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古史学的演变：由记录史学至论述史学
上古由口传历史发展为文字记事，此即所谓“百国春秋”，而孟子口中之《春秋》《乘》《梼杌》等编年之书即其代表。然而惜乎秦始皇三十四年，纳丞相李斯之言，下制令“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此为中国第一次大规模史禁，于是诸侯国史烬于一炬，以故史祸远甚于“在齐太史简”。由是先秦史书之记言、记事方法及其前后变化，遂为后世所蒙。按：李斯之所以建议焚史禁史，其主因是“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而与“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之政策相违。[11]至于其所以明令“史官非《秦记》皆烧之”而焚及《诗》《书》也者，盖秦廷此时仍知此二书乃是古代史书，为诸生之基础与普及读物，更是“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之所以依据；至于连及“百家语”，则是因其为应用历史以建立之“私学”，而与学者各“以古非今”之因素有关（详见下节）。
盖自孔子以来，编年记事之法恐怕与姬周盛时已有所差别，此与“私学”之兴起有关。也就是说，先前史官所“常叙事之法”，概需依循于王者制定之价值标准与规范，此即所谓王制义理之成法，以故史官不得逾越而记；然而自孔子之后，历史已为私家所讲论所利用，于是为史者遂可得而从中有“作”。此处先以儒家为论。
例如，鲁宣公二年秋九月，赵穿弑其君，而晋太史董狐则记曰“赵盾弑其君”，其辞甚简，且含“责帅”之义，与鲁襄公二十五年夏五月齐太史书“崔杼弑其君”方法含意相一致。然而孔子作《春秋》，则改为“晋赵盾弑其君夷皋”，“齐崔杼弑其君光”。古时为君者讳，而孔子竟直书此二君之名，其意在彰显此二君之无道不君，是则已有“思”与“作”之意义。至于董狐责罪于赵盾，《左传》载孔子评其事云：
赵穿攻灵公於桃园，宣子未出山而复。大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宣子曰：“呜呼，我之怀矣，自诒伊戚，其我之谓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竟乃免。”
《谷梁传》更直指赵盾与赵穿志同，而“志同则书重”之史法：
穿弑也，盾不弑，而曰盾弑，何也？以罪盾也。其以罪盾，何也。曰……（盾）出亡至於郊，赵穿弑公，而后反赵盾。……史狐曰：“子为正卿，入谏不听，出亡不远。君弑，反不讨贼，则志同。志同则书重。非子而谁！”故书之曰“晋赵盾弑其君夷皋”者，过在下也。
是则孔子兼责事发之两君臣，与史官依法责臣颇不同，此即于记事之间有“思”有“作”矣。所谓董狐“书法不隐”，而赵盾“为法受恶”，此之所谓“法”，实指史官举职记事之史法而言。此例可以观察古代史官依法判断，书法不隐，不避权威，文辞直接简要，以及立即宣示于朝的“叙事之法”。至于齐太史书“崔杼弑其君”，《左传》记此后发展，谓“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12]显示此史官举职依法记事之法，应为诸国史官所共遵共行之法则，所谓“行王道”是也；只是孔子为之，则被后人说得神圣伟大，为“一王大法”罢了。
及至进入战国，记事传统犹未大变，如赵王与秦王渑池之会仍可见到此风。《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载其事云：
秦王饮酒酣，曰：“寡人窃闻赵王好音，请奏瑟。”赵王鼓瑟。秦御史前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蔺相如前曰：“赵王窃闻秦王善为秦声，请奏盆
，以相娱乐！”秦王怒，不许。于是相如前进，因跪请秦王。秦王不肯击。相如曰：“五步之内，相如请得以颈血溅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张目叱之，左右皆靡。于是秦王不怿，为一击。相如顾召赵御史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为赵王击。”[13]
