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对非洲关系的国际环境研究
- 刘青建 王聪悦 赵晨光
- 14字
- 2020-08-29 05:28:58
第二部分 国际环境之美国与欧盟
第二章 战略传统：美、欧对非洲战略/政策的历史回顾
就中国对非洲战略的国际环境而言，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的西方大国美国和欧盟的对非战略（政策）是中国在中观层面上所面临的最重要的国际环境。美国是当今国际关系最重要的主要国家行为主体，是世界上实力最强的国家，世界头号超级大国。欧盟则是以西方国家为主体的国家集团，是国际关系最重要的非国家行为主体。无论在经济上、军事上，还是在政治上，甚至在其对世界的影响力上，它们的对非战略/政策都对中国的对非战略有着巨大的影响。为了更深入地探讨21世纪中国对非洲战略的国际环境，本章以历史的大视野回顾20世纪下半期美国和欧盟的对非战略（政策），以期从战略传统的角度来解析21世纪美国和欧盟的对非战略（政策）的历史渊源。
第一节 美国对非洲政策的发展演进
20世纪美国的非洲政策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二战结束以前、冷战时期、后冷战时期的20世纪90年代。本节将主要梳理上述三个时期的美国对非洲的政策，分析各个时期的不同特点，探寻美国非洲政策演进的延续性与变化，归纳美国对非战略传统，以期形成与欧洲诸国的比照。
一 20世纪前半期美国对非政策（1945年之前）
北美与非洲的关系始于罪恶的奴隶贸易。四个世纪奴隶贸易留下的遗产是超过3000 万非洲裔美国公民（ 约占美国人口的12%）。这一庞大的黑人群体是任何一次美国大选总统候选人必须争取的选票。而非裔美国人基于其历史与文化纽带，对非洲事务多有关注，并通过院外集团和压力政治对美国政府的非洲政策施加影响。“泛非组织”和“国会黑人议员团”是这些院外集团的典型代表。
美国虽卷入早期奴隶贸易，却不曾对非洲进行过军事征服和殖民统治。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的19世纪末期，英、法、葡等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掀起瓜分非洲的狂潮，美国并未卷入非洲大陆的殖民争夺。因此，在非洲的利益较为有限。这就有力地解释了这一现实：“尽管美非之间有历史和文化的联系，美国决策机构对非洲的重要性却没有达成共识。”[1]不管是外交传统，还是现实需要，非洲从来不是美国外交的重点，至今亦然。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开始直至冷战结束的长达近半个世纪里，美国的非洲政策始终服从于其同苏联争夺的全球战略，并因美苏争夺态势和国际局势的变化而进行调整。
二 冷战时期美国的对非政策（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1990年）
整个冷战时期，美国的非洲政策随着其同苏联争夺态势、非洲局势以及国内政治的变化而发展演进，其进程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20世纪5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是全球首屈一指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大国。在对战后世界秩序的安排中，美国主张不支持非洲继续殖民化。罗斯福总统拒绝了西欧国家继续殖民非洲的提议，并提出了通过 “国际托管”解决殖民地问题的方案。[2]美国人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和拉尔夫·邦奇（ Ralph Bunche） 在联合国制宪会议中，坚持在联合国宪章中增加意义深远的反殖民主义内容，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国际反殖民主义运动。无疑，美国这种做法顺应了彼时全球反对殖民主义和亚非拉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世界进步潮流。但是应该看到，美国推动非洲去殖民化更深层的考量是美国的国家利益。因为这不仅赋予美国以道义优势，而且也有利于美国利用强大的经济实力，获取长期为英、法等欧洲宗主国垄断下的非洲市场和原料来源，避免其主导的西方阵营内部的矛盾和冲突，其实质是美国在非洲的“门户开放”政策。
1950年以前，非洲只有三个名义上的独立国家，其他国家都处在老牌殖民主义者英、法、葡等国的统治之下。美国出于前述利益的考虑，对非洲和亚洲的非殖民化运动提供了支持。[3]此时的非洲在美国对外战略的全球布局中并未占据一定的地位，但是由于英、法、葡殖民者此时经历世界大战，元气大损，亟须来自美国的援助，因此均寻求同美国良好的关系。美国可以通过其实力优势和对欧洲国家的影响力来实施在非洲的非殖民化政策。
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东、西两大阵营建立并日益走向尖锐对峙，对苏联的全球性“遏制”和“反共”主导了美国全球战略的议事日程。其杜鲁门政府支持非洲非殖民化运动的政策，开始服务于对苏战略的需要。为此，美国主要关心的是使西欧成为一个稳定的反对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前沿阵地和对抗社会主义扩展的堡垒。出于这种全球战略的需要，美国不再敦促欧洲的盟国——英国、法国、葡萄牙等国放弃他们在非洲的殖民资产，反而开始利用这些老殖民者在非洲的广大殖民网络反对和遏制苏联在这一大陆的扩张。华盛顿还支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盟国葡萄牙在安哥拉、莫桑比克、几内亚-比绍的殖民统治，直到1974年葡萄牙在一场成功的政变中推翻了里斯本政权，才结束葡萄牙对非洲这些国家的殖民统治。可见，美国对非政策是服务于自己的全球战略，并具有两面性的。
1950年4月26日，美国国务院出台的一份殖民地政策文件指出，为了保护美国在殖民地的安全利益，应“支持西方殖民国家的政策”[4]。但同时敦促他们“加快殖民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5]。1953年10月，负责近东、南亚和非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在一次演讲中指出，“正当19世纪的殖民秩序趋于消亡之际……美国应该制定一种切实可行的政策，即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帮助所有殖民地民族获得自治或独立。”[6]美国在当时涉及殖民地事务上，也采取了一些有利于非洲非殖民化的政策。比如1956年在联合国托管委员会要求给予托管地政治进展规定时间表；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美国谴责了英法的军事行动，并向其施压；1960年支持联合国通过《给予殖民地独立宣言》；60年代初支持葡属非洲国家加速自决，支持安哥拉反对葡萄牙殖民者的斗争；等等。这是美国对非政策的一面。
同时，美国对非政策还有另一面，即美国对非洲非殖民化运动，服从于与苏联争夺非洲的全球战略需要，即美国对非洲非殖民化运动的态度取决于正酣的美苏冷战的需要。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更是如此。美国对非洲的关注随苏非关系和美苏关系的发展而波动。这是冷战期间美国对非政策的一个重要特点。苏联开始卷入非洲事务是在1955年。是年，巴以冲突导致中东地区局势紧张，美国便操纵英国、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和巴基斯坦建立了《巴格达条约组织》。第一次中东战争后，埃及与以色列紧张对峙，为阻止以色列的侵略，埃及向西方提出购买武器遭到拒绝。埃及领导人纳赛尔不得不转向苏联，提出了购买武器的要求。赫鲁晓夫视此为在第三世界中扩大影响的机会，遂以捷克斯洛伐克的名义向埃及出售了价值2.5亿美元的武器装备。自此以后，苏联便高举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的大旗，强烈谴责美国在非洲的铁杆盟友葡萄牙和南非忤逆世界潮流的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行为，积极支持联合国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进行严厉的制裁，并通过提供武器装备和经济援助等形式，大力支持安哥拉、莫桑比克、津巴布韦等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先后在1960年第十届联合国大会和苏共二十二大上发表支持非洲国家废除殖民主义，支持其民族独立与解放的讲话。[7]苏联对非洲反殖民主义运动的支持部分出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对殖民主义的一贯反对立场，也有通过意识形态渗透，同美国争夺在南部非洲势力范围的现实主义考虑。
1957年美国副总统尼克松在结束22日的非洲之行后，意识到新兴的非洲将在国际政治斗争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在他建议下，1958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批准国务院增设了单独的非洲事务局。而当时的参议员、后来的总统约翰·肯尼迪也严厉批评美国在处理非洲殖民主义问题和反对苏联在非洲扩张的事务上“左支右绌”，从而使苏联在非洲影响力上升和美国在非洲声誉下降，因而他呼吁“实施一项新的、大胆而富有想象力的计划”[8]。尼克松和肯尼迪的思想表明民主、共和两党均将非洲视为其遏制战略的一部分。这成为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美国历届政府对待非洲的指导思想，并以此为基础，广泛干预非洲大陆事务。
