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地理大发现与耶稣会的海外传教

直到15世纪末，欧洲人对世界地理的认识依然是以托勒密2世纪的《地理学》为圭臬。托勒密用经线和纬线交叉形成的几何坐标网格来覆盖已知世界，包括欧洲、非洲和亚洲。然而，这些地理知识主要来自文献、传闻和天文学理论的推断，很少依据实地的勘测结果。欧洲人对于隔着大洋的美洲、澳洲等地区基本上一无所知。托勒密对于亚洲面积的估算也远远大于实际，对地球周长的估计又过小，这为哥伦布后来向亚洲的航行造成了一种盲目的乐观情绪。

在持续不断的短途航海中，欧洲人积累了航海技能以及对欧洲附近海域的地理学知识。到15世纪，向欧洲之外的试探性航海活动开始了，这些航海活动的动机大都是为了追求经济利益和扩大政治影响。葡萄牙在15世纪的航海活动中卓有成效，将其附近海域的群岛纳入版图；15世纪80年代，葡萄牙船队绕过非洲延伸到大西洋的几内亚湾，并在那里建立了贸易站。各种商品、物资和大量的黄金源源不断地输入葡萄牙。经济利益的刺激使得航海家将目光投向更为遥远的海洋。1488年，迪亚士（Bartolomeu Dias，约1450—1500）绕过了非洲最南端的好望角，这也鼓舞了哥伦布通往亚洲的航海行动。

1492年，哥伦布得到西班牙王室的资助，从西班牙南部出发向西航行，以开辟通往亚洲市场的新航路。经过两个月的航行，哥伦布到达了美洲的巴哈马群岛，并认为已经到达了亚洲。这次航行为欧洲人打开了通向美洲的大门，然而通往亚洲的航道却依然有待开辟。哥伦布的首航引发了葡萄牙和西班牙关于划分势力范围的外交纠纷，葡萄牙人守住了他们正在非洲开辟的领地，以及经由好望角通往东方的航道。1497年，达·伽马从葡萄牙里斯本出发，绕过非洲南端向东航行，进入了对欧洲人来说几乎完全陌生的印度洋。在非洲东海岸的肯尼亚，达·伽马雇用了一位阿拉伯航海家作为领航员，他依靠来自阿拉伯世界的航海和天文学知识，终于在1498年到达了印度。

至此，欧洲向西到达美洲、向东到达亚洲的新航路均被开辟出来。在利益的驱使下，继葡萄牙和西班牙之后，荷兰、英国、法国等国家纷纷加入到开辟海外市场的活动中，越来越多的航海活动将欧洲与世界联系起来，托勒密的世界图景已被打破，更加完整的世界形象逐渐取代了欧洲人对世界形状和大小的想象。通过新航路和不断开辟出的新市场，来自世界各地的资源和物产影响了欧洲人的日常生活。来自新世界的知识、传闻以及不断丰富的地理知识，开阔了欧洲人的视野和心胸。持续输入欧洲的大量财富为许多欧洲人提供了享受闲暇生活的机会，这也为文艺复兴时期学术发展和思想文化领域成果的迸发提供了物质基础。

标榜基督教义普世性的公教，也是庞大的商业利益集团和封建地主，新航路的开辟对公教而言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新航路打通了直通东方的商路，与东方的贸易不再受制于盘踞陆上商路的土耳其人，这是历时200余年的十字军东征以及与之相应的商业活动没能达到的目标；另一方面，基督教信仰的传播获得了新的方向和目标，通过这些畅通无阻的航线，传教士们将基督教信仰带往广阔的美洲、非洲和亚洲。

从耶稣会创立之日起，海外传教就是耶稣会最重要的使命和工作之一。尽管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航海技术和船舶技术有了很大进步，但在当时的航海条件下，风暴和恶劣的天气以及各种病患的侵袭，使得漫长的海上旅行依然是十分艰辛甚至威胁生命的活动。然而这并不能阻止成千上万传教士的脚步，他们对基督教信仰充满信心，前往不同的国度，想尽各种办法传播基督信仰，并不惧怕有可能死在漫长的海上航行中或者陌生的异国他乡。

正是由于地理大发现所开辟的新航线，传教士远涉重洋的传教活动成为可能。除了传教士，还有商人、士兵、工匠等，他们随着航行在新航线上的船舶，将基督信仰和欧洲文化带到了世界各地。在15、16世纪，公教的海外传教活动与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殖民活动同步展开。葡萄牙和西班牙渴望通过新航路和殖民地获得更多的财富，而公教在欧洲的势力遭到宗教改革的冲击后，也极力寻求在欧洲之外的地方得到补偿。葡萄牙和西班牙也是公教稳固的势力范围，因此，探险家们也把他们的探险看作类似于十字军征战的神圣战争，而传教士则受到探险队的保护和帮助。传教士的足迹随着殖民者出现在每一块新占领的殖民地上。对海外传教的重视也促使教会内部建立起相关的管理机构，公教的许多修会成为传教活动的主力军。当时传教十分活跃的修会有耶稣会、方济各会、多明我会等，其中尤以耶稣会的传教活动规模最大、传教士人数最多。

耶稣会海外传教的根本目的是发展公教信徒。在新世界的大门逐渐向欧洲人开放之后，耶稣会“在万事万物中找寻神”（Finding God in All Things）和愈显主荣的宗旨，促使耶稣会士前仆后继地前往亚洲、非洲、美洲，去完成在遥远世界传播福音的使命。为了完成传教使命，耶稣会士在传教活动中充分地施展应变和适应能力，开创了极具特色的灵活传教方式。他们通常会认真学习和掌握前往传教国家和地区的语言，深入了解传教地区的文化和宗教，试图将公教教义与当地已有文化和宗教完美地结合起来，以便使当地居民更容易接受这种对他们而言十分陌生的信仰。比如，用圣母来代替印第安人崇拜的大地之母；在中国、日本、印度，耶稣会士改穿当地服装，以便融入当地社会。

