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乡里的产生及两级政权的形成
第一节 里的源起与演进
构成社会基层细胞的最小居民行政单位“里”，也称作“闾”，夏商时期已经产生。夏代居民单位的里源于井田制，“里”的本义指一里八家，长度和面积单位是后起义。商代的基层地域单位末梢亦称“里”，闾、里和基层的“邑”概念互用。夏朝已有专门管理里的官吏，称作“司里”，亦称“里宰”。
沈长云说：“西周时期的‘里’，并非居民的基层地域组织单位。‘里’在西周时期主要具有两个涵义。”[1]其中第二个含义是，“西周时期的‘里君’为周王朝管理土地的官吏的统称，而非基层居民组织单位‘里’的长官的专称。作为基层地域组织的‘里’，到春秋时期才正式出现”[2]。笔者不甚赞同。
沈长云曾经说：“在我国古籍中，最基层的地区组织叫‘里’，‘里’的设置，最早见于西周时期的文献与金文。”[3]沈长云认为西周初期已经出现“里”这种基层组织，“事实上，像西周中后期的其它一些铜器铭文如《九年卫鼎》、《大簋》、《史颂簋》等，也透露出成周以外有‘里’的设置。无论怎样说，西周时期已开始确立地域组织的原则是无可怀疑的”。[4]约二十年后，沈先生否定了自己原有的认识，旧话重提。笔者认为沈先生深思熟虑之后，另有认识，对此我们也需重新审视，讨论沈先生的观点是否符合历史事实。在此，我们对“里”的产生做一探源性考察。笔者认为“里”作为居民单位，并非东周时期才正式出现，“里”是一个极为古老的概念，在夏商时期已经出现。
一 夏商时期行政单位意义上的里
（一）夏代的里
“里”字在《尚书·夏书·禹贡》多次出现，“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5]又如“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6]这里的“里”显然是长度单位，但笔者认为，长度意义上的里与居民组织的里两者之间有一定联系。杨宽曾敏锐地指出：“‘里’的作为长度和面积的单位，该也是由此而起的。孟子说：‘乡里同井’，又说：‘方里而井’，因为一‘里’是‘十室之邑’，‘十室之邑’有一井之田，因而把一井之田的长度面积也称为‘里’了。”[7]杨先生说的“由此而起”，指“里”作为行政单位先出现，而作为长度和面积单位，则是“里”作为居民单位的后起义和引申义，最终赋予“里”一词多义现象。沈长云亦认为长度、面积单位的“里”和地域单位的“里”前后有联系，“西周时期的‘里’本指一块由国家控制的较大面积的土地，而非指居民的基层地域组织或行政单位。‘里’字的本义当指一片土地，而非作为民居或居邑解。‘里’字作为长度单位，亦是由其表一定面积的土地发展而来的”[8]。“里”作为居民组织，先于还是后于长度、面积单位意义上的“里”出现，两位学者理解恰恰相反，笔者倾向于杨宽的见解。笔者还认为居民单位的“里”源于井田制，一份井田的形状为正方形，边长一“里”，等于三百步。一“里”井田的面积为九百亩，“里”的面积单位亦起自井田。因此，“里”的本义指一“里”八家，长度和面积单位是后起义。
夏代的第一位君主启称民众居于“庐里”，“初禹之会稽山也。复于众曰：‘食其寔者，不伤其枝。吾获覆釜书以除天下。民有庐里，其德溥矣。死则予欲瘗焉。’于是，邑之安民治，屈以为之法，及崩，群臣葬之。”[9]夏代南方荆蛮地区的基层社会亦由社会基本细胞“里”构成：“古公属焉，泰伯阚知，及弟仲雝窜于荆曼，居梅里，荆人义而君之，号‘勾吴’。古公薨，计于近郊而还于番离。”注：“亦称越。梅里，在盍闾城北五十里。”[10]《吴越春秋》云：“太伯殂卒，葬于梅里平墟。”《皇览》云：“太伯墓在吴县北梅里聚。”[11] “梅里”是最小的行政单位。
夏代的里中已有“里社”，《古本竹书纪年·夏纪》：“夏桀末年，社坼裂，其年为汤所放。”[12] “地震天血，迅雷黄雾，夏霜而冬露，大雨水，里社坼，因之以饥馑。桀益重塞，好富忘贫，不肯戚言于民。”[13]夏末，汤没有推翻夏政权之前，汤所居住的里中的社已有征兆，“始夏之兴，青凋止郊，雨金栎阳，而祝融降于崇山……亡瞿潴，而汤之里社鸣焉，亦天命之反郼也。”注：“‘里社鸣，圣人出，汤社鸣，见《春秋潜潭巴》。’《淮南》注：‘容台，礼容之台，桀不行礼，振动而覆’。”[14]《商君书·赏刑》：“汤与桀战于鸣条之野，武王与纣战于牧野之中，大破九军，卒裂土封诸侯。士卒坐陈者，里有书社。车休息不乘，纵马华山之阳，从牛于农泽，纵之老而不收……故曰：百里之君而封侯其臣，大其旧；自士卒坐陈者，里有书社。赏之所加，宽于牛马者，何也？善因天下之货，以赏天下之人。”[15]汤时期的里不仅是基层地域单位，而且里中还有社。
（二）商代的里