第二阶段是20世纪60年代。1955年召开的万隆会议推动了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至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已成燎原之势。1960年，17个非洲国家获得了独立。1961年安哥拉爆发民族解放运动，接着几内亚和莫桑比克先后在1963年和1964年展开了游击战争，这使美国骤然加大了对非洲事务的关注。肯尼迪政府素来对非西方事务有较大兴趣，而尤以非洲为甚。[9] 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和苏联在非洲实力的扩展使美国有理由采取一项更为积极的非洲战略。但是在政策选择上，这一时期美国的非洲政策具有内在的矛盾：它反对苏联在联合国严厉制裁葡萄牙和南非的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行径的提议，并向后者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另外，为了防止将非洲国家推向社会主义阵营，反复高唱“非洲是非洲人的非洲”[10]，“支持非洲人民和政府获得自由和保持自由与独立的愿望”[11]。
客观地说，肯尼迪是整个冷战期间对非洲重视程度较高的美国总统之一。为在与苏联的争夺中处于优势地位，他在非洲掀起了“攀亲戚运动”，并派出了“和平队”。 所谓“攀亲戚运动”，是指利用美国非洲裔公民与非洲的历史联系，通过支持非洲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向非洲国家提供少量经济援助，并替它们培养留学生，向南部非洲国家派去农业、医疗和其他技术人员，以密切同非洲国家的关系。美国还大量招募志愿者，组成“和平队”派往非洲地区。“和平队”第一任队长即是肯尼迪总统的弟弟。这足以表明肯尼迪政府对非洲的重视。1961年，在葡萄牙残酷镇压了安哥拉北部的反葡萄牙殖民主义斗争后，他授意意大利在联合国安理会投票反对葡萄牙，并以提供援助为条件促使葡萄牙通过谈判解决了安哥拉的独立问题。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在尼克松政府时期，美国的实力出现了相对下降。相应地，其非洲政策也进行了调整。当时的美国已经在美苏争霸中处于守势，在世界各地均进行了战略收缩。美国的非洲政策集中体现在1969年8月15日出笼的《国家安全研究第39号备忘录的答复性研究：南部非洲》（NS-SM39）的文件中。这个文件弱化了对南非、罗得西亚白人种族主义政权和葡萄牙殖民当局的批评态度，开始反对联合国严厉制裁南非的措施；鼓励美国公民对南非的投资，改善同葡萄牙的关系；等等。[12]
1974年葡萄牙国内政局发生变化，葡萄牙的非洲殖民地也爆发内战。在此背景下，美国和苏联开始了在安哥拉的争夺。美国通过支持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阵线（下称“安解阵”）和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下称“安盟”）同苏联支持的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下称“安人运”）展开了激烈的争夺。1975年，苏联、古巴军队进驻安哥拉，支持“安人运”取得了政权。“安人运”的掌权表明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同苏联争夺中的守势地位。
卡特政府时期，为了在与苏联的争夺中赢得第三世界人心，卡特把“人权外交”提上了对外政策的议事日程。其非洲政策也有一定的变化。卡特在“人权”的旗号下施压南非进行改革；强调经济因素的重要作用；军事上加强了对非洲的武器援助；外交上，高举“和平”的大旗，支持在津巴布韦实现黑人的多数统治。1977年出台允许从罗德西亚（今津巴布韦）进口铬的《博德修正案》，推动纳米比亚和罗德西亚问题的解决。卡特总统还派出其私人代表出席了尼日利亚的反种族隔离法大会。
第四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此阶段分为两个小段，第一小段是里根执政时期，强调美苏对抗，宣称要将苏联势力从第三世界“推回去”。20世纪70年代苏联在安哥拉的得势，被许多美国人视为其作为全球大国的失败。因此，里根政府的主要非洲政策目标是遏制苏联对南部非洲地区的渗透和扩张，巩固和加强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甚至包括支持亲苏政权的反政府武装，颠覆亲苏的政权。其对安哥拉和扎伊尔的政策比较典型。安哥拉是里根政府在第三世界遏制苏联的重点之一，在里根的遏制战略中占据突出地位。因此美国先是支持和纵容南非入侵安哥拉，敌视安哥拉政府，通过提供大量军火支持“安盟”，并抛出了“联系方案”，即利用安哥拉要求尽快实现纳米比亚独立、解除南非威胁的迫切愿望，蛮横地将纳米比亚独立和古巴从安哥拉撤军这两个本不相干的问题联系在一起，提出“只有安哥拉政府许诺让古巴撤军，我们才能促使联合国关于《纳米比亚独立计划》的实现。”[13]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采用军事手段为主、政治和经济手段为辅的里根主义，严厉打击安哥拉，其中包括批准中情局的两个秘密行动，在扎伊尔（现名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沙巴省扩建卡米纳军事基地，以便骚扰安哥拉等国和在扎伊尔南部进行军事演习，以向苏联施加压力等。1986年3月和4月，美国先后两次出动军队，对利比亚实施了惩罚性的军事打击，以达到向非洲国家炫耀武力和向苏联显示武力的目的。第二小段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美国的全球战略是要赢得冷战的胜利，同时借苏联解体的有利时机，企图建立美国领导的单极世界，这时美国在非洲的利益仍主要是地缘政治利益，因此美国对非政策就变为填补苏联留下的权力真空，同时大力推动非洲国家的民主尝试，巩固冷战成果。
总之，美国冷战时期的非洲政策如表2-1所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50年代的第一阶段，美国的全球战略是要遏制苏联的共产主义的扩张。非洲是其反共的地区战场，同时也是美国廉价原材料的来源，其主要对非政策是加紧向非洲渗透，同时同欧洲老殖民者协调反对苏联的扩张。20世纪 60年代的第二阶段，美国的全球战略是确立其领导地位，同苏联争夺霸权。非洲是这一战略的重要支点，美国在非洲的主要利益是地缘政治利益，同时非洲仍作为其廉价原材料的来源。美国在此期间的对非政策是遏制苏联在非洲的扩张，支持非洲的独立，同时填补英法在非洲的势力真空。这在一定程度上同英法葡等非洲殖民者之间形成一定程度的竞争关系。20世纪 70年代为第三阶段，此时美国处于全球战略收缩阶段，非洲仍是美苏争夺的地区战场，作为美国全球战略的一环，美国在这一地区也进行了收缩，同时防止任何大国，主要是苏联支配非洲。20世纪80年代的第四阶段的大部分时间内，里根主政下的美国开始对苏联进行全面反攻，力图将苏联在前一个十年中所获得的优势和势力范围“推回去”，其在非洲仍主要是地缘政治利益和能源利益，其具体政策是遏制苏联和古巴对非洲的干涉，扶植亲美政权，并不惜颠覆亲苏的非洲政权。到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美国的全球战略是要赢得冷战的胜利，填补苏联解体所造成的势力真空，在非洲国家推行西方式民主制度，巩固冷战成果。
表2-1 冷战时期美国非洲政策的发展演变（1945～1990年）
三 后冷战时期的美非关系（1991～2000年）
冷战结束之初，非洲在美国对外战略中的地位下降，美国一度对非洲态度较为冷淡。美国著名非洲问题学者施雷德曾经指出，虽然冷战给非洲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但正是冷战时期的斗争才使美国更加关注非洲。“当东欧国家政治制度剧变开始主导美国决策机构的议事日程时，非洲问题的地位逐渐下降。”[14]
在此之前，随着同苏联关系的缓和，美国就开始大规模缩减对非洲的经济和军事援助。美国外交系统大幅缩减了涉非机构的预算。国务院大大压缩了非洲司的编制，以应对驻东欧国家新增使馆人员的需求。美国甚至一度关闭了驻喀麦隆、科摩罗、肯尼亚和尼日利亚的使领馆。众议院甚至计划将下属的非洲事务委员会和拉美事务委员会合并，最后因“国会黑人议员团”的干预而未能成功。[15]美国对非洲的援助自然未能幸免。1985年，当美苏争霸达到最高峰的时候，美国对非援助为18.7亿美元，占美国外援总额的10.3%。1994年，美国对非援助降为13.6亿美元，占外援总额的7.6%。1985年，美对非洲军事援助（不包括每年援助埃及的20亿美元） 为2.792亿美元，到1994年，这一数字降到380万美元。[16]美国对非洲经济和军事援助的急剧减少和涉非机构的大幅缩减证明了冷战后非洲在美国决策机构中的地位日益边缘化的现实。这种状况在20世纪整个90年代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冷战结束后，美国全球战略重点由遏制苏联和同苏联争霸转向填补苏联留下的权力真空，大力推进非洲的民主化进程，以巩固冷战成果，维护美国的领导地位。非洲是这一战略中的一环。在老布什任期内，美国先后赢得了冷战和海湾战争（热战）的胜利。这也构成了老布什非洲政策的部分背景。冷战后的“一超多强”态势和海湾战争中美国强大的军事优势，使美国开始推动建立由其领导下的“世界新秩序”。其方法之一，是通过将经援与“民主化”挂钩，在非洲推行多党民主制。美国通过多项援助项目以及由其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对非援助中增加政治条件的方式促使非洲国家进行“结构调整”。美国还设立“非洲民主基金”资助非洲国家的民主选举。其目的是通过推动非洲政治民主化、贸易自由化将非洲纳入由其领导的全球秩序。
