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订版自序

这部书原无序，有些读者感到不方便，因此，这次我补写了一篇自序，用作说明本书写作的大致情况。

我萌生写这部书的念头，始于新中国成立初。1950年7月，我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9月，我被安排到北大文科研究所明清史料整理室工作，史学系主任郑师毅生先生以文科研究所副所长兼任明清史料整理室主任。室内工作是整理明清档案材料。我去时正是《明末农民起义史料》一书整理工作的后期，我在整理这些档案材料的过程中，逐步学习和熟悉了这一段史实。

当时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学习热潮正在全国展开，农民战争是史学界关注的重点研究问题之一，我也被吸引过来。我想自己何不在郑师指导之下，趁工作之便，系统地研究一下明末农民战争问题呢？

1951年，民国史料整理室主任金毓黻先生召集所内不少同志编辑档案以外的明末农民战争史料，我也参加了，通过编书（主要是加标点），我又接触和搜集到档案外的许多材料，例如李文治先生在《晚明民变》这部书中提到的《怀陵流寇始终录》，不少同志引用的《杨文弱先生集》和《程氏宗谱》等书也均在其中。于是我产生了写本书的想法。

1952年，高校进行了院系调整，郑师调到南开大学，我转入新的北京大学历史系。由于工作繁忙，又无人指导，我没有立刻动手写本书，而是在工作之余，继续学习理论和搜集史料。

我们都深受革命导师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的影响，感到在论述农民战争时，必须说明战争前的社会状况，对各阶级及其代表的政治派别进行分析。当然16世纪的德国农民战争和17世纪明末农民战争的具体情况是不同的，结局也是不同的，我们学习的是这部经典之作的论点和方法。

1965年，我有机会在历史系开出“明末农民战争”这门课，并印发了第一章讲义，这章讲义稍做改动，成了本书的第一章，其余没有印，或没有写出来。1980年，我再次讲这门课，从这时起，我就正式写本书了。

本书论述明末农民战争的整个发展过程和具体作用，共分九章。第一章“战争前的国内状况”讲战争的起因，第九章“农民战争的历史意义”讲战争的作用，中间七章讲战争的进程及其失败。在第二章“互相敌对的三个方面”中介绍了李自成、崇祯和皇太极这三个历史人物。对这三个人物的形象及其在历史上的作用进行了对比和评价。

分析各章问题的方法如下。由第一章的两种历史趋向（一是中国封建社会从繁荣出现衰落的迹象，二是封建国家从克服分裂到进一步巩固统一）产生的一系列社会矛盾，演化为第二章的互相敌对的三个方面：农民军、明廷和后金（清政权）。这三个方面的相互斗争发展为农民军反明斗争的三个阶段：战略防御——第三章；战略相持——第四章：战略进攻——第五章。农民军胜利进入北京（第六章），出现了历史性的转折，从胜利走向失败。从山海关败回北京，由北京退往陕西，再退到南中国（第七章、第八章）结束了战争。战后（第九章），中国封建社会从中期后段（明代）进入晚期，即衰落阶段（清代），这在较高的阶段上又实现了两种历史趋向的复归，社会比以前发展了，统一比以前更巩固了。

详细占有材料，是写一部历史著作的必备工作。在这方面，我尽了自己的努力，搜集了应当占有的重要材料。这自然是不够的，有些同志搜集到了我没有注意到的材料，后人会发掘出更多有价值的史料。

搜集史料的目的，在于利用史料去具体地、有说服力地分析问题、论证问题，否则意义就不大。论述工作在一部历史著作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这方面，我也有不少欠缺之处，有待读者和专家们指正。