构成商代城市的基层地域单位也是里，《史记·殷本纪》：“于是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巨桥之粟。”[16]殷都朝歌由若干里组成，“北里”是其中的一个里，盖纣王的舞蹈团成员在“北里”演习歌舞。商王朝已经从基层征收赋税，其征收赋税的对象自然是生活于里中的编户民。纣王的贤臣商容居住在商都的里中，“释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闾，封纣子武庚禄父以续殷祀”[17]。“闾”，上文已有解释，闾和里同义。“羑里”亦是朝歌的一个“里”，“崇侯虎知之，以告纣，纣囚西伯羑里”。“集解”骃案《地理志》曰：“河内汤阴有羑里城，西伯所拘处。”[18] “羑里”大概是商都的暴力机构监狱所在地。
盘庚时期，里是基层居民单位，汉简记有殷商时期的里，《银雀山汉墓竹简》载：“……行般（盘）庚之正（政），使人人里其里，田其田……后嗣，周有天下以为冢社。沇（允）才（哉）！ ”[19]盘庚时期，统治者同样把基层视为国家的施政重心，“里其里”指居住在他们的里中，“田其田”指各自耕种他们的份地，“使人人里其里，田其田”，是国家控制人口的重要措施之一，国家可控人口多少是衡量一国强弱的一个重要指标。国家人力、物力、财力的调配，无不以户籍为依据，殷商对户籍的意义已有重要认识，户籍制度已经是殷商实施基层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
里和基层的邑互用，宋镇豪指出：“商代的邑，据其性质可分为四大类……其四，邑有王朝下辖者，亦有诸侯臣属邑下的小邑聚，或方国下辖之邑。”[20]第四类小邑即前三类大邑下属细化的居民单位邑，《甲骨文合集释文》有数枚卜辞：
①乙末［卜］，
，［贞］……牛十邑子
左子亡……
②大方伐□
二十邑。
③……彭龙……取三十邑。小告。
④贞乎从奠取炋
啚三邑。[21]
⑤［二十］邑。[22]
⑥其多
……十邑……而入执……鬲千……[23]
从卜辞③记述的邑的数目来看，一次战争夺取三十个邑，邑的规模不会大，邑内人口也不会多。据卜辞⑥内容分析，鬲和户意义互通，十邑约千户，一邑约百户人家。从几个邑到几十个邑，此类性质的邑互相联结，成为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居民区，地域血缘关系结合紧密，呈现出明显的聚族而居的自然状态，受大小统治者管理，从而构成基层最小的政治经济实体，每个邑即构成国家的最小行政单元。
里、邑的解释以及里和邑的关系，《尔雅义疏·释言》给出了详细解释：“里，邑也。”注：“谓邑居。”“《说文》云：‘邑，国也。’《释名》云：‘邑，犹悒也。邑人聚会之称也。’《小司徒》注：‘四井为邑，方二里。’《初学记》引《尚书大传》：‘五里为邑。’……然《论语》又云：‘十室之邑，千室之邑。’盖邑为通名，大不过千室，小不过十家。其中容有畸零，十与千举成数耳。里者，《说文》云：‘居也。’……是里数不同，亦犹邑名靡定。古者邑、里通名，故《诗》：‘于厥之里。’《传》云：‘里，邑也。’《里宰》云：‘掌比其邑之众也。’……是邑里通。”[24]基层的里和邑可以通用，但商王、方国之都与臣属诸侯之邑不能和里通用。
（三）夏商里的管理
夏朝已有专门管理里的官吏，《路史·夏后氏》：“命伯封叔及昭明作《衍历岁纪》：‘甲寅钤天行施，敬授人时，人事是重。’故建首寅而后冬夏正，春斤不升山，夏罟不趣渊，以宛生长而专民力。乃布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故其时儆曰：‘收而场功，偫乃畚梮，营室之中，土工其始。火之初见，其于司里。’速畦堘之就，而执成男女之功，故生不失宜，而物不失性，人不失事，天得时而万财成焉。’”[25]此处的“令”当是夏侯氏之令，即《夏令》。按照时令要求，司里传达政令于乡里民众，修路架桥，铺压谷场，整修囷仓，准备收获谷物。司里似乎又掌管居民建筑，偫、畚、梮均是建筑劳动工具，冬季建亥小雪之日起，土工可兴。
殷商时期的里，也称作“闾”。《逸周书·文政解》：“九慝：一、不类，二、不服，三、不则，四、□务有不功，五、外有内通，六、幼不观国，七、闾不通径，八、家不开刑，九、大禁不令路径。”[26]《文政解》，“文”指文王。政，政教。此篇主要讲九慝、九行、九丑、九德、九过、九胜、九戎、九守、九典等所谓的文王之政，因而得名。“九慝”已经把基层社会细胞“闾”的管理纳入国家议事日程。
《仪礼经传通解》亦载有司里一职，“司里不授馆，国无寄寓，县无施舍，民将筑台于夏氏。”注：“司里，里宰也，掌授客馆。四甸为县，县方六十里。”[27]《仪礼经传通解·邦国礼三之下·聘义》：“宋灾乐喜为司城以为政，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彻小屋涂大屋。”注：“伯氏宋大夫。司里，里宰。’”[28]《仪礼经传通解》所记司里职责与基层民众管理有关：“火之初见，期于司里，此先王之所以不用财贿，而广施德于天下者也。”注：“‘期，会也，致其筑作之具，会于司里之宫。’‘施德，谓因时警戒，谨盖藏成筑功也。’”[29]此处“而广施德于天下者也”指天下所有民众，而基层包括天下民众的绝大多数。夏商时期的司里是否同于《仪礼》所云，里宰直接管理一里事务，我们还不能判明，但司里与里有关，这一职官主管基层事务则可以肯定。
