五百，保镇抽练三万，今止二三百，若山永兵七万八千，蓟密兵十万，昌平兵四万，宣大、山西、陕西三边兵各二十余万，一经抽练，将原领兵马俱不问；并所抽亦练，徒增七百三十万之饷，民安得不困？’德璟退，又言‘臣因近日边臣每言兵马，只以练饷立说，或数千或数万抵塞明主，而全镇新旧饷兵马概言不足，是因有练饷，而兵马反少也，臣私心恨之’。”

[84] 谈迁：《国榷》卷八十八，“熹宗天启七年四月”。

[85]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明清史料》乙编第五本，《兵部行清核九边兵马实数稿》。

[86] 《明史》卷265《李邦华传》。

[87] 戴笠：《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八。

[88] 卢象升：《卢忠肃公集》卷八，《微臣西阅晋边疏》。

[89] 杨嗣昌：《杨文弱先生集》卷三十六。

[90] 杨嗣昌：《杨文弱先生集》卷四十九。

[91] 杨嗣昌：《杨文弱先生集》卷六，《探得降丁隐情疏》。

[92] 《明史》卷270《龙在田传》。

[93] 《明史》卷270《秦良玉传》。

[94] 《明史》卷251《刘鸿训传》。

[95]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三十，“崇德元年六月”。

[96] 《满文老档》，“崇德八年五月初八日”。

[97] 李：《渖馆录》卷三。

[98]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五十五，“崇德六年三月”：“多罗郡王阿达礼母福金，违禁遣人私携千金至明境贸易，为家人宋果讬、伊木布鲁首告，法司审实，议令福金出府，不许主家事，仍罚银五千两，其私令携去银一千两并照例携去银二千两俱没入官。”

[99] 《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

[100]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三十，“崇德元年六月”。

[101]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四十六，“崇德四年五月”。

[102]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六十五，崇德八年六月。

[103] 《清太宗实录》卷二十九记载有“内府”机构，据钟安西在《清内务府初探》（硕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1982）中考证，“内府”近似于“内务府”。“内务府”一词始见于《八旗满州氏族通谱》卷七十二：“新达里，正黄旗色衣人，世居易州地方，天聪元年率子弟来归。……崇德二年以征高丽，遇伏兵，以计败之。大军进至岗维屯。太宗文皇帝优加赏赉，以俘高丽人户分编佐领，特命新达里统之，兼内务府三旗火器营总管事，后从征松山。……以疾卒于官。”这说明至少崇德二年已设立“内务府”机构。

[104] 《清太宗实录》卷六十四，“崇德八年正月”。

[105] 《清史稿》卷二百三十七《洪承畴传》。

[106] 《清史稿》卷二《太宗本纪一》。

[107] 谈迁：《国榷》卷八十九，“思宗崇祯元年”。

[108] 《清史稿》卷二《太宗本纪一》。

[109]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四十三，“崇德三年八月”。

[110]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四十九，“崇德四年十月”。

[111] 《清史稿》卷二《太宗本纪一》。

[112]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十五，“天聪七年九月”。

[113]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五十七，“崇德六年八月”。

[114]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五十七，“崇德六年九月”。

[115] 《清史稿》卷三《太宗本纪二》。

[116] 《清史稿》卷三《太宗本纪二》。

[117] 谈迁：《国榷》卷九十七，“思宗崇祯十三年”。

[118]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六十二，“崇德七年八月”。

[119]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四：“肃亲王曾向河洛会、俄莫克图、杨善曰：‘……多罗豫郡王曾与我云：和硕郑亲王初议立尔为君，因王性柔，力不能胜众，议遂寝。其时我亦曾劝令勿立，由今思之，殆失计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