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专制帝国的黄昏

1583年（万历十一年）3月，万历帝决定清算张居正，“追夺官阶，又明年籍其家，子孙惨死”^[1]。至死还权倾天下的张居正，不曾想他辛苦带领王朝走向繁荣，尸骨未寒就落得身败名裂、人亡政息的下场。中国历史上，死后被清算的大臣比比皆是，万历帝虽考虑再三才做此决定，但并未想到这极大地动摇了晚明的统治根基。

杀一权臣并没有多了不起，但全面废除“万历新政”却是丧失挽救晚明颓势的败招。1572年，万历帝继位，庙号明神宗。不久，帝师张居正出任首辅，大权独揽，在皇帝、太后的支持下，开始实施酝酿已久的政治改革。亲历嘉靖、隆庆时期的政治混乱，张居正将帝国的病根归结为“皇室骄恣，庶官渎职，吏治因循，边防松弛，财用大匮”^[2]，强力从整肃吏制、改革赋役、加强边防三方面对政府进行改革，稳定政局，发展经济，成效颇巨，被认为是只身带领王朝走到最繁荣的时期的人。但是，由于改革几乎为张居正一己之力所成，鲜有权僚支持，后继无人，加之万历帝不仅清算个人，还清算所有改革方案，于是“万历新政”终成昙花一现。

之后，万历帝亲掌大权，摆出励精图治的姿态，但由于官僚集团多有掣肘，到了1586年（万历十四年）就开始厌倦政事。他对官员们的不满，在立储问题上达到顶点。他想立三子朱常洵为太子，但朱常洵非长非嫡，有违礼制，遭到大臣们重重阻拦，此事只好一拖再拖。此事让他心灰意冷，本就无心政事，就此开始怠政生涯，直至去世。张居正已死，无人能劝导皇帝，政事就此荒废。种种史实均表明，此时王朝政治僵化已极，只能按部就班，依礼教而行，个人已经难以撼动。众人以张居正为鉴，身处其中，唯求保全，不思进取，自此王朝覆灭已定，无人能扭转。

万历帝怠于临政，却勤于敛财。^[3]张居正死后，很快国库开始入不敷出，加之费资平宁夏、东征援朝、平播州，国家财政亏空严重。为了侈靡享受，不顾户部、工部大臣的干涉，1596年（万历二十四年）开始，皇帝借口增加国家财政，向全国160多个州县派出大量矿监和税吏，横征暴敛，中饱私囊，引起了底层人民的不满。矿监和税吏直接向皇帝负责，不仅欺压百姓，还敲诈勒索官员，朝廷内外怨声载道。1599年（万历二十七年）四月，山东临清抗税，税吏被打死，之后各地纷纷发生反抗矿监、税吏的民变，但矿监、税吏政策一直延续到崇祯帝时期。

有明一朝，党争不断，万历帝掌权之后，愈演愈烈。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历经15年的争论，长子朱常洛终于被立为太子，这加深了万历帝与大臣的隔阂，“他变得完全和他的官员们疏远了”^[4]，为之后朝廷内部纷争埋下了祸根。1615年（万历四十三年）五月四日，有人冲入太子寝宫行凶，怀疑是皇帝宠幸的郑贵妃（朱常洵之母）所指使，史称“梃击案”，后不了了之。1620年（万历四十八年），太子朱常洛继位，很快一病不起，服用鸿胪寺寺丞李可灼献上的两粒红丸之后不久驾崩，史称“红丸案”，郑贵妃又有嫌疑，后由首铺方从哲担责而结束。派系纷争，真相已不重要，关键是“站队”。之后魏忠贤之祸、东林党争，党派林立，党争迭起，直到明朝灭亡，党争问题都未解决。

晚明军事衰败，武官不受重视，军队管理混乱，战斗力差。当时著名的“抗倭英雄”戚继光受到张居正的牵连，从蓟州总兵被调至广州总兵。蓟州当时是抵抗满人入侵的重要屏障，广州早已海禁而无事可为，所以看似平调，其实是降职。官员党争，文官当权，不重武职，视边防大事若无物，将领任用为利益纷争所左右。后来，熊廷弼被杀，孙承宗被迫辞官，袁崇焕被处死，均反映晚明武备懈怠。戚继光抗倭之时，苦于军队没有战斗力，不得不组织新军。后来，明军在与农民起义军、清军队的战斗中，往往在人数占优的情况下节节败退，乃是其军队战斗力不强之明证。

1583年（万历十一年），辽东大将军李成梁攻打经常侵扰明朝的建州右卫首领阿台，恰巧努尔哈赤的祖父和父亲在阿台寨中，由于被图伦城主尼堪外兰出卖，他们一起被明军所杀。24岁的努尔哈赤发誓报仇，但被实力所绊，表面与明朝通好。不久，他杀死了叛徒尼堪外兰并占领了他的城池。5年之后，他基本统治女真各部，迅速崛起，于1616年（万历四十四年）建立后金。1618年（万历四十六年）四月，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细数明朝各大罪状，其中之一就是杀父杀祖之仇，从此正式举旗反明。

黄仁宇视“万历十五年”为晚明之重要一年，认为“这一年表面上并无重大的动荡，但是对本朝的历史却有它特别重要之处”^[5]。以此观之，1583年（万历十一年）乃可称为晚明之特殊一年，若张居正死后不被清算，“万历新政”抑或还可继续，群臣不至纷纷内斗，武官或还握有实权，努尔哈赤或并无反明之心。此乃种种，只能假设，明朝走向衰败乃至灭亡已成史实，回头观之，唯有感慨。

---

注释

[1]孟森.明史讲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233.

[2]张海英.明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133.

[3]孟森.明清史讲义.北京：中华书局，1981：246.

[4]牟复礼，崔瑞德.剑桥中国明代史.张书生，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500.

[5]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7：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