综上所述，夏商时期，大量文献告诉我们，里已经是基层居民单位。笔者认为沈长云所云“作为基层地域组织的‘里’，到春秋时期才正式出现”[30]，不确。
二 西周基层行政单位意义上的里
中国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基层即成为国家的施政重心，作为国家最小的组成细胞——地域组织单位意义上的“里”，是一个古老的概念，其究竟何时产生，现有文献尚没有准确记载。对于基层组织“里”出现的时间，学界有两种主要认识。其一，认为“里”至迟出现于西周，此为主流认识。杨宽、唐嘉弘、赵光贤、张经、陈絜、伊藤道治等[31]都持此观点。除沈长云的《西周时期“里”的性质》外，笔者还没有见到其他著述系统论证“里”出现于春秋时期。
其二，认为“里”出现于春秋，即沈长云的观点。沈长云提出：“西周时期的‘里君’为周王朝管理土地的官吏的统称，而非基层居民组织单位‘里’的长官的专称。作为基层地域组织的‘里’，到春秋时期才正式出现。”[32]沈长云的这一认识笔者不能苟同。沈长云曾说：“在我国古籍中，最基层的地区组织叫‘里’，‘里’的设置，最早见于西周时期的文献与金文。”[33]沈长云认为西周初期已经出现“里”这种基层组织，“事实上，像西周中后期的其它一些铜器铭文如《九年卫鼎》、《大簋》、《史颂簋》等，也透露出成周以外有‘里’的设置。无论怎样说，西周时期已开始确立地域组织的原则是无可怀疑的。”[34]沈长云否定了自己原有的认识。在此我们也需重新审视。
西周金文中有的“里”指的是面积、长度单位，例如，“《召卣》：唯十又二月，初吉丁卯，（召）肇进事，旋走事皇辟君，休王自谷事（使）赏毕土方五十里”[35]。此处的“里”是面积单位。又如，“三十四年，周公季历来朝，王赐地三十里，玉十，谷，马十匹”[36]。以上两处的“里”指一里见方，是土地面积单位。长度单位意义上的“里”容易理解，不需举例。但文献中有的“里”指的是基层居民组织单位。
主张里至迟出现于西周是可靠的，但前人阐明此说对西周文献引用还不够充足，论证还不够严密周全。此外，少数学者认为行政单位意义上的里出现于春秋，基于以上原因，笔者对作为居民行政单位的里再做讨论。
（一）传世文献可证西周存在基层行政单位里
1.《诗经》
《诗经》有西周基层里的记载，《大雅·韩奕》：“韩侯迎止，于蹶之里。”[37]关于“韩侯”，陈奂考证：“春秋前期有二韩：一受封于武王之世，在今陕西韩城县南，春秋时被郑所并。一受封于成王之世，武王子封于此。在今河北固安县东南，即此诗的韩侯。”[38] “韩之先与周同姓，姓姬氏。其后苖裔事晋，得封于韩原，曰：韩武子。”“索隐”按：“《左氏传》云‘邘、晋、应、韩，武之穆’，韩是武王之子，故《诗》称‘韩侯出祖’，是有韩而先灭。”[39]《史记》所载和陈奂的考证相合，可知韩侯是西周人无疑。汾王即周厉王，《竹书纪年·厉王》：“二十六年，大旱，王陟于彘。周定公召穆公立太子靖为王。共伯和归其国。遂大雨。大旱既久，庐舍俱焚。会汾王崩，卜于太阳，兆曰：‘厉王为祟。’周公召公乃立太子靖，共和遂归国。”[40]《韩奕》是西周早期的诗。韩侯受周王的册命之后，到蹶父所居的里中迎亲，蹶父是周宣王的卿士，他的居所在周都镐京的一个里中。《毛诗注疏》：“韩侯迎止，于蹶之里。”“传：里，邑也。笺云：‘于蹶之里，蹶父之里。’”[41]里即邑，为基层行政单位。
《小雅·十月之交》：“《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笺：“当为刺厉王作。诂训传时移其篇第，因改之耳。”[42]周幽王是西周君王。下文“悠悠我里，亦孔之痗。四方有羡，我独居忧。”“悠悠，忧也。里，居也。痗，病也。”笺云：“里，居也。悠悠乎，我居今之世，亦甚困病。”“羡，余也。”笺云：“四方之人，尽有饶余，我独居此而忧。”[43]这首诗中的里亦指居民单位。《郑风》为西周至春秋中期的作品，《将仲子》：“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无逾我园，无折我树檀。”注：“古代二十五家为一里。”[44]女子劝男情人不要步步走近里、墙、园，表明此处的“里”为居民单位。《叔于田》：“叔于田，巷无居人，岂无居人……巷无饮酒……巷无服马。”注：“巷：犹今天的里弄。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古者居必同里，里门之内，家门之外，则巷道也。’”[45]诗中没有出现“里”，王先谦指出有巷必有里。以上两首诗我们尚弄不清是西周还是春秋时期的作品，暂把这两首诗作为西周文献来参考。