此例可见各国史官不避强权，文辞直接简要，而书法不隐，但价值判断则已各依其国立场而有所变化，虽不再统一于姬周之王官，但叙事之法仍依稀可见，以故杜预研究晋世出土之科斗文书，判断《纪年》为战国时魏史官所书之编年通史，而谓“其著书文意大似《春秋经》，推此足见古者国史策书之常也”。[14]刘知幾于《史通·惑经》篇严厉批评孔子据鲁史而修《春秋》，有“情兼向背，志怀彼我”之弊。实则孔子之时，各国各依本国立场以记事的趋势变化已呈现，第知幾于此无所知耳。
姬周盛时，史官依王者所制之义法、用直接简要而不隐之文辞以记事，此为“记录史学”之特色。然而自春秋中期以降政出多元，诸国各有其国家利益，故“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诸国既各有其国家利益，以故亦必各有其国家立场，是以史官亦必各有立场以记事；至于私家，亦在王制义法松弛，所谓礼崩乐坏之下，遂对史事或有笔削增益之言，或取用史事以建立其学说。昔日之史学，已随世变而渐变矣。观上引秦、赵史官之书法，孔子之增书君讳，《谷梁》之责赵盾，则国各异立场、人各善私学之情势，已然势不可当，当然不为“别黑白而定一尊”之秦廷所乐见。司马迁于《六国年表序》曾云：
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周室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15]
此所谓“刺讥”，即与诸侯各依其价值立场以判断秦之言动施为，而书于其国之史记者有关；不过观上引秦、赵史官之书法，秦之史书实有记载年月，而近今出土之《秦大事记》，记秦施为于诸国诸事，形式虽以简记某年某月为某事、攻某地为常，但亦有年月可稽。或许司马迁所读之《秦记》，是秦早期文化尚落后时之记事形式。[16]要之，诸侯史记既对秦有所刺讥，则表示各国对史事看法不同；至于“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则更是脱离官方价值，而与秦廷思想观念大不相同了，是为史学价值由统一于王法，而变为可述而作之关键与主因。孟子说“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所反映者正是此史学之发展趋势，甚或是此趋势因孔子的率先以私家讲究其义，而加大加速其发展。
按：《论语》未提及孔子作《春秋》，谓“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始见于孟子，以其有义法绳贼乱之故。司马迁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叙述其事，并论及左丘明之作传云：
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於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此说若无讹，则孔子之作《春秋》，正是私家修史之祖，其方法为论述官方史记旧闻，“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其观念即是欲“述中带作”，下启后世述作必因于文献的史学文献主义之端。至于左丘明传经之法，更是学术史上第一次展现以史实传真相、以真相明真理之“事实明则义理明”观念。
孔子既伤王道不行，世衰道微，礼崩乐坏而据旧史作《春秋》，故是原则上维护姬周封建文化之学者，因此其所备之王道，所浃之人事，应即依本于姬周之王制义法。周礼规定史官叙事必须依法依则，所以孔子据周室史记以及鲁史记而修《春秋》，理应也是依此遵行。不过，其修史之法既是“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似即对旧史有过笔削与制作，并非全而本之，但也非全而舍之。亦即表示孔子虽本于旧史记事之文辞，然于笔削取舍之间，实有其所欲申明之义旨，而非全然抄录旧史。为此，孔子修史虽多据姬周王者之义法以及官史之旧文，但不免仍渗有私家之观点意见，所以说脱离官方价值之史学发展趋势，殆由孔子而启端，或至孔子而明朗。基于此故，是以孟子遂谓“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而司马迁亦重申孟子之言，谓孔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云云。[17]由于孟子、史公将此事说得神圣庄严，以故唐世刘知幾遂于《惑经》篇大力质疑及批评《春秋》，而提出其十二未谕以及五虚美之说。
