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者在尝试使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范畴进行经验分析时，总是面临着一些特殊的障碍。总体而言，这些障碍来自两个方面。第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几个核心范畴，例如剩余价值率、资本有机构成、劳动力价值是以劳动价值定义的，而国民收入的基本核算单位却是信用货币体系下最终产品的货币价格。第二，今天流行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SNA）直接的理论基础更接近新古典主义经济学^[3]，而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因此在一些概念上实际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着一定的距离。正如美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安华·谢克（Anward Shaikh，1984）所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需要构建自己的经验分析基础。

大约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中间开始流行一种基于投入产出表估计商品价值和生产价格的方法（Shaikh，1984；Ochoa，1989；Petrović，1987）。^[4]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学者并不局限于将之视为一种经验估计方法，还将其看作一种在经验上验证劳动价值论的方法。基于美国（Shaikh，1984，1998；Ochoa，1989）和南斯拉夫（Petrović，1987）的投入产出数据，这一方法的早期应用显示，在总体平均的意义上，商品价值、生产价格与市场价格并不会发生太大的偏离。在这些学者看来，这是劳动价值论成立的有力证据。随后，这一方法被运用到其他国家的投入产出数据，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最近，该方法也得到国内学者的重视。冯志轩（2016）将该方法推广到国际投入产出表，用以估算国际价值和国际生产价格，进而说明国际利润率平均化的特征。荣兆梓、陈旸（2014）则将该方法用于转形问题的讨论，说明B体系的转形方案可以保证“总量相等二命题”。以上研究只是将该方法作为一种价值和生产价格的经验估计方法来应用。另外，李海明（2017）则将该方法看作劳动价值论的经验检验方法，他认为从中国1987～2012年11个价值型投入产出表得到的经验结果可以支持马克思的价值规律命题。

对该方法的批评，目前主要集中在技术细节上。早期的研究通常使用二元回归的方法来测度价值、生产价格和市场价格两两之间回归的拟合优度或者皮尔逊相关系数。由此得到的价值、生产价格和市场价格两两之间的相关程度一般都在90%以上。这似乎印证了李嘉图的“93%的劳动价值论”。然而这一方法招致了一些学者的批评。Kliman（2002，2004）及Calleja和Osuna（2005，2007）都提出了伪回归的问题。他们认为之前的研究测度的实际上是各部门的总价值、总生产价格和总市场价格两两之间的相关性。其高相关性更多的是因为产量本身。该方法测度的所谓相关程度实际上受到量纲的影响。

后来的多数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这一批评，即不再使用总价值、总生产价格和总市场价格之间的皮尔逊相关系数和拟合优度说明其相关程度，转而使用各种度量向量距离的指标来测度价值和价格之间的偏离程度。Shaikh（2016）就最好地体现了这一变化。谢克在该书有关这一内容的章节中，对于截面数据，已经不再主要依赖回归分析和拟合优度的结果，而是使用了几种度量偏离程度的指标。这些偏离度量指标显示，直接价格（与价值成固定比例的价格）、生产价格和市场价格总体上的偏离程度不会超过20%。

在国内学者中，冯志轩（2016）实际上也提到过该方法可能存在的问题，其着眼点在于Ochoa在估算价值中所采用的一些技术细节。在冯志轩提出的批评中，与本文相关的主要是两点。第一，Ochoa在研究中并没有区分生产性部门和非生产性部门；第二，Ochoa用工资差异化约劳动复杂程度的差异，存在用价格解释价值的逻辑矛盾。但冯志轩并没有对此深入研究，而是通过剔除非生产性部门，以及转而使用国际投入产出表中以小时为单位的劳动投入数据规避了这两个问题。

本文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对冯志轩提出的两个问题的深入，旨在从技术和理论两个角度阐明该方法的局限性和适用范围。本文利用中国2012年139部门投入产出数据对该方法进行了应用，结果发现该方法所测度的价值和价格之间总体偏离程度不大，只是反映成本与产出之间的关联性。这可以视为劳动价值论的一种经验表征，但很难将之看作对劳动价值论的直接证明。

本文之后的内容安排如下：第二节介绍该经验估计方法的一般原理；第三节展示该方法在中国2012年139部门投入产出表中的应用结果；第四节则利用第三节的经验估计结果分别从技术和理论两个层面讨论这一方法的局限性；第五节为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