《韩奕》《十月之交》两首诗可证西周“里”的存在，《将仲子》《叔于田》两首诗是西周至春秋时期的作品，我们辨别不清成诗时间是在西周还是春秋。但沈长云说：“然由段《注》可知，其论证依据主要是《诗经》毛传和《周礼》郑注，两者皆为春秋以后的文献资料。”[46]这一说法欠妥。
2.《逸周书》
①《逸周书》的史料真实性分析
对于《逸周书》的真伪问题我们不能回避，杨宽指出：“《逸周书》具有《周书》的逸篇性质，其中有多篇确是西周的历史文件。”[47]李学勤云：“《逸周书》中的《世俘》一篇，记述武王伐纣经过，是研究商周之际史事的重要依据之一。”[48] “我们认为《逸周书》是以孔子删书之余的原始‘书’篇为主体，吸收了《周志》等材料后集结而成的一部先秦典籍。《逸周书》中有《周书序》，此篇当是编定《逸周书》者在编次诸篇时所作。”《周志》是《逸周书》的异名，其编成当在鲁文公二年以前的春秋早期，构成《逸周书》的主体部分。[49]罗家湘认为：“就《逸周书》编辑而言，可作以下断语：《逸周书》是以春秋早期编成的《周志》为底子，在战国早期由魏国人补充孔子《尚书》不用的材料，编为《周书》。汉代仅存45篇，东晋时加入汲冢出土的《周书》，而称为《汲冢周书》。明以后，逐渐改称《逸周书》。”[50]《先秦伪书辨正》指出：“我们将其辨正为真，当然会把其在历史上的贡献揭示出来，它是进一步研究西周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历史的最宝贵的遗产。”[51]笔者认为前人研究结论基本正确，少数分歧之处有待进一步证实。尤其是《先秦伪书辨正》关于《逸周书》的辨正严密细致。
②《逸周书》中的里和闾
《逸周书·允文解》记有周族稳定殷商基层的治国之术，武王灭商后，如何治理殷商旧地？“收武释贿，无迁厥里。”[52]周统治者认为要想镇守并安定殷商故地，必须用文德作为纲纪。收缴殷人的武器，发放财物给殷人，不要迁离他们原来居住的里。这里的“里”是居民单位。“迁同氏姓，位之宗子。率用十五，绥用□安。”[53]“宗子”指宗族长，“十五”指什伍组织。周人仍重视血缘关系在里中的作用，提倡在里中建立宗族长制度，依靠宗族长的威望和影响治理基层，用里中的什伍组织管理百姓。“民之望兵，若待父母。”[54]殷民盼望周人的大军，就像等候他们的父母。从文意判断，《允文解》大概写于周灭商前后。
以“里”释“闾”，闾作为社会末梢行政单位，在周初已经出现。《逸周书·大匡解》：“权内外以立均，无蚤暮，闾次均行，均行众从。”[55]“闾”指居民单位；“闾次”，居住在同里的各家各户。引文的意思是平衡本地和外地物价，制定平均物价，并且当天早晚要一致。同里居住的人劳役要均等，均等众人才会服从。“闾”在《逸周书·月令解》中数次出现：“门闾无闭，关市无索……无有不敛，坿城郭，戒门闾，修楗闭……天子乃祈来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门闾，飨先祖五祀，劳农夫，以休息之……审门闾，谨房室，必重闭……涂阙廷、门闾，筑囹圄。”[56]
《逸周书·大武解》：“四戚：一、内姓，二、外婚，三、友朋，四、同里。”[57]这里的“内姓”指同姓，“外婚”指姻亲。同志为“友”，同师为“朋”。此处的“里”指基层居民点。《逸周书·柔武解》：“务在审时，纪纲为序，和均□里，以匡辛苦。”[58]此处“□里”的缺文大概是“乡”或“州”字，乡（州）里常相连，指代基层社会。文意是说处理事务必须审时度势，以法度作为准绳，协调均衡解决乡里民众的生存问题，匡救贫穷困苦民众。《逸周书·尝麦解》：“邑乃命百姓遂享于富，无思民疾，供百享，归祭闾率里君，以为之资。”[59] “百姓”指贵族，“闾”和“里”指居民组织单位；“闾率”指闾长，为一闾之内的表率；“里君”指一里行政首长。文意是说在各居住小区，让贵族富家祭献，不要使民众受疾苦。供献的各种祭品以供祭祀，闾长、里君接收贵族赠给的供品，作为祭祀的资财。《逸周书·大聚解》：“五户为伍，以首为长；十夫为什，以年为长；合闾立教，以威为长；合旅同亲，以敬为长。”[60]闾里之内已经建立什伍组织，伍长、什长的选任有一定条件和标准。周王朝重视基层组织的教化，设置专人负责，选任闾长（或里君），“以威为长”。血缘关系在维系闾里民众方面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合旅同亲，以敬为长。”里中设旅长负责内部事务。
3.其他历史文献中的里、闾
西周建国之初，即采取措施，稳定基层。《史记·周本纪》：“命毕公释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闾，命南宫括散鹿台之财，发钜桥之粟，以振贫弱萌隶。”[61]闾和里是同义语，“闾：里门也，从门吕声。”注：“《周礼》：‘五家为比，五比为闾。闾，侣也。二十五家相群侣也。’”[62]闾的本义指里门，引申义指居民单位，闾和里同义。里比闾出现得早，故释闾云：“闾：里门也。”《帝王世纪》：“置旌于商容之闾，释箕子之囚。”[63]又：“武王入殷，命召公释箕子之囚，表商容之闾……曰：‘……亡者犹表其闾，况存者乎？’。”[64]武王命令给商容居住的里张挂旌表，褒奖殷商忠臣。
