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珞珈山魂培育浩然正气，东湖之水滋养人文精神。武汉大学法学学科伴随中华民族近现代的命运跌宕起伏，或在专制中抗争，或在激流中挣扎，或在转轨中新生，或在奋斗中发展，见证了近一个世纪的风雨彩虹。

武汉大学法学学科的前身可以追溯到1908年5月由原任湖广总督赵尔巽主持创办的湖北政法学堂。1928年正式命名国立武汉大学时，法学即为六大核心学科（文、法、理、工、农、医）之一，至今仍被镌刻在武汉大学校门牌坊之上。中国近现代著名法学家王世杰、周鲠生、燕树棠、梅汝璈、吴学义、李浩培、马哲民、皮宗石、刘秉麟、王铁崖、赵理海等都曾在武汉大学法学院任教，可谓名师荟萃、俊彦云集，成为珞珈山上一派学术胜景。“文革”时期，虽遭受重创，停办20余年，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以韩德培、马克昌为代表的老一辈法学家的努力下，1979年武汉大学便在全国较早恢复了法律系，1986年在全国较早重建了法学院。恢复重建法学教育后，在上级领导的大力支持、学校领导的正确决策和各兄弟院校的积极鼓励之下，通过老一辈法学家艰苦的、卓有成效的工作，武汉大学的法学学科始终走在全国的前列，被国内法学界和法律界公认为改革开放以后恢复重建得最好的法学院之一。

百年的发展历程，在珞珈法律人身上体现了强烈的家国情怀和忧患意识。家国情怀和忧患意识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生生不息的传统。“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从“九一八”后周鲠生连续发表文章，用国际法深刻揭露歪曲事实的《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严正驳斥伪满洲国加入国联，到1948年韩德培以武大教授会代表的名义出面营救因参加“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学生运动而受到军事法庭拘禁的武大学生；从1945年赴东京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审判日本战犯的梅汝璈、顾问吴学义到1980年参与审判“林彪、江青集团”的辩护律师马克昌；从1948年2月武大法律系学生创办的民众法律顾问处到武汉大学法律援助中心；从错划为右派，“文革”中受到不公正待遇，仍心系法治的一大批法学家到关心民生疾苦，率先对铁路春运票价上浮向铁道部叫板，引发“中国听证革命”的武大法学学子乔占祥：武汉大学法科学子、学人书写了众多畅行法治、可歌可泣的正义诗篇，体现了珞珈法律人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家国情怀。

百年的发展历程，在珞珈法律人身上展示了自强不息、开拓进取的精神。忧患意识与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开拓精神相结合，铸造了珞珈法律人好学深思、平等讨论的尚智风气和不盲从、不迷信的学术品格。在一代又一代珞珈法律人的不懈努力下，形成了一系列代表性的思想，构建了新中国国际经济法学、国际私法学、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等学科理论体系，开拓了比较宪法学、区际冲突法学、欧盟法学、国际环境法学等研究领域，提出了人本法律观、国际私法趋同论、国际民商新秩序、国家经济调节说、物权二元理论、国际法与国际人类共同体等理论学说，对构建新中国的法学理论体系作出了基础性的贡献，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珞珈学派”。

百年的发展历程，在珞珈法律人身上彰显了开放包容的胸怀。珞珈山虽地处中国腹地，远离政治和经济中心，但珞珈法律人却始终展示了惊人的国际视野和追求世界一流的雄心。为推动学术研究，早在1935年1月，武汉大学就成立了法科研究所。该研究所“以招收大学本科毕业生研究社会科学并供给教员研究便利，提高学术程度及解决实际问题为宗旨”，周鲠生任法科研究所首任主任，这是中国法科研究生教育之发端。1936年，武汉大学建成了当时中国最好的法学院大楼。法学院大楼建筑面积达4013平方米，它与其他武汉大学早期建筑一起被胡适先生赞叹为“计划之大，风景之胜，均可谓全国学校所无”，显示了追求卓越的气派和雄心。改革开放、恢复法科教育之后，武大法学院更是勇立潮头、敢为人先，不断开辟国际化办学新格局，在法律体系和人才培养，尤其是国际法律体系构建和国际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骄人的成就。

风雨兼程，珞珈法学与民族复兴同行；百年轮回，逝者如斯，吾辈当缅怀与憧憬。为了传承珞珈法律精神，鼓励武汉大学法学院师生进行原创性的法学研究，我们决定出版“珞珈法学精品文库”系列丛书，以集中呈现珞珈法律人对法学理论和法治建设的新观察和新思考，借此体现珞珈法律人的学识和襟怀，反映珞珈法律人的抱负与宏愿。

“只令文字传青简，不使功名上景钟。”衷心希望“文库”成为学术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受到越来越多的读者的青睐；更希望入选“文库”的每一本作品能够历久弥新，经得起岁月的洗礼和历史的检验！

武汉大学法学院院长冯果谨识

2017年8月4日于珞珈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