关于明末农民战争的主要问题，初步认为有三个：

第一，这次农民战争的整个发展过程及其规律性；

第二，农民战争的特点；

第三，农民战争的作用。

除这三个问题外，李自成进北京的活动也是一个受人关注的问题，这些年来，大家还热烈讨论一个问题，即李自成最后的归宿。

在这些问题当中，困扰着我们整整一代人的是农民战争的作用问题，我们不能再像封建史家那样肆意否定农民战争的作用了，根本不提这个问题也是不行的。怎样肯定呢？在学习毛泽东的著作以后，我们认识到在古代社会里，农民战争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农民战争打击了地主阶级，发展了生产力。但怎样理解和运用这种理论，说明一次次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具体作用及其异同，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加上“让步政策论”的干扰，这一问题长期得不到妥善解决。

农民战争打击了封建地主阶级，怎样才能促使生产力得到发展呢？有人认为：从打击地主阶级，到发展生产力，应有一个中间环节。做这种理解也是可以的。问题是这个中间环节又是什么呢？这个中间环节如果有，只能是生产关系。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便同现存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现存的生产关系变成了生产力的桎梏。随着现存生产关系的变更，生产力又获得进一步发展的条件，只有生产关系的变化才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如果这个中间环节不是生产关系，而是别的什么东西，那就同生产力的发展联系不起来了。

明末农民战争声势浩大，留下了丰富的史料。这为我们研究农民战争的作用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在最后的第九章中，我用了相当大的篇幅来论述农民战争的作用，观点是：明中期后，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在东南地区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缺乏自由雇工，得不到其他生产领域协调一致的配合。当时佃户例称佃仆，不但要向封建地主缴纳苛重的地租，还要为封建地主服各种杂役，依附于地主，没有迁徙的自由。雇工和奴婢差不多，没有人身自由。小自耕农要向封建国家缴纳赋税，服繁重的差役，被束缚在土地上，不能自由迁徙。匠户要世代为封建官府和明宫廷服劳役，不能改籍，还要纳班匠银，不胜困苦。其他人等状况不赘。这种落后的生产关系阻碍了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继续发展，不能为市场提供应有的自由雇工，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农民战争的作用主要在冲击和破坏这种落后的生产关系。农民军杀死了无数的封建贵族、地主和大小封建官吏，使佃户从佃仆变成只向封建地主缴纳地租，但不服或很少服杂役的佃民，雇工变成自由雇工，小自耕农可以自由迁徙，除缴纳赋税外，不向或很少向封建国家服差役，匠户变成了自由雇工和手工业工人。其他也随之改变。清政府以法律的形式肯定了这种变化。生产关系的变化促成了清前期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不但农业、手工业和商业要比明后期繁盛得多，而且在国内各个地区各个行业都蓬勃地发展出资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中国封建社会就这样从它的中期后段（明代）进入晚期，即衰落阶段（清代）。本书试图简要地说明这种变化，自然不可避免地有不少疏漏的地方。

明末农民战争与中国古代史上其他农民战争相比，作用有共性，即打击封建地主，改变生产关系，发展生产力，但也有特殊性。这次农民战争是在明末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因此尽管都是农民战争，而其他农民战争是在不同于明末的历史条件下分别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些各有特殊性的战争作用自然不会一样，如东汉末的农民战争（黄巾起义）的作用不会同于明末农民战争的作用。有些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没有造成生产关系的变化，有的改善，有的甚至恶化了农民的战后处境，但它们造成了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分歧、变动和政治格局上的变化，变化是积极的，这也应当看作农民战争的作用。有些规模较小的农民起义，既无力改变生产关系，也不能造成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变动，但它们产生了不同程度的革命影响，这种革命影响也应看作农民战争的一种作用。可能还有别的作用，我没有想到。这些作用都没有改变生产关系那么重要，这点应当特别提出来。

明末农民战争的整个发展过程及其规律性，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关于整个发展过程，我在全书九章的分析方法上已经粗略谈过，没有谈到的，应当补充述及的是战争的规律性。什么是农民战争的规律性呢？一般来讲，农民军由小到大，由胜利转向失败，是许多次农民战争的共同规律。明末农民战争也是如此，失败的原因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农民军存在明显的阶级局限性。不能通观农民军、明军和后金（清军）三方互相斗争、互相影响的全局，以致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当清军已确定将农民军看作自己角逐天下的主要对手时，农民军却在北京对形势茫无所知，没有做出相应的决定，将清军也作为自己的主要对手，好像清廷在沈阳睡大觉，农民军没有派人去打听其动向的必要。只要农民军知道一点清方的状况，李自成就不会轻易东征山海关，农民军也不会遭到山海关之战的严重挫败。从山海关之战开始，李自成走上失败的道路，这是农民军失败的原因，也是农民战争发展的规律性。

