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耶稣会的宗派和组织

16世纪中叶以来的百余年被历史学家们界定为教派时代，欧洲大陆上充斥着信仰分裂和教派斗争。耶稣会凭借其宗派和组织而在这一时期脱颖而出，其风头实力不亚于其他新教教派。创始人依纳爵的许多设计和安排正是奠定耶稣会宗派和组织的重要基础，被认为“从形式和内容上决定性地给天主教的虔诚指明了方向，尽管不是唯一的”^[1]。这些成功要素对天主教总体发展的影响自不必说，也是特别宏大的问题。更为直接的是，耶稣会得以构建的自身组织特征与其之后东来和西方科技东传息息相关。值得一提的是，现有文献中对耶稣会在华传教史的研究成果不胜枚举，但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国内学界对耶稣会本身历史及组织特征的研究相对不足，无论是专门译著还是相关专著都少有问世。所以，将耶稣会的思想宗旨、结构机制、人员规模、传教策略等各类情形大致交代清楚，是非常有必要的。至于耶稣会的传教范围和教育体系，则待于接下来的章节完成。

依纳爵为耶稣会的组织架构做了诸多设计安排，思想宗旨部分就是如此。他一直到47岁时（1538）才首次主持圣弥撒，此时他已具备丰富的经验和成熟的性格，之后又为耶稣会确立了完备而森严的制度和思想体系。他规定加入耶稣会者首先需要发四种愿，分别为绝色、绝财、绝意和绝对服从教宗。前三愿在其他修会中同样可见，但第四愿为耶稣会所特别规定。绝对服从教宗规定了耶稣会从属于罗马教皇和坚定捍卫天主教的角色，罗马教皇被认为是教会利益的最高代表。

另外，依纳爵既秉承自文艺复兴时期以来对人性的理解，尤其关注人的个性，又注重人的原罪性，认为需要把新的天主教灵性生活与复杂的人性有效结合起来。对灵性生活的操作方法的系统描述可见于依纳爵所编写的《神操》之中。^[2]按照《神操》的方式进行灵修，可以达到帮助、安慰灵魂的目标。耶稣会强调基督就是帮助者、安慰者、拯救者，人的尊严和个性也得到关注和尊重，从而反映出神性与人性之间的互动。

在结构机制方面，耶稣会的特点是高度集权和国际性。一方面，高度集权源于其森严的等级制度和绝对服从教宗。对于教宗的第一位服从和对于上级的第二位服从在会宪中得到明确规定。严令要求服从的直接结果就是权力随着等级提高而越发集中。耶稣会的等级结构如图3-1-1所示，修会总长和修会大会之上就是罗马教皇。在罗马教皇的直接领导和庇护下，耶稣会士拥有独立于教区主教的很大特权。^[3]另一方面，在教派时代，新教的宗教领袖往往由君主或诸侯担任，因此形成相应的国家或地方宗教势力范围。但是耶稣会支持的天主教仍以罗马教皇为最高牧首，因此具备新教所不具备的国际性。

耶稣会在传教策略方面的灵活性较强，主要是外部传教策略和上层传教策略两类。所谓外部传教策略，是指会宪中强调传教工作的主要对象是穆斯林和其他非信仰者，连犹太人也在其列，次要对象是天主教异端和分裂者。如此说来，耶稣会在思想宗旨层面并未明确宣称反对宗教改革，依纳爵本人也没有说过耶稣会是为反对新教而成立的。但是，因其绝对服从教宗，故必然在实践上追随天主教方面而反对宗教改革。所以，耶稣会在思想宗旨和理论上没有直接反对宗教改革，但是在结构机制和实践上与罗马教廷站到了一起。更合理的做法是把耶稣会归为天主教改革，同时期的“特伦托会议”（1545—1563）也是如此。这样就可以说天主教改革“是与新教改革相似的一场宗教改革运动”^[5]。所谓上层传教策略，则表现为一种精英路线。耶稣会士不在修道院中过固定的、清修的生活，而是去各个地方开展工作。他们把传教目标锁定在君主、诸侯和贵族身上，主要活动范围是上层社会。因为下层民众往往会效仿追随上层社会的宗教信仰，上层社会的信仰选择将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这种情形至少在欧洲很常见。

人员规模在耶稣会数百年的发展中不断扩大。主要体现为会士数量的增长。1534年包括依纳爵在内的在巴黎发愿建会者有7人，二十年后的1554年修会会士仅40名，到1556年依纳爵去世时已达1000名左右。此后规模愈发庞大，1570年会士数量为3000名，1590年为6000名，1640年为15000名，1680年为18000名，1710年突破20000名，1750年更是达到了23000名之众。另外，会省数量增长。依纳爵在世时共创立12个会省，1615年增至32个会省，1679年为29个会省，1710年为37个会省，1749年已有41个会省。还有，处于耶稣会等级结构最基层的单位——分部，数量已达上千。^[6]后来，1773年耶稣会经历了被教廷解散的重大挫折，但1814年得以复会。到了当代，其发展仍然蓬勃兴盛，范围包括上百个国家，会士数量约有2.6万人。2013年，来自阿根廷的新任教宗方济各（Pope Francis）成为首位来自拉丁美洲的教宗，也因其耶稣会士的身份而成为首位耶稣会教宗，这无疑是极具历史性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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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马克斯·布劳巴赫，等.德意志史：第二卷上册.陆世澄，王昭仁，译.高年生，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264.

[2]《神操》最新中文版据The Spiritual Exercises of Saint Ignatius：A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所译，其中译者也介绍了其他《神操》中文译本情况，主要由光启出版社出版。参见：乔治·刚斯.神操新译本.刚斯，注释.郑兆沅，译.台北依纳爵灵修中心，校订.台北：光启文化事业，2011.

[3]埃德蒙·帕里斯.耶稣会士秘史.张茄萍，勾永东，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23-30.

[4]彼得·克劳斯·哈特曼.耶稣会简史.谷裕，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18.

[5]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吴象婴，梁赤民，董书慧，等译.第7版修订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383.

[6]分部、会省和会士数目均引自哈特曼《耶稣会简史》，其中会士数目为约数。下文对南美巴拉圭“耶稣会国”和耶稣会在日本传教之概况与兴衰的介绍，尤其是巴拉圭与日本的具体数据，亦主要引用此书。参见：彼得·克劳斯·哈特曼.耶稣会简史.谷裕，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