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当今的世界正在经历着一场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其中最显著的变化莫过于“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在国际关系中作用的弱化，以及继之而来的世界各文明体系间冲突的加剧。对于我国而言，最重要的变化莫过于中国在国际上的和平崛起所引发的世界旧有格局的变化。在这样一个多元化的世界新格局中，我们如何应对新的形势，如何认识并理解世界新格局中中国的地位和作用，如何融入世界，牵涉到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多个领域，而在其中文化的作用则日趋重要。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了解世界，成了摆在我国面前的一个当务之急。
随着国际交往的增加，我们对于国外的了解也在深入。从文化的维度来看，所谓“国外”实际上并不存在，甚至“西方”也不存在，即便是欧洲与美国、东欧与西欧、西欧国家内部，在经济上、政治上有着许多共同利益，无论一体化还是整合的过程都相对比较容易。但是在文化的维度上，这些实体之间仍然存在着许多差异，甚至是相当大的差异，就连“同文同种”的近邻德国与荷兰之间，两国文化的内核与外在形态也多有不同。一个国家、民族的政治、经济、军事、与他国的关系等，时刻都在发生变化，即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过去的死敌可能会很快变为盟友和伙伴，唯有文化的特质才是稳定的。尽管文化无法抗拒变化，但是文化的特点之一就在于抗拒变化。与政治、经济、国际关系、军事等领域相比，文化显得相当稳定，变化的幅度小得多。所以要认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特点，把握其精神根源，认识其文化的核心内容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路径。只有认识到这些差异，才能准确地把握该国的状况，做到知己知彼，区别对待，克服我国与这些国家之间交往上的不必要的障碍，减少分歧，至少可以避免分歧、求同存异。
德国作为世界上第四大经济实体和欧洲一体化的领头羊，在欧盟、欧洲乃至世界的经济、政治、国际关系的舞台上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与此同时，随着我国与德国的各种交往越来越频繁和深化，我国全方位了解德国的需要也越来越紧迫和重要。基于德国位于欧洲中心的特殊的地理位置、历史发展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文化传统，德国文化呈现出鲜明的，既不同于东欧又不完全与西欧国家相同的特性。德国在欧洲历史上长期是一个“问题国家”，犯下了数次发动战争的罪行。我们对于德国文化中种种迥然有别于西方文明的特点、德国人的心态还认识不足，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来展示德国文化的特质，特别是亟待廓清一些有关德国文化的误区。关于德国文化的误区比比皆是，例如德国在文化上总体上属于西方的范畴，但是长期以来，德国人又认为“德意志文化”不同于并且优于“西方文明”，进而长期与西方处于对抗状态。一方面，德意志民族在很多人的眼里是一个极其理性的民族；但是另一方面，德国人又被许多人、特别是其邻国视为极端浪漫的民族。德国人一向以勤奋著称于世，被西方邻国视为“工作动物”，但是当代德国人却享有发达国家中几乎最长的假期，德国人的勤奋似乎正在悄然消失。近代历史上的德国人被其邻国视为战争机器，德国兵的勇敢和视死如归曾经令敌手胆寒，而当代德国人却呈现出一副胆小怕事的面貌，德国的社会改革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但是改革却裹足不前，被美国学者称为“德国病”（German disease）。
