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学科化时期

学科化时期是指美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已经脱离了传统的汉学研究而成为一门独立的研究学科，这一时期的时间范畴是从20世纪60年代初至80年代末。

此时，由于中国文学史已经由现代文学（1917～1949年）步入当代文学（1949年至今）时期，中国现代文学作为整体的批评对象已经形成，中国当代文学也已初露锋芒，所以，20世纪60年代初，随着研究的发展，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在美国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已经水到渠成。

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于汉学研究中分离出来，对美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来说是一个里程碑，但它要发展起来也并非一件容易的事。一方面，刚刚有了立足之地的美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还处于新生的阶段，并不能跻身其他学科研究的同等地位；另一方面，面对中国大陆本土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它又处于远距离的位置上。所以，坚持与发展，是这个时期美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学者们的重要任务。

这一时期美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主要特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从研究人员上看，专业化队伍逐渐形成

刚刚进入学科化时期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队伍相对于以往所依托的庞大的汉学研究队伍而言，数量可谓不多，却形成了一支经过历练的专业化队伍，学术声望有很大提高。夏志清（C.T.Hsia）就是这支队伍的领军人物之一。夏志清，著名美籍华裔学者，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其两部英文著作《中国现代小说史》和《中国古典小说》，奠定了他在海外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突出地位。他直陈见解，对中国的一些现代作家给出自己的评价，曾起到了一石激起千层浪的效果。可以说，正是这样一批训练有素的学者促成了这一时期研究的专业化，如：夏济安、金介甫（Jeffrey C.Kinkley，1948～）、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1939～）、奥尔格·郎（Olga Lang）、梅仪慈（Yi-tsi Mei Feuerwerker）、胡志德（Theodore D.Huters）、威廉·莱尔（William Lyell）、李欧梵、印度留美学者兰比尔·沃勒（Ranbir Vohra）、汉乐逸（Lloyd Haft）、林培瑞（Perry Link）、叶维廉、奚密、耿德华（Edward Gunn）、安敏成（Marston Anderson）、史书美和谷梅（Merle Goldman）等。这些人是学科化研究时期在美国展开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核心人物，也正是他们产出了这一时期丰厚的研究成果。

以鲁迅研究为例：1955年，华盛顿大学发表了威廉·舒尔兹的博士学位论文《鲁迅：多产的岁月》；“1960年，《东方和非洲研究报告》第23卷第2期发表了钦纳里《西方文学对鲁迅的〈狂人日记〉的影响》；同年，《中国季刊》第4期刊载了哈雷特·密尔斯的《鲁迅和共产党》；1963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H.C.密尔斯的博士学位论文《鲁迅：左翼时期，1927～1936》；1968年，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夏济安的《黑暗的闸门》；1969年，美国《哈佛亚洲研究学报》第29期，发表了〔捷〕普实克（Jaruslav Prek）论文《中国现代文学的先驱作品——鲁迅的〈怀旧〉》。”^[11]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又有丰厚的成果问世，譬如，帕特里克·哈南（Patrick Hanan）的《鲁迅小说的技巧》（1974）、艾尔伯的《W.A.莱尔评鲁迅对现实的洞察力》（1975）、艾尔伯的《野草：鲁迅散文诗的对称美和对句法》（1976）、威廉·莱尔的《鲁迅的现实观》（1976）、哈雷特·密尔斯的《鲁迅：文学与革命——从摩罗到马克思》（1977）、林毓生的《鲁迅的复杂意识》（1979）、艾尔伯的《西蒙诺夫的鲁迅及其前辈们》（1980）、薇娜·舒衡哲的《自愿面对历史的必然——鲁迅、布莱希特和沙特》（1981）等^[12]。1981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蒙特里还召开了“鲁迅及其遗产”国际学术会议。这都是专业化队伍形成后的结果。

1.从研究内容上看，重在作家作品研究

从上述学者的大量成果可以看出，在学科化时期，作家作品研究成为研究内容的重心。在前学科化时期就已露锋芒的夏志清以及这一阶段在美国出现的大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和他们的研究成果，使美国成为这一时期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英语世界的重镇。而且正是美国学者的研究，提供了世界范围内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学科化的两大标志，第一个是1961年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的出版（耶鲁大学出版社），第二个是60年代初在哥伦比亚大学最先设立了中国现代文学教授职位。前者意味着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成果已跃上了新的层次；后者意味着美国学界和官方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学科的正视和承认。此时中国现当代文学在美国的研究方向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作家、作品为重点的专论研究，其代表人物有夏志清、李欧梵、金介甫等；另一类则将重点放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外部研究上，代表人物有林培瑞等。而作家作品研究的成果可谓此时期的代表性成果。

因为作家作品研究的需要，翻译和介绍工作便需更加继续，这期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推出了两部大型书籍，每一部都几乎是六百页的上下册。一部是马幼垣、刘绍铭等编选的《中国古典短篇小说选》（Traditional Chinese Stories，1978），另一部是刘绍铭、夏志清和李欧梵编选的《中国现代中短篇小说选，1919～1949年》（Modern Chinese Stories and Novellas 1919-1949，1981）。^[13]鲁迅的小说依然是翻译的重点：“1974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搁置了四十多年的罗伊生编译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草鞋脚》，其中译载了鲁迅小说《狂人日记》《药》《孔乙己》《风波》《伤逝》；1976年，美国耶鲁大学远东出版社出版了威廉·A.莱伊尔主编的《鲁迅选集》，其中收录了《〈呐喊〉自序》《狂人日记》《肥皂》《阿Q正传》《随想录三十五》《随想录四十》6篇文章，书中附有作品分析和英文注释”。^[14]这些都有助于作家作品研究的深入。

2.从研究方法上看，探寻理论批评视角

这个时期美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者们适时地把握了学术研究的机遇——此时，虽然西方“理论热”的时代尚未到来，但部分文学理论已十分活跃，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新批评、结构主义、原型批评、解构主义、文化研究等，研究者们尝试运用这些新的文学理论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进行阐发，并辅以新的研究方法，从而带来了研究的推进，越来越明显地显示出这一学科的独立价值。

以两位大家为例：夏志清写作《中国现代小说史》，就是用理论来沟通中西文化差异。他借用四五十年代还比较前卫的阿尔德立基（John W.Aldridge）的新批评理论（New Criticism）和颇有影响的李维斯（F.R.Leavis）的《大传统》 （The Great Tradition，1948），同时也将艾略特（T.S.Eliot，1888～1965）、屈灵（Lionel Trilling）等人的批评方法践行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李欧梵接受的西方文学比较多元：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和德里达（Derrida，1930～2004）的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理论、哈贝马斯（Habermas，1929～）的“公共空间”（public sphere）、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1943～）的“批评”概念、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精神分析理论等。他们的理论视角也影响着同时期人们的理论关注，这就为下一个时期的跨学科研究打下了基础。

这时期美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发展与时代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加速了中美关系的正常化，这对打开中美文化交流的大门是有利的。“1974年11月，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和社会科学理事会便在纽约召开了一个主要议题为‘关于优先考虑中国研究’的规划会议，会议针对传统汉学译介与研究的重点是中国的古典经典的学术思维，强调重视当下中国的研究，明确表明：今后世界汉学译介与研究的重点将向中国的‘现当代’倾斜，并一致同意‘以后10年一定要继续采取以发展当代中国研究为主的方针’。”^[15]这一方针的确立，当然有利于美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不断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