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绪论

上篇

语言即为行动。

——维特根斯坦

一

近代报刊经由传教士入华，传统士人开始接触并逐渐进入这一领域，从早期受雇于西方报纸到自主创办，进而以报纸作为政治参与手段。在此过程中，报人群体的构成、社会地位以及他们对媒体“权力”[1]的感知均发生很大变化，社会地位也从边缘日趋中心。从戊戌维新前开始，中国知识精英借助报刊论政，将办报作为投身政治活动之起点或主要手段，成为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历史景象。

这些逐步成为新兴意见领袖的报人，无疑是一批依托传媒的新式精英，这种“大众型”精英从世界范围看是近代技术与社会结构变化的产物，而为古代所无。在中国，他们的出现较之西方更为晚近。那么这一角色在近代中国是如何生成的？他们如何从边缘走向中心，他们头脑中的政治观念和对报刊媒介的理解有着怎样的变化？报刊言论这种带有“社会自由”的现代表达方式，如何在一个对结社与言论皆有严格禁忌的国家获取正当性和发展空间？报人聚构而成的报界或舆论界，对晚清政治文化塑造产生了怎样影响？报刊舆论及其操作者在晚清政治改革和革命中，又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应该说，上述问题在历史学、新闻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研究中已部分得到回应。只是研究角度和解释力似仍有相当的开掘空间。这些貌似宏大的问题意识之下，有哪些方面仍值得进一步探讨？这种探讨的意义究竟何在？这是本文展开的起点。

人们可以看到晚清中国此番历史图景：西学东渐后艰难而屡告失败的现代化努力和由此带来的危机感，令传统知识精英走向分化，部分退出官方政治体系，发展为日益与政权相离异的一股势力。报人身份的兴起，是传统士人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变的重要线索之一，与晚清政治发展、变化紧密相关，因为他们所建构、操纵的报刊舆论已非体制内议论，正如萨托利所言：“公众舆论首先是一个政治概念。”[2]此前，“尽管儒家一向提倡社会责任感，但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并不是总能引起人们对国事的实际兴趣的，何况当时清政府已经禁止公开议政。这样一种政治意识只是偶然存在于士大夫之间，而相互交流却不容易。”1895年之后，中国出现的一个重要现象是分散的观点得到集中，《时务报》等维新报刊“这些新的渠道体系一经沟通，能够很快地把分散的个人观点集中起来并加以鼓吹”，而这被认为是“现代的公共舆论在中国的开端”[3]。报人的舆论建构日渐成为影响晚清中国政治走向的一个新变量，已得到公认。这种变量并非中国政治生活的旧有之物，由此历史性地开启体制外的公开讨论和合法批判空间（虽尚不健全），力度和裹挟范围之广大，皆可谓史无前例。与此同时，近代报人启蒙、塑造了现代意义上的“公众”[4]和他们新政治意识，解构政府的权威感和合法性。在那些新兴报刊阅读受众群里，包括具有反叛精神的学生阶层和握有军事实力的新军，他们日后成为实际反抗的重要行动者。

正如孔飞力所提醒的那样，近代社会变迁过程中，中国现代根本性议程的背后存在几个关键意义的难题，其中之一就是“怎样才能利用并控制大批受过教育、却不能被吸收到政府中来的文人精英的政治能量”[5]，即政治参与问题。此时，觉醒的精英已逐渐意识到：“政治事项，其行之者不徒在国家机关，虽以人民个人之资格，亦常得参与之。”[6]从19世纪70年代前后开始，少数中国士人栖身于西人商业报纸，此时他们对媒体、舆论的功能与力量，并无多少自觉而深刻的认识，但这种接触却开拓出了传统士人转型的一条路径。

上述历史过程既是中国知识精英对舆论认识的不断深化，也催生了新的政治动员。甲午战争之后，特别是维新运动前后，中国报刊“政治化”面貌加剧，主要特色就是作为一种政治动员工具，而非社会信息交流平台。借助报刊论政，将办报作为投身政治活动的起点，从维新运动始几乎成为知识精英必经之路。[7]甲午后“由于政治改革运动的带动，报纸杂志数量激增”[8]。报人们此时所从事的既非古代“邸报”，也不是日后现代意义上的新闻业，而是一种“政治性出版”，拥有所谓基于印刷而派生出的新权力（the Power of Print）[9]，如康梁等人通过报刊成功集合言论对抗清廷。此后报人逐步有了言论独立、监督政府等现代报刊理念，政治态度难以与官方保持一致，而更多地持批判姿态，日益彰显疏离与反抗的气质，从而超越传统士大夫的“清议”式批评，后者本质上仍是君臣利益一体的建言方式。[10]在中国政治秩序寻找新的正当性过程中，“清议的淡出历史标志着儒学意识形态的退出舞台，而舆论背后的政治正当性有着一个从公理到公意到民意的变迁过程，客观性逐步消解，民意成为政治权利可以操作的对象”[11]。这种“清议”向体制外报刊舆论的转移，得到了不少研究者的关注。

