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司马迁透过论孔子作《春秋》所表达的意念
司马迁为太史令五年，与壶遂完成《太初历》，为武帝所采用。《自序》云：“天历始改，建於明堂，诸神受纪。”这是汉朝当时一件大事。天官之学，司马迁认为乃其原始的家学，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始为司马氏。至司马谈时重究旧业，学天官于唐都。《史记·天官书》云：“昔之传天数者，高辛之前重黎，於唐虞羲和……夫自汉之为天数者，星则唐都，气则王朔，占岁则魏鲜。……为天数者必通三、五，终始古今，深观时变，察其精粗，则天官备矣。”[8]是则司马迁之完成《太初历》，使汉朝改正朔，易服饰，不但有所师承，而且自许由此而究得天之运数，至今已该当新运。[9]同书太史公又云：“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三大变一纪，三纪而大备，此其大数也。”天运之数五百年一大变，此种观念先秦已然存在，例如，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秦与周合而离，离五百岁而复合；合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10]是则司马谈遗嘱谓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今汉兴如何如何，表示语有深意焉；司马迁记其此言，亦有深意焉。是以司马迁在叙述其父遗嘱，为太史而开始研撰时，慨然谓：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於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按：孟子“言必尧舜”，司马迁对他极为推崇，记尧、舜、禹事多采其言，或有人谓“尊孟子亦自司马迁始”。[11]司马迁读《孟子》而大加推崇采信，则他必读过该书最末一段语录。孟子曰：
由尧、舜至於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於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而来，至於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12]
是则五百岁必有圣人兴，后圣继前圣，闻道而特起，此一观念在儒家由孟子提出，隐然有预期孔子以后五百岁，当有闻知其道而继起者。司马迁自述开始研撰《史记》，以至改正天历、诸神受纪之际，突然冒出“先人有言”之语，意思究竟何在？《索隐》注谓：“言且当述先人之成业，何敢自嫌值五百岁而让之也。”[13]据此，则司马谈生前此言，仅是欲表示周公开创历史文化，孔子承传历史文化，至今时机已至，自己应慨然当此使命，继之而绍述孔后四百有余岁的历史文化而已。由于其父并未完成此业而卒，所以司马迁才于引用其言之后，连说“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人何敢让焉”！表示弄清楚其父之真意应该在此，而自己则欲继承父亲此志业，不敢自嫌值五百岁而让之也。假如所释无讹，则司马迁继承父业，实与五百岁当有圣人兴的观念意识无关。
不料司马迁之自言其为何继承父业，竟引起壶遂的两次质问。情况与后来班固因继承其父之续《太史公》，而被密告“私改作国史”，因而下狱险遭死难，幸其弟班超赴阙说明而始免之事颇为相似。壶遂是司马迁之同事，是他所推崇的长者。[14]似因司马迁提及上述的当期运之意识，故向司马迁提出了两个尖锐而敏感的问题。以司马迁与他的关系，壶遂之问当不至于心怀恶意，然而却正好成为司马迁澄清一些问题的好机会，是以于《自序》中不惮烦冗地做了辩述以免时难。
这两个问题其实是相关的，尤其关系了经、史之分别及史学的重要构成问题。
壶遂第一问是个简单而又复杂的问题，他是这样发问的：“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其答案几乎自孟子以来，——尤其《春秋》此时已成大经——人所周知，但司马迁对此回答的方式则饶有深意。他首先论孔子作《春秋》的背景是被诸侯大夫所壅害，意识到“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于是褒贬二百年之间的历史人事，“以为天下仪表”，其目的在“达王事而已矣”；其次乃提出《春秋》的性质和方法是辩明人伦是非，接着扼论六艺之各有要旨功能，以及由经世致用观念对《春秋》一书予以强调，最后才给予“《春秋》者，礼仪之大宗也”的结论。