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司马迁透过其父所表达的意念
读《太史公自序》（以下简称《自序》），知司马谈对其子的撰述《史记》具有甚大的启发影响。这些启发影响，奠定了司马迁的历史观念与意识，而与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和遗嘱有关。因此，司马迁特别将此两段言论记述下来。[3]
先秦诸子之学均为“私学”而无称“家”者，将包括儒学在内之诸子学统称为“百家语”，殆自李斯建议焚书始。司马迁于《自骗子》末段之子序中，谓历史文化的发展，至周而废弛，秦朝拨去古文、焚灭诗书，使图籍散乱，文化遭劫。俟汉兴，而始“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集於太史公”云。司马谈时为太史公，得以广泛读书，因而归纳六家以论其要旨，其动机盖谓“愍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师悖”，因而他要对此六家做一反省批判，以启示当代及后世学者。在其思想中，阴阳、儒、墨、名、法五家各有优劣，而推崇道家，这已是众所皆知的事。然而，照其观念推下去，此六家皆“务为治者也”，只不过是“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罢了，是则推崇道家即无异表示道家融合了诸家优点，而最能为治了。司马谈此一看法，后人或误以为司马迁的观念，遂从扬雄、班彪之徒始，严厉批判司马迁“是非颇缪於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为此而为司马迁辩护者亦已多，姑勿论之。要之在此值得根究的，乃是司马谈在何种意识下而有此论著，其对如儒家的最后认知如何，为何能影响其子？解答这个问题诚非易事，必须与其遗嘱作比较，庶可得之。其遗嘱对本文的论证有大用，兹录之如下：
太史公（司马谈）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常显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於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
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於事亲，中於事君，终於立身；扬名於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
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
司马谈论著六家要旨背后的精神意识，可由其评论周公与孔子的言语中发掘。他称颂周公，实由“孝之大者”为出发点。《孝经》云：“立身行道，扬名於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周公能立身及行道，并从而论歌宣达其祖考之德风，使自己扬名于后世，而祖考亦因之以显。因此，其论著六家要旨，遗命其子“无忘吾所欲论著者”，基本上即由大孝扬名的成名不朽意识出发，亦即孔子所谓的“君子疾没世而名不显”意识。
其次，周公行王道、宣德风是开创历史文化之伟业，后至孔子之世，已然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之继起修旧起废，即修礼乐而起王道之谓，表示孔子已经得到王道，而透过六艺，将此伟业承传下来。在司马谈的意念中，孔子之历史文化事业，是一种传达大道，承前启后的大事业，向上继承传统，向下开展文化之新生机。他所论著的六家，实即自孔子于获麟绝笔以来，四百有余岁战乱之世的主要学术发展。按：诸子开创其私学之初，常各引对其学说有利之史事以为助证，即前章所论之随意“用史立说”是也。此对历史之所以必须为真或近真，已然有所伤害。及至此时经四百年战乱之世的发展，诚如李斯之言，其第子们“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4]也就无异谓子学所道之古益更虚言乱实，以故司马谈既认为学者不达六家的要旨，各习师说而惑于所见，因而“愍”之，于是遂有推原诸子、整齐杂语之思想意识。就此点而言，他是与孔子修《礼》《乐》、论《诗》《书》、作《春秋》的思想意识相通的；只是孔子当时的学术在王宫六艺，而司马谈此时学术并不局限于此，而为私学六家罢了。换句话说，他之论著六家要旨，实有综合批判四百年历史文化，以启来者的传承意识。