关于周初基层的里，文献多有记述。《尚书·周书》：“康王命作册毕，分居里成周郊，作《毕命》。”注曰：“史迁‘毕’作毕公。郑康成曰：‘今其逸篇有册命霍侯之事，不同于此序相应，非也。《毕命》亡’。”疏云：“史公‘毕’作‘毕公’者，《周本纪》云：‘康王命作策毕公分居里，成周郊，作《毕命》’。”[65]《史记·周本纪》：“康王命作策，毕公分居里，成周郊，作《毕命》。”孔安国曰：“分别民之居里，异其善恶也。成定东周郊境，使有保护也。”[66]善恶不同的民众，分别居住在不同的里中。《尚书·周书》和《史记·周本纪》记述大体相同，两处所记指的是一件事。《尚书校注》：“王曰：‘呜呼！父师：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别淑慝，表厥宅里。’”[67]里亦指居民最小的行政单位。康王做册之目的在于委派德高望重的老臣治理里中民众。《竹书纪年》：“懿王：名坚元年丙寅春正月，王即位，天再旦……十五年，王自宗周迁于槐里。十七年，鲁厉公擢薨。”[68]槐里是镐京的一个里，当是王朝的政治中心点之一。上述《竹书纪年》的记载是可靠的，可与《古本竹书纪年·殷纪》相印证：“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懿王元年，天再启。”[69]白寿彝指出：“从中国史学史的角度来看，《竹书纪年》是我们所知最古老的有通史性质的编年史书。”[70]李学勤指出：“《纪年》作者通习历法，书中自尧以下年数自成系统，和后世各种年纪一样，有一定的历法学说作为背景。《纪年》在研究夏代的年代问题上有其特殊意义，正在于它是现知最早的一套年代学的系统。”[71]杨朝明说：“《今本竹书纪年》到底是怎样成书的还是个谜。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它的史料价值是极高的，这些材料即使不是直接采自汲冢原简，也会取自散佚之前的古本《纪年》。”[72]
《绎史·宣王中兴》有周宣王时期的石鼓文：“我辞攸除，帅彼阪田，
为世里，希微
。乃
漆栗。”[73] “阪”的含义，在《诗经》中四次出现，注释意义相同，《诗经·东门之
》：“东门之，茹
在阪。其室则迩，其人甚远！”注：“阪，土坡。”[74]《诗经·车邻》：“阪有漆，隰有栗……阪有桑，隰有杨。”[75]《诗经·伐木》：“伐木于阪，酾酒有衍。”[76] “此诗可能出自民间，后为贵族所修改、采用，也可能是贵族文人仿民歌的作品。从诗的语言技巧和表现手法看来，它可能是西周后期的作品。”[77]《诗经·正月》：“瞻彼阪田，有菀其特。”[78]这首诗“大约产生于西周末年幽王时期”[79]。“阪”指山坡，“阪田”盖指山坡上的旱田。这几首诗多是西周时期民间的作品，反映了基层生活的现实。由上所述，周宣王时的石鼓文和《诗经》西周时期的内容有共通之处，“世里”指民众世代居住的生活区，里即基层居民地域单位。
（二）金文可证西周存在基层行政单位里
西周金文中有的“里”是长度、面积单位，有的“里”是居民地域组织单位，沈长云则把所有的“里”均理解为长度、面积单位，不确。“里”是不是居民单位，我们分析铭文判断，不准确解读铭文，泛泛而谈，无法弄清“里”的真实含义。西周中期恭王时的《九年卫鼎》铭文如下：
唯九年正月，既死霸，庚辰，王在周驹宫，格庙，眉敖诸肤卓事见于王，王大黹，矩取省车
幩鞃虎幎
帏画
鞭席
帛辔乘金镳鋞，舍矩姜帛三两。乃舍裘卫林
里。
厥唯颜林，我舍颜陈大马两，舍颜姒
，舍颜有
寿商貉裘盠幎，矩乃溓粦，令寿商意曰：“顜履付裘卫林里，则乃成封四封，颜小子具惟封，寿商
，舍盠冒梯羝皮二，选皮二，
舄筩皮二，胐帛金一，
厥吴喜皮二，舍溓豦幎
鞃，东臣羔裘，颜下皮二，受卫小子□逆者，其
卫臣
胐卫用，作朕文考宝鼎，卫其万年宝用。[80]
对铭文难解之处略作解释，“既死霸”，亦作“既死魄”，指月之下弦至晦的一段时间。“二曰既生霸，谓自八九日以降至十四五日也；三曰既望，谓十五六日以后至二十二三日。”[81] “格”，《尔雅·释诂》：“格，怀，来也。《汤誓》云：‘格尔众庶。’《时迈》云：‘怀柔百神。’”[82] “黹”，唐兰云：“黹应读为致，黹、致音相近。《仪礼·聘礼》记诸侯的使者聘问时，主人方面由卿去致馆，安排住所，准备筵席，并送粮食柴薪等。大致是举行隆重的致馆礼。”[83]“矩”，人名，他从裘卫那儿得到了马车。省车、
、幩鞃、虎幎、
帏画、
鞭、席
帛、辔乘、金镳鋞，详细描述矩从裘卫那里得到马车的装饰和配备。“矩姜”，人名，矩的妻子。“裘卫”，人名，林