正唯其答案如此，所以壶遂的第二问就如此发问：“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这就无异直疑司马迁是否有意当其运而继起为圣人矣。司马迁第二次回答，再次说明孔子作《春秋》之方法为褒善贬恶；然后，声言此时为圣明时代，有司不载是失职，“余尝掌其官”，父亲也曾遗命，因此不敢推卸此史命。亦即表示其撰述之方法、背景、目的，均与孔子不同。并强调其使命意识之所在。最后则强调其所为是“余所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谬矣。”用以断言其撰述之对象、目的、性质以及方法，俱与孔子作《春秋》不同。经、史之分野，以及史学何以成其史学，即可见于此，容稍分析于后。
司马迁答壶遂第一问的开始云：
余闻董生（按：指董仲舒）曰：“周道衰废，孔子为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
这种答法，无异有孟子所谓五百岁去圣久远，后圣继起者则“闻而知之”的意思。司马迁叙孔子作《春秋》的背景、意识和目的，其实不必借用闻自董仲舒之言，因为他对此非常了解，例如，于《孔子世家》述此事云：
（鲁哀公春狩获麟后）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殁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於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於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
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於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15]
司马迁如此下笔，根据《公羊传》之外，实有另一段资料来源。即前章所引《孟子·滕文公下》所载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之言。
司马迁据此以撰《孔子世家》，以据此以答壶遂，即知司马迁确定孔子的确见世衰道微，遭受壅害，而思发愤以行道，欲声名及其道能通于后世，是为其作《春秋》的意识所在。他确定孔子透过是非褒贬的方法，以求“为天下仪表”“以达王事”，此为作《春秋》之目的。
其次，司马迁明显的指出《春秋》一书之对象和性质，是一部为规范正文教人伦而作的道义哲理的批判之书，故答壶遂说：
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於行事之深切着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辩是非，故长於治人。……《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君父臣子）不通於《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
是则司马迁已清晰地指明：就学术的对象而言，《春秋》实以发明及规范人伦道德为主，所谓明王道，辨人事，礼义之大宗是也。就其性质而言，“《春秋》以道义”之意，实指此书为蕴含绝对真理之书，亦即是壶遂所谓孔子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的“空文”也。就其功用言，则是有存亡继绝，拨乱反正，而“长於治人”功能。从上述种种性质作用看，以故司马迁答壶遂，谓“君（将《史记》）比之於《春秋》，谬矣”。换句话说，司马迁否认《春秋》的对象、性质与其据所创的新史学撰述之《太史公》相同，因为《春秋》是批判性及理论性之学术故也。他特别引述孔子“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用意殆在表明《春秋》一书，其实是假借历史批判以发明其“空言”之书罢了。此意与孟子之说实相通，而于《十二诸侯年表序》有更清楚的说明：
周道缺……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於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16]
由上面之冗述，可知此时已然经学化的《春秋》已被司马迁确认为一部据义理以行王道之书，是假借历史记载形式以成之空文。正唯《春秋》的对象和性质是如此，所以此书才只能口受而不能刊见；也正唯其目的不在“述故事”而在道义法，故受者才会因各有体认而至异端之出现，导致左丘明作《左氏春秋》，欲以统一及端正孔子的真旨。就此而言，《史记》确实不能比之于《春秋》。