1993年美国在索马里维和行动的失败是20世纪90年代美国非洲政策的一个转折点。它直接促成了美国对非洲政策的第一次调整。它使美国短暂地退出非洲，直至1998年克林顿总统访非。对非洲国家事务的谨慎介入或者不介入，是整个90年代美国非洲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对外关系委员会非洲问题专家迈克尔·克拉夫在1992年曾向政府建议：“冷战结束后，美国对非政策的最佳选择应是设法使非洲大陆的人民运用自己的思想，利用自己的资源及积极性来解决自己的问题。”[17] 这实际上是一种“脱钩”战略，即防止美国过多地卷入并无战略利益的非洲事务。
尽管如此，美国政府仍然不遗余力地在非洲推行“多党民主”和“人权”等价值观念，同时推动建立由美国领导的单极世界体系。1996年，美国政府宣布了克林顿政府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安多尼·雷克（Anthony Lake） 所提出的“扩展”政策。其核心内容仍是将广大发展中国家纳入西方民主体系和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并将“多党民主”、“人权”等西方价值观“扩展”到广大发展中国家。克林顿在他的第二任期开始后，为了建立美国控制的单极世界或美国领导下的“世界新秩序”，进一步将“安全、经济、民主”确定为其对外战略的三大支柱，并且把“经济安全”作为三大支柱之首。
由此，美对非政策重心由政治转向经济，由对非洲的大规模援助转向扩大贸易和投资。这是克林顿第二任期内同老布什政府和克林顿政府第一任期最大的不同。1996年2月克林顿政府向国会提出的《美国对非洲贸易和发展援助的综合政策》，宣告了20世纪90年代美国对非洲政策的第二次调整开始。这次调整持续数年之久，至2000年《非洲机遇与增长法案》的出台方告完成。
为了扩大美非贸易，促进美非经济合作，美国成立了非洲贸易和发展协调组织，统一指导美国对非洲的工作。1997年2月，克林顿相继提出两个促进美非贸易和同非洲建立新型商业关系的法案。1998年，克林顿访非期间宣布同非洲建立新型伙伴关系以支持非洲发展。1999年3月，美国举办了首届美非面向21世纪伙伴关系部长级会议。值得一提的是这次会议规模、议程，美国对非洲的援助承诺等均同一年后的中非合作论坛相当。2000年美推出《非洲增长和机遇法案》（AGOA），对多种非洲产品减免关税。至此，美对非政策由重政治转向重经济的调整基本成形。
这次对非洲政策调整的幅度是比较大的。它凸显了美国对非洲问题的重视，注意通过支持非洲国家维护和平与稳定和加大对非洲的经济投入来拓展其在非洲的战略利益，并力图改善美国在非洲的形象。它有选择性地重点发展与非洲地区大国、新兴民主国家和次区域组织的关系，利用地区大国与次区域组织影响非洲事务。该政策符合美国战略利益，并继续影响着新世纪美国对非政策的走向。
综上所述，后冷战时期（1991～2000年），美国的非洲政策经历了两任三届总统任期的演变，其中包括老布什执政的后半期，分别表现出不同的侧重。如表2-2所示，冷战结束之初，美国在非洲的利益仍是地缘政治利益。老布什政府的压倒性任务，是填补苏联解体后在非洲留下的权力真空，防止苏联及其继承者俄罗斯东山再起。与20世纪80年代在非洲推进结构调整计划等较为渐进的政治改革不同，冷战结束后，美国开始在非洲大力推行民主化，以巩固冷战成果。因为老布什政府执政时间横跨冷战与后冷战两个时期，其对非政策作为对体系转变的回应，呈现过渡性特点。
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在外交上已经开始重新重视非洲，美国政要相继访问非洲并出台各种对非政策，致力于向非洲各国推行美国式的民主制度和价值观。由于民主党一向注重国内议事日程，同时有注重经济贸易的传统，因此，克林顿第一任期内，美国对非政策中的经济考虑增加，经济、安全、民主三位一体的政策逐步形成。但是由于索马里维和的失败，加之冷战结束后非洲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重要性下降，而非洲此时由于西方推行的民主化所导致的一些国家政局动荡和经济不景气，促使美国短暂地退出非洲。
到克林顿第二任期，随着非洲各国政局的逐渐稳定和经济的回升，美国重新开始重视非洲，并重新进入非洲，从而开始美国20世纪90年代对非政策的第二次调整。调整的主要内容是对非政策重心逐步由政治转向经济，在发展与非洲国家双边关系时，注重以贸易和投资为主，对非援助为辅。在安全方面，克林顿政府强调与非洲国家开展多边合作，并将此时的美非关系定义为“新型伙伴关系”。美国自冷战以来对非政策最大的调整是以经贸作为主要考量因素。这也是克林顿政府同此前任何一届美国政府对非政策的主要不同点。
表2-2 后冷战时期美国的非洲政策（1991～2001年9月）
第二节 欧共体/欧盟对非洲政策的发展演进
二战结束后，伴随对历史的反思以及欧洲统一思想传播，欧洲共同体（European Community）成立，并作为较为独立的国际行为体登上世界舞台。由于历史和地缘联系、主要成员的利益以及对抗苏东共产主义的需要，欧共体与前殖民地国家建立了“联系制度”，开启了对非洲国家的援助与贸易。直至20世纪末，欧共体的对非援助政策历经以《罗马条约》、两个《雅温得协定》、四个《洛美协定》及其修正案为主要对非洲政策的发展进程。总体而言，欧共体在这一历史时期处理同非洲关系的侧重点在于援助与贸易政策。这些援助和贸易政策构成了20世纪下半期欧共体/欧盟对非战略的主要内容。本节通过梳理欧共体成立后对非政策的发展演进，为下章阐明21世纪欧盟对非洲战略/政策的变化建立分析的历史基础。
一 欧共体出台对非政策的考量
欧共体成立后，西欧创始国在接受“马歇尔计划”的援助后得以重建，经济逐步得到恢复。由于与非洲殖民地的历史联系，非洲成为欧共体发展对外关系的重点对象。欧共体发展对非关系主要有以下三点考虑。
第一，非洲与西欧国家的历史联系。近代航海大发现开启了欧非两个大陆之间的联系。1450年至1850年的四百年中，西方世界对非洲进行了惨绝人寰的殖民掠夺与奴隶贸易。对欧洲来说，和非洲的贸易始终是发财的，也把欧洲引进了新的、更有创造性的社会和政府形式；但对非洲人来说，这种关系却不能完成这时所需要的社会和经济变革，相反地，它使所有它接触过的社会走向了经济或政治的挫败。[18]在这个过程中，欧洲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和第一次工业革命。奴隶贸易废止后，第二次工业革命兴起，资本主义从原始积累阶段进入商品输出阶段。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增加了对原材料和商品市场的需求，欧洲列强掀起了瓜分世界的狂潮，非洲也不能幸免。据统计，迟至1880年，非洲大陆约有80%是由自己的国王、女王、氏族和家族的首领以大小不等、类型各异的帝国、王国、村社共同体和政治实体的方式进行统治。[19]而到了1914年，除了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外，整个非洲大陆都沦为欧洲列强统治下大小不等的殖民地。殖民统治对非洲的影响是深远的。它是一场彻底的大变革，摧毁了非洲古老的生活方式与信仰，带去西方的思想、宗教、制度与生活方式，迫使非洲大陆被动接受和改变以前的传统。
经过奴隶贸易和殖民掠夺，欧非大陆以一种极为不平等的关系联系到了一起。欧洲的剥削和掠夺给非洲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在这个过程中欧洲也“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20]。它给非洲带去了西方新的思想和观念，在思想、政治制度、宗教以及语言方面均对非洲产生了深刻及长远的影响。欧非之间联系的加深，导致彼此间不平等的双边关系。对非洲而言，殖民者的军事征服以及随后的政治统治，打乱了非洲许多地方的社会根基，要求社会的各个层面适应西方殖民者推行的新的体制。该过程进一步加深了非洲同欧洲国家的联系。欧洲也因这种极不平等的历史联系的客观存在而对非洲有一种特殊的“优越感”和“使命感”。
第二，西欧国家维持“宗主国”对非洲前“殖民地”的控制以及自身经济未来发展的需要。在殖民统治时期，欧洲对非洲殖民地的控制是全方位的。殖民统治的核心是为了获得非洲丰富的人力、物力资源以及广袤的市场，为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提供支持。为了保障对殖民地的控制以及对非洲资源的掠取，殖民统治通常伴随军事入侵以及严苛的行政强制手段维持殖民地秩序。为了美化侵略与维持统治，宗主国无一例外地宣称在非洲进行的殖民统治是以高等文明的名义承担的一种职责，即欧洲对非洲的殖民统治是为了非洲的发展和进步。这一思想在1919年一战后的《国际联盟盟约》第二十二条中得到固化。除了在法理上确认欧洲对非洲的控制外，在具体实施中，武力是最主要的倚靠手段。在一定时间的武力镇压后，“宗主国”倾向采用在当地建立起的官僚制度维护社会秩序。宗主国在理念和实践中对殖民地的长期控制固化了欧洲国家的“统治”意识：非洲是欧洲固有的“后院”，欧洲必须参与非洲的各项事务，有义务“帮助”非洲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殖民体系迅速瓦解。非洲国家取得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纷纷建立主权独立的国家。但由于长期殖民统治的结果：非洲国家缺乏发展经济、管理国家的经验。整个非洲大陆积贫积弱，成为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区域。欧洲的前宗主国亦无法摆脱固有的殖民思维，仍然以殖民宗主国方式处理对非关系。历史惯性使欧非不平等关系延续，西欧国家对非洲的控制和影响力根深蒂固。
维持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持续增长则是西欧国家继续控制非洲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一方面，非洲拥有丰富的人力、物力和自然资源，能够为西欧国家发展提供大量工业生产的原材料。维持与前殖民地的关系能保持对非洲的控制进而可以保障其经济发展的原材料需求。另一方面，殖民时期进行的资本输出保障了资本主义经济的持续发展，商品产量大增，市场供应充足。殖民地脱离宗主国独立后，其原有的非洲殖民地消费市场仍然是宗主国的重要市场之一。虽然西欧国家不再对非洲国家实行直接统治，但保持与前殖民地的历史联系才能使西欧国家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