行文至此，在这里又有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司马谈既是尊崇道家的人，何以他又向其子推崇周公和孔子？这个问题比前一问题更不易解答。最直觉的答案乃是：汉武帝此时独尊儒术，罢黜百家，所以他因应时代的趋势而改变。然而这个答案对睿智而有主见者如司马谈，似是不甚适合，而司马迁也未曾明确表示其父有此学术思想上的重大改变。也就是说，司马迁并无表示其父因时代思潮的改变而改变其学术，更未表示其父晚年乃至死前对儒家有发自内心深刻的觉悟，因而改变了其向之所学。所以，此问题只得从司马谈对孔子与儒家所持的认识及评价方面入手求解答。
司马谈批判云：“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亦即承认儒家的政教功能，但批评其学术范围的博大以及学习过程的劳苦，因而判定“其事难尽从”。如何博而寡要、劳而少功？他稍后跟着解释说：“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他对儒家的全部批判如此。在此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六艺所代表的儒家，本质上并无反对、排斥及轻视之意；然而既云“六艺经传”，即是针对此时已然经学化乃至灾异化之六艺学。据此，表示他似乎有将孔子与儒门弟子分开看待之意，以故对开创六艺的孔子不仅无意非难，抑且反而推崇其将古史学开创为六艺学。这表示了司马谈之思想锐利，不仅不是一个党同伐异、抱残守缺的门户狭隘者；相反的，他实为一个心胸开阔，能够兼容并蓄的人。其胸襟对其子影响甚大，因而司马迁为此竟被扬雄、班彪之徒所批评，其故在此。
司马谈推崇道家而不排斥儒术及其他四家，而且对儒家也有所表扬，这种兼容并蓄、论而不排的胸襟气度，绝不似孟子之排杨朱而尊孔子。对司马谈本身而言，此即使他能够进一步的认识孔子，并能客观地评论孔子之历史地位和评价其文化成就之意义；对其子而言，司马迁之所以能重新认识儒家，以继承孔子的学术文化事业自居，实即承受了其父的影响和启示。因此，尽管司马谈推崇道家，但他却不勉励其子效法黄帝、老子之术。相反的，儒家所推崇的两位圣人——周公和孔子——在历史上的地位和文化上的价值，并用以激励其子继起效法，此诚司马谈极具历史意识的表现。因此，司马迁乃于《自序》特别强调云：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於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司马谈遗嘱中尚有另一种极强烈的历史意识，可以上通于晋董狐及齐太史，此即职守意识及由此续发衍生出来的身系历史文化存续的自觉意识。他意识到四百余年来战乱之局，已使史记放绝，天下历史文化已至不绝如缕的境地。太史是史官，论载史文乃其职责所在，若不论载而使之废绝，实为史官失职。[5]他本来即有整齐各家学术的高尚志向，又意识到自己在此关键时代而身为史官，历史文化的存续即系之于自己一身，因而正是自己当仁不让的时刻。对他来说，似乎整齐各家学术固为一种使命，然而他身居史官，在此紧要时刻必须使史官举职，以存续天下的史文，此使命较前者更为重要，而且也涵盖了前者。明显的，这种强烈而沉重的身系历史文化存续之使命意识，并不是每一个史官都能有此自觉。正唯司马谈有此自觉，所以才感觉到己之将死，而史文论载弗能完成，是以内心甚惧焉。在此困惧情况之下，遂切嘱其子“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汝其念哉”！
假若大学者皆有法外心传，司马谈之遗言，实即为中国传统大史家的心传，其子之开创史学影响极大。总括来说，司马谈的心传，主要是一些主观自觉的历史观与思想意识，包括：第一，史官（史家）的职责为保存历史文化，历史文化之存续与否即端系于此，因而史官（史家）不能失职，不能回避，须当仁不让。第二，历史的撰著不仅只是“述往事”，“述往事”仅是史官（史家）的职责，而优秀的史官（史家），其美德和功能即在能进一步的“论”，透过论述以究明道理。第三，这种整齐学术、论载史文之事业，是一种本身即足以使作者得以立身扬名的事业，是追求不朽生命的立言事业；透过撰史以追求成名不朽值得鼓励，有理想的史家应该具有此意识。第四，透过这种学术，史家能够经世行道（请阅后述）。除此四点之外，司马谈在此两段言论之中，表达了一个大学者必须有胸襟开阔、兼容并蓄的器识；他不因道家的清静无为而忘记了周公、孔子的人文化成，也不因道家的绝圣弃智而忽视了明贤忠义。