司马迁透过回答壶遂的第一问，不但解答了“孔子何为而作《春秋》”，抑且解释了“孔子如何而作《春秋》”，及“《春秋》究竟为何种学术”诸问题，其目的是用以作为澄清第二问的基础。当壶遂询以“夫子所论，欲以何明”之时，司马迁答得“唯唯否否”，避重就轻的隐约态度显然值得深究。第二问似乎主要是就撰述之动机、意识和目的等方面发问的，而司马迁的回答，故意超出了所问的范围。
首先，司马迁认为传统而正当的撰著意图和方法，不仅只是偏于刺讥而已，尚且有表扬的一面，表示其著作之意图和方法，并不违反此传统。然而他之所以强调了汉兴以来的圣明，实因避忌之故，与叙述其父遗嘱而强调汉德之意识相通。《太史公》一书中，对汉朝不满，对其君臣进行“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的批判工作，其例所在甚多；司马迁自己也声明，汉兴以来将相名臣，他的处理态度是“贤者记其治，不贤者彰其事”，[17]也就是记善彰恶之意。就此而言，司马迁并不否认他具有批判的意图，只是答问时不便强调。不过，司马迁避此而张彼，他强调其撰述的意识动机，是在当今圣明而不布闻，是有司之过，“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亦即前述的使命、立孝、职守，以至自觉身系历史文化存续的史家基本意识。易言之，司马迁自认其撰《史记》的背景与意识，与孔子作《春秋》不相同，虽也兼采批判的方法，但其目的不是欲“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而是由天下史文的存废方面出发。正唯其出发点在此，所以其结论才说：“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谬矣。”
“述故事，整齐其世传”，此即经、史之分野所在。史学的对象是“故事”——人类在以往发生过的事实，与经学的对象“义法”——人类道德行为的礼义法则——显然不同。因而“《春秋》以道义”和“《史记》述故事”，其差异实可不言而喻；勉强以今日学术分类言之，一者属哲学，或者是将哲学落实于历史批判的历史哲学，一者则是地道的史学。或者说，经学追求真理，而史学则是追求真相。
两种学术对象与目的之差异既在此，则前述司马迁指出《春秋》的性质是思辨性的，是批判性的，其方法则主要是反省与褒贬；至于其开创的史学则不仅如是而已，它尚讲究论证与叙述，因而他在《自序》云：“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於兹。”表示史学是搜集史料，将事迹予以论证，然后放回历史发展序列中加以比较观察，最后将所得之结果以记录叙述的方法表现出来，让史实真相展现其真理的一种学术，可谓继承了《左氏春秋》的精神要旨而又在方法上超越之。考、论、述等方法论上的字眼，《史记》各篇章中常有强调，不必赘举。就研究进行而言，史学是考和论——考证和推论——的学术，就完成的形式而言，它是述——叙述或论述——的学术；无论如何，其特性是建立在史料证据的研究上。以故必须“罔罗天下放失旧闻”，此与傅斯年所谓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史学并非就是史料学，因此，所谓“述往事，整齐其世传”，其含义有循循有序恰如其实地记叙以往发生过的事实，将事件放回历史序列中加以整理整齐。是以其义亦符合“属辞比事”之原初《春秋》教旨[18]“述往事”三字，他在《自序》及《报任少卿书》曾三次强调过，具有尊重及遵循既往事实的客观性而加以说明的意思，下一句“整齐其世传”则隐含辨明真相、重建历史的意义。
顺着司马迁此意旨，则有另外两个问题可以获得进一步的理解：此即他不否认运用了批判方法，和他批判《春秋》是“空言”。关于第一个问题，前面已引述他对汉兴以来将相名臣的态度，是“贤者记其治，不贤者彰其事”。治之与事，其实为一，全句表示他尊重客观的历史事实加以记载说明，贤者恰如其实的记载其事迹，不贤者亦如实地表明其事，此正班氏推崇《太史公》“不虚美，不隐恶”，是一部“实录”的意思所在。透过记述事实而让事实说话；事实摆明，则善恶自见，此为司马迁进行批判的方法所在，显然也不能“比之於《春秋》”，因为关系到作者是否蓄意批判。