第三，与苏东社会主义阵营抗衡，扩大西方世界的势力范围。二战后，西欧由于战争破坏，经济受到重创，与此同时，冷战的铁幕已经降下，欧洲成为美国与苏联两种意识形态对抗的主要“战场”。美国政府的“马歇尔计划”对西欧国家投入大量的经济援助，帮助其战后重建，成为美国抵御社会主义阵营向西蔓延的重要经济工具。西欧国家作为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自然认同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成为资本主义阵营的中坚力量。非洲国家独立后，成为美苏两大对抗阵营角力的场所。加入西方阵营的西欧国家可以利用与前殖民地的历史联系的优势，把独立后的非洲国家纳入西方阵营，对抗共产主义。
正是基于历史联系、经济利益以及对抗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等三方面的考量，欧共体决定通过出台政策文件，以维系西欧成员国与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区等前殖民地国家的传统关系。这样，欧共体将六国在非洲所有的前殖民地国家纳入自己的范围内，从而增强其对非洲国家的影响力。
二 从《罗马条约》到《雅温得协定》
《罗马条约》与两个《雅温得协定》确定了欧共体早期的对非联系政策。这一时期欧共体对非政策的主要内容是“联系国制度”。
（一）《罗马条约》：“联系国制度”的确立
在西欧六国中，法国在非洲拥有最多的殖民地，维持在非洲的影响力关乎其国家核心利益。因此在1956年建立欧共体的谈判中，法国提出：未来的欧共体应该与其前殖民地和海外领地保持特殊联系。这一观念以“联系国制度”写进了《罗马条约》中。因此，欧共体与非洲国家的关系也包含在此制度范围之内。
1957年《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签署。该条约第四部分《海外国家和领地与共同体的联系》确立了欧共体的“联系国制度”。该制度的目的是“促进国家和领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并建立国家和领地与整个共同体之间的紧密的经济关系”[21]。在该条约的附件中，专门附加了《关于海外国家和领地与共同体联系的实施公约》。该公约对共同体给予联系国的待遇进行了明确规定，包括进行贸易投资，适用对等互惠原则，逐步取消关税和限额。为有效发展“联系国制度”，欧共体专门设立了总额为5.81亿美元的“海外国家和领地开发基金”（Overseas Countries and Territories Development Fund），并在附件中规定该基金要求向以下项目提供资金：①某些社会组织，特别是医院、学校或技术研究中心以及居民职业活动的指导和培训机构；②与执行一项具体的生产性发展计划有直接联系的反映整体利益的经济投资。[22]此外，《罗马条约》还明确规定这一计划为期五年，理事会须于1962年底前制订下一阶段的实施计划。
作为欧共体对非洲发展关系的重要文件的《罗马条约》维护了欧洲宗主国对非洲殖民地的关系。其一，“联系国制度”体现了宗主国对殖民地的控制。该制度从本质而言是西欧国家为维持殖民关系而设立的。被纳入联系制度的国家基本都是还未获得独立的非洲国家[23]，大部分都集中在撒哈拉以南。其二，条约内容的不平等性，其目的在于满足欧洲国家的经济需要。作为殖民地的非洲国家，其经济已被欧洲殖民者所左右。在农业方面，主要生产香蕉、可可等热带农作物，满足西欧国家的需求。在工业方面，欧洲需要非洲大量的矿产资源，因此援助修建的基础设施多用于运输矿产等。总而言之，《罗马条约》中所谓“对等互惠制度”只不过是保证欧洲成为非洲这些联系国最重要的产品市场，加深非洲对欧共体的依赖。
（二）《雅温得协定》与《阿鲁沙协定》：“联系国制度”的发展
由于联系国制度中的海外领地大部分是法国的殖民地，而在20世纪60年代初，法属殖民地纷纷独立，成为拥有主权的独立国家。因此，欧非双方的关系在法律层面上已经发生了改变，新独立的非洲国家希望改变充满殖民性质的“联系国制度”，要求欧共体进行调整。因此，《罗马条约》在1961年到期后，欧共体开始与独立后的“联系国”商定签署新的协定 。
1963年7月20日，欧共体六国同非洲新独立的18个主权国家在雅温得签订了《雅温得协定》。该协定除了延续罗马协定的对等互惠原则外，还允许共同体在进行资本输出时获得的利润收入可以自由汇回本国，联系国的对外贸易政策也受到限制，即制定与改变须与欧共体进行协商。
相较于《罗马条约》，《雅温得协定》有三大进展。其一，规定了获得独立的非洲国家与欧共体国家主权平等，权利对等，联系国拥有自主权，但是仍保留了前宗主国的一些特权。《罗马条约》中涉及对非援助部分仅是其中的第四部分以及之后的条约附件。而《雅温得协定》是欧共体同非洲国家签订的第一个独立的多边协定。其二，《雅温得协定》由贸易、金融与技术援助，建立设施、服务、支付和资金的权利，联系机构的设立以及一般及最终条款五部分组成。[24]在该协定实施期间，欧共体将给予联系国主要出口产品多达7.3亿美元的援助。其三，设立联系机构。根据协定内容，欧非双方建立协会理事会，由欧共体国家和联系国共同组成，同时建立议会会议和仲裁法庭。机构的完善能够保障贸易与援助更顺利地进行。
1969年7月29日，第二个《雅温得协定》签订。该协定相较于第一个《雅温得协定》变化并不大。但总条款升为十条，使对非关系机构以及制度的设立得到进一步完善，附录中新增了仲裁法院身份定位、特殊情况和豁免以及相关机构的经费运行[25]三项具体条款。该协定至1974年到期。1972年，毛里求斯共和国加入《雅温得协定》。此外，为扩大欧共体对非关系的范围，1969年，欧共体同东非三国——肯尼亚、乌干达和坦桑尼亚通过《阿鲁沙协定》，开始了国家间的贸易合作往来。
《雅温得协定》实施的十年中，欧共体对非关系在机构设置、制度化、援助范围与国家数量以及金额总量方面不断扩大。这一时期，非洲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欧共体开始以联系国取代联系制度，在政策文件中，第一次明确承认了非洲联系国作为独立主权国家的政治地位，具有重大意义。此外，联盟理事会、议会与仲裁法院等机构的设立为双方的权利提供制度保证。但仍应看到，这三个协定是殖民统治的延续，其双方关系的规则仍由欧共体国家决定，非洲国家依然作为联系国与欧共体开展贸易和获得援助，在双边关系中没有主动权与发言权。
三 《洛美协定》的出台与对非政策的基本内容
《洛美协定》是20世纪欧共体对非政策的核心。其从1973年签订时建立起的框架一直维持到20世纪末。虽然从第四个《洛美协定》开始，欧盟对非关系政策的政治导向逐步凸显，但作为《洛美协定》核心内容的单方贸易优惠政策并没有改变，该框架也为这一历史时期稳定的欧非关系提供了政策支撑。
《洛美协定》签订之前，欧共体自身与国际局势均发生了一些变化。首先，欧共体扩大到9国。1973年，英国、爱尔兰和丹麦加入，欧共体完成了第一次扩大。英国在非洲拥有大量的殖民地。这些殖民地国家独立后，通过加入英联邦的形式与英国保持密切联系。英国加入欧共体后，这些国家也成为欧共体对非关系扩展的对象。因此，欧共体需要更加详尽和机制化的对非关系方案。其次，1970年《联合国第二个十年国际发展战略》决议中，提出了发展援助最重要的标准，即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ODA）净交付额应占其国民生产总值（GDP）的0.7%，[26]并提出发达国家给予的资金与技术援助应该以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与社会进步为目的，不得侵害受援国的主权的要求。该发展战略给欧共体的发展援助政策提出了新要求。再次，20世纪70年代全球反殖民化运动达到高潮，获得独立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团结起来，通过77国集团和不结盟运动积极作为，以集体力量推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希望改变受制于发达国家的弱势地位。
在这样的内外情势下，第二个《雅温得协定》到期后，欧共体与以非洲为主的发展中国家签署了《洛美协定》，该协定经过三次续签与一次修订，成为冷战时期欧共体最重要的对非政策文件。同时也为欧共体对非洲关系奠定了法律基础。
1975年2月28日，非洲、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地区46个发展中国家（简称非加太地区国家，其中非洲国家34个）和欧洲经济共同体9国在多哥首都洛美开会，签订贸易和经济协定。该协定全称为《欧洲经济共同体——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区（国家）洛美协定》，简称《洛美协定》。第二个《洛美协定》于1979年10月31日在多哥续签，1981年1月1日生效。参加签署该协定的非加太地区国家增至58个（欧共体9个，新加入的希腊当时还未成为正式会员）。第三个《洛美协定》于1984年12月8日在多哥续签，1986年5月1日起生效。参加签署该协定的非加太地区国家增至66个，非洲45个。[27]《洛美协定》虽是欧共体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整体政策，但非洲国家在其中占绝大多数，因此也可将《洛美协定》视为欧盟对非关系的官方政策文件。
1975年第一个《洛美协定》的目标是推动共同体国家与非加太国家间的贸易合作、产业合作以及财政和技术合作，从而帮助缔约的非加太国家发展经济、消除贫困。这一目标在此后的《洛美协定》中均有体现。条约内容的变化主要在三个方面。其一，对等互惠原则更改为向非加太国家提供单方面贸易优惠，即保障非加太缔约国家绝大部分农产品和全部工业制成品出口至欧共体，减免关税并取消出口限额。其二，历次《洛美协定》均有新机制的建立。如第一个《洛美协定》设立了“稳定出口收入制”（Stabex），对非加太国家的某些农产品跌价时进行补贴，保证其不受价格波动或者产量不足等因素的干扰。第二个《洛美协定》建立了“矿产品特别基金”，对主要依靠出口矿产品的非加太国家实施财政援助，保护其在变化的国际市场中免遭过大损失。第三个《洛美协定》开始强调社会文化合作以及私人投资的重要性。其三，将“海外国家和领地开发基金”（Overseas Countries and Territories Development Fund）正式升级为“欧洲发展基金”（European Development Fund）。 在前三个《洛美协定》中分别向非加太国家提供33.9亿、57亿和85亿欧洲计算单位的发展援助。时至今日，“欧洲发展基金”依然是欧盟对非发展援助的最重要的资金来源。
