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记忆的追寻与重建:中国传统节日保护对策研究
- 林慧
- 7783字
- 2020-08-29 21:09:42
1.2 传统节日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统节日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根据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台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以下五个方面: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表演艺术;社会实践、礼仪、节庆活动;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1]与以前的宣言和条例相比,《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明确了节日庆典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项重要内容,节日庆典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在目前的世界非遗名录中,传统节庆在其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许多国家已将自己的传统节日成功申报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包括:玻利维亚奥鲁罗狂欢节、哥伦比亚的巴兰基亚狂欢节、墨西哥土著亡灵节、比利时班什狂欢节、立陶宛波罗的海歌舞庆典、摩洛哥坦坦地区木赛姆牧民大会、比利时与法国的巨人和巨龙游行、西班牙的帕特姆流行节日以及韩国的江陵端午祭等。这些优秀的节日文化不仅是世界各国政府重视并给予保护的本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且是世界的文化遗产。在我国,传统节日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的重要内容。2006年,我国将一些重要的传统节日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纳入国家的保护范围,其中包括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七夕节、中秋节、重阳节这六个传统节日,以及二十四节气和一些少数民族的节日。2008年,清明、端午和中秋被增设为国家法定假日,与春节并列为四大传统节日,被纳入到国家法定假日体系。这在中国传统节日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法律层面上为传统节日提供了保障。在此后的几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传统节日都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节日遗产在国家层面受到日益关注。
传统节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国内外传统节日的保护实践中,而且也体现在传统节日本身所具有的文化特质。作为一种民族和国家的文化认同,传统节日是一份特殊的文化遗产和文化现象。它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产生与天文、历法、宗教、节气等密切相关。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原始社会,不可能形成节日。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中,节日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不同地区、不同文化中,都有节日。那么,什么是节日?从词源上看,英语festival这一词源于拉丁文festum。但在拉丁文中,最初表示“节日”的有两个词,并代表不同的含义。一个是festum,意思是“公众共享的喜悦和狂欢”。而另一个词是feria,意思是“纪念和敬仰神灵而停止工作”。这两个词都使用复数形式,这就意味着在当时,节日持续多日,并包括许多庆祝活动。随着这两个词含义的逐渐融合,这两个词也成为同义词。在当代,人们对节日的定义和理解也不尽相同。有学者将节日定义为一个事件,认为“节日是由一个以种族、语言、宗教、历史和世界观所维系的共同体的所有成员通过各种不同的形式和一系列的组织活动直接或间接地参与的、定期发生的社会事件”[2]。有学者将节日定义为一种秩序,认为“节日是人类在感知时间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种社会秩序,它以文化象征的方式,将个体与群体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使其拥有归属感和安全感。作为文化的秩序,节日既是安顿个体精神、休憩心灵的时间节点,也构建起社会与组织的共享价值体系和认同,是联系历史与未来的内在力量”[3]。也有学者将节日定义为人们生活中时间的节点。认为“节日是社会文化所设置的时间单位。在这种特殊的时间节点上,文化的延续和集体的记忆由此成为可能”[4]。还有学者将节日看作一种机制。作为一种调适机制,节日是对平日的一种补偿。“节日欢聚的群体性是对个体孤单感的补偿,节日的高情感活动是对平时较单调生活的补偿,节日较丰实的物质生活是对平时简朴日子的补偿,节日的休息闲暇是对平时忙碌紧张的补偿。”[5]
人们对节日的这些多种解读,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节日”这一概念具有丰富内涵。实际上,从本体论上来讲,节日是一个关乎人类生存的哲学思考。人为什么要过节?这是一个对生命本体的追问和探寻。对节日的期待体现了人类对本真自由生活的追求。“节日使我们能够超出对平常时间与日子的单调注视,远眺我们的生命整体,进而使得居于生死之间不断成长和衰老的个体生命,获得其在历史叙述意义上的地位与价值。”[6]可以说,节日是人类生活的一个重要环节。它不仅是娱乐、说教、净化灵魂的时刻,更是反思自我、界定自我、呈现自我的时刻。不仅如此,节日还让我们忆古思今,连接传统与当下,使我们的生活世界具有意义。正如有人比喻,每一个节日,都是一次慎终追远,是一个有丰富意义牵连的整体。而正因为有了节日,才使海德格尔所说的人类诗意的栖居成为可能。因此,节日的本质是心灵与生命的对话,是精神与文化的交融。在哲学的意义上,节日传递着生命时空的感受。