明末农民战争的特点，和唐末农民战争（黄巢起义）一样，是流寇主义。本书对明末农民军的流寇主义进行了初步分析，指出起义的农民队伍起初在陕西和山西西部据地自守，流动的范围很小，可以说基本上是不流动的。明军对农民军实行合围，再分别击破。为了免遭明军的一再围歼，农民军向山西中南部和河南北部转移，逐渐发展成为流动作战的部队，流寇主义思想在农民军中成长起来。崇祯六年冬渡河之后，农民军向全国各地进军，流寇主义思想也随之蓬勃发展起来。农民军的方针是不要政权，不要根据地，长期流动，避实捣虚。这种流寇主义有优点，也有缺点，总的来看，优点要大于缺点，因为它发展壮大了农民军的力量，逐步削弱了明军的力量，为农民军以后的反攻胜利做了各方面准备。

流寇主义盛行于崇祯七年至十三年农民军与明军的相持阶段。自渡渑池后，农民军结成72营，多至百十个营，时分时合，营寨相望，至为壮观，我在书中只做了一般的述说，不能将这些英雄人物及其活动写得有声有色，实在是一大缺憾。我一时补救不了这个缺憾，只能留请同志们和后人来展示他们的大手笔了。

李自成进北京后的活动，书中有专章论述，这是农民战争由胜利转向失败的关键时刻，事情很多，值得研究。过去大家对这些事情的争议较多。有些人在李岩身上做了不少文章。我同意李文治先生的看法，李岩确有其人，并非子虚乌有，他对农民军的发展起过积极的作用，但他对农民军的成败起不了决定性的作用。李岩曾劝李自成不必进攻山海关，但他没有提到清军的问题，引不起李自成特别的关注，李自成仍然发兵山海关。李岩的认识、地位和能力改变不了农民军失败的命运。当然李岩是一位重要的大顺将领，搞清其家世和事迹，还是有必要的。

对明末农民战争，过去的著作往往说到李自成和张献忠的败死就结束了，留下李、张余部的活动不谈，而李、张余部的联明抗清斗争长达二十年，在时间上和李、张领导的农民军反明斗争一样长，两者在性质上又不相同，不提或很少提到都是有缺憾的。我这次将李、张余部的联明抗清斗争也包括进来，直到茅麓山之役结束为止，使大家对农民战争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

附录“李自成的最后归宿”是我在朋友们的帮助之下写出的一篇文章。顺治二年李自成撤出陕西，从襄阳败退，是农民军面临的另一个重要时刻。在这方面大家的著作不多，讲得都很简略，对李自成的归宿问题缺乏统一的看法。我参加了关于归宿问题的讨论，希望文章的观点有供大家参考的地方。

阅读同行们的大作之后，我吸收和补充了一些材料，并对本书的不少章节进行了修改，至于要大改，我实在没有这种力量了。

我收到一些朋友和专家权威的来信，如李文治先生，他的信使我鼓舞不已。美国戴维斯加州大学刘广京教授在信中说，这本书“内容丰富，考释史实至为精详，实为农民战争史必读之作”。刘先生是国际知名学者，做此评语，太客气了，我愧不敢当，对刘先生的好意，我是非常感谢的。

现在是21世纪了，这部书已是上个世纪的作品。回忆往事，感慨颇多。应该说，对这部书我是倾注了心血的，可惜倾注得不够，留下来缺点和遗憾。自然我再努力，也免不了有缺点，乃至错误。但不管怎么说，我毕竟把这部书写成了，也做了修改，总算圆了新中国成立初我在文科研究所做的那个梦了。

2000年于中关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