义法古今有同有殊，随世变而变，即孔子所谓的“殷因於夏礼，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是也。孔子既本史官旧文而事笔削，则其所依应即以姬周之王制义法为主，而其中亦不免蕴有孔子个人所欲表达之价值思想；然此价值标准未必就同于刘知幾所知之标准，因此知幾举后世义法标准以责孔子，恐怕大有问题。不管知幾所言是否过当，要之其批评孔子修《春秋》，是袭旧史之文而“不加刊改”（第九未谕），“因周礼旧法，鲁策成文”（第十一未谕），“因其成事，就加雕饰，仍旧而已”（第一虚美），皆正足以据《春秋》之文，反映出孔子时代及其以前，记录史学记载简要直接之方法特色。正唯文辞如此简要直接，春秋二百余年史事尽记入此一万数千字之中，因此详细史实以及史事之解释与评论——即“丘窃取之”的义，孔子即需在讲学时透过口述而予以传授，所谓“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是也，而无意中却暗合了上古口传历史之传统方法。不过，也正唯此方法之运用，而弟子效之，所以才会有“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之情況发生。[18]例如，《春秋》记齐桓晋文之事简略而少评论，但《论语》于《宪问》篇即记有相关之三条口述：
子曰：“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於沟渎而莫之知也。”
此是载于《论语》之明文，弟子或不至于人人异端，各安其意以传述孔子之意，而至于失其真；不过，其后如孟子答齐宣王“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之问时，孟子竟然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此则无异已是“睁眼说瞎话”矣，何止失真！是则《论语》无载、孔子卒后，有关史实以及义理之说明或评论，则“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之情況，显然既会发生，而也是真的已发生。此所以左丘明乃“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也。
左丘明之姓氏、职业、身份，以至目的是为传经而作《左传》，抑或径为保存史实而作《左氏春秋》，学界多所辩说，[19]姑不赘论。要之，《左氏春秋》实为古代编年史学之伟大创作，不仅表现于扬弃旧流之文辞简要，兼且尊重事实，隐寓“事实明则义理明”之观念要旨，而又在论述方法上能使“言事合一”——熔记事、记言之法于一炉，在论述内容上汇《诗》《书》《礼》《乐》《易》于一体，下启司马迁之“新史学”，对中国史学之发展，贡献可谓伟矣！兹续举齐桓公之事，以为例说明。
鲁庄公九年，齐国政变，庄公伐齐，纳公子纠，而其弟小白先入于齐，是为齐桓公。庄公战败而归。桓公遣鲍叔帅师来，要求庄公杀公子纠。随公子纠入鲁之召忽殉死，而管仲则被囚归，并相桓公。翌年齐师仍来战，《春秋》记云：“十年春王正月，公败齐师於长勺。”《公羊》所记相同，《谷梁》则于此句之后，多加“不日疑战也。疑战而曰败，胜内也”不知何所云？而《左传》之记述则不同，所述简而详，要而不烦，谓：
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乃入见，问何以战。
（庄）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曹刿）对曰：“小惠未徧，民弗从也。”
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
公与之乘，战於长勺。
公将鼓之。刿曰：“未可。”
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
公将驰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齐师。