里的得主。颜林、颜陈、颜姒、寿商、溓粦、颜小子、冒梯、朏、吴喜均是人名，其中溓粦是高级贵族，代表王室办理公务。溓，西周王畿内的名门望族，铭文中多处见到，溓仲曾陪同周王在諆田大藉田，举行射礼。溓季曾担任过王室显要官职太史。此处的溓粦当是溓氏家族的高官。颜姒，有学者认为是颜陈的妻子，其他人参与林里赏赐这一事件，为表谢意，裘卫分别赠送他们礼物顜。“顜”，“顜，明也，和也，直也。”[84]《史记·曹相国世家》：“百姓歌之曰：‘萧何为法，顜若画一’。”索隐：“顜，《汉书》作‘讲’，故文颖云‘讲，一作“较”’。按：训直，又训明，言法明直若画一也。觏音讲，亦作‘顜’。小颜云：‘讲，和也。画一，言其法整齐也’。”[85]
通过分析，可知铭文大意。九年正月既死魂庚辰，王从周的驹宫到了宗庙。眉敖的使者肤来见王，王将举行隆重的仪式认定赏赐裘卫林里。矩向裘卫借了一辆好马车，马车装饰华丽，配用齐全。有附带车旁的钩子、车前横木中有装饰的把手、虎皮的罩子、长毛狸皮的车幔、绣有彩画裹在车軏上的套子、鞭子、大皮索、四套白色缰绳、铜马嚼等。裘卫还给了矩伯的妻子姜三两帛。在隆重的仪式上，周王将林里赐给裘卫，矩伯代表王室参与此事。裘卫给了颜陈两匹大马，给了颜姒一件青黑色衣服，给了颜有
寿商一件貉皮袍子和罩巾。矩后到溓粦那里命令寿商和意踏勘赐给裘卫的林里，在四面堆起土垄为界，颜小子办理立垄，寿商最后检查。裘卫给了盠冒梯两张公羊皮、两张羔羊皮，给了业两块鞋筩子皮，给了朏一块银饼，给了厥吴两张喜皮，给了溓粦一件虎皮罩子和用柔软带子装饰、用皮绳子裹的把手，给了东臣羔羊皮袍，给了颜小子两张五色兽皮。到场受民受田的是卫小子宽，迎接、送礼物的是卫臣
朏。卫用来做父亲的鼎，万年永远享用林里。
各家都认为林里是基层行政单位，但对全文理解各有不同，杨宽《西周史》：“这段金文从‘矩取’以下，讲到裘卫用‘帛三两’，从矩和妻子矩姜交换取得了林
里，因为林里主要有颜林（颜氏林园），是颜陈和妻子颜姒所有，裘卫又以大马两匹交给颜陈，以女服装交给颜姒，以裘、幎等物送给颜氏有司寿商，从而交换取得了颜林。矩因而和溓粦命令寿商和啻‘顜堳’（勘定田界），付给裘卫林里，于是‘则乃成，封四封’。”[86]杨宽有的见解似乎不确，授民授土乃国之大事，不是臣属的私事，况且几件物品不可能交换一个里。
赵光贤云：“裘卫以车马用器和矩伯的一块林地相交易……‘林里’是里名，因此地有林，故名林里……矩伯这块林地大概是在颜氏的管辖区域之内，当时里君可能权力很大，在他管辖区域之内的林地就叫做‘颜林’，这并不意味着所有里内的林都归他占有。”[87]张经和赵光贤的理解相近：“铭文中最主要的还是涉及了一贵族因为政治活动的需要，而用土地作为代价，向另外一个贵族交换行礼所用之物品。”[88]张经说裘卫为了参加周王举行的盛大礼节，用物品换取了林里的一片林地，理解亦不确。
伊藤道治说：“当时出让的林是颜林的全部呢，或是
里附近的部份呢，还不清楚。从当时赠田的详细划分来看，林的出让也有这种可能。特别是从铭文后半节接受赠送的皮革制品来看，有可能是颜的有司之中的盠的部分。如此，出让的只是颜林中由盠管理的部分。”[89]伊藤氏认为裘卫交换的只是林里的一部分，否认了周王赏赐里，里包括人口和田地这一基本事实。《大簋》亦有记载周王赏赐里的铭文：
唯十又二年三月既生霸丁亥，王在
侲宫，王呼吴师召大，赐
睽里。王令（命）膳夫豖曰（谓）睽曰：“余既赐大乃里。”睽宾豖璋、帛束。睽令豖曰（谓）天子：“余弗敢吝。”豖以（与）睽導大赐里。大宾豖害璋、马两。宾睽害璋、帛束。大拜，稽首。敢对扬天子丕显休，用作朕皇考烈伯尊簋，其子子孙孙永宝用。[90]（注：西周晚期）
这次赏赐里的程序、赠送物品等一系列活动与《九年卫鼎》十分相近，铸簋时间有可能是西周中期。略解铭文难懂字词，“既生霸”，指自八九日以降至十四五日这一段时间（参见《观堂集林·生霸死霸考》）。“大”，人名，周贵族。“
睽”，人名，周贵族，周王把原来属于他的一个里赏赐给大。“膳夫”，《周礼》：“膳夫，注：‘膳，之言善也，今时美物曰珍膳。膳夫，食官之长也’。”[91] “豖”，人名，周王的膳夫。“導”即“导”，“引，引导。《史记·孙膑传》：‘善战者因其利而导之。’……向导，引路的人。《史记·大苑列传》：‘乌孙发导译送骞还’。”[92] “璋”，《周礼》载有赤璋、大璋、中璋、边璋、牙璋五种，“害璋”文献无，大概是赏赐领地时受赐者赠给参与者的一种符节器用。
通过分析，知铭文大意：在周王十二年三月上半月丁亥这一天，王在
侲宫，传令吴师召唤大，将原属于睽的一个里赏赐给他。王又令膳夫豖对睽说：“我将你领地的一个里已经赏赐给大。”睽出于宾礼，赠豖一件玉璋和一束帛。睽请豖回报天子说：“对将原属我的里赐给大这件事，我不敢吝啬。”豖与睽、大经过勘察等仪节手续后，将睽的一个里赐予大。大赠王的使者豖璋一件、马两匹；宾赠睽璋一件、帛一束。大以手相拜、叩头，为答谢和宣扬天子的美意，因而做了这件祭奠先父烈伯的簋，大的子子孙孙将永远宝用此簋。全文记述了周王把原来属于睽的一个里，改赏给大的经过。
另有几块铭文含有里字，《史颂鼎》：“唯三年五月丁巳，王在宗周，令史颂省苏，
友里君百姓，帅
盩于成周，休有成事。苏宾璋、马四匹、吉金，用作
彝。颂其万年无疆。日扬天子
命，子子孙孙永宝用”。[93] “唯五正月，辰在甲午，王曰：“
