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古史学的萌发与流别

今之所谓“历史”，是指人类在过去特定时空所发生之事物象。而过去则是当下刹那之前，上限延至宇宙开创之时，因而宇宙万物皆各有其发生、发展之历史，特人类特别注重其群体之历史而已。就此而论，鸟兽鱼虫的确各有其历史，只是并非为人类特所注重之历史罢了。然则，人类凭何知其群体共同记忆之历史？答曰：上古靠口传，稍后靠文字。

《尚书序》云：“古者伏牺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此盖相传之说，以故注疏纷然。要之，文字创造以前，口述语传确为记忆传递之方式，晚近无文字之民族仍皆如此；然而中国远古曾否有过结绳之政，甚至如《郑注》所言“事大大其绳，事小小其绳”，则宜存疑。即使有过，则各大小之绳结犹需口传而说明之，而凭此以记忆之诸事，则仍不免易忘易乱，难言记忆之可以共同。

正因文字创造以前口传为记忆传递之方式，故风雅之诗，誓诰之书，后世史所记之事，在出现文字记录以前，多为口传之辞，而皆是传述某人或某群人在特定时空所发生演变之事物象耳。上古之书为王者诸侯之言，诗则杂有民间之语，待文字发明后而皆为“史”所记。^[1]依章学诚所谓古者“言事一致”之义，^[2]则古人所言所为之内容，固皆为过往发生之历史事实也。据此理，则集群言而编为《书》，集众语而纂为《诗》，使读之者能知较具系统之往事变化，是以读《书》《诗》即为读历史，而《书》《诗》即为史书，章学诚所谓“六经皆史”，由此解读始得其是，章意于此处固非指六经皆史料而言也。至若单读其中某篇某章，其意义无疑是读史料，而透过读此史料得以知过往片段之史实，所谓多知前言往事，多识鸟兽鱼虫，盖此之谓。因此，就“史学”而言，读《书》《诗》诸经不本于读史书之心态，而出于读史料之心态，则虽能多知前言往事，多识鸟兽鱼虫，其效亦不过如孔子所谓之“虽多亦奚以为”耳。

众所共知之记忆当非群体之小事，《易系辞》谓“上古结绳 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此之所谓“治”，亦即《尚书序》所谓之“伏牺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 之‘政’”，盖指古者王天下之政治，也是孔子近世所谓“齐桓晋文”之事。就此而论，群体透过诸经所传知之共同记忆，盖指五帝三王时代封建贵族阶层之共同记忆，初非谓全民之记忆。

《左传》成公十三年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故其书所述多为祀戎诸事。此等诸事既为王侯之事，因此皆是王官（史）所载，私家无以为述，以故孟子谓“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矣”。按：《春秋》所载“齐桓晋文”之事不难理解其所以为“史”，但对《诗》则不然，若不重视雅、颂则不易理解。实则自商颂以至大、小雅诸篇，多咏殷、周王迹，而诸国风也不能谓与王迹无关，所以孟子才有此言。诗之所咏既为王者之事迹，故即是王者之历史，而先为口传，终为史官所记录者，因此，中国历史之记忆，从开始即为口传性质之贵族政教史，其后始折为文字之记录，此即“其文则史”，观念至孟子时犹明；章学诚《书教》篇所论，反致混迷矣。^[3]

过去特定时空所发生之事物象既为王官所载，而王官所载之事物象即为后世之所谓历史，则此“王官”究为何官？

殷世尚矣，于甲文见有贞卜之辞。《尚书·洪范》载稽疑则命卜筮，《孔疏》云：“国之大事，先筮而后卜。”盖此卜筮诸人或即是殷之贞人。司马迁于《报任少卿书》中，谓“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4]而此诸官据《周礼》则各有职掌司存，皆为春官宗伯——掌祭祀文化——之属官。虽然，但卜筮是一事，将卜筮结果记录又是一事，而掌记事者则为史官。同理，《汉书·艺文志》论九流十家各出于王官而各有司存，则此司存所记殆亦出于史官，此理若明，则章学诚于《文史通义·书教》篇所谓记注有成法而各存于有司之解释，始能得以明白。

《说文》云：“史，记事者也，从右持中。中，正也。”盖指“记事者”持“中”而记录之事。至于“中”之为字，于甲文、金文像册、算乃至钻之形，今人解释莫衷一是，姑不赘引论。然而汉末许慎谓“中，正也”者，其说殆是本于属辞比事之“春秋教”，甚或是西汉以来之“实录”史学观念，而作引申解释欤？盖因《说文》解“正”字为“一以止”，殆即今日所谓是什么就是什么、记述一如其事而止之意，也就是持正确、中正之态度，适如其实以记事之意。“属辞比事”之“春秋教”旨正含有此意（说详后论）；而刘向、扬雄之徒称赞司马迁撰《太史公》，谓“其文直，其事核”应即此意。而章学诚于其《书教下》，谓“夫史为记事之书，事万变而不齐，史文屈曲而适如其事”，盖得此旨。不过，证诸孟子所言之“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可知事由齐桓晋文为之，文则是史官所记，而事文内蕴之历史意义则为孔子所取，义解甚明。因此，许慎所谓“史，记事者也”，应解作“记事者”，此史官而言，而非指记事之文；史指为记事之文，则盖为引申之义。