从政治抗争角度看，中国“由道德支撑的以德行休养对抗政治权势的抗议传统，没有办法透入中国古典政治社会之中，只能作为醇化社会风气和校正政治秩序的理想观念而存在。文人没有办法下落为具体法将社会抗议上升为系统的政治理论，也无法下落为具体的政治行动”[12]。但是，走出体制的报人与政府不再有昔日强烈的一体感和恩主之情，这一点随着政治日益衰败而增强。通过开掘、汲取民意等传统思想资源，更重要的是利用海外和租界空间以及舶来的各种西方政治思想[13]（包括出版、言论自由），报人群体得以率先突破“清议”，走向“抗议”。当这批知识精英从传统士人转向“报刊舆论”构建者，言论的主要特征就转为不满和抗议，并在戊戌变法后彰显，也为历史当事人所体察，如梁启超所谓“政治上的对抗力”，就涉及了政治抗议及其社会功用。[14]

在另一方面，1903—1905年开始的新政，是清朝“堪称最认真的一次西方式改革，但是这场改革却只能依靠行政手段来推行，本来就已经陷入腐败和失效的行政网络，正好借助新政施展其最后的疯狂”[15]。新政的展开使得国家与社会各阶层冲突加大[16]，激发了现代政治意义上的社会运动在中国展开。与西方社会运动不同，晚清社会抗争特点之一就是报刊言论抗议先行或受其激发。尤其在开始阶段，有着清议和公论想象的报刊言论成了为数不多具有合法面貌的抗议手法，这对民众特别是城市民众形成了相当的示范和感染，激发和配合着其他政治抗争行动，共同塑造了一种不满和怨恨的新政治文化，大大削弱了政府的合法性，促进了革命的到来。应该说，晚清之所以出现“中国社会各阶层都呈现离心的倾向”[17]，与报刊舆论大有关系，对此严复、陶湘、黄兴、端方等各界精英均有近距离的观察和体认（见后文），从上述视角对晚清政治特别是革命加以考察、分析，也是本书主旨之一。

二

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说，新闻工作者和所有的群众政治家一样，“有一项共同的命运：缺乏固定的社会分类”[18]。本文认为晚清报人[19]是一种流动而非固化的阶层，因此以“群体”来指认和描述更加合适。他们仍带有传统士人气质，也非此后的职业报人、机构化现代媒体人。不过他们已开始意识到使用报刊来达成诉求，进而从无意到自觉利用报刊参与政治、构建舆论，影响政府和民众。

由于旨在从政治参与及其影响来考察报人，因此在承认这一群体多元、形象多义的历史现实上，需对此笼统而模糊的身份加以研究上的界定，本文更多的是从现代报刊的媒体公共属性和媒体人的社会角色来界定。所指涉的报人主要是那些参与新兴政论或严肃商业报刊[20]，通过报刊言论、报道介入社会生活，进行舆论建构和政治参与的人士。从构成上看，本文所描述的报人主要包括具有传统功名的学绅[21]、口岸知识分子及海外留学背景的新式知识人[22]，他们不在正式官场任职，也不是后世传播机构的职业媒体人。作为一群新旧思想杂糅的报刊参与者，他们可视为传统士人在新的时代环境下对报刊媒介的借用。这种“借用”具有相当的不稳定性，报刊对他们而言，主要是一种手段，其工具价值根据政局和自身的生活经历、思想演变而变化，并因之不时选择进入和退出这一领域，因此本文称之为“流动的群体”。

这一群体在维新变法、甲午战争、立宪运动前后均显示了明显的身份或思想转变。早期低级功名士人参与办报，除了谋生目的，很大程度上源自对西方传教士在华报刊的模仿，有借助这一手段达成上下沟通、促进自强的诉求，与洋务运动或自强运动颇有勾连，但此时报人对社会的影响非常有限。甲午之后，更接近政府上层的高功名士人投身其中，“维新运动时期出现的报纸显然是一种新型报刊的开端，即一种与早期通商口岸报刊不同而属于社会精英的报刊的开端”[23]。精英人物的加入塑造了一种更为权威和高尚的报人形象，令这一身份逐步去污名化，出现了所谓的政治家报人或精英报人和精英报刊（elite press）[24]，其政治参与和诉求更加明显。和传统具备科举功名的精英相比，走出书斋的他们向“大众型精英”转变，某种意义上可视为是一种整合大量个人意志、“依靠人民的精英”[25]，影响力大为提升，成为中国实际上的新型“意见领袖”，拥有超越传统的、可资动员的“受众”资源。

