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19年的世界经济形势：百年变局下的暗流涌动

当今世界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复杂多变，大国力量对比进入质变期，国际秩序处在转型期，国际贸易规则遭遇挑战，新科技和产业革命引发竞争主导权争夺，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民粹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思潮蔓延。2019年全球经济形势将如何演绎，有以下五点观察与思考。

（一）经济增长预期放缓：是向均衡回归还是走向衰退

经历了2017年的同步复苏和2018年的分化之后，2019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放缓，美国经济调整、贸易摩擦以及全球金融条件收紧都可能抑制世界经济增速，短周期复苏大概率结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最新公布的《世界与中国经济展望报告》中，将2019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下调至3.65%。IMF表示，全球经济均衡性已经下降，部分主要经济体增速或已触顶，在政策不确定性较高的背景下，面临的下行风险加大。

1.美国经济周期触顶回落

2018年美国经济表现强劲，在发达经济体中一枝独秀。主要表现在消费支出强劲增长，制造业延续扩张趋势，制造业PMI连续28个月维持在荣枯线以上，通胀温和上升，连续六个月稳定在2%，劳动力市场表现强劲，失业率降至3.7%的历史低位（见图1）。其原因一方面是美国经济内生动力复苏，另一方面则得益于特朗普新政刺激，经济再平衡措施收到一定效果。

图1 美国经济GDP、CPI、失业率、贸易差额

资料来源：WIND，建投研究院。

2019年，美国积极财政政策的效应可能减弱，加上贸易争端持续，有效需求或将收缩，进而将拉低实际经济增速。2018年美国经济增速可能是这轮经济周期的顶点，2019年将趋势性回落。从近期宏观数据看，美国制造业PMI连续3个月回落，制造业复苏从高位有所放缓；房地产市场景气度持续走弱，投资额下滑明显，也暗示经济复苏动能出现减弱迹象。IMF预期2019年美国经济增速为2.5%，世界银行给出的预测也是2.5%，市场对美国经济运行的预期偏悲观。

2019年美国经济政策可能会发生哪些变化？一是财政政策，在税改效应减弱的情况下，特朗普政府在扩大基建投资支出上的动力较强，如果政策落地符合预期，则对投资会形成一定的支撑，但鉴于美国财政赤字状况恶化、民主党与特朗普政府分歧严重，财政手段作用存疑；二是货币政策，在经济放缓预期下，美联储加息缩表的节奏明显放缓，从美联储高层官员的近期表态来看，鸽派声调加强，预期美联储不再加息，缩表态度也趋于谨慎；三是贸易政策，特别是中美贸易争端的走向和谈判进程是2019年最重要的变量，基于对特朗普执政环境的观察，美国贸易保护的强势策略难有根本改变，但达成阶段性的妥协则有可能性。我们判断，2019年美国经济政策仍将保持适度的延续性，在边际上会有减弱趋势。相比而言，美国经济政策变化对世界经济的外溢性影响要远大于对美国经济自身的影响。

2.欧洲经济增长进一步放缓

欧元区2018年的复苏步伐明显放缓，在英国“脱欧”、意大利预算案以及全球贸易局势趋紧的影响下，欧元区经济前景面临的下行风险较大。欧元区制造业显现出疲软的态势，制造业PMI从2017年12月60.6%的高位一路下滑至2018年11月的51.8%，工业生产指数跌落至负值，工业产能利用率“掉头向下”。受全球贸易局势趋紧导致外部需求下降的影响，出口对欧元区经济增长的拉动明显减弱。欧元区通胀逐渐走出此前的低迷，但核心通胀依旧疲软。此外，欧元区2018年10月失业率为8.1%，为近十年来最低水平，虽然经济复苏为整个欧元区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但地区差异仍然很大：德国的失业率仅为3.2%，而希腊和西班牙的失业率则分别高达19%和14.8%（见图2）。未来全球环境的不确定性，包括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新兴市场的脆弱性和与金融市场波动相关的风险将会对欧元区经济复苏产生更大的影响。