凡此种种，都有待我们去研究和揭示：德国文化的基本面貌究竟是什么样？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何在？如果对于德国的特殊性缺乏了解，我们在与德国的交往中势必会遭遇到种种文化差异带来的问题，会碰到文化上的壁垒，从而给我国与德国的交往带来障碍。因此，系统地认识德国文化的现状，追溯这种现状的来龙去脉，已经成了我国国际关系事务中的一个热点，这将极大地有助于我们全面而深入地了解德国文化的特点，本书的目的就在于力图揭示德国文化的历史成因，展示德国文化的几个特别显著的特点，力求从一个角度出发，对德国当代文化作一个相对系统的梳理。当然，任何一个文化都是丰富多彩的，古往今来，任何人想要穷究一个文化的全貌都是不可能的，德国历史虽然并不很长，但是从中产生出来的德国文化仍然是多姿多彩、色彩斑斓的。所以，本书在进行的过程中，也不得不对于研究范围做出了限定。
二
任何一种文化都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产生于一个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换言之，决定一种文化特点的终极原因不是种族、不是遗传，而是一个族群的历史，是一个文化所身处其中的历史以及其他一系列因素的总和，如地理因素。这就是说，一个民族之发达，并不是因为这个民族血统高贵，不是因为这个民族是“高等民族”，不是其遗传基因优秀，强调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否则就很容易陷入种族论、血统论的谬误中。就连所谓民族性格这样较为主观的印象，也是在历史的进程中一点一滴形成的，正如历史学家克里斯蒂安·格拉夫·冯·科洛克（Christian Graf von Krockow）所说的那样：“因为所谓民族性格不是一种自然事件，不是源自基因或什么其他东西，而是历史的产物。”[1]
以荷兰为例，荷兰文化的启示，可以使人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荷兰人与德国人同属日耳曼人，而且是日耳曼族群中的西日耳曼人，血统上与德国人很接近。荷兰语也是与德语同属印欧语系中的欧洲部分，属于印欧语系日耳曼语族的西日耳曼语支；在世界上所有语言中，荷兰语是最接近于德语的语言。这就是说，荷兰人和荷兰语在人种上、语言上与德国人和德语都很接近，可谓“同文同种”。德国人学荷兰语、荷兰人学德语都比较容易，所以有些德国人戏称荷兰语是“另外一种德语”。但是在历史发展带来的演变中，荷兰文化逐渐显示出许多不同于德国文化的特质，德国文化同样也逐渐获得了许多明显有异于荷兰文化的特质，两种文化之间逐渐产生了重大的区别。当代跨文化研究中，有的学者研究设定了一些维度，用以对各种民族文化进行分类研究。这些维度当中，有一对维度就是柔性—刚性（FeminitÄt-MaskulinitÄt）。在这一维度划分上，德国文化属于典型的刚性文化，而荷兰文化则属于典型的柔性文化。这是因为荷兰及北欧民族在其早期的历史发展中，是依靠海洋为生的。作为航海及渔业民族，男人们长期在海上工作、拼搏，陆地上的妇女们所起的作用就极为重要，因此获得了相对较多的政治及社会权力，社会相对较平等，她们在社会中所起的作用也大于农耕社会中的妇女。再加上一些其他因素的作用，荷兰、丹麦、瑞典和挪威等德国的“兄弟民族”的文化逐渐就产生变异，迥异于德国文化。[2]“同文同种”的“堂兄弟”在发展的道路上分道扬镳，终成陌路，原因盖出于历史。
此外，英格兰人的例子也很有说服力。英国的英格兰人本来也是生活在欧洲大陆上，与德国的撒克逊人（Saxons）同宗。5世纪中期，居住于欧洲大陆、现在德国北部的撒克逊人部落的一支渡过英吉利海峡，与同样属于日耳曼族的盎格鲁人混合，组成了盎格鲁—撒克逊人。这个事实说明，英格兰人原来也是属于日耳曼人，而且与德意志人在血统和语言上十分接近，甚至是一家人。在语言方面，英语、荷兰语和德语同属印欧语系欧洲部分的日耳曼语系西日耳曼语支，英语与德语的接近程度稍逊于荷兰语，但是也比较接近，具有比较近的语言上的血缘关系。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直到12世纪，居住在不列颠岛上的盎格鲁—撒克逊人还把居住在欧洲大陆上的德意志人称为“德意志堂兄弟”（deutscher Vetter）。但是偏居一隅的英格兰人，凭靠不列颠海峡的眷顾，享受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于是其历史便走上了另一条发展轨道。他们与欧陆的距离不远不近，论其远，这段距离在多数时间里足以阻挡欧陆对其武力之进犯；论其近，这段距离又不足以阻隔英伦与欧陆的商业往来。除了较早时期里维京人和诺曼人之外，英伦没有遭受过欧陆民族的占领。凭借着这种地理优势，英伦同欧陆被这一水之隔隔开，被历史赐予了得天独厚的发展机遇，终于发展成工业革命的开路先锋，在其历史发展中也逐渐获得了许多迥异于德国文化的特点。英国开了现代民主政治的先河，形成了实力强大的自由主义，而身处欧洲中央的“德意志堂兄弟”却发展成一个“迟到”的民族，以及保守主义的重镇。而且长期依靠地利的屏障，英国自12世纪后便未被其他国家征服过，免于刀兵之灾。一方面，这就保障了英国的发展；另一方面，英国人也获得了相当强烈的安全感。而身处欧洲中央的德国，则不断地遭受战火的洗礼，逐渐地变成了浑浑噩噩的“德意志的米歇尔”（deutscher Michel），患上了“德国病”。