上述即是司马谈切嘱司马迁无忘的“吾所欲论著”。所谓“吾所欲论著”，盖兼指所欲论何，与所欲以何（观念意识）作论著，及所欲论著之目的三者而言。司马迁自述其当时的表现，说“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单就这句誓词而言，司马迁显然已答允了继承其父的志业。
司马迁既叙述了其父欲论著的观念意识，并答允了继承其父所欲论著的学术事业，是则上述的观念意识，对司马迁来说，应当是了解体会得最亲切不过的了。至于他是否完全接受而扩充之？诚值进一步的加以检讨。
先就上述的第一点观念意识来看，司马迁“父子相续纂其职”，故由其最后所撰就的《史记》，原取名为《太史公》，隐然有父子一体，共同立身扬名之意，此为大孝之表现，难怪郑樵于《通志总序》痛批班固不继父志而专事剽窃，因而有马龙班猪之剧论。就此而论，司马迁是实践其父思想意识的。《自序》又谓父卒三岁而迁为太史公，身为史官，遂开始
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后虽被刑而改官中书令，不在其位，但仍云当代史事不能宣布，有司之过也；声言“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是则司马迁已由职守意识延伸为身系历史文化存续之使命意识，笃行其父之根本意识甚明，可不待缀辩。
司马迁因“先人尝掌斯事”而显，当此关键又“父子相续纂其职”，无论从存续历史文化、继承先业、尽忠职守等任何角度看，皆对此无可回避而应当仁不让，是以连称“至於余乎！钦念哉！钦念哉！”对使命意识之强调于此可见一斑。当此意识充塞于内心之时，虽受极刑下辱，亦仍能支持其隐忍偷生。司马迁在其《报任少卿书》中对此即有说明，谓其之所以忍辱苟活，“事未易一二为俗人言也”，“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泰山，或轻於鸿毛，用之所趋异也”。他用其生命追求一种更高之目的；历史文化存续承传的完成，显然是其中最高之目的，至于后文提及的“通古今之变”则是其学术最高之目的。他自谓忍辱不死是“恨私心有所不尽”者之一点，而此即应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点私心。
上述的第二点及第四点观念意识，须留待下节讨论《春秋》时一同观察，始能更为清晰。若单就其誓词所谓“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之“论”字看，显然表示司马迁对此是认同的。
至于第三点，有值得注意的，即历史著作并非每一部皆能成为名著。不能成为名著或名著中之佳著，表示其著者无以安身立命于其著作之内，借其著作成其一家之言，获其不朽的生命。世之俗史多矣，他们在当时或即湮没无闻，遑论扬名于后世了。司马谈黾勉其子，不是鼓励他为此类俗史，而是指示他从事一个能立身扬名的志业。由于撰述历史是其家的世业，又是他们父子职守之所在，而且更重要的是，全面整理历史文化以究明大道，史学较其他经子学术更易为功，所以才切嘱司马迁要论载天下之史文。是则史家是否能由立言而立身，此即关系他是否能不朽而扬名，而与上述第一、第二、第四点观念意识具有密切的关系。司马迁声言其受辱不死，是为了要完成历史文化的承传绍述工作，并从而追求“成一家之言”，正是此三点观念意识的充分表现。也就是说，他具有强烈的扬名不朽的意识，并相信及希望其著作能达到此目的，尤其受刑之后，此意识之追求更为深切强烈。故而《自序》载其自我反省云：
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於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
李陵之祸是否司马迁之罪，他后来在《报任少卿书》中已有解答。无罪而受困辱，司马迁经深切的反省，遂自比于西伯、孔子、屈原、左丘明、孙子、吕不韦以及韩非诸贤圣。诸贤圣遭时厄，无罪而受困辱，遂忍受挫辱而发愤著书，目的是为了解其郁结，思通其道于世。所谓思通其道，当指思考如何透过其著作以成其一家之言，达至立身扬名之意。《报任少卿书》中，他即重述此诸贤圣之例，例前明言“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俶傥非常之人称焉”。换句话说，唯有俶傥非常之人如诸贤圣，不论他们是否富贵，或蒙受何种挫辱，皆能有所为，伸其不朽的生命，以扬名于后世。由此而论，司马迁对成名意识的体会领悟，虽因其父而得启发，但却较其父尤为深刻。