预计2019年欧元区经济增速进一步放缓。从需求端来看，外需将继续回落，出口增速或将下降，出口对欧元区的拉动作用将进一步下滑；内需方面，欧元区未来消费扩张速度将放缓，投资将温和增长。此外，欧元区的政治不确定性依旧较高，2019年面临英国“脱欧”、欧盟议会选举以及欧洲央行行长换届等风险事件，也会影响市场对欧元区整体经济形势的信心。IMF预测欧元区2019年、2020年经济增速分别为1.9%、1.65%，比2018年分别低0.1和0.35个百分点，显示其对欧元区未来增长前景预期偏悲观。

图2 欧元区GDP、核心CPI、失业率和工业生产指数

资料来源：WIND，建投研究院。

3.日本经济增速仍低位徘徊

2018年以来日本经济表现较为疲软，受国内需求放缓、台风和地震等自然灾害以及全球贸易环境趋紧导致外需减弱等因素的拖累，日本经济在2018年的前三个季度中，有两个季度GDP环比增速出现超预期下滑（见图3）。

预计2019年日本经济增速仍将维持低位。从供给端来看，日本劳动力增速下滑、全要素生产率增速难以提升以及资本增速下降将会抑制日本潜在经济增速。从需求端来看，日本消费持续低迷，私人住宅投资动力不足，私人企业设备投资可能随世界经济放缓而回落，出口增长前景也将受到影响。IMF预计2019年日本经济增长0.9%，较2018年的预测值减少0.2个百分点。

4.新兴经济体继续分化

2018年新兴经济体经济整体保持小幅增长，IMF预计2018年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4.7%，略高于2017年的4.64%。受国际宏观因素影响，新兴经济体走势分化明显。受原油价格上涨的提振，能源出口国的经济状况有所改善；但受地缘政治风险爆发、金融条件趋紧以及贸易局势紧张等因素影响，部分国家的经济下滑较为明显，例如阿根廷、土耳其等。2018年以来，在强美元周期下，新兴市场货币面临巨大的贬值压力，土耳其里拉、阿根廷比索等多国货币曾遭遇大幅贬值的“危机”。

图3 日本GDP、CPI，消费、投资和出口

资料来源：WIND，建投研究院。

表1 新兴经济体增速预测及主要风险一览

展望2019年，新兴经济体整体增长的趋势仍在，IMF预计新兴经济体增速与2018年持平，为4.7%，但受结构性问题的掣肘，分化会进一步加剧。国际经济变化的三个主要因素是：贸易冲突导致出口需求减弱、地缘政治引发原油市场波动、全球金融条件收紧，这些仍会对新兴经济体增长构成压力，特别是那些外债过高、经济结构单一、过度依赖出口的经济体面临的挑战将进一步增加。

5.世界经济会走向衰退吗？

从对主要经济体的分析预测看，2019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下调比较确定，但是这种放缓是否会演变为全球性的经济衰退，目前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令人担忧的因素主要有四点：一是美国经济的表现；二是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三是贸易战前景的不确定性；四是长期积累的结构性问题。这些因素是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但世界经济是否会走向衰退，关键还要看美国经济。

美国经济增速回落是周期性过热向均衡收敛，还是经济衰退的前兆，市场判断争议较大。我们分析前者的可能性更多一些，预期2019年美国仍将是经济表现相对较好的经济体之一。

首先，美国经济的主要宏观指标目前仍处于舒适区。从2018年的数据来看，美国经济处于景气运行区间，通胀和就业数据良好，显示美国经济处于充分就业状态，经济扩张的动能虽有可能放缓，但实际增速仍高于潜在增速。其次，美国的潜在经济增速可能逐步上升，预计2019年美国潜在经济增速约为2%，高于2008～2018年的1.5%，潜在经济增速上升决定美国未来经济不会太差。最后，美国私人部门杠杆率水平并不高。美国非金融企业部门2018年2季度末杠杆率为74.4%，略高于金融危机之前的水平，明显低于其他发达经济体。居民部门杠杆率在缓慢下降，2018年2季度末为76.6%，远低于金融危机之前98%的水平。单从基本面来看，2019年美国经济更倾向于以过热向均衡回归，陷入衰退的概率并不大。根据世界银行的分析，2019年超负荷运转^[1]的国家占全球国家总数仍将超过50%，这说明对世界经济陷入衰退的判断还为时过早。