其实这个道理本来是非常简单明了的。倘若决定一种文化的形态和特质的因素是种族和遗传的话，那么所有日耳曼民族的文化都应该相同，至少是很接近。但是事实证明，各日耳曼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相当大，这就充分反驳了种族论。这些事实都说明一个道理：文化植根于历史。
三
德国的文化也是由德国的历史打造的，是德国历史的产物。德国的地理因素和历史传统共同作用，使德国的历史走上了一条另类发展的道路，但是这条“德意志特殊道路”（der deutsche Sonderweg）带给德国的更多的是不幸与灾难。与孤悬海外的英伦三岛恰恰相反，德国处在欧洲大陆的中心地带。中间位置（Mittellage）、“身处欧洲中央”（mitten in Europa）这一地缘政治的因素，给德国的历史发展带来了与英国完全不同的机遇。
德意志人口众多、幅员辽阔，这样一个“大块头”与欧洲历史上“力量均衡”的原则格格不入，显得不合时宜；所以这个“不合时宜的大块头”势必让其邻国时刻惴惴不安，所以德国就注定要与欧洲对抗。对抗的结果就是德国陷入或者去征服，或者被征服的怪圈之中。
此外，德国内部的自然地理也极不利于形成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这种领土的自然的碎片化极其有利于政治的分裂，却极不利于国家和民族的统一。统一，这个对于许多民族来说本来不是问题的问题，却成了德意志发展的紧箍咒。中世纪及早期近代的德意志，不但受到碎片化的负面影响，而且还受到德意志地理的另外一个不利因素的限制，这就是德国基本上没有天然的边界线。历史上，德国的外患主要来自东西两面，而对于德国生死攸关的东部和西部却恰恰没有天然边界。这种格局造成了战争中德意志两线作战的局面，只有在东西两线中的一端出现问题，导致其对手力量不支时，德意志才获得机会，所以德国的统一才会举步维艰。1871年德国的统一是这样，1990年的两德统一亦是如此。德国的政治地理和自然地理，成了德意志民族发展的拦路虎。
而德国的历史发展的内部条件，也同样极不利于一种良性发展，其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民族统一受到阻碍，民族国家迟迟未能出现。民族的不统一，给德意志民族造成了一个致命伤，后来许多问题的出现，都是源于民族国家的迟到，例如德国人的民族认同问题。
1世纪，罗马帝国大举进兵征服日耳曼尼亚。但是罗马帝国只征服了日耳曼尼亚的部分地区，莱茵河以东、多瑙河以北的广大日耳曼地区没有被罗马人征服，导致日耳曼地区的部分罗马化，这造成了后来的德意志文化上的不统一。16世纪德国宗教改革后，曾经被罗马占领和统治过的地区，大都接受了天主教；而没有被罗马征服的地区大多则改弦易辙，接受了新教。根据“教随国定”的原则，中欧、西欧国家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国家一种信仰，唯独德国出现了“一国两教”的局面，这种信仰分裂就与部分罗马化有着极大的关系。
在德意志王国和神圣罗马帝国、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长期没有建立起王位和帝位的世袭制，政治权力的转移遵循着日耳曼人选举制的古制。“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每一个实力特别强或是比较弱的诸侯都有可能登上皇位。这样一来，德意志的众诸侯们便对于王位和帝位虎视眈眈，展开了长期的争夺战。王位和帝位的争夺不但消耗了各诸侯的力量，也使中央集权国家难产，“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成了一个“虚君”。为了获得诸侯们的支持，各朝皇帝不得不对诸侯们一再做出让步：“在不断增长的困境中，王国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放弃其权力，直到施陶芬家族与威尔芬家族在争夺中耗尽了帝国最后的一点资源，在得到拥有教皇统一的权力支持的皇权和割据势力的强权面前败下阵来。”[3]