从节日的内容看,节日既是对社会秩序的一种建立,也是对社会秩序的一种超越。在节日的演变过程中,节日有其自身发展规律。节日及节日文化作为一种风俗现象,是人们在历史中共同创造的,是民众和社会选择的结果。同时,节日是一个重大的公共事件。通过节日建立起来的是一种公共价值体系和信仰,是社会共同体的意识,是一种民族的凝聚力。作为一种公共文化,传统节日深深根植于社会关系的变化中,并被看作是对社会结构的一种象征性的再现。而节日与社会结构通常是一种互补的关系,在社会结构层面上不可能的事情可以在节日层面上得以实现。正如古代罗马哲学家塞涅卡所说:“人不能没有节日,因为只有在狂欢之中,人们才能忘记平日的伦理和秩序束缚,回归到‘自然’的天性之中,这对人是必需的,因为平日的束缚状态是‘非自然’的。”[7]这也是为什么法国社会学家杜克海姆将节日看作一种集体的逾制行为。在节日中,人们力图通过歌唱、舞蹈、叫喊等各种不同的娱乐形式来冲破常规。这与巴赫金的“狂欢理论”也是一致的,即在节日中,共同体的成员之间没有了平时的等级区分,在节庆活动中融为一体。正因此,人类学将节日看作是从正常的、世俗秩序向反常的神圣秩序转化和回归的过程。
作为时间的节点,节日的时间与平日的时间是不同的,节日时间具有非常态。节日与平日相对,它使我们平淡的生活更有意义,让我们生活的世界变得不一样。美国宗教社会学家哈维·考克斯认为,节日包括三个元素,即故意放纵、积极庆祝和对比性。其中,对比性指的是,节日中必须出现比照,必须与日常生活明显不同。[8]那么这种时间的不同究竟是什么?按照伽达默尔的观点,时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现时的时间,这种时间是我们日常生活意义上的时间,是被占据的、填充的,在他看来,这算不上真正的时间经验。而第二种时间是历史的时间,“是实现了的、属己的时间”[9],比如节日。按照伽达默尔的解释,“节日的公共时间具有同时共庆性,它是一种独特的现在。节日通过它自己的庆典,使时间停住和延搁,使人们从日常有限事务的压迫中有了松弛一下的偶然机会,把一切人联系成一个整体”[10]。同时,它还具有复现演变性,即隔一段时间的同一时刻重复举行,每次内容大体相同,但又有所演变。正是由于节日时间具有重复性,才能将历史与现时连接起来,使节日成为一种历史的时间。这也正如霍布斯鲍姆所说:“传统节日通过一年一次约定俗成的节日活动,重复着国家的历史和民族的历史,而重复是保持与过去连续性的通道,它将一个国家的过去和现在构建成延绵不绝的统一体。”[11]节日中这种特殊的时间性,赋予了节日独特的文化内涵,使节日不仅具有时间的提示意义,而且还具有丰富的文化意义。它表达了人的情感与信仰,给人们提供一种安全感,是人类重要的精神力量,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精神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正因此,“节日赋予一年之中一部分纯粹的物理时间以文化内涵,是使我们日常的物理时间升华为文化时间的重要手段”[12]。
从这点来讲,节日是一种时间的旅行,是时间之外的时间。它是一种特殊的,有别于常态的生活经验。它使人们能够找到意义和归属。这正像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表达的那样:人处在时间中,人类的存在是在其时间特性中显现出来的,时间表现了人类主体的性质,他们又在时间性中找到自身的意义所在。[13]
节日不仅具有时间维度,在时间中世代传承,而且还具有空间性,在文化空间中广泛传播。它是一种兼具时间和空间的社会实践,是一种特殊的公共文化空间,为人们的生活确立意义。节日作为一种现象分为两种,一种是仪式,它具有象征性。另一种是节庆,它需要动员并组织社会力量实现象征行为。无论哪种形式,都需要通过公共的时间和公共的空间来实现。节日的公共空间是节庆活动举办的场所。在这种公共空间中,广大公众的积极参与构成了一种认同。正是由于节日所具有的兼具时空的公共性,才使节日成为一种公共文化,进而建构一种文化认同。从这个角度讲,“节日生活以其公共的时间性、空间性以及独特的行为方式构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化空间,其意义在于建立集体的文化认同和加固文化记忆”[14]。这也是节日所具有的人类学意义。
在文化认同方面,传统节日以其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内涵,最能代表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精神。而这是由传统节日的特质决定的。那么,什么是传统节日?传统节日是“民俗”这一大的概念的组成部分。因此,“民俗”这一概念的内涵也同样适用于传统节日。“它是世代传袭下来的,同时继续在现实生活中有影响的事象,是形成了许多类型的事象,是具有相对稳定的形式的事象,是表现在人们的行为上、口头上、心理上的事象,是反复出现的深层文化事象。”[15]简言之,按照国内学者所下的定义,传统节日是“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16]。这就意味着,传统节日不仅蕴含着历史根源,而且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文化价值,是民族文化传承的载体。作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传统节日天然地融汇着民族性格、民族心理和民族精神。它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体现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社会心理、价值观念、道德标准、审美特性以及民族精神。而这些都根植于民族的集体意识之中。根据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的研究,传统节日利用过去并将其固化在社会记忆里,以此塑造一种集体认同。