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史学”的意义

司马迁以降较正式及完整的中国史籍，可以划分为古史与今史，就体裁而言，前者盖指编年体，后者盖指纪传体。事实上，体裁之异，其背后实有观念意识乃至研究方法之变动以作支撑，否则古史学自司马迁以迄汲冢发掘，其间沉滞约三个半世纪，虽有荀悦撰《汉纪》而无以挽狂澜，此事实难以理释。反过来看，所谓“今史”也者，在当时实即相当于今日之所谓“现代史学”或“新史学”。这种史学有别于“古史学”或“旧史学”，由司马迁开创，好事者继起，然后由班固改创，陈寿遵承，乃至东汉政府取之以为国史修撰的新体，民间、官方，风起继作，于是得以横扫史坛，驱逐古史而取得“正史”的地位。从开创以至继起改创，实际上已得视为一种学术运动。这种新史学运动因何观念意识以开创发展，凭何条件而获得史学上几乎定于一尊的地位，并使史学得以成为传统学术的大宗？此诚值得深思求解者。

新史学运动从开创至奠定，实非朝夕可蹴之事。司马迁在西元前1世纪前期撰《史记》（以下视论述情況而还称其《太史公》原名）而卒后，如班彪所言，“好事者亦颇著述，然多鄙浅，不足相继”。这些“好事者”事实上包括了大儒刘向、刘歆、扬雄，甚至班彪在内，积此许多继起努力的经验，然后始有西元第一世纪中期的班固改创。班固改创之功得到东汉政府认可及采法，遂为以后的政府及民间史家所遵行，殆四史（《史记》《汉书》《东观汉记》及《三国志》）陆续完成，新史学始得实际的奠定。两晋以降，“自是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作者尤广，一代之史至数十家；唯《史记》《汉书》，师法相传，并有解释”，^[1]洵洵乎其盛矣。

据上所述，新史学运动三百余年间实可分为两期，由司马迁以至班彪为前期，是开创模仿之期，由班固以至陈寿为后期，是改创奠定之期。此运动不但使新史学之纪传体著作得以奠定及几乎独尊，抑且其观念意识更带动了两晋以降史学其他方面的发展。推本溯源，不禁要问：司马迁为何开创此一新学术？它是如何被开创的？关于这问题，日人内藤虎次郎就学术上的统一趋势提出解释，比较偏重了时代环境的刺激与司马迁的反应之关系。^[2]诚然，“刺激——反应”的理论可以用之于解释此问题，但并不完全，盖司马迁主观之创意也不能忽略，故下文即由此入手以专作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