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自我价值定向理论

——社会心理学理论的新的综合

1980年，杨国枢教授在“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多学科研究会上宣读题为《心理学研究的中国化：层次与方向》的论文，揭开了中国心理学本土化的序幕。近40年的中国本土探索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也遇到了如何将本土概念转换成为全人类一般话语系统和理论框架的挑战与困难。

心理学的经典理论一直试图从环境、个性、行为、学习、刺激、反应、需要、动机、自我、认知等基础性关键词来建立解释人类复杂行为的一般理论，大量基于这些基础概念的研究一方面使得许多心理现象与行为得到了很好的解释，积累起了大量各科心理学知识，但与此同时，也遭遇到了一般心理学理论寻求的挑战与困境。一个根本性的挑战就是人类行为本身是整体性的、系统化的和跨时间一贯的，在各种影响行为的因素之中，究竟哪种因素真正带来了个体行为跨情境的一致性和跨时间的一贯性？个体的环境、需求和动机是不断变化的，那么真正决定个体行为的方向和性质，并使行为具有一致性和一贯性的核心要素究竟是什么呢？

自20世纪70年代之后心理学进入微理论时代以来，心理学家一直试图通过寻找新的概念来找到理论的突破点，实质推进解释人类一般行为规则的具有基础理论意义的心理学基础理论。以北美为代表的社会心理学领域近年来一个尤其活跃的关键词是文化。认知心理学的文化比较研究，也在东西方文化的认知模型差异上获得了大量有意义的成果。但是，文化作为综合行为环境要素与人们行为的关联，实际上在20世纪早期人类学家在太平洋西萨摩亚群岛的系列经典研究中就揭示得非常充分，但文化如何影响行为的深层机制，却至今没有得到应有的充分揭示。这应当是心理学的一个重要遗憾。

从1982年开始做本科论文，探索青少年发生偏离的原因，笔者就一直试图揭示人们形形色色的行为背后，使行为打上个人色彩的因素究竟是什么。随着对心理学研究的逐步深入，笔者发现从传统的“个性”与行为的联系路径寻找个体行为背后的驱动力量是一个复杂组合性路径，而不是一个简约的理论探索路径，因为个性的概念是一个综合概念，广泛涉及个人的多种因素。为此，笔者试图从用个性的综合性因素解释行为的相反方向，寻找一个从单一的深层行为要素建构心理学理论的路径。这一因素实际上是个人动机和行为的根本性支配因素，可以很好地解释和预测人们行为的方向和性质。作为社会性动物的人，行为与动机受到的影响必定既有个人内在因素又有外部社会因素，因此这一因素一定是一个联通社会外在与个人内在的个体特征。并且，作为诞生于中国本土的心理学理论尝试，这一概念需要有中西文化共通的特点。从开始思考这一问题到理论初步成为系统理论，中间整整经过了25年寻找、尝试与实验，最终这一关键词被确定为“自我价值”。

“自我”或“自我价值”的术语很容易被知觉为西方外来术语。实际上，“自我”是指向自己的反身代词，是汉语言体系中单字词的“我”、“吾”或“余”的现代汉语双字词表达式。与此同时，“自我”的术语又与威廉·詹姆斯的self和弗洛伊德的ego概念相呼应，这一概念从而成为融通东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概念。

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关于自我的讨论从来是与自我价值紧密关联，与个体的自我价值定向和理想追求结合到一起的。如“天行键，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乾卦坤卦》）；“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礼记·大学》）。儒家经典《论语》中有107处提及君子。中国人强烈的自我意识和自我价值追求，实际上贯穿了整个中华文明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都是经典例证。

追求君子之风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伟理想作为引导人们自我价值追求的儒家价值观，至今仍然是影响当今中国人和知识分子的自我价值定向和追求的深层文化背景。以自我价值为核心概念，从人的自我价值定向来建构本土的心理学理论，不仅可以与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联通，而且可以与西方关于自我和价值观的科学研究相关联，从而使得建立本土的可以科学验证的心理学理论有了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