除了内容变化，《洛美条约》的签署也伴随着欧共体对非援助制度与机构的调整。第一个《洛美协定》第六部分为机构设置，主要机构包括部长理事会（Council of Ministers）、大使委员会（Committee of Ambassadors）和咨询大会（Consultative Assembly）。部长理事会由欧共体成员国和非加太成员国各派代表组成，主席由双方轮值。部长理事会负责确定具体工作，对《洛美协定》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并在认为有需要的时候召开会议。大使委员会主要负责协助部长理事会开展工作，定期提供报告和建议。咨询大会则是一个监督和提供政策性建议的部门，部长理事会需要每年向其提供专门报告。[28]之后《洛美协定》一直保持这样的机构设置，各部门在职能上不断完善和扩展。
冷战时期的三个《洛美协定》为后来欧盟的对非政策与欧非关系奠定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基础。在理论上，《洛美协定》第一次强调欧共体成员与非加太国家之间的平等关系，欧共体尊重非加太国家的主权和独立自主，双方签订协议是为了获得共同利益。《洛美协定》以契约的形式确定了欧共体对非的贸易与援助，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受到条约的规定和保护。在实践层面上，《洛美协定》确立了欧共体乃至后来欧盟对非援助资金来源的分配，即欧洲发展基金承担大部分金额，由共同体成员国分摊，另外的部分援助由欧洲投资银行（European Investment Bank）承担。同时，《洛美协定》中机构的设置以及援助的具体方式确定了后来欧盟对非援助的形式。
在《洛美协定》的议定过程中，广大非加太国家团结一致，联合起来对欧共体提出维护自身权益的要求和建议，取得了些许积极成果。如通过非互惠原则，扩大了对外贸易；通过“稳定出口收入制度”和“矿产品体制”，非加太国家减少了出口收入的损失；通过欧共体给予的发展基金资助，部分地改善了非加太国家工农业落后状况。[29]然而，非加太国家依然处于劣势，双方并没有实现事实上的平等，欧共体依然是主要获益方。首先，虽然欧共体在《洛美协定》中提供的援助数额不断提高，但非加太国家数量不断增长，分配到各国的实际金额并没有大幅增长。其次，《洛美协定》设立的“稳定出口收入制度”和“矿产品特别基金”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非加太国家的利益，却限制了这些国家的发展。多年来，非加太国家的产业结构并没有改进，多国一直依赖出口某种初级产品换取外汇。而欧共体则因此保障了原料稳定的供应产地和产量。再次，欧共体通过与非加太国家订立的制度性条约，维护了其在非洲的传统影响力，达到了欧共体对非援助的目的。
值得注意的是，欧共体通过《洛美协定》固化了与非洲国家的经济关系，为21世纪欧盟在对非洲政策中提出并附加政治条件奠定了基础。在签订第三个《洛美协定》的谈判过程中，欧共体试图就非加太国家的经济发展政策问题进行对话，变相干涉受援国内政，最后在非加太国家的反对下，条约中表述为双方“定期磋商将有助于援款的有效使用”[30]。最为重要的一点是，欧共体在第三个《洛美协定》的序言中首次出现对人权问题的表述：“协定重申坚持联合国宪章及其基本人权信念，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无论男女还是国家大小都拥有平等的权利。”[31]对人权的首次提及为欧共体此后对非援助政策附加人权条件的调整埋下了伏笔。
四 冷战结束后欧盟对非政策的调整
20世纪80年代后期，欧共体开始反思自己的发展援助政策，发展观念向以人为核心的理念不断倾斜。1989年，第四个《洛美协定》明确加入人权条款，标志着欧共体/欧盟对非政策开始转向。这一变化为21世纪欧盟新的对非政策奠定了基础。
（一）第四个《洛美协定》：强调人权
第四个《洛美协定》于1989年12月15日在多哥续签，其中缔约的非洲国家为46个（到1999年底增至48国）。该条约第一部分一般性条款第五条提到：
“1.发展合作的核心应该是人，它是发展的参与者和受益者，因此应全方位尊重和促进人权。尊重人权是发展的基本因素，因此合作需要以保护和发展人权为目的。2.缔约的各方都重点重申了其对人类尊严和人权的重视，这些权利包括：不受歧视，基本生存权，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非加太国家同欧共体的合作需要消除阻碍人们实现其各方权利的障碍。缔约国应该积极行动，遵守国际法，改善人权状况。3.欧共体的援助资金将根据具体的计划进行分配，最终实现保护人权的目的。欧共体还将支持促进人权的基础设施建设，并优先在地区层面设立计划。”[32]
一般性条款第五条将尊重与保护人权郑重提出，标志着欧盟对非政策开始转向，也为第四个《洛美协定》的发展合作奠定了基调。
为配合一般性条款确定的核心思想，在第二章“条约在主要合作领域的目标与指导”中，第一个目标明确指出：“合作的目的在于支持非加太国家的发展，这个过程应该以人为核心并根植于当地人们的文化。提出的政策与措施应加强这些国家的人力资源建设，培养创造能力并促进文化认同。发展合作还应鼓励当地人民参与设计与执行具体的发展行动。”[33]在第二部分中，对应以上目标，协定中指明了加强人力资源建设和增进文化认同的具体措施，这一部分侧重对非加太国家教育事业的关注，希望通过发展教育提高人的素质。此外，第四个《洛美协定》第五个附件为关于协定第五条人权的联合宣言，指出相关缔约方均强调他们将在减少侵犯人权和尊重人类尊严方面进行更有效的行动。
除了对人权的突出强调，在第四个《洛美协定》中，欧共体开始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协调合作，其援助资金还将用于非加太国家的经济结构调整，对那些接受西方提出的结构调整计划的国家施以援手。
根据第四个《洛美协定》的实际条款，欧盟不仅支持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调整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的计划，而且人权的重要性被突出强调，成为欧共体成员与非加太国家的共识，尊重和保护人权成为欧盟对非发展援助的重要目标。发展合作的具体内容也从经济贸易领域扩展到政治、社会和文化领域。该协定对人权保护的规定虽然尚不够完善，但其作用不可小觑。它标志着欧盟带有政治导向的对非发展政策正式形成。此后，它主导了后冷战时期欧盟对非发展合作政策的方向。
（二）第四个《洛美协定》修正案：人权、民主和法治的提出
1989年的第四个《洛美协定》为期十年，但贸易与援助政策定期为五年。因此，到了1995年，新成立的欧洲联盟同非加太的78个国家进行了中期谈判，谈判结束后，在毛里求斯签订《洛美协定》修正案。非洲国家新增厄立特里亚与索马里，总数达到48个。
该协定在贸易发展方面变化不大，然而在政治导向方面则对非加太国家提出更加严苛的条件。第一，欧盟将人权、民主和法治原则作为对非发展合作的基石。修订案的第五条内容扩容——人权、民主和法治原则成为双方发展合作的基石，欧盟的资金将推动非加太国家在发展中实践上述原则。具体到条约中，第五条第一点新增：“该条约中发展合作应该以尊重和保护人权、承认和实施民主原则以及巩固法治与良好治理为基础。良好治理是发展合作的特别目标。尊重人权、民主原则和法治，奠定了欧盟与非加太国家关系和协定条款的基础，指导着双方国内和国际政策的制定，同时构成本协定之必要条件。”[34]第三点新增：“欧盟给予的资金援助分配将与非加太国家的行为挂钩，资金将被用于保护人权、促进民主化和强化法治与良好治理。”[35]
第二，欧盟可以通过“不履行条款”惩治非洲受援国。修订案条款366a中明确设定了“不履行条款”。“如果一方认为另一方没有履行协定第五条中提出的任意一个核心原则，则有权邀请相关方开启特别磋商程序，共同探讨当前情况。磋商会议必须在发出邀请后的15天之内举行，最迟也不能晚于30天。”[36]366a中虽表述为双方地位平等，但实际上不履行条款只针对非加太国家。磋商会议中欧盟会对非加太国家提出改正建议，如果双方无法达成一致，欧盟将中止条约，停止为相关国家提供援助。
为配合第四个《洛美协定》修正案在政治导向方面做出的实质性改变，修订案244条为配合政策调整，欧盟将拿出专门资金对非加太国家践行民主化和法制化的机构予以支持，鼓励民主改革，总金额高达8000万欧洲货币计算单位。
第四个《洛美协定》及其修正案相较于前三个《洛美协定》对非洲的政策的最大变化是将政治导向作为对非发展合作的前提条件。欧盟明确将受援国的政治表现，即是否尊重与保护人权、实行西方民主政治制度作为投入援助的评判标准。欧盟对非援助政策的这一调整，主要受到新制度主义与可持续发展观等理念的影响。尽管在援助政策导向方面有巨大的变动，但《洛美协定》的核心内容，即单方贸易优惠以及一些进出口补偿的制度并没有改变，政治导向是作为附加条件加入该协定的。
总体而言，自欧共体成立到20世纪末，欧共体/欧盟的对非政策是以援助政策为核心的，而这些援助政策中，四个《洛美协定》是维持时间最长、涉及范围最广的。这些《洛美协定》每一次都有新的内容加入，但基本政策如单方贸易优惠制、设立稳定基金、增加财政投入、派遣技术支持等援助模式并没有改变。伴随加入《洛美协定》的成员不断增加，欧共体/欧盟的援助金额也逐年增加，但援助的效果却不尽如人意。进入21世纪后， 随着国际局势、欧盟与非洲双方现实情况的变化，欧盟需要全新的对非战略，从而更好地维护欧非双边关系。为此，欧盟对非政策进行了新的调整，以实现欧非关系的升级。
第三节 历史比较：共性与特性
美欧诸国硬件条件相仿，均为发达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位列世界第一梯队。另外，从地缘文化背景考虑，美欧同处西半球，且秉承西方政治文化传统。更重要的是尽管二者对非介入程度深浅有别，但对非洲事务的理念、手段和最终目标多有相似，故而在剖析西方大国对非战略时有必要以二者对非历史政策的共性为起点，找到其中共同之处。在此基础上挖掘美欧处理对非事务过程中表现出的政策差异及其背后成因。