而当这种认同感和归属感上升到国家意识的层面时,就会内化为国家统一的凝聚力。因此,传统节日在我们的共同生活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传统节日不是一般假日,它是民族文化情感的凝聚与价值观念的体现。”[17]它是一个民族共享的历史和文化记忆。正是有了它的存在,人们才能保持强烈的社会认同感、民族认同感和自我归属感。作为民族的文化遗传基因,传统节日是超越时空的,蕴藏着民族的集体记忆和集体意识。法国人类学家杜克海姆认为,“集体观念在双重意义上超过了感官生活。一方面,它们在我们所经验的疾驰而过的感官上加诸了一层固定性和稳定性;另一方面,它们对环绕着我们的事物和事件投射了价值”[18]。正是通过对集体意识和集体价值的呈现,传统节日唤起了人们共同的记忆和共享的文化情感,成为集体的文化认同。从这个角度讲,传统节日是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和集体无意识。它承载着一个民族的情感,体现了一个民族的基本精神,是一种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节日通过丰富多彩的文化形式,展现了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的各个方面。这就是传统节日所具有的复合性。所谓的复合性,也叫综合性,指的是节日中包含各种不同的节日文化活动。这一概念最早是由钟敬文先生提出来的。他认为,传统节日包括社会的多种活动事项,“尽着各种社会功能,是民族文化的综合应用”[19]。这种复合性意味着在传统节日中,文化现象不是唯一的,而是复合的,具有丰富的文化内容,既有祭祀的,又有喜庆的;既有运动的,又有艺术的;既有伦理的,又有游戏的。比如端午节,人们不仅吃粽子,而且赛龙舟、插艾蒿、扎五彩线、戴香荷包等。这些节日活动,都是在节日的发展过程中,逐步丰富起来的。对于传统节日而言,“越是传承久远,越是全民性的节日,节日文化的复合成分也就越多”[20]。节日的复合性也可以从时间和空间这两个向度上展开。“时间上不同时代的思想和文化的变化、空间上不同地域的文化因素的存在及其影响,都对节日文化的产生、发展、演变产生重要的影响。”[21]正是这种复合性,决定了传统节日的价值也是一个多元的复合体。这使传统节日成为一份特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在其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恰如有学者所说:“传统节日作为一种载体和复合性的文化表现形式,居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框架的核心位置,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粹都附丽在、展现在完整的节日活动之中”[22]。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传统节日都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和文化积淀,展现出多元性与复合性的特征,成为该民族社会、历史与文化全景的综合呈现。
传统节日是人类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它源于生活,是民众创造、享用并传承的,因此,传统节日具有群体性特征。伽达默尔就曾说过:“如果有什么与节日的经验联结在一起,那就是不允许人与他人分隔开来。节日就是共同体的经验,就是共同体自身以其最完美的形式来表现。节日总是一切人的。”[23]在节日中,这种共同体的经验,反映的是一种集体意识,因为传统节日中承载着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和文化记忆。这些记忆不仅构成了一个民族文化认同与身份认同的基础,同时也构建了一个情感的共同体。正因此,传统节日是一个凝聚人心的时刻,是人们共同的关注。它在同样的时间,唤起人们同样的感觉。这就是康德所说的“共通感”。这种共通感是人类普遍存在的共享情感的能力。它是一种集体共有的特性,也是一种可相互感染的情绪。在传统节日中,人们在家庭的团聚中,在群体性的节庆活动中,所感受到的种种情感就是共通感。霍克海默也曾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一书中论述了这种情感。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集体活动的时间,即公共时间的场域内会产生出一种不同于日常生活的情感,这种情感是“群体所共有的”。作为公共时间的传统节日,带来的正是这种群体共有的情感体验。而这种情感体验可以内化为一种凝聚力,将人们团结在一起。传统节日的这种群体性也意味着传统节日具有共享的、公共的价值,是一个重大的公共事件。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节日的最终目的并不在于娱乐或审美,而是在于社会教育和社会融合,是为了通过集体的庆祝活动和人人参与,来建立一套公共的精神信仰和价值观念”[24]。
作为特定群体共享的时间传统,传统节日还具有活态流变性这一特征。在传承的过程中,传统节日不是静止的,而是在不同的时代呈现出不同的节日内容与习俗活动,处于不断地变化、发展和再创造之中。比如端午节,在两千多年的传承过程中,节日的内容、功能、内涵等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其表现形式也都不尽相同。西方的传统节日也如此,在传承的过程中,发生了种种变化。尤其在当代,许多传统节日已失去原有的宗教意义与神秘性,传统节日的宗教性淡化了,娱乐性加强了,正在转向巴赫金所说的狂欢化。传统节日这一特征也正体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性。正如联合国2003年公约中所描述的那样: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通过群体和个人传承并被不断地创新。这就意味着,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一部分的传统节日是动态的。它在传承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历史、伦理道德和人文精神的同时,处于发展变化中。这种变化首先源于经济的影响。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人们的思想观念、过节的方式和载体也相应地发生变化。节日文化自然而然地会产生变化,节日活动会注入新的内容。其次是政治的影响,即统治者的干预和介入(或抑或扬),这是节日及其文化发生变异的一个重要原因。比如,有些节日民俗活动被禁止,有些被提倡。除此之外,还有宗教、科技等其他因素对传统节日产生影响,使节日文化在内涵和外延上,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地更新变换。而这种变化正是节日保持生命力的一个主要原因。
