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文艺复兴后期耶稣会的教育事业

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思潮是文艺复兴运动的主旋律。发源于意大利继而影响全欧洲的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深刻地改变了欧洲知识分子的思想文化境界，使他们开始从个人的角度而不是作为神的附庸物重新认识自身和世界。

从历史分期的角度看，文艺复兴时期是欧洲文明从中世纪或封建时代向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渡时期。^[1]中世纪泛指欧洲古代和近代之间的历史时期，一般认为始于5世纪西罗马帝国灭亡，结束于文艺复兴已然兴起的15世纪。以1000年和1300年为界，中世纪又被划分为三个特征明显的阶段，即经济和文化几乎停滞的早期，经济复苏、城市兴起的盛期，以及遭受了瘟疫、战争和基督教会分裂等大事件重创的晚期。^[2]

在中世纪，公教在人们的思想领域处于绝对的支配地位，对于世俗政权也有巨大的影响力。但是，世俗封建主并不总是对教会拥有的至高无上权力感到满意，王权和教权的斗争甚至在6世纪已经开始。经过11至13世纪的激烈斗争，罗马教会和教皇的权势逐渐走向没落。进入11世纪，随着欧洲商业的兴起，城镇发展起来，逐渐出现了富裕的市民阶级。从12世纪起，意大利的商业发展在欧洲已处于领先地位，佛罗伦萨是意大利境内小城邦中繁荣程度最高的手工业、商业和文化中心。在佛罗伦萨，新兴的市民阶级与封建贵族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文艺复兴运动初期的三位代表人物但丁（Dante Alighieri，1265—1321）、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a，1304—1374）和乔万尼·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1313—1375）都是佛罗伦萨人，三人的文学代表作——但丁的长诗《神曲》、彼特拉克的抒情诗集《歌集》、薄伽丘的故事集《十日谈》，都对教会和当时封建社会的诸种丑恶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对现实的批判、反对教会的腐败、追求自由的理念、把人作为真正的人来对待等思想，奠定了人文主义精神的基础。

文艺复兴运动很快从意大利传播到欧洲其他地方，演变为一场影响深远的欧洲思想解放运动，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历史影响^[3]：首先是对人生态度的影响，将人的精神从依附于神的状态转变为尊重作为个体的人，关注世俗的、现实的事物，从神本主义转向人本主义；文艺复兴促进了商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互动，使整个社会活跃起来，并使得城市中富裕的中产阶级意识逐渐发展成熟；在学术上，文艺复兴强化了批判性思维，使人们从对宗教神学的信仰和服从转变为敢于表达自己的意见，思想的活跃使得学术获得了一种轻松自由的研究氛围；教育制度本身也得到了改进。这一系列的变化最终导致近代自然科学和近代哲学的建立。文艺复兴运动还使民族语言得到重视，拉丁语的统治地位被推翻。民族语言对各族人民起到了凝聚作用，成为神圣罗马帝国解体、民族国家形成的一个重要基础。

经历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这些相互影响的重大历史事件之后，16世纪的欧洲人迎来了精神解放，不再拘泥于神学和教义，眼界不再局限于欧洲而拓宽到全球，对于世界的、社会的、人自身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时代精神。这种富有生气的变化从文艺复兴运动早期的文学和艺术领域，扩展到宗教、哲学、政治、自然科学等更为广泛的思想文化领域，所有这些变化积累起来，反过来又加速了新精神的升华。与古希腊学术鼎盛时期类似，文艺复兴时期学术的蓬勃发展依赖于对自然研究的流行和深入，受到经济发展的有力支持，因为经济发展在丰富社会财富的同时，也增加了人们的闲暇时间。新航路和新市场开辟后，金银等贵金属货币以及物产大量流入欧洲，极大地促进了商品贸易的繁荣和资本主义的兴起。技术的进步则加快了文艺复兴的进程，尤其是印刷术的广泛使用，使思想传播的速度和广度大大提升。

文艺复兴运动并没有直接反对基督教，但是，当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人的尊严和地位的重要性，当人们将注意力越来越投向宗教神学之外的学术领域时，宗教在人们思想领域的支配地位自然不可避免地开始松动。在文艺复兴后期，人本主义成为主流思想，人们不再盲从教会和权威，而形成了强烈的批判意识。这种批判意识在基督教内部的集中表现是始于路德的宗教改革运动，而在更大范围、更具革命意义的表现则是自然科学理性思维的兴起。处于这个学术繁荣、思想多元的时代，耶稣会的传教策略、教育方式乃至神学思想势必会受到影响。人文主义思潮毕竟间接成为公教信仰的威胁，于是耶稣会主动施加控制和引导，对年轻人进行符合公教利益的教育和培养，这是十分明智的策略。

耶稣会十分清楚地认识到教育事业是自身持续发展和扩大公教影响力的有力保障，因而不遗余力地建设学校。耶稣会学校的建设和维持日常运转的经费主要来源于捐赠，并且实行义务教育制度，学生得以接受免费的教育。一方面，耶稣会学校成为培养耶稣会新成员的主要摇篮，为公教培养了大量有学识、素养和宗教责任意识的神职人员和普通教士，从公教内部夯实了人才基础；另一方面，通过向日后成为世俗政权核心的那些人灌输公教思想，以及为世俗政权提供具备丰富知识的可以信赖的人才，从而影响世俗政权，从外部造就了支持公教的政治联盟。此外，耶稣会学校吸引了大量青少年，培养他们接受公教，从而有效遏制了新教扩张。在宗教改革时期，耶稣会通过成功的教育事业给予新教以重击，成为公教复兴的关键力量。