命汝成周里人
诸侯大亚讯讼罚取积五锵赐汝夷臣十家用事？拜稽首对扬王休命，用作宝
其子子孙孙宝用。”[94] “里君”指一里之长，“里人”指里中民众。
《殷周金文集成释文》中还有数个表明居住单位“里”的名称，有几个里名注明为春秋或者战国，但有一个里名未注明年代，“右使车啬夫鼎，
里”[95]（图2707·1）。图片中“里”字清晰，“”字释文隶定不准，左边笔迹不太清晰，笔者认为应为“瘖”字。“瘖里”是西周的里，还是东周的里，有待今后进一步证实。
金文中除了赏赐里的铭文，还有赏赐邑的大量铭文。《尔雅·释言》说：“里，邑也。”[96]笔者以为并非西周所有的邑都等同于里，只有基层的邑和里意义相当，为居民单位，例如，“于之朕邑十，又唯越九年，王曰”。[97]又如，“唯王三年四月初，吉，甲寅，仲大师佑柞柞赐哉朱黄銮司五邑，佃人事柞拜手对”[98]。“左右走马五邑走马赐汝乃祖”[99]。“唯四月辰在丁末，王省武王，成王伐商……厥□百又□，厥宅邑卅又五，厥□百又四十。赐在宜王人□□又七姓。”[100] “令小臣……比田其邑……比其田其邑……比田十又三邑。”[101]周王赐邑的数目不等，“邑十、五邑、邑二百……又九十又九邑、五邑、宅邑卅又五、十又三邑”，赏赐的邑包括人口和土地，有时一次赐邑数目相当大，邑不可能没有人居住。赐给贵族、功臣的邑如果没有周王的诏令，由受赐者世代相传拥有。
除了赏赐邑、里之外还有赏赐土地的铭文，“唯王元年六月既望乙亥，王在周穆王大［室王］……五夫……出五夫……厥邑田［厥］……禾十秭……五田用……禾十……用田二，又臣［一夫］……田七田，人五夫”[102]。又如，“唯王十又一月，王格于成周大庙。武公入右敔，告擒，馘百讯四十王蔑敔历，使尹氏授。厘敔圭瓒、疐、贝五十朋，赐田于
五十田，于早五十田，敔敢对”[103]。“唯王廿又五年七月辰［在］□□□□永师田官，令小臣……比田其邑……比其田其邑……比田十又三邑”[104]。再如，“令虔侯矢曰：‘迁侯于宜，赐
鬯一，卣商瓒……赐土厥甽三百□，厥□百又□，厥宅邑卅又五，厥□百又四十。赐在宜王人□□又七姓，赐郑七伯，厥卢□又五十夫。赐宜庶人六百又□六夫。宜侯矢扬王’。”[105]这一铭文既赐田又赐邑，一次赐邑三十五个，当是居民单位，和里意义相同。很清楚，赐田和赐邑、赐里是两回事。
关于上文“田X田”的理解，赵光贤说：“当时的一田并不等于百亩，可能大小不等。所谓一夫受田百亩，只是井田制下的田，而通常所说‘一田’并不指这‘百亩之田’。金文中的‘田X田’应理解为几块田，正如马X匹、牛X头，一田只是表示数量的名词。这样理解可能更合理些、更符合实际情况吧。”[106]但敔簋告诉我们，周王在太庙接受敔的献俘礼，王使尹氏赏给“贝五十朋，赐田于
五十田，于早五十田”。贝以“朋”作为计数单位，地以“田”作计数单位，杨宽指出：“‘田’当有一定面积，当指百亩之田。”赵光贤的见解不确。“贤簋载：‘隹（唯）九月初吉庚午，公叔初见于卫，贤从。公命吏畮（贿）贤百亩盭，用作宝彝。’‘百亩’下一字不识，当为百亩田所生产的食物，可知当时已以‘百亩’田作为生产单位，可见古文献以‘百亩’田为分配生产者的单位，是真实的。”[107]杨宽认为“田”有一定面积，指百亩之田。
沈长云把金文中所记载的赏赐的里全部理解为赏赐一定面积的土地，不妥，但当里作为面积单位时，一里等于九百亩，此观点笔者赞同。“西周时期的‘里’，其义当指有一定范围疆界的土地，面积大小或即如文献所言‘广三百步，长三百步’。”[108]即一里等于九田。里、田作为田地的面积单位时，是不同的进位表达词，当赏赐的土地面积不够一里或有零头时，可以更准确地表明赐田的面积大小，零头小于一田则忽略不计。杨宽曾敏锐地指出：“‘里’的作为长度和面积的单位，该也是由此而起的。孟子说：‘乡里同井’，又说：‘方里而井’，因为一‘里’是‘十室之邑’，‘十室之邑’有一井之田，因而把一井之田的长度面积也称为‘里’了。”[109]杨宽所说的“由此而起”，指里作为行政单位先出现，而作为长度和面积单位则是里作为居民单位的后起义和引申义，最终赋予“里”一词多义。
（三）里君是管理基层里的行政首长
多数学者认为里君是里的行政首长，唯有沈长云认为：“西周时期的‘里君’应为周王朝管理土地的官吏的统称，而非居民基层组织的‘里’的长官。”[110]对于沈长云的观点我们不得不重视。多数学者还认为“里居”为“里君”之误，对此做一探讨。
“里君”未见于周官，可见这一官称地位不高，不会是中央官员，沈长云指出：“‘里君’应为周王朝管理土地的官吏的统称”，这一说法似乎欠缺思考。文献中有数处关于里君的记载，特别是里君频频出现于金文中。
金文中所见“里君”有数处，“友里君百姓，帅盩于成周休有成事”[111]，“令史颂省苏□友里君百姓帅
于成周”[112]。“舍三事命，众卿事寮、众诸尹、众里君、众百工；众诸侯，侯、甸、男，舍四方命。”[113]罗振玉释读《史颂鼎》“里”时特别指出：“‘澜友里君百生’，吴中丞谓‘里君’即理君，‘百生’当读群百姓，其说误甚。《周书·酒诰》：‘越百姓里居’即此鼎之‘里君百生’，特经文误‘君’为‘居’耳，盖君、居二字相似，致