此后，更多精英将报刊作为政治参与平台，他们借助租界、海外空间以及宪政、报律的合法框架，在传统体制外发育出相对独立的话语，构造出晚清新的公共空间，由此形成超越传统清议的批判性言论，彰显一种难以驾驭的体制外力量。本文所描述的作为分析语言的“抗议”，即是指这种游离于体制外的对官方持续表达不满的言论，主要围绕对当局政治改革、各级官员活动以及公共政策和公共事件展开。不过，这种“抗议”虽显露政治抗争的色彩，但仍多在法律框架之内，此后随着晚清政治改革的挫折日趋激烈甚至最后倒向革命舆论。而对革命派报人而言，报刊几乎从开始就是革命的鼓动之物。

通过新闻纸公开表达不同政见和反对，可上溯到传教士导入新式报刊上的政治批评，规模化展开则是戊戌变法前后特别是新政之后，立宪政治的开启为舆论批判提供了新的合法框架。[26]1900年后的新政、科举废除和立宪运动等诸多政治改革，令包括出版自由在内的西方观念在报人的思想世界里得以强化，他们逐步认识到自己的言论和报刊批评所拥有的力量，开始更加主动、积极地构建一种对抗官方的力量，以表达不满和利益诉求，试图展开政治博弈，施加压力推动政治变革。不幸结果令人失望，更多改革派人士在辛亥革命前转向激进，成为革命的宣传者或同情者。[27]与此同时，部分报人逐步固化在报刊阵地内，走向准职业化（如汪康年、黄远生）。总体而言，在此时期，多数人将报刊视为一种工具而存在，以配合政治理想的表达和实际行动。但他们为此后民国更加独立和职业的报人，拉开了历史的序幕。

三

本书结构上分为两部分，一至六章为较宏观的围绕报人和近代舆论的思想史研究，七至十章为典型报人的个案研究，其中主要脉络如下。

按照时间顺序，梳理考察近代报人兴起与转型的动因，身份、社会地位的变迁，以及在此过程中他们对报刊这一新式媒体有着怎样的理解。

以体制内“清议”转向报刊舆论为脉络，分析报人如何依托舆论“生产”新的权力，进行社会动员，及其对晚清政治的影响；“抗议”如何依托报刊言论获得合法空间，如何影响塑造了一种“不满”的政治文化。作为结果，这种政治上的反对和抗争如何促进了革命的到来。

以几位重要报人为个案研究对象，考察他们的个人生活与思想变化经历，分析报人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政治参与及其与社会的互动。

注释

[1] “权力”基本上是指一个行为者或机构影响其他行为者或机构的态度和行为的能力。（参见〔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编，邓正来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595页）媒介权力的主要表现为影响力，包括对当局的监督批评，动用舆论的压力，以及对民众的动员和“培养”，设置社会议题，影响公众对社会环境的判断等。

[2] 〔美〕萨托利著，冯克利、阎克文译：《民主新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3页。他注意到，“公众舆论”这个词在法国革命前的几十年里才出现。

[3] 〔美〕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329～340页。

[4] 塔尔德认为，群众是“基本上靠实在的接触而产生的多种心理联系的集合”，而公众则是精神的扭结，“他们之间的纽带在于同步的信念或热情，在于和许多人共享同样的思想或意愿”。公众形成必需的最基本的手段就是报纸，19世纪是公众的时代。（参见〔法〕塔尔德著，〔美〕克拉克编，何道宽译：《传播与社会影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7～38页）

[5] 〔美〕孔飞力著，陈兼、陈之宏译：《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8页。

[6] 《宪政浅说》，《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2061页。

[7] “事实上，从晚清以来，旧中国报纸著名与否不在新闻报道多寡，而在政论倾向和水平，这一点和西方国家报业发展起来以后的特点不同，其背后的原因是中国政局长期动荡不宁。”（参见李斯颐未刊书稿）

[8] 张灏援引布里滕（Roswell S.Britton）的统计，1895年中国报刊共有15家。1895—1898年三年间，数目增加到60家（张灏的统计是64家），1913年是487家。（参见张灏：《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135～139页）