若是，则殷之史官不得而详，周则详见于《周礼》。《周礼》或许为周秦间所编成，要之论姬周史官则不能不参考其所载。

按《周礼》：教育之职，掌于地官司徒。司徒属官之保氏适当其任，所谓“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是也，周代文字之官由此培养；然而记录及掌理文字之官，则事归春官宗伯所属之五史。因与下文论证有关，兹略赘录《周礼·春官宗伯》所载五史之职掌如下：

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国之治，掌法以逆官府之治，掌则以逆都鄙之治。……凡邦国都鄙及万民之有约剂者藏焉，以贰六官。……正岁年以序事，颁之於官府及都鄙。颁告朔於邦国。……大祭祀，与执事卜日。戒及宿之日，与群执事读礼书而协事。祭之日，执书以次位常。……大会同朝觐，以书协礼事。及将币之日，执书以诏王。……大丧，执法以涖劝防。遣之日，读诔。凡丧事考焉。小丧，赐谥。凡射事，饰中舍筭，执其礼事。

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若有事，则诏王之忌讳。大祭祀，读礼法，史以书叙昭穆之俎簋。大丧、大宾客、大会同、大军旅，佐大史。凡国事之用礼法者，掌其小事。卿大夫之丧，赐谥读诔。

内史掌王之八枋之法，以诏王治：一曰爵，二曰禄，三曰废，四曰置，五曰杀，六曰生，七曰予，八曰夺。执国法及国令之贰，以考政事，以逆会计。掌叙事之法，受纳访，以诏王听治。凡命诸侯及卿大夫，则策命之。凡四方之事书，内史读之。王制禄，则赞为之，以方出之孤；赏赐亦如之。内史掌书王命，遂贰之。

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掌达书名於四方。若以书使於四方，则书其令。

御史掌邦国都鄙及万民之治令，以赞冢宰。凡治者受法令焉。掌赞书。

虽然卜祝等职另为属官如大卜，大祝等官所掌，不过五史所掌诸般典籍文书，实已包括各种法令与礼仪，史记与诰令，历书与卜筮，以及四方之书史与三皇五帝之书等。五史备掌王者之典，故周之礼法亦备见于五史。鲁为许行周礼之国，难怪韩宣子来聘于鲁，于太史处观书，能见到《易象》与《鲁春秋》，并叹“周礼尽在鲁矣”。^[5]至于孔子据鲁史而修《春秋》，所仍者乃是此套王制法则，以故被孟子之徒称为行“天子之事”，终而将古史学引向经学发展，其端在此（详见后文）。引文所谓诸史官掌法掌则以逆治赞治也者，盖其并非执政之官，以故只能以所掌典籍所示之礼法，以接赞行政之官署，所谓“以贰六官”“以诏王听治”“以赞冢宰”是也。《周礼·天官冢宰》载云：

大宰之职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国：一曰治典，以经邦国，以治官府，以纪万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国，以教官府，以纪万民。三曰礼典，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四曰政典，以平邦国，以正百官，以均万民。五曰刑典，以诘邦国，以刑百官，以纠万民。六曰事典，以富邦国，以任百官，以生万民。

显示王官诸典，典理与执行各有司存，教之文字亦另有司存。司马迁于《太史公·自序》中，谓其父“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又谓汉兴“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正是姬周史官掌理书典法则以赞治之遗制。班固复于《汉书·艺文志·六艺略》中，谓“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汉兴，萧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则是因姬周史官既“掌叙事之法”，以故由太史考课文字，课最者乃得为史之遗意欤。

就诸史掌理官典而言，诸典皆为王者之政典；就官典是官方执行之依据或纪录而言，则孔子取材于此而删定之《诗》《书》《礼》《乐》《易》《春秋》，实皆为王者行事之迹。因此，章学诚于《易教上》，开宗明义“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按：“六经皆史”是因其为史官所记载所掌理之先王政典，是言事一致、曾经发生过之王者实迹，以故后世所谓之“六经”，应是孔子承传古史学的记载，编为各种王侯实迹之史书，实为中国文献主义史学之所由起，而非指今日所谓之史料。孔子如此编书，与其承传周道以及尊重历史文献之客观态度有关，此即司马谈遗嘱其子，谓“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之修旧起废是也。司马迁引其先人所言，谓欲“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6]意亦在此。孔子此举，显与诸子用史立言——即以史为我所用、为我立说注脚——的相对主观态度方式不同（详见后文）。然而，章氏又有“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之说，于此不可不辩。其辞原文略谓：