因此,传统节日发生变化是客观存在的,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是民众和社会选择的结果。传统节日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所发生的内容和形式上的变化,实际上也是民俗文化自身的一种调整。传统节日正是在传承性与变异性这一矛盾统一体中发展的。
传统节日不仅具有以上这些特征,还具有全民参与性、周期性、地域性、传承性等其他特征。正是这些特征使它“所承载的文化内涵会被周期性地反复贯彻和强调,在同一族群内的全体民众的记忆中根深蒂固、世代传袭”[25]。也正是这些特质决定了传统节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属性。虽然世界上各个国家的传统节日不尽相同,但对任何一个族群来讲,传统节日都是一个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传统节日里蕴含着人类古典的理想,反映了一个文化共同体的共同情感和基本精神。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表达,传统节日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精神生活,使文化和传统在生活中得到延续与加强。传统节日所体现的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关系并不是对立的、冲突的,而是相互调节、相互补充的。这也是我们今天思考传统节日的初衷:利用传统节日来建设我们的新生活。传统节日使我们的生活有了节奏,使我们的生活有了期待。传统节日中有我们的理想、信仰和生活,它是浮华社会里一段宁静的时光,具有一种沉淀之美。正因为有了传统节日,人类才能在历史的过往中追寻遥远的记忆。也正因为有了传统节日,人们的生活才充满快乐与温情,让我们感怀与留恋。
注释
[1]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第446页。
[2]Alessandro Falassi,Time Out of Time:Essayson the Festival(Albuquerque: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1987),p.2.
[3]李松、张士闪主编《节日研究》第1辑,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创刊词。
[4]高丙中:《圣诞节与中国的节日框架》,《民俗研究》1997年第2期。
[5]高占祥主编《论节日文化》,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第27页。
[6]孙邦金:《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的时间现象学分析》,载李松、张士闪主编《节日研究》第1辑,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第64页。
[7]吴北升:《休闲与狂欢不一样》,《第一财经日报》2007年10月14日第4版。
[8]金明子:《韩国女性与节日》,载金宏图主编《传统节日与文化空间》,学苑出版社,2007,第33页。
[9]伽达默尔:《美的现实性》,张志杨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第70页。
[10]同上。
[11]霍布斯鲍姆:《传统的发明》,顾杭、庞冠群译,译林出版社,2004,第183页。
[12]刘晓峰:《东亚的时间———岁时文化的比较研究》,中华书局,2007,第7页。
[13]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第59页。
[14]王霄冰:《节日:一种特殊的公共文化空间》,载金宏图主编《传统节日与文化空间》,学苑出版社,2007,第14页。
[15]乌丙安:《中国民俗学》,辽宁大学出版社,1985,第7页。
[16]钟敬文:《民俗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第1页。
[17]萧放:《传统节日:一宗重大的民族文化遗产》,《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
[18]E.哈奇:《人与文化的理论》,黄应贵、郑美能编译,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第176页。
[19]钟敬文:《节日与文化》,载《钟敬文民俗学论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第283页。
[20]高占祥主编《论节日文化》,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第50页。
[21]刘晓峰:《东亚的时间———岁时文化的比较研究》,中华书局,2007,第17页。
[22]刘魁立:《中国节典:四大传统节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第3页。
[23]伽达默尔:《伽达默尔全集》第8卷,莫尔出版社,1993,第130页。
[24]王霄冰:《节日:一种特殊的公共文化空间》,载金宏图主编《传统节日与文化空间》,学苑出版社,2007,第12页。
[25]黄涛:《保护传统节日文化遗产与构建和谐社会》,载文日焕、邹庆富主编《民族遗产》第1辑,学苑出版社,2008,第2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