（二）金融条件收紧的步伐放慢：是正常化回归还是危机考验

全球金融条件收紧主要表现在流动性收缩和加息周期继续。2019年，基于全球经济放缓的预期，货币政策正常化的步伐可能放慢。

1.流动性收缩或放慢步伐

2018年是全球从金融危机以来的“放水”过渡到流动性“回笼”的转折点。伴随美联储“缩表”按计划推进，欧央行和日本央行减量资产购买，中国央行在金融强监管和人民币汇率贬值的过程中，也表现为央行资产负债表的收缩。在此背景下，四大央行的资产总额在2018年3月见顶，后步入温和回落（见图4）。

图4 全球四大央行资产负债表同比负增长

资料来源：财新莫尼塔研究。

2019年全球流动性将继续收缩的步伐放慢，市场重点关注美联储“缩表”进度。按照计划，美联储“缩表”将比2018年加快16.3%。有迹象表明，美联储在2019年下半年放慢“缩表”节奏的可能性较大，原因在于：一是美国经济减速、美股调整压力及原油价格下跌等因素并不支持美联储过快收缩流动性；二是目前尚未有证据表明全球生产率出现了明显改善，贸易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升温也将进一步压制全球经济增长，因此，撤出货币宽松政策的力度很难超越前几轮周期，全球经济对货币政策宽松的依赖仍然较重；三是2018年美联储“缩表”的同时，欧央行和日本央行仍保持资产购买，对全球流动性形成了补充，美国税改带来的海外利润回流、金融监管放松以及股市上涨期间吸引资金流入，形成了政策对冲效应，而这些效应在2019年都将衰减。此外，即使存在政策对冲效应，2018年美联储“缩表”规模与原计划仍有差距。因此，我们判断，美联储在2019年“缩表”进度上将较预期放缓。

2.加息行动更为谨慎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变量是发达经济体加息的风险。从2015年底至今，美联储已经连续加息8次，2019年还可能加息。由于政治压力和金融市场动荡，美联储加息态度趋于谨慎，市场预期2019年加息次数可能少于两次。欧元区退出QE后，原计划在2019年夏季之后加息，但市场预期似乎并不支持欧央行加息举动，市场对欧元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的定价暗示，欧央行可能在2020年后期才会采取行动。英国央行在2018年加息后，受“脱欧”不确定性影响，2019年大概率将维持利率水平不变。加拿大央行持续强调“利率应逐渐回归中性水平”，暗示其2019年将继续加息。

3.金融不稳定的风险上升

当前世界经济面临三大危机诱发因素：一是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贬值；二是高债务国家出现债务违约；三是主要经济体资产泡沫破灭。这三类因素可能单独发生，也可能叠加造成全球性危机。

首先是新兴市场国家货币贬值风险。2018年美联储加息“缩表”引起的资本回流和美元升值，已经使土耳其和阿根廷等国发生了货币危机，所幸的是拉美和东欧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外向度有限，危机传染性不强。2019年，国际资本流动的循环仍将持续，且边际效应越来越强，对于那些具有经常账户逆差的国家，在资本流入减少而资本流出增加的情况下，容易加大其货币贬值的风险。不过，从美元前景来看，2019年后期美元弱势的概率较大。美国赤字依旧很高，需要国际投资者提供融资，当前美元的吸引力在于具有较高的收益率/收益率利差，但随着经济增长放缓，这种情况将变得不可持续。因此，美元走弱将成为投资组合中最可能的均衡来源。2019年，新兴市场国家货币需要挺过最后的考验，但已看到曙光。

其次是债务违约风险。全球债务水平持续上升已经困扰世界经济多年，再次爆发债务危机的可能性增大（见图5）。这一方面是由于一些重债的新兴市场国家和低收入国家政府债务激增，容易引发主权债务违约风险和债务危机，另一方面是美联储和英格兰银行加息可能引起的全球利率水平上行，导致各国债务负担加重，同时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速下降引起的自身偿债能力下降，也有可能导致发达经济体出现债务危机。一旦有中等规模的发达经济体出现债务危机，对世界经济将造成较大的冲击。