愚之所见，以为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六经特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训者耳。子集诸家，其源皆出於史，末流忘所自出，自生分别，故於天地之间别为一种不可收拾、不可部次之物，不得不分四种门户矣。^[7]

此所谓“四种门户”，盖谓经、史、子、集之四部学术。按：暂不论古人之学术分类观念及其演变，单就中国上古有官学而无私学之事实而论，则后世四部学术皆出于王官之学，可以无疑；然而，观其所谓“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一语，殆指六经未出以前之所有著作而言也，是则上古学术真相恐不尽如此。盖章氏鄙视编次成书之史纂，而不视之为史学，治史学史者已多知之，可见其对“著作”之界定相当重视。不过，章氏于《书教下》曾详论古代史官所为有撰述与记注之分，而谓“诸史（指史官）皆掌记注，而未尝有撰述之官”，而于《诗教上》更明言：

古未尝有著述之事也。官师守其典章，史臣录其职载，文字之道……未有不用之于政教典章，而以文字为一人之著述也。……六艺存周公之旧典，夫子未尝著述也。

是则假若著作是指著述或撰述而言，而上古却未尝有撰述之官，孔子亦未尝有著述之事，则孔子以前何有“著作之林”？假若著作仅指记注而言，非指著述或撰述，则盈天地间之文字记载，仅是王者之实迹以及政典，充其量皆为“史”，而所谓“皆是史学”云乎哉？由此言之，上古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官所记之文，孟子所谓“其文则史”是也；而此史文即为史学所炼取之泉源，所凭借之基础，史学由此而生。因此，章氏所言失诸过当。其所以失诸过当也者，盖未究明史官、史文以及史学之关系。按：作为王官之史官，必先有所学于礼法典则者然后始能为官，故其所记之史文必寓有所学所思，此即史学所由生。史学既为史官学而思之活动，本身则不免有所“作”，如董狐之记赵盾弑君即可为例。其后孔子之所谓“修旧起废”，就是学思于史官之所学所思而为之；且史文浩繁，孔子显非全存周公之旧典而为之，而是在修起之际必有所选择。当孔子于旧典之中“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之时，斯则必有其自己之学思存焉。因此，史官虽守其典章而记事，但所记之文不免寓有其学思，是则古史官无异尝有著述之事，恐怕其间仅有轻重强弱之别而已，由此解上述章氏之言，或亦勉强可通。孔子据旧典“修旧起废”，选择适当史文而从之，无异亦有所著述也，盖选择本身即存有思考判断。至于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於我老彭。”盖自谦之辞耳。

然而，史官所记载掌理之先王政典，被孔子“修旧起废”而为六艺，后来被尊为六经。六艺之中，《诗》《书》《礼》《乐》《易》实为王者之创制，不容史官有“作”之成分，^[8]史官仅据其实言实迹而记录之耳，此即所谓“述”；独有《春秋》，原为当时史官即时所书之文，容或存有史官个人之思考，以故晚后史学之源，遂以此为主流而出。不过，孔子以前，史官依法依则编年记事，其间“作”之成分殆亦不甚强。请试论之。

姬周掌理典籍之五史，其举职之昭明显著者，莫过于须依照法、则或礼法、法令以书王言、赞王事。“史”既是官，于是中国史官之修史，可谓自可知之姬周以来，即受官方之约束。只是姬周约束史官以既成之法则礼令，史官记事须据而本之，原本从中无可“作”者，以故章氏乃谓上古史官记注有成法；后世史官则不然，约束于朝廷君相之意旨，君相意旨无定形，以故史官记载无成法，而益使所记易于伪乱真而已。其实，上古史官所记既是殷周封建贵族阶层之共同记忆，也就是出于贵族阶层之共同价值判断，而非全民各群体各阶层之共同价值判断，因此能否做到不伪乱真仍有可疑，请容下文论述“赵盾弑其君”时始予以充分讨论，此处先论古史之流别。