一 共性：服务与服从西方的全球战略
贯穿于西方对非相似的战略设计、经济诉求和介入手段的最本质的部分在于它们对非洲国家的感知意象及由此而生的战略基调大体相仿。所谓“意象”即主体间对彼此的基本认知、判断和定位。一国如果对他国已经形成特定意象，那么后续政策制定恰恰与意象固化存在“互构”关系。换言之，美欧对非洲国家的意象判断部分主导着它们的政策甚或战略制定，而相关政策实践反之也固化了此类意象认知，使其呈现出更强的历史延续性，并进一步限制其政策的灵活性。
具体来看，西方国家普遍持有“非洲悲观主义”（Afro-pessimism）论调。一来，非洲国家“暗无天日”“蛮荒不羁”。[37]非洲人、他们世代繁衍的大陆以及生生不息的子孙后代在西方语境下往往充斥着瘟疫之所、蛮夷、泛灵论、战争、饥荒、贫困专制、原始、部落制等前现代词语。二来，非洲是被全球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以及民主化浪潮所“遗忘的角落”。尽管19世纪以来，西方工业化国家走向成熟，世界发展、全球技术进步等统统离不开非洲大陆的“慷慨馈赠”，可是美欧等国常常选择性忽视这一事实。三来，非洲国家普遍缺乏独立自主发展经济和选择治理模式与政治发展道路的能力与意愿，与西方国家业已形成长期依附关系。非洲国家的重要性视西方国家自身全球战略部署情况而定。
西方大国在冷战时期的对非洲政策尽管受到国际环境变迁的限制，各自国力强弱变化的影响和战略目标、国内需求差异的左右，而在利益重心和政策着力点方面有所不同，但从本质来看，它们凭借在工农业生产、经济金融、科技和军事等方面的雄厚实力榨取非洲资源，以援助为诱饵引导非洲国家强化依附、实现自我同化，从而满足美、欧一己之利的“殖民者”心态始终存在，此类现象在冷战爆发后欧洲国家加大对美国的外交依赖过程中格外明显。冷战结束后，西方大国的“非洲热”表面看似一度降温，但事实上不过是迫于非洲国家内部的反抗、国际舆论声讨以及该地区的战略重要性相对下降而日益具有隐蔽性。无论回溯二战之前、冷战期间抑或东欧剧变之后，还是考察作为西方列强典型代表的英国、法国，抑或相对欧洲列强而言“后来居上”的美国，它们的对非战略总能在如下三个方面显现出高度的相似性。
第一，美国和欧洲国家的非洲战略总体而言是服务于各自全球战略的需要和西方国家集团总体优势地位的。1945年以前，英、法等国通过殖民统治在非洲政治经济各项事务中长期占据优势地位，享有巨大的既得利益。尽管当时美国已然具备相当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不过出于维系大西洋联盟团结与稳定、为自身发展壮大打造相对宽和的国际环境、保持非洲大陆稳定等考虑，它并未选择排挤既有殖民主义大国的势力或试图取而代之，而是助力英、法等国维持自身在非洲殖民地和部分已独立国家的传统利益和势力范围。[38]随着铁幕在两大阵营间拉开，主要欧洲国家一方面忙于战后复兴，迫切需要美国为其提供抵御苏联威胁的军事保护和物质援助；另一方面鉴于苏联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开始寻求以和平渗透的方式借非洲独立浪潮汹涌之际加大对非洲国家的“拉拢力度”，考虑到美国领导下的北约同盟在世界体系中的优势地位及核心利益，欧洲国家对美国提出的“把国内新边疆扩展到非洲”、“非洲是非洲人的非洲”等口号与老殖民主义国家划清界限博得好感的做法采取了相对宽容的态度。[39]可以说，该时期美、欧对非洲事务进行“再协调”的基本前提和战略目标是要在维护地区稳定的基础上将其打造为与苏联争霸全球的重要战略基地，进而同仇敌忾阻止苏联势力在该地区的渗透。与此同时，美国介入非洲独立运动还有另一重打算，即以殖民地自主摆脱宗主国的模式为自己强势“进军”非洲，扩大资本和商品输出扫清障碍，把这些国家进一步变为美国的商品市场和资源来源地。即便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纷纷对非洲的战略价值不甚感冒，发生战略重点转移或淡化原有特殊关系，却也同美、欧等国重新评估自身处境和挑战对外战略部署密切相关，当非洲失去制衡苏联的“砝码”作用和在资源与市场方面的独特吸引力后，欧洲国家把战略重心转向在全球化中争夺有利地位，而注意力也部分投向了东欧新兴市场，美国在索马里行动中受辱刺激其采取漠不关心甚至有意规避的对非政策，美国在非洲“没有关键战略利益”当时已成朝野共识。
第二，经济方面，美、欧对非洲始终保持着不平等的经济关系，把非洲作为榨取高额利润的主要对象。西方国家及其所控制的跨国公司往往压低从非洲进口原材料的价格，设置多种非关税壁垒，扩大原料与工业制成品之间的剪刀差，令非洲国家在被迫依附西方的同时蒙受巨大经济损失。尽管为了树“南北合作”典型，非加太国家依据《洛美协定》相关政策看似能够在向欧共体出口过程中获得一些“扶持”或“优惠”，但结果却是前者赤字不断增加，后者始终是最大利益获得者。以冷战期间（1950～1978年）为例，据统计美国的垄断资本从非洲获利高达79.58亿美元，而欧共体在非投资年平均利润也有18%，比在世界其他地区高出约六个百分点。[40]另外，经济援助方面，西方国家均附加多项条件作为提供援助的筹码，其背后则是为各自利益进行盘算。例如美国大力援助对其海外安全和全球战略具有特殊意义的摩洛哥与埃及。而谈及援助南部非洲发展协会，欧共体虽表示愿意，但提出的条件是拉不属于非加太集团成员的莫桑比克和安哥拉“入伙”，目的在于把协会总体纳入欧共体的经济势力范围。
第三，这一时期的西方大国对非战略部署显现出从“刚性介入”向“柔性演变”过渡的特征。所谓“刚性介入”，即美、欧等国强行插手非洲国家事务，横加干涉其内政的种种行为，如不考虑地区种族、宗教等因素，仅据本国利益人为勘分国界；又如将原本以族群为基础、以威权为轴心的非洲政治制度改造为西式多元民主，无视多党制政治体制与该地区相对滞后的市场经济体制仍不平衡等问题，强行割断了非洲民族国家发展的历史进程，严重扭曲了非洲大陆原有的政治生态。西方在非洲强推经济结构调整计划和西式政治体制引发的种种恶果，不仅严重阻碍了当时非洲一些发展较快的国家相继发起的富国强兵、抵御外侮改革进程，且对非洲大陆如今的积贫积弱、动荡不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20世纪中后期，一则轰轰烈烈的民族独立浪潮席卷非洲各国，西方的直接干涉遭到强烈抵制；二则抵御“赤色恐怖”的冷战亦渐露分晓，且以东欧剧变、西方胜出而告终，非洲在西方大国的战略部署中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均有所下降；三则后冷战时代，国际社会的组织化使国际法的约束力逐步增强。“刚性介入”的势头由是趋于减弱，对殖民遗产念念不忘的西方大国开始采取以隐蔽性干涉和价值观输出为核心的“柔性演变”策略。
这种转变包括三个趋势。其一，看准非洲国家百废待兴、重建国内政治秩序的机会，通过设立针对非洲文武官员和青年骨干的培训项目，推进第三部门、非政府组织等跨国组织在非洲国家的活动附带政治条件的援助等一系列渠道加速西式价值观及配套“选举政治制度”的输出，相较前期而言这种手法成功率更高且根本不易被察觉。其二，对非战略除传统的强制、利益交换外，认同的重要性日益增强，试图通过公共外交、媒体宣传等途径重塑自身在非洲的形象，加深当地国家对西方文化和制度的认同，为和平年代整合自己的全部政治、经济和军事目的，兑现战略的内在连贯性创建平台。其三，作为不公正的国际经济贸易规制制定者，西方国家利用跨国贸易扩张之机向非洲国家施压，一方面责令开放市场，借其廉价资源和劳动力谋取更大暴利；另一方面迫使其推行投资贸易自由化和产业私有化，通过收购股份、资本渗透等方式削弱非洲国家的经济主权。
综上所述，表面看来，西方大国介入非洲大陆的历史经历了漫长的演变。从一战前至冷战结束，欧美等国多以殖民者、掠夺者形象出现，是地区不稳定因素的重要来源。东欧剧变之后，原本压抑在意识形态斗争阴影下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在北非不断发酵，以内战、族群教派冲突和恐怖主义活动等极端方式大行其道，不仅严重威胁地区安全，更有损美欧既得利益甚至触及本土稳定。对此，美欧一方面在联合国、非盟等多边框架内就地区发展、经济建设和危机管理频频联手；另一方面也各自借助意识形态渗透、经济援助、官方和民间的政治往来、军事干预等手段强化“存在感”。
综上可知，历史上美欧对非战略的制定以轻视非洲在世界文明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性、压抑其自主发展权为前提。尽管西方国家对非洲的“意象”饱含偏见且毫无历史依据可言，却成为当代不平等和压迫体制的起源。恰如一位美国历史学家所言：“我们自命不凡地认为在西方殖民者进入非洲大陆前，非洲极尽落后，没有我们的教化引导，当地人将永远生活在原始社会的蒙昧之中。但历史恰恰毫不留情地驳斥了这一谬论，早在欧洲陷入中世纪的黑暗泥淖时，远方的加纳共和国盛极一时。而西方殖民者开启在非洲的探险之旅前，马里和尼日利亚业已发展出高度发达的文明。”[41]西方国家对非洲的意象设定一方面旨在粉饰自己近百年的扩张、征服、侵略行为，假借“慷慨支援、帮扶落后地区”之由给殖民主义的丑恶、黑奴贩子的野蛮、白人种族主义与欧洲文化中心主义的骄横创造必要的合法性基础；另一方面为逐渐消磨非洲国家的民族认同或曰“非洲个性”，将物产丰饶、地缘重要性非比寻常的非洲大陆彻底同化、据为己有铺平道路。
二 个性：战略定位、介入方式和政策目标的差异
尽管如上文所言，美、欧在非洲历史上扮演的角色和对非战略演进过程存在诸多共通甚至相似之处，从政策成效来看亦因功利色彩浓厚对非洲和平与发展进程的影响十分有限。不过鉴于与非洲的相对地缘关系有别，二者制定对非政策时大体受到该因素影响，在战略定位、介入方式、目标设定三个方面差别显著。
第一，战略定位有别。
总体而言，在英、法等主要欧洲国家的战略定位中，非洲国家的重要性持续“在线”，长期事关自身地缘安全、经济利好和社会稳定，并与跨国犯罪、难民、能源、环境等重大议题的合理疏导及妥善解决不可分割。有鉴于此，欧洲一直在非洲大陆保持着强于美国的政策密度和凌厉攻势。相较而言，该时期内非洲在美国的全球战略部署中则边缘得多，不仅从属于其对欧协调、对苏冷战、维护美对世界的“领导权”和霸主地位等全球战略，且因重视不足，缺乏关于对非战略的着重部署和清晰阐释。