15、16世纪，公教在非洲的传教并不顺利，耶稣会也未能改变这一局面。在美洲和亚洲，耶稣会传教活动进展较大。耶稣会成立的同年，作为首批会士之一的沙勿略就从已被葡萄牙人开发多年的通往亚洲的航道向印度进发，于1542年抵达葡萄牙在印度的殖民地果阿开始传教，把许多低种姓群众发展成为信徒。在随后的几年中，沙勿略又到锡兰、马六甲和日本进行传教。在抵达日本之前，沙勿略已经通过在马六甲认识的商人以及一位畏罪逃亡的日本人获得了关于中国的许多信息，并感受到中国在整个东方文化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因此有了到中国传教的明确打算。^[1]尽管经过多方筹划和努力，沙勿略最终也未能实现这一夙愿。1552年年底，在努力尝试进入中国内地未果之后，沙勿略在广东沿海的上川岛病逝。沙勿略为公教在亚洲的传播做出了很大贡献，不仅开创了印度、日本等地的传教事业，而且他的事迹也激发了后来的年轻修士们投身传教事业的极大热忱。

17世纪初，耶稣会在亚洲的传教活动逐渐取得进展，但算不上顺利。在印度，尽管耶稣会士采取迁就当地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的传教策略，使许多高种姓的印度人成为信徒，但未能改变传教缓慢的局面。在日本，公教信徒达到了75万人，一些公教教堂、学校和慈善机构也相继建立起来，《圣经》和许多公教书籍被译成日语。但是面对列强要求开放市场的武力威胁，日本仍闭关锁国，1612年取缔公教。至1640年，公教在日本已几乎消失。这一时期公教在中国的传播进展比较突出。沙勿略去世之后，众多耶稣会士试图进入中国内地传教的努力均未成功^[2]，直到1557年才出现了转机。两广总督因葡萄牙人帮助剿灭海盗，准许其在澳门居住，这就为传教士提供了一个落脚点。1582年，利玛窦到达澳门，次年进入广东肇庆，开始采取学术传教等灵活多样的传教方式，积累声望、发展信徒。经过近20年的苦心经营，1601年利玛窦终于实现了留居北京的愿望。利玛窦为传教而介绍给中国人的自然科学知识，后来成为明末耶稣会士在中国立足、免受驱逐的保护伞。中国的公教信徒在利玛窦去世时不过2500余人，而到了崇祯末年已达到3.8万余人。

公教在亚洲的传教活动障碍重重，其根源在于亚洲国家普遍具有稳固的封建制度、悠久的文化传统和发达的传统宗教。除了沦为殖民地的菲律宾以及印度部分地区外，亚洲国家对基督教的抵抗普遍很强，但在美洲，情况却大不相同。16世纪传教士在拉丁美洲的传教活动遇到的阻力最小、进展较大，主要是依靠西班牙和葡萄牙对这一地区的直接统治、殖民者对当地居民的野蛮屠杀和残酷奴役，以及政府对教会传教活动的大力支持而促成的。另外，美洲并没有发展出像亚洲那样发达的传统宗教，加之受到较为原始的社会制度束缚，在面对欧洲殖民者时，美洲的土著居民既没有精神上的武装，也没有足够的物质能力抵挡军队和传教士的入侵。相较于其他修会的传教士，耶稣会士在拉丁美洲的传教进展十分突出，他们甚至建立了一个相对独立的耶稣会传教区，包括现今巴拉圭以及乌拉圭、阿根廷和巴西的部分地区在内，构成了一个耶稣会神权国家。这个耶稣会国看上去像是实现哲学家们“理想国”理念的绝好机会，然而实际情况却极其残酷。当地的土著居民即使受洗成为基督徒，也并没有思想上和身体上的自由。他们在名义上得到了传教士的保护和照顾，但实际上却要在传教士的命令下按部就班地生活和劳动，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要服从耶稣会士的权威，否则就会受到严厉处罚。公教在北美洲的传教比较顺利，从17世纪中叶起，耶稣会成为在北美洲传教的主要修会，当今加拿大的魁北克成为他们的主要聚集点，耶稣会士在那里建立修院，培养传教士。

1773年，耶稣会被解散，公教在世界各地的传教活动遭受打击，随着耶稣会的撤离，公教传教进展十分缓慢。这一时期，欧洲的历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经历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新教国家荷兰和英国，取代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海上霸权地位，致使公教的传教活动失去了传统的保护者，传教活动的范围也随着西、葡殖民地的不断丧失而缩小，这也是公教传教活动衰落的一个主要原因。17、18世纪，随着欧洲新教国家的海外殖民活动的拓展，新教也逐渐传播到欧洲之外。

总的来看，基督教的海外传播是与欧洲的海外殖民活动结合在一起的，传教既是殖民活动的一部分，又受到了殖民活动的支持和保护。海外传教的积极意义之一在于将欧洲文明中先进的科学技术传播到世界各地，但这种文化入侵常常中断或干扰了当地传统文明的独立发展进程。无论利弊，基督教在全球的传播对人类文明的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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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戚印平.沙勿略与耶稣会在华传教史.世界宗教研究，2001（1）：66-74，169.

[2]尚智丛.传教士与西学东渐.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