另外，司马迁尚有为其父所未强调的两种看法，而对史学影响甚大者。
第一，《自序》表明了他的历史人物选择标准，即能列入其史著之列传人物，皆应为“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於天下”者，豪杰突出之士世间不少，他们或能成立功名于当代，却未必能扬名于后世。他们中许多人需要依靠史家之笔，方能求得较长久的生命，司马迁首先提出这样的选择观念及标准，似由其父遗命他论载“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的观念引申而来，而且在意义上似较其父更为扩充开阔。不论如何，他们父子此选择标准之背后，实际上即含有“君子成人之美”，以及人物批判的意识观念，尤其司马迁为了适应人物论述批判的需求，而特意开创了纪传体，不仅较编年形式更能完整地突出人物之美恶，而使其人事迹生命与青史长垂，抑且在史学记言、记动两大传统之外，新增了记人之传统，并且成为此下史学的主流。
如此一来，司马迁遂使其史著发挥了极大的经世致用功能以及史学后患，盖读史者由此获得许多经验和鉴诫，也希望有朝一日能得名列青史，留取丹心照汗青。许多豪杰之士为了名列青史而发愤，也为了能名留青史而竟至加压力于史家；官方亦利用之以推行官方意识的政治教化，甚至为了独占此有利的工具，而将国史修撰权收归中央。在政治教化力量干预之下，司马迁本身就是第一个新史学出现后蒙受官方与偏狭经学家批评的人。这种干预长期发展下去，遂使史学变质为所谓的“帝王家谱”或“道德教科书”。此外，对治史者而言，则在两方面发生了重大的影响：人物选择必将追究到史家的价值观念和史识，而使史家有动辄得咎之感。再者，史家在外界压力之下，又必须面临史德的严峻考验。因此，独立自主的史家及其著作，如司马迁及其《史记》者，竟在中国史学史上变成凤毛麟角。至于大多数的史官及史家，大都怀有史祸的忧患意识，其上焉者或藉撰史以发挥官方的政教意识而犹未忘记史之为义，下焉者或竟至只“述故事”而不“论”人世，使正史成为“名人录”或“录鬼簿”。总而言之，司马迁的《史记》，将成名意识扩大而复杂化了。他自己因《史记》而成名不朽，并以此显其父祖先世；推而广之，又使经其选择过的人物能够与青史长存，而这些人不一定是其父所说的明贤忠义人物，因其所涵盖的范围更大故也。如此结果，遂对以后的史家、史著及一般人，均产生了观念意识上的复杂影响，导致了史学的变化。史学获得官方及民间的重视，其学术地位竟超越了子集而仅次于经，此诚为重要因素之一。
第二，《报任少卿书》云：“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於后也。”这是司马迁的成名意识由史学延伸至文学，横跨文、史两种学术之契机。刘知幾云：“史之为务，必藉於文。”[6]实深得传统史学的真旨，然而推敲司马迁之言，并无史离文而独存，文、史是两种相对学术之意。孔子云：“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就是意味在史学上，文、史实为一体，是内容与表达之分别罢了，也就是质与文之别。严格地就史学理论来看，卓越的史家是文、质俱重的，文质彬彬始是史才的表现，而其前提原则是文不能脱离质，否则即不成其史著，或是劣史。司马迁在此方面并没有系统的史学理论，其语似脱胎于孔子“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之言，但遭他将“名不称”改写并强调了“文采”此观念，而其《史记》确亦以文采擅大名，是即他已由实践表示了史才的理论[7]。
从史学史角度看，左丘明是首先实践此理论的人，司马迁不但继承之，抑且特别强调之，因而发生了重大影响。魏晋以降，文采风流、文笔优美之士，纷纷参加了操笔撰史的阵容，导致史学为之一变，以故乃有刘知幾“自古文士多，史才少”之叹。要之，司马迁的“鄙没世而文采不表於后”乃是其父所无的观念，对中国史学具有影响。究其根源，实源自其成名意识以及对史学性质和方法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