第二个问题可由第一个问题得到理解，即“空言”乃是相对于“实录”而言。作《春秋》，是由于“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亦即孔子先已据道义，然后才“落实”到事实层面上发挥。先有主观的思想观念，然后才控御事实加以表现，此与“述故事”的原则完全不同，《史记》当然不能“比之於《春秋》”。也就是说，太史公的史学性质是就事论事、明理合一，以致因明事理。盖他认为孔子的《春秋》主体是义法，表现形式则属史学，是以义绳事、借史明经的。在形式上他不否认《春秋》是一种史记，故《孔子世家》说左丘明“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然而实质上是“《春秋》以道义”，是一种哲理性的书。哲理的重要方法是思辨批判，相对于史学而言，比较上属于“空言”。司马迁回答壶遂第一问时，除了引用孔子自谓其文寓有“空言”之外，尚论说君臣父子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于罪恶，这些人“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这里说的“空言”，《集解》引张晏曰：“赵盾不知讨贼而不敢辞其罪也。”作者在前文即已引述此例，此实为以义绳事、借史明经之例。赵盾未弑君而却“因法受恶”，事非其实，史官却援义法而如此记述，不是“空言”，则难道是“实录”不成？窃思司马迁一再指《春秋》是“空言”或“空文”，其词之运用似无贬义，只是用以分别《春秋》与《史记》性质之不同，一属义理性质，一属事实层次罢了，这也就是强调追求真理与真相之别，亦即经学与史学之别。据此，则附带使另一问题得到了理解，此即《报任少卿书》中，司马迁曾说：“及如左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孙子兵法》和《左氏春秋》何以竟是“空文”？《孙子兵法》是一部军事哲学之书，其理犹可明。[19]至于《左氏春秋》，今人视其性质同于《史记》，皆为史学著作，何以亦成了“空文”？推司马迁之意，孔子“因史记，作《春秋》”，其实“《春秋》以道义”，是说教之书。左丘明“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其性质实为以事释义，以史传经的传经之作。传经是传阐孔子《春秋》经的意旨，其目的本在于此，不意竟然发展成伟大的史著，则是始料未及。[20]《左氏春秋》被汉人视为传经之作，故就对象和性质而言，当与司马迁的新史学有所不同，绝非他无识到不知此书为史著也。盖从史学角度言，人文变化，必从事迹史实中研求，故必经搜罗史料、考证推论的程序而始克为之，此亦为史学的独立自主性所在，与借史阐释某家学说者大不相同。《春秋》既是哲理说教之书，所以是“空文”；《左氏春秋》目的在传经，其对象是以史实解释义法，最终的追求在阐明《春秋》的哲理，故实质上是一部注释教义哲理之书，因而它也是一部阐释“空文”之“空文”。由此可知，司马迁答壶遂之问，一再认定《春秋》是“空文”，其意旨实即在划分《史记》与《春秋》两种学术的分野，明辨经、史之差异也。
壶遂与司马迁的问答，司马迁至此而止，撰史和传道原是两回事，撰史与说教今日看来显然不相同，不必赘辩，然而司马迁在此却一再论述道义和《春秋》诸问题，若非其逻辑思考发生了问题，则必然是另有一番深意。看他答得“唯唯否否”的态度，看他后来隐约“欲遂其志之思”的反省，看他发愤“思通其道”的比喻，看他“述往事，思来者”的期望，作者有理由相信他的撰述自有深意，“未易一二为俗人言”。这种深意，或许寄在当期运之时机，继往开来的整齐世传异端，创新学术——史公父子自知此非姬周王官之学——以及生命不朽之上。司马迁苟若缺乏此深意，以下两千年的史学，当难有或延宕了开创新局之望。综其问答，可用一表以厘澄其所开创的新学术与经学之差异所在，[21]而以下二千年史学，主要即承袭其创始而发展。
总而言之，司马迁在“思通其道”虽隐约其词，但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的承传以往学术下开新局的精神，与司马迁的“略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之精神是相通的，他所以不敢让焉之旨在此，于《自序》详论孔子及六艺之旨亦在此。至于他的新学术，其目的、对象、性质与方法均与《春秋》不尽相同，体裁更不必论，此自是他的创始，就史学史角度看应是“作”而非“述”。他声言“余所谓述故事……非所谓作也”，是指内容之客观性而言其当时的心态应与孔子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时殆亦相通，盖既作之矣，复谦逊之，《报任少卿书》所谓“仆窃不逊……诚已著此书”，即此之谓也。由此可知，就精神观念乃至意识方法而言，孔子—左氏—史公实有一脉相承而又不尽相同之外。然而，孔子删诗书礼乐而分为六艺，以存人文化成，而“天下之文”；史公承此观念，一再强调六艺，遂本诗书礼乐之际而八书于一著，不仅精神观念与孔子相通，内容之广大更远甚于左氏，难怪郑樵极赞此二人，而许史公“能上稽仲尼之意”矣。[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