[9] Judge J.Print and Politics：Shibao and the culture of reform in late Qing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10] 清议是一种由士人议论构成的言论场，强调的是言论的合道德性，不限于政治但政治议论是其重要部分。在通常使用中，“清议更指非居权利中枢的士人干预朝廷政治的言论形式”，某一地域主持清议者，往往是遭贬黜或致仕、家居的著名官员，主持清议甚至是被视为“正人”的官员卸任居乡的一种政治义务。（参见赵园：《明清之际士人的“清议”批评》，《开放时代》，1999年第2期）

[11] 唐小兵：《清议，舆论与宣传——清末民初的报人与社会》，《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

[12] 任剑涛：《从社会抗议、社会理论到社会批判——社会思想的三种类型及其递进关系》，《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

[13] 此时“民权”为核心的自我权利观念开始在中国兴起。1900—1911年，权利一词成为最常用的政治文化词汇。“不仅涵盖了西方rights的法律和个人普遍价值两方面的意义，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对‘权利’的了解最接近西方rights的原意的时期，对权利观念的理解在相当程度上已接近一种不等同于道德的正当性。”（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法律出版社，2009年，第124页）

[14] “苟一国而无强健实在之对抗力以行乎政治之间，则虽有宪法而不为用”，梁氏认为有了“不肯服从强者之指命”的政治上的对抗力，“国有失政，不必流血而可以得救济之道”。此外，“凡国民无政治上之对抗力，或不能明对抗力之作用者，其国必多革命”。（《政治上的对抗力》，《梁启超全集》，第2595～2597页）

[15] 张鸣：《民意与天意——辛亥革命的民众回应散论》，《辛亥革命与20世纪的中国——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646～1647页。

[16] “国家在汲取社会资源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与社会发生着结构性的冲突。与国家的中央集权化相对应，社会各阶层也通过反对和抗议性的行动与统治阶层讨价还价。”（Tarrow S.The people's two rhythms：Charles Tilly and the study of contentious politics.A review article.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1996，38（03）：586-600）

[17] 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8页。

[18] 〔德〕马克斯·韦伯著，钱永祥等译：《政治与学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28页。

[19] 一般并不包括报业中的基本体力工作者和不具备主创能力的普通劳动者。例如，有定义为“以办报为生活，以报业作为主要事业舞台，并对报业具有独立创建与贡献的人物”。

[20] 严肃或高级报纸的称谓，源自19世纪末《纽约时报》等为区别煽情“黄色新闻”而开创的一种传统。本文的使用则主要用以区别晚清的各种娱乐“小报”。

[21] 所谓学绅，“既不属于统治阶层，也不属于被统治阶级，他们属于一个中间集团，他们并未加入正式的官府，但却享受很大的威望、特权和统治阶级权利——这一事实将他们作为精英与普通大众区别开来”。（瞿同祖著，范忠信、宴锋译：《清代的地方政府》，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292页）

[22] 支持或在幕后试图操控报刊的官员，如张之洞、熊希龄等人，以及政府主办各类官报的人员，笔者不将其作为本文研究范畴，与民间和商业报纸相比，一则他们的主要岗位仍是官方职务，且较为固定；二则官报的政府立场十分明确，可视为政府内部传播体系的延续，甚至有些就是对抗民间报刊的产物，从根本上缺失真正的媒体公共属性，相对独立的立场和构建公共舆论也无从谈起。

[23] 〔美〕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第328页。

[24] 张灏：《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第135页。

[25] 〔意〕帕累托著，刘北成译：《精英的兴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8页。帕累托认为精英循环是一类精英被另一类精英所代替的政治现象。“人类历史乃是某些精英不断更替的历史：某些人上升了，另一些人则衰落了。”（第14页）他认为革命可视为新精英出现的表现。经典的精英循环可以精英—精英流动，以及社会底层群众—精英流动。从晚清精英报人构成看，最初主要仍来自传统知识精英。

[26] 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主义者更重视的是政体，即国家如何统治，是否按照宪政的原则统治。梁启超把宪政（立宪）看作政体问题，更关心的是权力制衡与政府管理的秩序化，因为只有宪法下的秩序才能给予政治斗争以有序的空间。（参见林来梵、褚宸舸：《中国式“宪政”的概念发展史》，《政法论坛》，2009年第3期）

[27] 甚至如《中国日报》开始也没有“革命排满”，而是提倡开风气，“破中国人之拘泥旧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