最后是美股调整风险。美国股市从2009年以来持续牛市，股票市值从2008年的11万亿美元上升到2018年的40万亿美元，泡沫风险已经开始显现。2018年10月以来，美国三大股指均已明显下跌。美联储进一步加息和“缩表”以及美国实体经济下行产生的预期不佳，使美国股市未来仍将有较大的下跌风险（见图6）。如果美股暴跌并引发其他国家股价同步暴跌，则世界经济将再一次面临较为严重的金融危机冲击。

图5 全球债务总量持续攀升

资料来源：国际金融研究所（IIF）。

图6 美国三大股指波动率放大

资料来源：WIND，建投研究院。

总体来看，世界经济能否安然经受住2019年的风险考验，关键要看美国货币政策的正常化力度和金融市场的稳定性。

（三）贸易冲突升级充满不确定性：干扰冲击还是重塑秩序

贸易保护主义兴起对全球贸易前景造成影响。2018年以来，特朗普高举贸易保护主义大旗，不断挑起各种贸易争端，令全球经济贸易面临的风险加大。一旦贸易摩擦加剧，世界各国都难以置身事外，尤其是外向型特征明显的经济体或将遭受更大冲击。本轮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究竟是全球化趋势中的一次干扰冲击，还是从根本上重塑全球化新秩序，目前还难下定论。

1.贸易战对世界经济的负面影响逐渐显现

美国从2018年3月开始对进口钢铝加征关税，7月发动对中国的贸易战，9月进一步升级，2019年初还会发动汽车贸易战。美国受影响的进口商品价值将达到8000亿美元左右，约占其进口总额的1/3，受贸易反制影响的出口商品价值将达到3500亿美元左右，约占其出口总额的1/5。如果贸易战进一步升级，受影响面将更大。中国、欧盟和日本等主要经济体均已出现出口增速回落迹象，世贸组织已将2018年全球货物贸易实际增速预期由4.4%调低至3.9%，同时也将2019年增速预期进一步调低至3.7%。

图7 全球商品贸易额及占GDP的比例变动趋势

资料来源：WIND，建投研究院。

贸易战打破了世贸组织营造的安全和可预期的贸易环境，给国际商业活动带来不稳定因素，降低了投资信心。美国发起的这次贸易冲突还通过提高关税和原产地标准，限制中间品贸易发展，从而阻碍了国际分工的扩展和全球生产率的提升，这将对世界经济造成长期不利影响。贸易战可能演变为对全球经济规则的重新设定，也可能演变为金融冲突、政治与军事冲突等，如果是后者，世界经济无疑将受到灾难性的影响。

2.中美贸易冲突达成协议是关键

中美贸易冲突是本轮贸易保护主义的“暴风眼”。中美经贸关系一直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2018年，这一基石发生了动摇，不仅影响了中美关系的走向，也对世界政治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方面，美国政府对中美关系认知发生转变，特朗普政府对华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目的不仅是解决贸易赤字，还是国际格局中守成大国对新兴大国的一种阻击和遏制。另一方面，中美经贸关系中的结构性矛盾难以在短时间内解决，美国抓住中国经济转型的攻坚关口，在对华贸易中保持强硬姿态。目前，中美贸易冲突经过几个回合的博弈，进入关键谈判阶段，从释放的信号来看，双方达成“停战协议”的愿望均较为强烈。中美贸易谈判经过多轮磋商后取得了积极进展，预计经过双方努力，最终达成终止增加关税的协议的可能性较大，但其过程必然经历艰难妥协。

3.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面临重构

随着国际贸易和投资的迅速发展，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不断深化的全球经济网络需要更加复杂及细化的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来处理商品和要素的跨境流动。近年来国际经贸活动中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抬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试图主导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发展方向，并最终巩固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领导地位。新一代规则力推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方式，国有企业“竞争中性”原则，以及公平贸易、环境规则、知识产权保护、技术和劳工标准、原产地规则、政府采购、国家安全、中小企业等。这些规则中有的直指我国经济发展中的软肋，增加了中国产品出口的门槛和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壁垒。