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
《左传》对长勺之战，仅以此记言、记事融为一体，本于事实而兼述兼论以作论述之“言事合一”方法，即将鲁国之国力分析、士气消长、战术运用、战争过程、获胜原因、胜负关键以及战果扩张，作了最佳之战争本末论述，实为出色之战史记载。
再以《春秋》记鲁宣公二年秋九月乙丑“晋赵盾弑其君夷皋”为例。《公羊》《谷梁》文同于《春秋》，其解涉及经、史之别，容下节分析；不过，《左传》则详载此事件之本末，故于此先予论述：
晋灵公不君，厚敛以雕墙，从台上弹人而观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杀之，置诸畚，使妇人载以过朝。赵盾、士季见其手，问其故，而患之。将谏，士季曰：“谏而不入，则莫之继也，会请先；不入，则子继之。”
三进及溜，而后视之。曰：“吾知所过矣，将改之。”稽首而对曰：“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夫如是，则能补过者鲜矣；君能有终，则社稷之固也。岂惟群臣赖之。又曰：‘衮职有阙，惟仲山甫补之。’能补过也。君能补过，衮不废矣。”
犹不改，宣子骤谏，公患之，使鉏麑贼之。晨往，寝门辟矣，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叹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触槐而死。
秋九月，晋侯饮赵盾酒，伏甲将攻之。其右提弥明知之，趋登曰：“臣侍君宴，过三爵，非礼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杀之。盾曰：“弃人用犬，虽猛何为！”斗且出，提弥明死之。
初，宣子田於首山，舍於翳桑，见灵辄饿，问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问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请以遗之。”使尽之，而为之箪食与肉，置诸橐以与之。既而与为公介，倒戟以御公徒而免之。问何故。对曰：“翳桑之饿人也。”问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
乙丑，赵穿攻灵公於桃园，宣子未出山而复。太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宣子曰：“呜呼，（诗曰：）‘我之怀矣，自诒伊戚’，其我之谓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竟乃免。”宣子使赵穿逆公子黑臀於周而立之。[20]
按：此仍是“言事合一”，兼述兼论，而会《诗》《书》《礼》《乐》于一手的史学方法。据《史记·赵世家》，赵盾任国政二年而晋襄公卒，太子夷皋年少。赵盾以为国多难，欲立襄公弟雍，但恐被袭诛，乃遂立太子，是为灵公。灵公既立，赵盾益专国政。灵公立十四年而骄虐，赵盾等骤谏而不听，乃生此祸。稍后，赵盾又使赵穿迎襄公弟黑臀而立之，是为成公。[21]因此之故，当赵盾卒后，晋景公与其宠臣司寇屠岸贾追究此事，乃遍告诸将：“盾虽不知，犹为贼首。以臣弑君，子孙在朝，何以惩罪？”遂攻赵氏而灭其族，于是乃有公孙杵臼与程婴护救赵氏孤儿之事情发生。
据此，可知祸发之时，赵盾逃而未出境；君弑之后，赵盾还未讨贼，所以董狐乃有此书。由于赵盾一直专国政，以故董狐所书不能谓非，而赵盾甘愿自诒伊戚，为法受恶，也不能说其无辜。
无论如何，董狐所记简要，正是古代记事之“记录史学”特色，而《左传》本于事实之兼述兼论，则已是“言事合一”，而又汇《诗》《书》《礼》《乐》，以至于时人评论于一炉之新叙事史法；并且在叙事之中，《左传》透过言与事，论述了事情之所由起、发展经过、转变关键以及成败得失，此正是论述史学的特色，后来司马迁《自序》所谓“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以及其《报任少卿书》所谓“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之新史学要旨与方法，也正渊源于此。