按：《礼记·玉藻》篇有“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之说；《汉书·艺文志·六艺略》则谓“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9]揆诸现见史料，除了《礼记·玉藻》之外，《周礼》无载左、右史之官名以及分职，他经注疏所述皆是引《礼记·玉藻》之辞，以故左、右史分记言、事之说，或许已涵盖于五史之职掌中，或许是稍晚始从五史职掌分化而出。东汉末期，荀悦撰《申鉴》，内谓“古者天子诸侯有事，必告於庙。朝有二史，左史记言，右史书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君举必记，善恶成败，无不存焉”。或许五史有事时始依记言、记事之责，临时分任以职，下面所举赵、秦王渑池之会，由御史执笔记事，盖亦其例。至于荀悦又为献帝依《左传》体以为《汉纪》，其《序》谓“昔在上圣，惟建皇极，经纬天地，观象立法，乃作书契，以通宇宙，扬於王庭，厥用大焉。先王光演大业，肆於时夏。亦惟厥后，永世作典。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达道义，二曰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於是天人之际，事物之宜，粲然显著，罔不备矣”，^[10]此则是以汉世经学之义旨附会于古史学矣。显然本班固之言而予以发挥，遂为后史议论所本。

盖姬周五史所掌之诸典诸志，或既已包含了记言、记事之书，只是《周礼》载述简略未详而已，此应为合理之推论。试以内史为例：“内史……常叙事之法，受纳访，以诏王听治。凡命诸侯及卿大夫，则策命之。凡四方之事书，内史读之。”此所谓“叙事之法”或指记事而言，“命诸侯及卿大夫则策命之”或指记言而言，“四方之事书内史读之”或指诸侯国书须受纳于天子，而视其所书之法则是否与天子所颁一致，并使天子知道四方之事。要之，制度原非永恒不变，先秦史官制度有先后变化分化，应是可能之事。不过无论如何，孟子所谓“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之言，似乎适足以说明上古自口传历史之《诗》（记言），一变而为记载史事之《春秋》（记动），而各国记事史书之名虽异，但记事之法则因依于古史学之发展事实与趋势也。

因此，刘知幾于其《史通·六家》篇，论中国史学“不恒厥体……其流有六”，谓有《尚书》《春秋》《左传》《国语》《史记》《汉书》六家，却不言及《诗》，殆为一误；而蒲起龙将此六家依次释为记言家、记事家、编年正家、国别家、纪传家之祖以及纪传正家，则尤其失当。盖刘知幾之所谓流，流别是也，是迁就汉唐之史学格局流别而言，其说之误在以后视昔，未能原始察终。因为假若姬周五史之说若尚有可信者，则后世《诗》《书》《礼》《乐》《易》《春秋》之所谓六经，实皆与其掌典籍以赞治之职掌有关，至于《史记》《汉书》，则是汉世晚近始流出之新史学，不可与先秦典籍相提并论。

据此，先秦之史学，若谓姬周五史所掌概已包含记言、记事二“流”——古史学之两大传统，则两大传统之下另有若干小传统——此即二流之“别”。如《书》为“三皇五帝之书”，所记为天子诸侯之言（典谟誓诰）；《诗》则分国记政府、民间之言（雅颂国风），《国语》只是分国记言更为明显罢了，是皆记言之流，而所偏重之内容与方法则有所别，甚至大抵皆以国别为体例，只是国别体例隐显之间亦有差异而已，殆皆源于“四方之志”。至于《春秋》《左传》，或为稍晚而出的记事之流，所谓“邦国之志”（鲁史）是也；然因记事之法详略不同，无疑是编年记事之新、旧流别。此诸书对内容方法之规划同异，其实皆有学、思、作之成分，只是属于王官之史学，而非孔子以后之私学罢了。此记载有关人事变化的两大古史传统之外，《礼》《乐》出自史官所掌，亦为赞治之王者典制，而《易》则更是诸史通变学术之基础，以故《汉书·艺文志·六艺序》谓《书》《诗》《礼》《乐》《春秋》“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是则《礼》《乐》《易》盖是古史学人事记载之外属于物象的记录范畴，固为另一大传统也。

物象记录的大传统姑暂不论，要之刘知幾所论，实未明先秦与人事有关的古史学，是由口传而至文字，从而发展出记言、记事此古史学二大传统；其后又因编纂方式以及记叙内容与方法有所差异变化，遂演变出此二大传统的诸种流别，实际上皆是同流（大传统）而衍生异别（小传统），亦即由二大传统各自演变出各种小传统也。此王官古史学之发展变化，其中盖含蕴有史官学、思、作之成分，以故始能促成此种流中有别的发展。至于章学诚，于其《文史通义》畅论六经之教，然却仅及《易》《书》《诗》三教，所论又多托古改制，创为新说，盖亦未详此中之变化，以故化朴素史学之发展而为高深玄奥之理论。益有甚者，章氏谓“六艺存周公之旧典，夫子未尝著述也”，则可谓无知于孔子之“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於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取此断限与方法而阐论某些义法，以成“孔子史记”，实已含有学、思、作之著述成分矣（详见下节）。对《春秋》之依本鲁史而性质原为史，后为经，以及《春秋》何以成为史学之大宗，章氏似乎认识不多，以故其《文史通义》遂无“《春秋》教”以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