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选择（1899～1928）

1.甲骨遇上考古

殷墟最早为世人所知，是因为甲骨文。

小屯村出土的刻辞甲骨残片

河南安阳小屯村，是明朝年间建起的一个居民点。起初只有数户人家，至清末时人口增长到数十户。人们在附近土地耕种时，常常从自家的庄稼地中翻出刻有符号的龟甲或兽骨。这些龟甲或兽骨后来被当作药材卖至中药铺。

20世纪20年代洹河流经小屯村北景象

1899年，大清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偶然从中药铺中获得此种“药材”，辨识出这些龟甲或兽骨上的刻划符号是古文字。

王懿荣

由于贩卖甲骨有暴利可图，古董商人便把甲骨的出土地点隐瞒起来。1908年，清末学者罗振玉派人细心查访，始知甲骨出土于“滨洹之小屯”。因此，殷墟遗址第一次被学术界所知，是王懿荣首次发现甲骨文十余年以后的事。罗振玉所著《殷商贞卜文字考》曾述及此事。

罗振玉

1917年，著名学者王国维通过对甲骨卜辞的考释，撰成《殷卜辞所见先公先王考》和《殷卜辞所见先公先王续考》两文。从甲骨卜辞中成功辑出商王朝历代国王的世系，并与《史记·殷本纪》相对照，以地下出土甲骨文确认了《史纪·殷本纪》所载商王朝的真实性。同时也由此确认殷墟是商后期都邑。古老的商王朝，有了栩栩如生的实物见证。

王国维

殷墟的发掘，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

中国本土固有的金石学传统；19世纪以来特别是20世纪初西方人士在中国的考古活动和与之相伴的20世纪以来西方考古学知识在中国的传递；1919年五四运动对科学、民主价值的传递；20世纪初中国史学界疑古派崛起所导致的对“重建上古史”的呼唤，是田野考古学进入中国的四大推手。

甲骨文是新获的上古文字资料，与中国本土固有的金石学传统高度契合，问世之后立即受到中国传统学人的重视。当刻辞甲骨被确认出自安阳小屯村之后，去殷墟挖甲骨之声随之鹊起。

19世纪末20世纪初，刚刚起步的西方田野考古学知识，也随着传教士、探险家和部分学者的步伐传到了中国。大批西方人进入中国从事考古活动。较早的如英国人印度加尔各答博物馆馆长约翰·安德森（John Anderson）在云南、四川（1860），瑞典人斯文·赫定（Sven Hedin）在新疆（1890、1894～1896、1898、1900～1901），明义士（James Mellon Menzies）在安阳（1914～1917），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M. A. Stein）在新疆和甘肃（1900～1914），日本人鸟居龙藏在辽东（始于1895年），关野雄在山东（1902、1907）等。

此外还有个别中国学者代表西方学术机构的考古活动，如李济在山西夏县西阴村的发掘。这些考古活动，同样为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诞生起到推动作用。

20世纪初，中国史学酝酿深刻变革。傅斯年等中国史学家受德国法兰克福学派影响，从论史变为高度重视史料的重要性。历史学家傅斯年明确提出“史学即史料学”，认为历史学的根本任务是发现新史料。

20世纪的最初十年，章太炎、梁启超，留学生汪宝荣、李浩生也通过在杂志上撰文介绍西方考古学知识。李济、梁思永则先后来到美国，直接进入哈佛大学学习人类学和考古学课程。其中，梁思永师从美国著名考古学家Kidder，不仅参加过Kidder主持的考古课堂讨论（Seminar），而且跟随Kidder到美国西南部参加考古实习^[1]。李、梁回国后，为考古学在中国的诞生提供了最重要的人才条件。

20世纪20年代初，在新文化运动的大气候下，史学界兴起“古史辩”的思潮，即对以前的古史进行追问。顾颉刚提出中国的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三皇五帝”所代表的传统历史观被彻底动摇^[2]。在旧的史学观被打破的情况下，中国上古史是否有希望重建？又怎样重建？20世纪初的学界人士不得不思考这样的问题。正是由于形成了这样一个氛围，在历史学领域展开的古史辨运动“为中国考古学的发生和发展准备了条件”。

1919年的五四运动，适逢其时地将民主与科学理念带到了中国，从而为现代西方田野考古学在中国诞生创造了条件^[3]。1924年，古史辩派的代表人物李玄伯、顾颉刚均表示，考古学是古史问题的唯一解决办法。

殷墟甲骨遇上西方现代田野考古，促成了殷墟发掘。这是历史的选择。

最先接触殷墟甲骨的是金石学家。若无金石学的存在，中国考古学的首选发掘地或许会是别的地点。然而自北宋以来，金石学的关注核心一直是金石文字。虽然殷墟的发掘起因于刻辞甲骨的发现，但金石学并未给殷墟发掘提供任何科学的田野作业方法。

殷墟早期发掘有三个特点：一是发掘由中国官方学术机构组织；二是发掘主持人是受过现代西方田野考古学训练的中国学者，如李济、梁思永等；三是整个发掘工作前后持续十年，是基本连贯的发掘行为，它不同于西方人士在中国境内的零星活动，而是由中国学术界主导的，由掌握现代考古学方法的中国学者主持的自觉考古工作。它标志着现代田野考古学在中国落地生根。

张光直曾有一个著名假设：如果中国考古学家最早发掘的不是安阳殷墟，而是其他地点的一处史前遗址，中国考古学会是什么面貌？

作为持续使用了二百余年的商王朝后期都邑，安阳地下埋藏着丰富的商遗存。殷墟的发掘，为20世纪初的中国历史学瞬间积累了大量新材料，并由此引发中国史学的深刻革命。

殷墟作为商王朝后期都邑，使得新添加的考古材料和由此引发的学术问题仍然带有传统史学的某些特点，因而也使得中国考古学一开始便具有“重史倾向”。

安阳是中国考古研究的起点和商代历史研究的支柱。所以说中国考古学是从研究商王朝历史出发，从安阳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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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95年，作者访问哈佛大学时，曾有幸查阅过李济、梁思永当年在美国留学的档案记录，其中有梁思永的选课记录。

[2] 20世纪初史学著作多将传说时代当作历史内容对待。例如192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吕思勉《白话本国史》，即以“三皇五帝”“三王时代”为纲撰写国史。

[3] 夏鼐：《五四运动和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兴起》，《考古》197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