美国最近两项重要的制度安排对全球化的影响将更为深远。一是其在2018年8月通过的《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该法以维护美国国家安全的名义，赋予美国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以更大的权力去阻止外国对美国的投资以及美国对国外的技术出口。该法一方面扩大了受管制技术的范围，将新兴技术与基础技术纳入技术管制清单；另一方面强制要求相关投资者向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申报并接受审查。这一制度将阻碍外国企业对美国的投资和国际技术交流合作。如果欧洲和日本模仿建立类似的技术管制和投资审查制度，企业跨国投资和技术合作活动将受到较大的限制。二是2018年9月30日达成的《美墨加协议》。该协议用提高原产地标准的办法来限制生产外包和跨国组织生产活动。协议生效后，美墨加区域外企业将更难以在区域内任何一个国家组装进口中间品再出口到另外两个国家。如果高标准的原产地要求推广到其他贸易协定中，全球价值链发展将受到制约。另外《美墨加协议》中还出现了针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排他性规定，这种排他性条款的蔓延将导致全球体系的分裂和世界经济的动荡。

（四）全球经济再平衡进展缓慢：是存量博弈还是结构改革

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再平衡一直在曲折中推进，结构性改革进展缓慢。贸易失衡、分配失衡、就业失衡、金融失衡、财政失衡等现象困扰着不少经济体，根本原因在于全球生产率处于停滞，受制于人口老龄化、技术创新不足、增长动力衰退、收入不平等及治理赤字等问题，潜在经济增速下降，全球最终消费支出在GDP中的占比在下降，供给结构老化，增量需求未打开，世界经济陷入存量博弈的泥淖（见图8）。

图8 全球最终消费支出在GDP中的占比

资料来源：WIND，建投研究院。

1.世界经济正走向以力量分配市场的丛林法则

近年来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美国频繁掀起贸易战，引发各国对世界经济再平衡路线的争论。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发展，是基于多边自由贸易规则体系下的分工优化，通过竞争与合作发挥比较优势，共同创造新需求，推动全球经济一体化。金融危机以后，发达经济体反思过去的发展模式，推动再工业化进程，通过加大结构性改革的方式实现经济再平衡，这个过程尽管存在利益格局调整，但仍然坚持了多边规则框架下的全球化，突出包容、平衡、普惠和共赢的新诉求。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先后在税收改革、贸易保护和投资规则制定上采取了一系列不同寻常的动作，将逆全球化浪潮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深入分析来看，美国政府在经济再平衡的战略思维上出现了重大转变，即以美国优先为根本，采取所谓对等原则，实质是以力量分配市场份额的方式强制平抑经济失衡，谁的力量大，谁的份额就多，市场切分以配额方式进行。这个思路在钢铝关税、《美墨加协议》、美欧汽车关税谈判以及中美贸易战中均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这一变化，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是深刻的，如果其他国家被动模仿，全球化将重新走向丛林法则时代，WTO或名存实亡，国际贸易与投资需求将长期受到抑制。

2.科技和产业竞争突出国家利益和安全优先

当前世界正处于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的前夜，数字经济时代带来资源、贸易、投资、技术和人才等经济要素的全球快速流动，产业链、价值链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这本应是全球经济再平衡的一个机遇。各国也致力于推动技术创新、提升产业能级，争取全球竞争的主动权和制高点。在共同的行动逻辑下，发达国家为保持其科技与产业竞争的优势地位，采取以国家利益为名义、通过安全审查的政府干预方式，对发展中国家实施结构性锁定，阻止新兴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中突破升级的步伐。最近发生的中兴、华为等事件表明，科技和产业竞争已脱离传统自由贸易经济范式，进入了权力换市场的扭曲之中。这种态势如果蔓延下去，将不利于全球创新资源和要素流动，对长期经济增长损害较大。

3.全球经济再平衡驱使各国走向内生性增长

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新趋势、新变化，将迫使许多国家走向内生性增长模式。在存量博弈的规则下，外需难以持续支撑经济加速增长，建设强大的国内市场成为替代选择。我国在市场规模和经济地理空间方面具有优势，供应链复杂度不断提升，具备国内市场深度开发的有利条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我国仍处于战略机遇期，即是看到在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新形势下，我国经济的内生性动力正在积聚，有主动调整的能力和空间。只要坚定不移推进结构性改革，激发内需市场，推进中国经济自身的再平衡，仍然有能力在世界经济变局中争取主动。