由是，德意志的邦君们势力不断增强，中央权力则不断削弱，封建割据直接阻碍了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建立。这种封建割据又得到了领土碎片化的助益，加深了德意志的政治分裂及文化分裂。其结果是，德意志的统一步履维艰，民族国家姗姗来迟。在文化上，德意志产生了一种分散型的文化生态，与法国的巴黎、英国的伦敦那种以大都市为核心的集中型文化生态截然相反。于是德国历史就产生了一系列的怪象，例如历史上的德国既没有一个全德意志的政治中心，也没有一个全德意志的文化中心。这也才给予了魏玛这样一个弹丸之地以天赐良机，使魏玛这样一个蕞尔小邦竟然得以成为德意志的文化中心和精神中心。魏玛的成功反衬出的是德意志的悲哀。
普鲁士崛起之前，德意志的封建割据导致各个邦国单凭一己之力没有力量统一整个民族，而各邦国之联合却又何其难哉。碎片化的政治格局导致每个邦国的力量都不足以抗拒罗马教廷，德意志在与教廷的关系中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在邦国彼此的争斗中，每个邦君都想得到教皇的支持，以扩展自己的力量。这样一来，罗马教廷在德国就获得了极大的影响力，宗教改革的历史便证明了这一点。教廷需要钱财之时，便向各国征收税款。但是欧洲其他国家可以向教廷说不，因为这些国家和地区在向着统一的民族国家的路上走得早、走得远，有足够的力量拒绝教廷的掠夺。而散碎的德意志却没有足够的力量同教廷分庭抗礼，相反还想要获得教皇的支持，在世俗政权与教权的较量中当然处于下风。所以德意志才成了教皇的聚宝盆、“教皇的奶牛”，赦罪符或曰赎罪券才会泛滥于德意志，激起了德意志的反抗。
在德国历史的发轫期，德意志曾经两度辉煌。奥托大帝和巴巴罗萨大帝统治期间，德意志也曾称雄欧洲，俨然是欧洲的“天朝上国”。但是此后的德意志却跌进“中部位置”的宿命，一蹶不振，一而再再而三地成为欧洲的战场。长期积弱的历史进程，给德意志人的心灵打上了一个悲情的烙印，形成了一种悲情历史的意识。屈夫霍伊塞山的巴巴罗萨传说，便是这样一种悲情历史意识的真实写照。而当19世纪初德意志民族意识爆发之时，这种悲情历史意识便转化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导致德国历史走向歧途。无论是德意志的地理负担还是历史负担，其最重要的后果就是德意志民族国家的迟到。这个迟到引起的后果，至今还在影响着德意志民族。
四
民族国家的迟到，使德国的政治发展滞后，不但使民主政治姗姗来迟，政治、社会迟迟未能现代化，而且与此相应的政治文化的发展亦是步履蹒跚。政治文化滞后的表现之一，是德意志民族的国家—民族认同缺失。这个缺失的后果是严重的，德国一系列重大政治文化的问题都与此有关。德国历史上长期的封建割据，造成了小邦政治，政治版图严重碎片化，德国也被称为“打满补丁的地毯”（Flickenteppich）。德意志土地上，没有一个德意志祖国，只是散落着大量的诸侯国。在这种政治环境里，影响德意志人生活和意识的政治实体、经济实体、文化艺术的都是各个邦国而非整个德国，德意志人所认同的也只是各自的邦国，他们只知有邦国，不知有德国，德意志、德国与他们的生活无涉，所以他们的祖国只是他们生活于其中的邦国或城市，所以歌德才会说出了那句刻骨铭心的感叹：“德国在哪里？我找不到这个国家。”[4]在这种纷乱的局面下，民族认同是无法形成的，德意志的民族认同就这样缺失了。
正是由于这个缺失，从古至今，德意志民族就热衷于画民族自画像；正是因为对自己的特点不清楚，就特别想要搞清楚，所以德意志人才会热衷于对自己民族的特点进行描述。这种冲动的后果，催生了一个在德国经久不衰的研究课题，即“什么是德国（式）的？”（Was ist deutsch？）、什么是“典型的德国式（人）的？”（typisch deutsch）。特别是18世纪以来，无数德国哲人、思想家、作家、音乐家及政治家都孜孜不倦地试图给出自己的答案。所以画自画像的本质，就是建构民族意识，而其目的则是建构德意志人对其民族国家的认同。缺乏国家—民族认同，是德国最严重的病症，因而也是“最德国的”，所以对于“什么是德国（式）的？”这一探讨本身就是最德国的。