传。”[114]在《贞松堂集古遗文》所附《史颂鼎》铭文拓本中，从字体结构看，和《说文解字》“君”[115]字相同，罗振玉释读为“里君”，正确。《古史新证》：“‘里君百生，
盩于成周，休有成事。’‘里君百生’，恐为古人之成语。或即用尚书之语，亦未可知？则此‘里居’，或当作‘里君’。”[116]郭沫若亦赞同王国维的看法：“里君之名旧所未见，王国维谓《酒诰》之‘越百姓里居’即里君之伪，（见《国学论丛》王国维纪念号《尚书讲授记》）至确。今案《逸周书·商誓篇》‘及太史比（友字之伪）小史昔及百官里居献民’，里居亦里君之误也。《酒诰·伪孔傅》说‘里居’为‘卿大夫致仕居田里者’，乃沿伪为说，自不足信。《周官》有里宰，然不言遂酂县鄙而单言里，事亦不类，疑是都家公邑之长也。”[117]郭沫若认为里君是“都家公邑之长”。众家所说“里居”为“里君”之误，此说正确。里君的职责又是什么？
里君，从字面理解，“里”为居民单位，一里户数有八家、二十五家、七十二家、百家之说。“君”，《说文解字》：“君，尊也。从尹发号，故从口。”[118] “君”字构成与“尹”有关，《尔雅义疏·释言》：“尹，正也。”注云：“谓官正也”。“皇，匡正也。”注：“《诗》曰：‘四国是皇’。”正者，“《释诂》云：‘长也，长亦君。’故《广雅》云：‘正，君也。’《诗》传笺并云：‘正，长也。’是正兼官长、君长二义。尹者，《说文》云：‘治也。’治亦董正之义，故《诗·都人士传》及《书·益稷》郑注并云：‘尹，正也。’《广雅》以尹为官，官之之正也。《说文》从尹为君，君之正也。君尊，所以尹正天下者也。故经典君、尹二字通。”“郭云：‘谓官，正也，言为一官之长也。’《周书》：‘君陈曰尹。兹东郊皇君威之正，匡救谏之正。’《孝经》云：‘匡救其恶。’注：《诗》曰‘四国是皇’者，豳风破斧文也。”[119]可知君、尹、正、长、皇、匡意通，里君亦可称为里尹、里正、里长等，即里之行政首长。里的行政首长有数个同义语并不见怪，里君当是周王统治区的正式称呼语，而其他方国有其自身文化传统，里尹当是楚国的常用语，里正盖秦国的官方用语，里长或是赵国、齐国的用语。“里君之职：《尚书·酒诰》误作里居。罗振玉认为：‘百生里君’是‘百官族姓’，及卿大夫致仕田里者。郭沫若先生对里君也有考释，里君就是《周礼·地官·司徒》下的里宰，是邑里之长。”[120]张亚初、刘雨、郭沫若都认为里君即里宰。
文献中数处“百姓”“里君”相连，“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121]。“及太史比、小史昔，及百官、里居献民。”[122] “尔百姓、里居君子，其周即命。”[123]上文已明，“里居”为“里君”之误，解读“百姓”之义有助于理解里君。朱凤瀚认为：“‘百生’即百姓，与殷墟卜辞中的‘多生’意近，是指众多个家族的族长。”[124]林沄说：“这些担任世官的不同姓的族长，就是‘百姓’。”[125]林沄认为里君即不同姓的族长，族长是世官，亦是本族的代表。“铭文中的‘百姓’，似乎都是指各族的贵族而言。”[126]综上，金文中的百姓盖指各族的族长为确。
正确理解“众卿事寮、众诸尹、众里君、众百工；众诸侯，侯、甸、男”的含义亦有助于理解里君。“从西周铭文看，百工有两种含意，一种是象伊殷等器上的百工，与臣妾并列，是奴隶的一种，也就是官营手工作坊中的工奴；一种是象矢令方彝铭文中所说的与各种职官一起依次排列的百工，是职官名，也就是管理工奴的工头。矢令方彝告诉我们，这种百工地位在里君之下，并不是十分显要的职官。”[127] “诸尹”，“商周时期对国王辅弼之臣就称为尹或多尹（诸尹）”[128]。关于“诸侯，侯、甸、男”这句话的句读，王冠英说：“这一句话（侯甸男卫邦伯）应断为‘侯、甸、男卫邦伯’。也就是说，殷代外服只包括侯、甸、男，卫和邦伯是说明侯甸男作用、性质的名词，并不跟侯甸男并列而等量齐观。”[129]侯、甸、男属外服官制，即中央政权直接控制地区以外的区域，或者说地方管辖区的职官设置。周武王灭商以后，为奖赏建国有功之臣和追思先王的功德，便借鉴殷商先例，对武王的后人，主要是周王的同姓亲属，实行分封，形成了外服诸侯“侯、甸、男”的模式。因此“众卿事寮、众诸尹、众里君、众百工；众诸侯，侯、甸、男”包含两层含义：“众卿事寮、众诸尹、众里君、众百工”是内服从中央到地方的四种不同级别官员的总称。“众诸侯，侯、甸、男”是外服制三种诸侯的专称。内服制“众卿事寮、众诸尹、众里君、众百工”四种专称不是并列关系，而是上下关系，职位从高到低排列，铭文这样写，意指包括内服各级官吏在内。里君、百工是低级官吏，里君是里的首长。沈长云的结论是：“与之并称的‘里君’的身份亦必不低下，亦当属上层统治阶级之成员。”[130]由于沈长云对铭文分析不周，结论不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