要之，《左传》不管是传经之作抑或是述史之作，皆代表了古代史学之伟大创作以及重要演进。《左传》透过事实之“言事合一”复合论述，改变了古史学记言、记事流派之旧方法，兼且在论述事实之中，说明了事情本末始终、盛衰成败之变化关键与道理，以故此创新性史学，可以谓为“论述史学”。其特色不仅与古史学之文辞简要“记录史学”不同，抑且亦与唐宋以降但重史实叙述之“叙述史学”不同。
由此可知，上古由结绳口传之历史，发展为以文字记言、记事之史书，其特色皆是依王法而为简要之记载，基本上不容史官有“作”，以成“记录史学”，是为“古史学”。此于“修旧起废”之孔子以及儒家弟子而言，则无异为“旧史学”。其中记事史之流发展为“百国春秋”，惜乎秦始皇纳李斯之言，下制令“史官非《秦记》皆烧之”，此为古史学之一劫，遂使史学变化之真相隐晦不明，甚至发展断绝。其实即使无秦火之祸，后世对此简要编年记事之学实为“古史学”，其认知亦恐将有所隐晦，或至绝灭。此中有两个原因：
首先，因“古史学”被“私学”广为变形应用，诸子用之以创立学说。此虽非古史学之主流发展，但儒门弟子将古史学导向经学，乃至渗入阴阳图谶之学，是则虽为主流趋势所在，但也不免仍有变形应用之嫌（请详后）。后来刘向等人承此主流，将史书列入“春秋类”，附史于经，遂使此独立学术为之隐晦不明。
其次，因《春秋》经学之一支《左传》，于有意无意之间发展为“论述史学”，下开司马迁之“新史学”。“新史学”使中国史学史进入新阶段，取代“古史学”而作为主流凡四百年。由是使“古史学”需降至魏晋始被重新认识，以故为世所忽略，以致隐晦不明。
此下经魏晋以降史官史家之努力，编年记事之史学复兴，又经晋世杜预等人之研究，推断《纪年》等书为“古者国史策书之常”，学者遂重新认知“春秋则古史记之正法”也。[22]于是降至唐初，始将此类承传“古者国史策书之常”的正法，分类而为“古史”类。因此，秦火之前，儒家将古史导向经学，诸子用古史以为立说工具，皆使古史学的发展以及被认知，受到严重的影响。为此，下章意欲略论儒门子弟以及诸子之所为。
[1] 章学诚对“三代盛时，各守人官物曲之世氏，是以相传以口耳，而孔孟以前，未尝得见其书也。至战国，而官守师傅之道废，通其学者述旧闻而著于竹帛焉。……不知古初无著述，而战国始以竹帛代口耳。……然则著述始专于战国，盖亦出於势之不得不然矣”之学术发展趋势，论之甚是；但其所谓“著述始专於战国”，恐仅是概论泛称之辞。参见其《文史通义·诗教中》（台北，华世出版社，1980年版），内篇一，页18～19。
[2] 章学诚于其《文史通义·易教上》开宗即明言“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是为“事理一致说”。接着于《书教上》质疑“左史记言，右史记动”之说殆为礼家之衍文，认为“后儒不察，而以《尚书》分属记言，《春秋》分属记事，则失之甚也”，据此申论《尚书》“记事而言亦具焉……记言而事亦见焉。古人事见于言，言以为事，未尝分事、言为二物也”，此即“言事一致说”。
[3] 《书教上》篇解释孟子此语，谓是“盖言王化之不行，推原《春秋》之用也。不知周官之法废而《书》亡，《书》亡而后《春秋》作，则言王章之不立也”。此说恐未得孟子之真旨。兼且，章氏由此批评后儒分《尚书》《春秋》为记动、记言之失（见上注），更言“六艺并立，《乐》亡而入于《诗》《礼》，《书》亡而入于《春秋》”，并指出“马迁绍法《春秋》”，“后儒不察，又谓纪传法《尚书》而编年法《春秋》，是与左言、右事之强分流别，又何异哉”！此说恐亦未得先秦史学流变之真相。至于其在《书教下》，又谓“《尚书》一变而为左氏之《春秋》……左氏一变而为史迁之纪传”，若就论述史学之发展言，则此说尚有可通者。要之章氏前说、后说，殆有语意笼统而又矛盾之嫌。关于论述史学之发展，其详请见本书后面诸章节
[4] 司马迁此信先为《汉书·司马迁传》所节录，后为昭明太子将原文收入《昭明文选》，读者请自参阅。
[5] 韩宣子“观书於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见《左传》（本文以下所引《春秋》及三传、诸礼、《论语》《孟子》，均据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所影之清重刊宋本，但标点符号则作者自为）昭公二年春条，页173。
[6] 语见《史记·太史公自序》（本文所引之正史，均据台北：鼎文书局新校标点本，但标点符号则笔者颇有所改），卷一百三十，页3295。
