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美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分期界定

美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已经取得了斐然的成就。从20世纪初期开始，至今已有了近百年的历史，而且在世界范围内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它已居于领先的地位。那么，它是何时发生的并经历了怎样的过程，从学术史的角度看就成了一个十分有必要探讨的问题。

要梳理美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发展过程，尤其是要进行梳理的时候，是不能将其孤立看待的，因为它起步于“汉学”，而美国的“汉学”又联系着西方“汉学”的大背景。所以，这里先将欧美的“汉学”发展进行概要的梳理，以此为美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分期作铺垫。

汉学（sinology），通常是指海外学者研究中国的一门学问，而这些研究中国的海外学者通常被人们称为汉学家（sinologists）。

汉学的历史可谓久远。促使汉学形成的原因，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

首先，它滥觞于古代外国人了解和认识中国的迫切愿望。古希腊人克泰夏斯（Ctesias）于公元前400年撰写《旅行记》，而后古罗马博物学家白里内（Gaius Pliny，23～79）撰写《博物志》、地理学家托勒密（Klaudius Ptolemeus，）撰写《秦尼国记》^[1]时，就开始了“幻想”中国。到了13世纪，意大利的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3）作为旅行家反映的中国，更是为海外汉学的诞生做了最早的铺垫。

其次，是宗教的原因。众所周知，欧洲于16世纪初发生了宗教改革运动，当众多人离开了天主教会后，一些天主教徒们便组织了耶稣会，于17～18世纪向非西方地区传教，以扩张其势力范围。总的来看，他们“虽然在亚洲社会没有留下多少痕迹，但对欧洲的‘汉学’研究和欧洲人对东方的看法，却有深远的影响。在此之前，西方人对东方的认识，基于马可·波罗等人所作的传说之类的作品，谈不上什么学术研究。而耶稣会是为了传教的需要，对中国文化作了一番探究，还将中国的典籍译成了西方的文字，在欧美广为传播”。^[2]因此，西方一些知名的传教士如门多萨（Juan González de Mendoza，1545～1618）、曾德昭（P.Alvarus de Semedo，1585～1658）、卫匡国（Martin Martini，1614～1661）、马若瑟（Joseph Marie de Prémare，1666～1736）、宋君荣（Antoine Gaubil，1689～1759）等人成了汉学先驱。

最后，从经济视角观之，19世纪资本主义向东方的扩张，激发了其了解中国和试图掌控中国的强烈愿望，所以，官方派往中国的政府官员和文化使者越来越多，而他们又成为西方了解中国的一批力量，从而也就自然推进了汉学形成的进程。

基于上述若干原因而产生的汉学在西方的发展历程，被学者界定为“游记汉学、传教士汉学、专业汉学”^[3]三个不同的时期。

到了19世纪，汉学作为专业学科确立了，“无论是从研究人员的数量、研究机构的建立，还是从研究成果的质量来看，这一时期的汉学已成为一门举世公认的专门学科。Sinology一词也随之应运而生，译成中文就是：汉学，或中国研究，指外国人对中国的社会、历史、文化、思想等各方面进行研究的学问”。^[4]1814年11月26日，法国开设了欧洲第一个“汉学讲座”，法兰西学院聘任了欧洲历史上第一个汉学教授雷慕沙（Abel Rémusat，1788-1832），他于1815年1月16日演讲的《欧罗巴汉语研究的起源、进步和效用》是汉学在西方成为一个学科的重要标志之一。而后，汉学家的队伍不断扩大。以法国为例，19世纪前期著名的汉学家就有儒莲（Stanislas Julien，1797～1873）、德里文（De Saint-Denys，1823～1892）、巴赞（Antoine Bazin，1799～1863）、毕欧（E.Biot，1803～1850）等职业汉学家；戴伯理（Dabry de Thiersant，1826～1898）、于雅尔（Camille Imbault-Huart，1857～1897）等外交官汉学家；顾赛芬（Séraphin Couvreur，1839～1919）、戴遂良（Léon Wieger，1856～1933）等传教士汉学家。进入20世纪之后，基于多种原因，西方的汉学研究有了比较大的发展，各国汉学家的队伍都在不断扩大，知名者已不在少数：法国的沙畹（Edouard Chavannes 1865～1918）、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马伯乐（Henri Maspero 1883～1945）、葛兰言（Marcel Granet，1884～1941）、雷威安（Andre Levy 1924～）；瑞典的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1889～1978）、荷兰的高罗佩（Robert Hans vail Gulik，1910～1967）、澳大利亚的柳存仁（Liu Ts’unyan 1917～2009）等。这些汉学家的研究工作在西方的发展和深入明显地影响了世界对中国文化及文学的认识与了解。

美国汉学的起步是落后于欧洲的。

19世纪是美国汉学的开创时期，主要汉学家传教士有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1801～1861）、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1884）、史密斯（Arthor H.Smith，1845～1932）、丁韪良（Williams A.P.Martin，1827～1916）、傅兰雅（John Fryer）、林乐知（Young J.Alen，1836～1907），也有美国的驻华官员，如摩斯（Hosea B.Morse，1855～1934）等。

20世纪初，由于欧洲汉学处于领先的地位，美国开始从欧洲聘请学者来美国任教，于是，一些西方学者又成了美国的汉学家。如德国的劳费尔（K.B.Laufer，1874～1934）、夏德（F.Hirth，1845～1927）等，法国的伯希和与英国的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也被邀请来讲座。而后，俄裔法籍汉学家叶理绥（Serge Elisseeff，1889～1975）担任了哈佛燕京研究所第一任所长。在这个外国学者的队伍中，也有中国学者的名字，如杨联升、洪业等。

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汉学已步入形成时期，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被视为美国汉学研究的奠基人。而后他的一大批学生也都成了著名的汉学家，如列文森（Joseph R.Levenson，1920～1969）、史华兹（Benjamin I.Schwartz，1916～1999）、保罗·柯文（Paul A.Cohen）等。费正清认为，“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主要是由于西方的侵入，这在中国社会造成了极大的结构性的变动。而中国对西方的反应，表现为一系列的改革和革命，勾勒了中国近代史的主要面貌”。费正清的学生们基本上接受了他的思想，就这样，“在20世纪60年代，‘西方挑战，中国响应’的观点成了一种模式。”^[5]由此，美国的汉学研究区别于欧洲汉学的重视语言研究的传统，而更注重于对当代中国的研究，因此，美国的“汉学”又有“中国学”之说。

美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正是在这样的汉学研究的背景下产生的。应该说，最初它是从属于汉学研究的；而后逐步分离并独立出来；进而又向外部拓展。这就明显地表现为三个阶段，我将其命名为前学科化时期、学科化时期和跨学科时期。

前学科化时期是指美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从属于汉学研究并逐渐向独立学科发展的时期。由于现在比较能达成共识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起始时间是1917年，因此，作为其学术研究的前学科化时期的时间范围大致可以划分为从中国现代文学的起始至20世纪50年代末。学科化时期是指美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已经脱离汉学研究而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这一时期的时间范畴可界定为从20世纪60年代初至80年代末。跨学科时期是学科化时期的延续和发展。这一时期美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者们基于历史的、科技的、文化的和学术发展的诸多原因，其研究领域已经不再局限于本学科，而与哲学、艺术、宗教、科学等诸多学科交织起来。这种跨学科的研究视野与方法给美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气息。这一时期的时间范畴可以界定为从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