4.“一带一路”是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契机

“一带一路”倡议是对现行国际贸易体制的增量改进，将对现有机制产生良好的补充和促进作用。实施五年来，在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打通沿线国家各方面需求，弥补其产业结构上的短板，提升生产率和增长潜力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未来全球最大的增量需求将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后者对全球经济再平衡有至关重要的影响。需要持续关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合作机会，把握基础设施、绿色投资、国际产能合作、数字贸易以及新兴产业发展的机遇。

（五）全球地缘政治依然复杂：是“灰犀牛”还是“黑天鹅”

随着2019年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市场对地缘政治风险变得更加敏感。2019年，应密切关注如下三个方面的地缘政治风险。

1.英国“脱欧”阻力重重

2018年11月25日，英国与欧盟达成“脱欧”协议，长达两年多的“脱欧”拉锯战终见到一丝曙光。然而英国议会内部政治分歧依然严重，反对“脱欧”协议的声浪高涨，特蕾莎·梅不得不推迟了议会投票表决。2019年3月英国议会否决了若干关于“脱欧”的提案，给英国“脱欧”前景蒙上阴影。未来存在着协议“脱欧”、无协议“脱欧”、不“脱欧”等多种变数，“脱欧”问题已牵扯了英国和欧盟太多的精力，任何变数都可能将欧洲经济置于巨大的不确定性风险中。

2.欧盟内部政治动荡

从内部看，欧洲民粹主义有不断升温趋势，意大利、法国、瑞典、德国、西班牙等国极右翼力量纷纷登上政治舞台，社会矛盾冲突加剧，欧盟内部面临分裂的风险。从外部看，欧盟与美国的矛盾显性化，在伊核问题、欧洲安全、贸易冲突等问题上分歧严重，另外中东乱局引发的恐怖主义威胁和难民问题、俄乌冲突等都给欧盟安全带来威胁。此外，2019年欧盟议会选举、欧洲央行换届也存在变数。欧洲地区政治动荡的根源还在于长期积累的结构性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贫富差距拉大、债务风险累积、社会矛盾激化、内生增长动力不足等，欧盟经济社会制度上的缺陷暴露无遗。国际投资机构将欧盟分裂风险列入2019年地缘政治风险之首。

3.中东局势复杂难解

中东问题是地缘政治博弈的长期热点，本质上是围绕原油市场份额及定价权的争夺。2019年中东乱局依旧，美军撤出叙利亚后的和平进程阻力重重；美国与伊朗的博弈在2019年将面临极端压力测试；美国与沙特关系以及沙特王室争斗对中东政治格局影响较大；巴以冲突问题复杂难解，以伊对抗或进一步升级。近年来特朗普政府与中东大部分国家陆续交恶，中东格局生变，各方博弈的均势发生微妙变化，或将引发域内国家新一轮利益格局缠斗，增大了地区冲突的变数。中东乱局的引线，一方面是在特朗普“美国优先”政策的主导下，美国在中东问题上的策略发生调整，从直接军事干预转向敏感争端设定；另一方面是页岩油技术革命使美国对中东石油进口的依赖下降，能源自给能力上升，并逐渐成为能源出口大国，全球原油政治格局已然变化。预计2019年世界原油市场弱势震荡，难以回到高油价时代。

总体来看，2019年世界经济依然复杂多变，经济增长预期放缓，均衡性下降，金融条件收紧、贸易冲突失序、治理赤字扩大、地缘风险加剧等因素叠加，各主要经济体在宏观政策协调、抵抗风险冲击方面的能力减弱，不确定性仍然是世界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从海外资产走势看，预计强势美元周期进入拐点，美股面临调整压力，美债收益率仍有上行空间；受政治经济风险影响，欧元区信心指数下降，欧元走势看淡；随着美欧经济政策预期调整，新兴市场资产变得有吸引力；大宗商品行情难改弱势，黄金等避险资产存在投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