具体来看，由于历史、文化与地理因素，以及共同的价值理念，相较于美国，欧洲国家同非洲的联系更为紧密[42]，后者的战略定位虽然随时局变迁发生了从“自家后院”到“平等的战略伙伴关系”的转变，但究其本质，仍在欧洲安全、能源、经济发展领域占据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经济上，非洲一直是欧洲的传统市场。欧盟在整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市场占有40%，投资占其全球总投资额的32%，而美国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市场只占了7.7%。[43]非洲持续快速增长的经济力量和市场容量对欧洲国家而言益处多多。安全上，非洲的和平稳定与欧洲国家息息相关。地区性战乱、非法移民或难民、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外溢速度之快、破坏力之强使欧洲大国特别是毗邻北非的南欧国家不敢掉以轻心。从能源供应角度看，非洲对欧盟也具重要意义。该地区石油资源储量仅次于中东和南美洲，是世界八大产油区之一，也是欧洲重要的能源供应地。非洲出口石油的36%流向欧洲，欧洲12%的进口天然气来自阿尔及利亚。[44]有鉴于此，即便冷战结束初期欧洲国家因忙于一体化和“东扩南下”，使非洲一度成为“被遗忘的大陆”，但总体而言，对非战略始终是欧洲国家促进自身发展、推动一体化进程、谋求国际舞台上的重要地位等“大棋局”上一颗意义非凡的棋子。
再看美国，由于非洲远隔重洋且积贫积弱，美国对非洲国际地位和战略价值的轻视贯穿整个20世纪。早期其没有过多卷入欧洲大国瓜分非洲的激烈争夺之中，故而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十分有限。冷战期间，非洲大部分地区不属美苏争霸焦点，被边缘化程度加深。即便非殖民化和民族解放运动短期内触动了美国的神经，但因70年代美国屈居守势，不愿意过多介入地区冲突、不干涉非洲国家内部事务的声音在决策层内占据主流。毫不夸张地说，这一阶段，美国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战略就是“缺乏接触”“没有战略”。直至90年代中期，美国仍未将非洲作为重要关注对象，当时国防部提交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安全战略报告》准确地概括了美非关系的实情，“我们在非洲几乎没有什么传统（经济的、安全的）战略利益，但须坚决把控地区主导权”[45]。总体上讲，“9·11”事件爆发前，对非战略始终是美国外交部署上的短板。华盛顿方面认为该地区无关安全、经济等核心利益，没有必要成为战略决策的优先考虑对象，仅在特定国内政治和国际局势的左右或突发事件冲击上，把非洲当作“获取资源”、“展示肌肉”、“试验民主”的场域。虽说在经贸往来和美国模式输出方面稍有侧重，但总体而言以应激性、防御性为主要特征，主动性欠缺且开辟常态化、多元化交往新机制的尝试极少。
第二，介入方式迥异。
西欧国家在非洲的介入方式具有全面性、常态化、制度性三个特点，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发展，从欧洲煤钢联营到欧共体再到欧盟日益强化了对非洲的传统影响。相较而言，美国介入非洲则凸显针对性、时效性和实用性。
早在20世纪50年代欧洲经济共同体成立伊始，便以“联系国制度”将非洲殖民地纳入一体化范畴。此后的近半个世纪欧洲借助地区间双向互动与合作机制增加对非战略政策和举措的实用性，且发挥欧洲国家的制度优势，使其站在对非洲政策的道德制高点上，不断用自身理念和价值观去影响和深度介入非洲。以法国为代表的前宗主国以政治对话、军事介入、经济援助、语言文化交流等方式延续着与原殖民地国家间的各种特殊关系。不过受到一体化梦想与实践的导引，特别是1993年欧共体开始向欧盟过渡后，欧洲大国在非洲的政策及行为方式愈加显现出整体性、一致性、协调性的一面，尝试借助同非洲之间难以割舍的历史文化纽带以及制度主义工具确保欧洲各国在该地区的总体性利益，延续参与乃至主导地区事务的一贯传统。
托克维尔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没有哲学，但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比美国更善于运用处理政治事务中的种种最大胆的学说。”[46]据此，美国本着大胆、自由、注重行动和实效的实用主义原则处理非洲事务。对比欧洲大国的长期深度介入，美国更倾向于根据实际情况判断究竟该积极出手还是冷漠无视。出于维持自身利益和霸权地位的需要，它一边尝试长期控制非洲，在有选择地加强与个别非洲国家的双边关系的同时，20世纪90年代以后将关注点集中在“推动该地区的民主化进程，促进人权，帮助非洲建立冷战后新的安全框架和冲突预防与解决机制，鼓励非洲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之上；一边不愿看到非洲大陆上的各种冲突斗争扰动其本土安定和全球战略布局，故而更多采用代理人战争的方式进行干预。[47]美国的实用主义在对非援助和选择性建立双边关系过程中十分显著：经济援助和适度削减债务方面，坚持不以贫困程度划线，豁免全部债务，而是主张仅对推行市场经济和奉行民主化的国家如是为之，被贴上“非民主标签”的国家则无法享受此番优待。另外，依据对美国能源安全的重要性、地区安全意义和推行民主价值观的可能性，有选择性地与部分非洲国家发展重点关系，例如北非的埃及、阿尔及利亚，中非的刚果（金），东非的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西非的尼日利亚，非洲大陆最南端的南非等。[48]
第三，政策目标不同。
鉴于美、欧对非战略定位和介入方式不尽相同，它们的政策目标也相应有所差异。欧共体国家的政策目标趋于“安内”，一则将部分非洲国家打造成协助欧共体国家抵制外部威胁的前哨阵地 和“防火墙”，二则尽可能发挥“认同”这种成本低廉且效果最优化的战略“武器”作用，促使非洲国家乐于同欧共体国家共享价值观、文化等认同，进而重新界定欧非关系。美国的目标显然旨在“攘外”，借助“胡萝卜”和“大棒”，以讨价还价的方式在同非洲的外交过程中占尽先机，进而控制非洲的政治外交和经济资源。
具体而言，这一时期欧共体国家对非政策的总目标是通过标榜颇具道德优越性的议程引导欧非关系，特别是在冷战后进入非洲的国际势力日渐多元的情况下维持在该地区的固有领导地位。具体到不同领域则包含三项分支目标。第一，逐步将欧非之间的主从关系扭转至基于共同利益和共同面对全球化挑战的伙伴关系，由此重塑欧共体国家的良好国际形象，以降低对非洲政策的成本。第二，尝试把发展、安全、治理相结合，帮助非洲克服贫穷、动荡和国家失败，从根本上防止“脆弱国家”“失败国家”的“瘟疫”向北扩散，同时把北非打造成抵御南部难民和非法移民的缓冲地带，避免“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悲剧出现。第三，遵循实用与渐进性原则，依据形势需要加强经济援助、和平与安全帮扶、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与资源可持续利用等，实现对非洲的主导权力并强势影响其政治经济议程设定。
虽然受到诸如冷战等重大局势的影响和历任总统个人风格与小集团思维左右，20世纪美国对非洲的政策目标难以一概而论。不过抛开政策主要内容的阶段性变化不谈，我们还是可以从中把握到些许相对恒定、延续的战略目标。第一，维护并拓展美国在非洲的经济利益。给予非洲国家部分优待的同时，以绝对经济优势扩大美国在非洲的出口市场和投资机会，获取包括油气在内的各种自然资源。更重要的是以贸易、投资、援助为纽带增强该地区对美国技术、市场、资金的依赖。第二，重点消除人口增长、极度贫困、传染病和毒品、持续的地区冲突等发生在非洲，却可能波及美国海外及本土利益的安全隐患。第三，20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更多地借助一轨、二轨外交来实现塑造良好正面的国家形象。在农业、教育、医疗卫生、科学教育等各领域加强交流合作，提升非洲国家对美国的亲近感。[49]制定以上种种次级目标的最终愿望，即建立美国主导下的非洲和平、繁荣、稳定，从而彰显美国的全球领导力和霸主身份。总之，在分别考察了美、欧对非战略/政策的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演进的历史的基础上，本节横向比较了美、欧对非战略和政策，将其共性归纳为三：一是美国和欧共体国家的非洲战略总体而言是服务于各自全球战略的需要和西方国家集团总体优势地位的；二是在经济方面，美、欧对非洲始终保持着不平等的经济关系，把非洲作为榨取高额利润的主要对象；三是西方大国对非战略部署显现出从“刚性介入”向“柔性演变”的过渡特征。而欧、美对非战略和政策的个性则源自二者对非洲具有的战略定位、介入方式、目标设定三方面差异。
[1]〔美〕彼得·施雷德：《摆脱枷锁——冷战结束后的美国对非政策》，《西亚非洲》1997年第5期，第62页。
[2]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一些西方有志之士认识到宗主国对殖民地的剥削和争夺乃是帝国主义的本质和战争的根源，因而提出了通过设立特定的国际组织对殖民地进行“神圣托管”的建议。一战之后的“委任统治”政策即是这一政策的运用。其实质是通过对殖民地进行国际化的管理，最终推动殖民地问题的解决。美国曾积极推进这一政策，也有通过将殖民地国际化，打破殖民制度下的商业壁垒和关税限制，从而缔造一个对美国有利的开放的全球市场的现实利益考虑。有关托管制度，详见 David Ryan and Victor Pungong，eds.，The United States and Decolonization： Power and Freedom，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2000，p.86； Wm，Roger.Louis，Imperialism at Bay，1941-1945：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Decolonialization of British Empire，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1977，p.92.