1871年，德国依靠俾斯麦“自上而下的革命”总算把多数德意志人统一在一个国家里，德意志民族的第一个民族国家总算到来。虽然迟到了，但是毕竟还是来了；虽然这个国家并未得到所有德国人的热爱和认同，但是在打造民族国家的路途上，德国人毕竟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但是好景不长，统一近四十年后，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败北，德意志帝国——德国人的第一个民族国家——也灰飞烟灭，德国人的认同对象不见了、没有了。1919年，魏玛共和国在艰难中诞生，却得不到多数德国人的拥护，很快就在纳粹的凯歌声中走向末路，也没有给德国人提供一个实现民族认同的机会。当1933年1月31日第三帝国走上德国权力的顶峰之时，被民族主义激发起来的国家和民族认同不但出现了，而且甚嚣尘上，走向极端，德国的民族认同问题似乎解决了。但是纳粹的“千秋帝国”不过存在了13年便一去不复返，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德国人站在满目疮痍的国土上，心灵也沦为一片废墟。面对战争和道义罪责，从第二帝国建立开始时艰难建立起来的民族认同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德国发动了战争，造成了数千万生灵涂炭，德国实施了种族灭绝政策，六百万冤死的孤魂在哭诉。面对着这样一个国家，许多德国人无法与之认同。所以“当德国人”（deutsch sein，Deutscher sein），这个对于其他许多民族并不存在的问题，却困扰着德意志民族，德国的国家—民族认同遭遇了历史上最大的挑战。而且随着德国的东西分裂，统一的民族认同不复存在，认同之路更加崎岖。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直至20世纪80年代，“您爱德国吗？”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在德国却会引发普遍的争论。“作为德国人，您感到自豪吗？”这样一个问题，也会令德国人尴尬。
在长期的民族认同缺失乃至危机中，德国人的爱国主义遭遇尴尬。说到爱国，那么爱的是哪一个德国、什么时候的德国？是爱这个国家的什么？这些问题就有可能被提出来，作为限定和修正。于是乎，在其他国家本不成为问题的事情，在德国却成了大事。特别是国旗、国歌等国家符号，更是命运多舛，一些政治文化中的怪象也生发出来。一时间，德国成了一个没有国歌的国家，在国际活动中需要演奏国歌时，只得用些流行歌曲来搪塞；一时间，德国人对于自己的国旗产生了极大的争议，一个国家里悬挂两种标志国家的旗帜，使得德国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双旗镇”。
对于德意志民族而言，既然民族认同缺失，其他形式的认同便兴旺起来。因为无论是一个个人还是一个群体，总是需要认同的；一个民族更是需要稳定而强烈的民族认同。民族认同的缺失，会造成严重的民族心理问题。既然民族认同缺失、至少是淡漠，那么各种认同的替代品就层出不穷。或者说，许多在低层次意义上的认同就被拔高，以弥补民族认同的缺失。所以在德国，因为民族认同出了问题，所以地域认同、行业认同、职业认同、社团认同、足球队认同等其他形式的认同便空前强烈，德国人便创造出了一种“创造性的忙碌”（tüfteln），使德国成为一个“工程师的民族”。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德国的经济奇迹、技术发展和经济成长却也得益于民族认同的缺失。
由此可以看到，认识这些现象及其根源既不容易又很重要，一则这个现象的成因复杂，只有从德国的历史进程中才能找到答案；二则如果对此缺乏了解，就很有可能误读德国，轻则在与德国人交往的过程中势必产生不必要的误解，重则可能因为判断失误而导致严重的后果，所以这个问题理应在德国文化的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注释
[1] Christian Graf von Krockow：über die Deutschen，München：List Ta-schenbuch Verlag，2001，S.71.
[2] Geert Hofstede/Geert Jan Hofestede：Lokales Denken，globales Handeln，München：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2006，S.159ff.
[3] Franz Schnabel：Deutsche Geschichte im neunzehnten Jahrhundert，München：dtv，1.Auflage，1987，S.82.
[4] Goethe/Schiller：Maximen und Reflexionen zu Gesellschaft und Geschichte，in：Goethes Werke，Bd.Ⅻ，5.Auflage，Ausgabe，Hamburg，1963，S.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