1548年，耶稣会在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墨西拿建立了第一所学校，该校的主要特点成为此后耶稣会学校的标准：教师均为耶稣会士，学校的建立和运转依靠捐赠，为学生提供免费教育，教学内容为人文学科、哲学和神学。耶稣会的教育事业发展十分迅速，1599年学校的数量达到245所，1626年达到441所。就学人数也十分可观，小城镇中每所学校的学生数有500~800人，大城市中该数字有800~1500人。至1773年耶稣会解散时，包括欧洲之外的学校在内，学校数量已有750所，就学人数21万余。^[4]学校快速扩张的原因不仅是得到了教会支持，而且耶稣会学校本身也十分具有竞争力。16、17世纪欧洲城市快速发展，人们对教育的需求大大增加，耶稣会学校的教育是完全免费的，只有寄宿的学生需要支付少量的膳宿费用，这自然就吸引了大量学生就读。更为关键的是，耶稣会学校的教学效果十分出色，在古典文学深得有学识公众青睐的文艺复兴时期，耶稣会学校的学生能够熟练且得体地使用拉丁文，并具有丰富的学识，这是实实在在的教学成果。因此，耶稣会学校迅速在与包括巴黎大学在内的其他学院和大学的竞争中占据了上风。

耶稣会的教育效果出众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耶稣会教学内容符合文艺复兴的主流，并特别强化了对古典文化的研习；另一个是对学生的思想和行为实行严格而有效的激励和监管措施，包括建立当时具有创新性的学业竞争体系，加强教育者对学生的监管和个人式的持续接触，鼓励学生相互监督、相互检举等。耶稣会学校以拉丁文为基础，以古典文化知识为框架，并以宗教神学为核心。其教育的最终目的并非要培养学生独立自由的学术研究能力，而是为了培养忠诚且顺从的教士，使他们成为为教会服务的工具。因此，以依纳爵《精神训练》为核心的意志和精神的训练占据了学生大量的时间，而古典文学中的知识和精神被刻意遮蔽，而以符合公教信仰的形式教授给学生；学生习得了拉丁文、知晓了众多古代思想家的名字，但从根本上并未被人文主义思潮所影响。耶稣会由此使其教育不仅在公众面前成功了，而且也在公教利益的立场上成功了。^[5]

完善而强大的教育事业是耶稣会的一大特色^[6]，早期耶稣会的教育在教育史上的重要地位得到普遍认可。而且通过教育事业，耶稣会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到自然科学的建立和发展之中^[7]。比如，耶稣会学校的一些数学教授与伽利略有良好的关系；耶稣会的教授撰写了大量数学和与自然科学相关的著作；17—18世纪耶稣会修建了许多天文台，并进行了大量的天文观测；等等。教育事业成为这些活动的基础。

耶稣会学校的哲学课程范围甚广，讲授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伦理学、心理学，以及包括物理学、生物学、天文学等在内的自然哲学，此外还讲授以欧几里得几何学为核心的数学。关于数学在整个知识体系中的地位，耶稣会学校的哲学教授和数学教授曾展开辩论：哲学教授试图捍卫亚里士多德的立场，认为数学并非自然哲学，因为它处理事物的可量化方面，而自然哲学应当研究事物本身；数学教授则坚持数学的重要性。他们的观点或有不同，但共同之处是强调数学和自然哲学之间的重要关联，而这恰好与正在兴起的自然科学精神不谋而合。

耶稣会的数学教育传统主要是克拉维乌斯开创的，他主持了1564—1595年罗马学院的数学院。数学院的教育对象是准备从事数学教学或去其他洲尤其是亚洲传教的学生，每年仅有10人左右，他们所接受的数学教育比一般的数学课程更为全面。数学教育的内容以欧几里得几何学为主，此外也包括天文学、地理学、实用算术、历法学、力学、音乐等其他与数学相关的领域。数学院甚至有专门的图书馆陈列数学著作。数学院在克拉维乌斯去世后逐渐没落。克拉维乌斯最著名的学生当属1575年至1577年在罗马学院学习、后来震动了明王朝知识界的利玛窦。

尽管耶稣会的教育事业是扩张公教势力十分有效的途径，但也阻挡不了整个时代的思想从神学转向对自然和人性的兴趣。文艺复兴时代欧洲人对世界的种种新发现、人文主义对人本身的重视，两种不同的思想潮流汇合，到了17世纪，它们分别在伽利略和笛卡尔那里达到了里程碑式的成就。随着自然科学和近代哲学的兴起，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体系以及建基于其上的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体系，对人们精神世界的支配地位逐渐发生动摇。经院哲学在知识分子头脑中培养起来的理性和思辨能力，最终推翻了经院哲学甚至神学本身的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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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文艺复兴的起讫和地点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别及不同研究领域中存在分歧，一般认为其时间范围是14—16世纪，主要在欧洲进行。关于文艺复兴概念争议的一个扼要梳理见：布罗顿.文艺复兴简史.赵国新，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8-15.

[2]本内特.欧洲中世纪史：第10版.杨宁，李韵，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1-2.

[3]陈乐民.欧洲文明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07-108.

[4]彼得·克劳斯·哈特曼.耶稣会简史.谷裕，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75.

[5]涂尔干对耶稣会如何控制和引导人文主义思潮使其有利于公教进行了精湛的分析：涂尔干.教育思想的演进.李康，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242-281.

[6]20世纪末，耶稣会各类教育机构的在校学生人数高达150万。参见：彼得·克劳斯·哈特曼.耶稣会简史.谷裕，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114.

[7]耶稣会在数学和自然科学领域中的贡献及教育活动，参见：Agustín Udías.Jesuit Contribution to Science：A History.Springer，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