[3]这一时期美国对前殖民地国家采取了有区别的政策。对美国的后院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美国采取新殖民主义的政策，而对古巴、海地、尼加拉瓜和亚洲的菲律宾依然采取了欧洲老殖民主义的“炮舰政策”，并对其进行了数十年的被称为“美国佬殖民主义”的统治。详细论说见Adekeye Adebajo，“Africa and America in an Age of Terror，”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2003（38）：175.
[4]U.S 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 1952-1954，Vol.3，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GPO），1979，pp.1077-1102.
[5]U.S 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 1952-1954，Vol.3，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GPO），1979，pp.1077-1102.
[6]U.S 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1952-1954，Vol.3，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GPO），1979，pp.1167-1168.
[7]参见〔苏〕赫鲁晓夫《必须完全彻底地消灭殖民主义制度》，在联合国第十次大会上的演说，1960；〔埃及〕穆罕默德·哈海卡尔《苏联人同阿拉伯人关系史话》，新华出版社，1979，第10页；《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人民出版社，1961，第5页。
[8]〔美〕约翰·肯尼迪：《非洲的新国家》，引自〔美〕彼得·施雷德《摆脱枷锁——冷战结束后的美国对非政策》，《西亚非洲》1997年第5期，第63页。
[9]John Marcum，“The Politics of Indifference： Portugal and Africa，a Case Study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A Journal of Opinion，Vol.2，No.3，Autumn，1972，p.9.
[10]冯炳昆：《美国对非洲政策的演变（上）》，《西亚非洲》1983年第4期，第3页。
[11]〔美〕小阿瑟·M.施莱辛格：《世界强权动力学：1945—1973年美国外交政策历史文献》，切尔西出版社，1973，第5卷，第657页。
[12]Edward R Drachman and Alan Shank，Presidents and Foreigh Policy，New York： State Univereity of New York Press，Albany，1997，P.188.
[13]David AL.Dickson，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towards Sub-Saharan Africa，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1986，p.141.
[14]〔美〕彼得·施雷德：《摆脱枷锁——冷战结束后的美国对非政策》，《西亚非洲》1997年第5期，第64页。
[15]〔美〕彼得·施雷德：《摆脱枷锁——冷战结束后的美国对非政策》，《西亚非洲》1997年第5期，第64页。
[16]1986 年财政年度数字引自美国国际开发署《美国海外贷款与赠款：年度数据丛书》（第4卷，非洲） 和《义务与贷款授权（1946～1990 年财政年度）》（美国国际开发署，1990年版）1994年财政年度数字包括估计数，引自美国国际开发署立法事务局。
[17] Michael Clough，Free At Last，U.S.Policy toward Africa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NewYork： Council of Foreign Relations Press，1992，p.10.
[18]〔英〕巴兹尔·戴维逊著《黑母亲——买卖非洲奴隶的年代》，何瑞丰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第239页。
[19]〔加纳〕A·阿杜·博亨主编《非洲通史（第七卷）：殖民统治下的非洲》，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1，第1页。
[20]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第2版，1995，第766页。
[21]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Treaty of Rome，http：//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11957E.
[22]欧共体官方出版局编《欧洲联盟法典》（第1卷），苏明忠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5，第310页。
[23]这些国家是马里、尼日尔、象牙海岸（科特迪瓦）、塞内加尔、达荷美（贝宁前身）、毛里塔尼亚、刚果、卢旺达、布隆迪、索马里、多哥、喀麦隆、乍得、加蓬、乌班吉-沙立和上沃尔特（布基纳法索前身）。
[24]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Convention of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and the African and Malagasy States associated with that Community and Annexed Documents （Yaounde Convention Ⅰ），http：//www.epg.acp.int/fileadmin/user_upload/YaoundeI.pdf.
[25]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Convention of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and the African and Malagasy States associated with that Community and Annexed Documents （Yaounde Convention Ⅱ），http：//www.epg.acp.int/fileadmin/user_upload/YaoundeII.pdf.
[26]联合国大会：《联合国第二个十年国际发展战略》，http：//www.un.org/zh/documents/view_doc.asp？symbol=A/RES/2626%20（XXV）＆referer=http：//www.un.org/zh/events/devinfoday/docs.shtml＆Lang=C。
[27]European Parliament，The Fourth Lome Convention After the 1995 Mid-Term Review，https：//core.ac.un/download/pdf/148844887.pdf.
[28]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ACP-EEC Convention of Lome，http：//www.epg.acp.int/fileadmin/user_upload/LOME_I.pdf.
[29]王玉萍：《关于〈洛美协定〉的再思考》，《生产力研究》2006年第11期，第109页。
[30]原牧：《第三个〈洛美协定〉剖析》，《世界经济》1985年第11期，第43页。
[31]ACP-EEC Council of Ministers，The Third ACP-EEC Convention，Luxembourg：Office for Official Publications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1985，p.17.
[32]ACP-EEC Council of Ministers，Fourth AC-EEC Convention， Luxembourg： Office for Official Publications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1992，pp.17-18.
[33]ACP-EEC Council of Ministers，Fourth AC-EEC Convention， Luxembourg： Office for Official Publications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p.19.
[34]ACP-EEC Council of Ministers，Agreement Amending the Fourth ACP-EC Convention of Lome，http：//www.caricom.org/jsp/community_organs/epa_unit/Cotonou_Agreement_＆_Lome4_lome4.pdf.
[35]ACP-EEC Council of Ministers，Agreement Amending the Fourth ACP-EC Convention of Lome，http：//www.caricom.org/jsp/community_organs/epa_unit/Cotonou_Agreement_＆_Lome4_lome4.pdf.
[36]ACP-EEC Council of Ministers，Agreement Amending the Fourth ACP-EC Convention of Lome，http：//www.caricom.org/jsp/community_organs/epa_unit/Cotonou_Agreement_＆_Lome4_lome4.pdf.
[37]Charles Okigbo，“National Images in the Age of the Information Superhighway： African Perspective”，African e-Journals Project，p.107.
[38]房建国：《从美国对阿尔及利亚的政策论冷战前期美国对非洲政策的实质》，《学理论》2012年第31期，第143页。
[39]Frank M.Coffon，Witness for Aid，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64，p.48.
[40]陆斐：《略论非洲地区的经济合作》，《现代国际关系》1983年第5期，第11页。
[41]Rod Chavis，“Africa in the Western Media”，Paper Presented at the sixth Annual African Studies Consortium Workshop，October 2，1998.
[42]戈治国、田爱玲：《欧盟非洲联合战略概要论析》，《河北学刊》2007年第26期，第141页。
[43]Chissano，J.，“The Current Geopolitical Dynamics in Africa and the Role of Partners Like the EU”，September 2013，ecdpm，available at http：//ecdpm.org/great-insights/new-impetus-africa-europe-relations/current-geopolitical-dynamics-africa-role-partners-like-eu/（accessed 2017-10-12）.
[44]J.Mangala，Africa and the European Union： A Strategic Partnership，Springer，2012，p.6.
[45]“U.S.Security Strategy for Sub-Saharan Africa”，U.S.Department of Defense，August 1，1995.
[46]〔法〕托克维尔著《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2，第18页。
[47]Paul Collier，Jan Willem Gunning，“Why Has Africa Grown Slowly？”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13，No.3，1999，p.3.
[48]参见张永蓬：《布什政府对非洲政策特点》，《亚非论坛》2002年第5期，第40页。
[49]韩燕：《冷战后美国对非洲战略的演变及启示》，《国际经济合作》2011年第1期，第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