[7] 引文见《文史通义·报孙渊如书》（内篇三，页342）。此书既是简信，故章氏未能详说其理，而言之亦不免过当。
[8] 《礼》《乐》《书》原为王者创制无疑，而《诗》与《易》虽或间有出于民间者，但至诸王官将之记录之时亦已是官定之成辞，皆不容史官有“作”之成分。
[9] 孔颖达于《礼记注疏》附会左主阳，为动，故左史书之；右主阴，为言，故右史书之。又谓大史为左史，内史为右史。《六艺略》载右史纪事，左史记言，与《玉藻》相反，于传记不合，其义非也（见《玉藻》篇注疏，页545）。其言未为确论，证据不足故也。
[10] 参见《后汉书·荀淑列传·孙悦附传》，卷六十二，页2061～2062。
[11] 参见《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四年条，卷六，页255。
[12] 经文及二传之文，见该二年月所载。
[13] 此事发生于周赧王三十六年（前279年），即秦昭王二十八年，赵惠文王二十年，详见《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卷八十一，页2442。
[14] 晋武帝时汲塚出土之魏襄王（或言安釐王）墓科斗文书，其中《纪年》应是晋乘之属，为晋、魏编年通史，故史谓“盖魏国之史书，大略与《春秋》皆多相应”云云（见《晋书·束皙列传》，卷五十一，页1432），而杜预于其《春秋经传集解·后序》谓“其著书文意大似《春秋经》，推此足见古者国史策书之常也”。
[15] 见《史记·六国年表序》，卷十五，页686。
[16] 司马迁于《六国年表序》提到的《秦记》，恐怕是秦国之编年通史，故特谓“秦始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於戎翟”，“至犬戎败幽王，周东徙洛邑，秦襄公始封为诸侯，作西畤用事上帝，僭端见矣”云。又说：“余於是因《秦记》，踵《春秋》之后，起周元王，表六国时事，讫二世，凡二百七十年，著诸所闻兴坏之端。后有君子，以览观焉。”可见他所据不载日月而又文略之《秦记》部分，应是早期秦史官所记之部分。
[17] 见《史记·孔子世家》，卷四十七，页1944。
[18] 《公羊》《谷梁》等传其实也是口传至汉始记录为书，是为今文经。至于邹氏、夹氏等，更是至汉仍口传无书。因此《汉书·艺文志·六艺略》谓“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谷梁》《邹》《夹》之传。四家之中，《公羊》《谷梁》立于学官，《邹氏》无师，《夹氏》未有书”云，见卷三十，页1715。
[19] 正文所揭司马迁之言，倾向谓《左氏春秋》是传经之作，但西汉却不如此视之，以故不将之列入学官。为此，刘歆曾移书痛批五经博士，申述《左传》是左丘明亲见孔子之作，而左丘明之价值观念也同于孔子，故传经远胜于《公羊》《谷梁》二传（参见《汉书·楚元王传·刘歆附传》，卷三十六，页1967～1971）。刘知幾亦本《左传》为传经之作的意旨，而撰《申左》篇，指出《左传》有三长，而二传有五短，除了再申刘歆之意外，更是根据实录史学之要旨作申论，可详参见《史通·申左》篇（台北：里仁书局，2000年版）。至于民国以来对此问题之讨论甚多，于此不赘。
[20] 见《左传》宣公二年九月乙丑条，页75～76。按：‘我之怀矣，自诒伊戚’句前有些版本有“诗曰”二字。杜预注谓引佚诗，王肃以为引《诗·邶风·雄雉》（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该年月条）。然而《雄雉》之句为“我之怀矣，自诒伊阻”，杨氏同注既以字句不同而否定引自《诗·小雅·小明》，则同理“我之怀矣，自诒伊戚”恐亦非引自《雄雉》。又，孔子此时未生，更未删诗书，以故杜注较是。杨伯峻书，据台北，源流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2年版。
[21] 《史记·赵世家》所载是赵盾“未出境，而赵穿弑灵公而立襄公弟黑臀，是为成公。赵盾复反”，是则弑君立君皆是赵穿所为，与《左传》略异。
[22] 编年史学在三国以降之重新被知，可参见《隋书·经籍二·古史》序，卷三十三，页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