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诠释学作为一门指导文本理解和解释的规则的学科，在以前类似于修辞学、语法学、逻辑学，从属于语文学。可是在20世纪，由于解释问题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不仅表现在人文科学领域，而且也表现在自然科学领域，甚至像卡尔·波普尔这样的认识论哲学家以及像托马斯·库恩这样的科学史家也主张科学理论总是解释，观察对象具有理论负载，科学不是像实证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限制于描述事实，而是必须组织它们，概念化它们，换言之，科学必须解释它们——诠释学已把自身从一种理解和解释的方法论发展成一种哲学理论。当代哲学诠释学抛弃了那种把自身限制于更基本层次的规范的和技术的计划，它不再教导我们如何解释，而是告诉我们在解释中什么东西发生。正如伽达默尔所说：“我本人的真正主张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种哲学主张：问题不是我们做什么，也不是我们应当做什么，而是什么东西超越我们的愿望和行动而与我们一起发生。”^[1]

今天诠释学可以说进入了作为实践哲学的更深层次的发展阶段。在当代科学技术和全球经济一体化对社会全面统治而造成人文精神相对日益衰退的时候，诠释学再次强调古希腊的那种与纯粹科学和技术相区别的“实践智慧”（phronesis），这无疑会给当代人们对于经济和技术发展的狂热注入一种清醒剂。亚里士多德曾把人类的活动和行为区分为两类：一类是指向活动和行为之外的目的的或本身不完成目的的活动和行为，另一类是本身即目的的或包含完成目的在内的活动和行为。例如，生产这种活动，其目的在于产品而不是生产，它是本身不完成目的的活动；反之，政治或道德这类行为，如果它是真正的政治或道德行为，其本身就应当是目的即善的活动。目的是在活动之外的，活动就变成了手段，因而会造成不择手段地去追求它之外的目的；反之，目的是在活动之内的，活动本身也就是目的，因而活动就不会超出目的而不择手段。诠释学作为哲学，就是实践哲学，它研讨的问题就是所有那些决定人类存在和活动的问题，是那些决定人之为人以及对善的选择极为紧要的最伟大的问题。

诠释学的哲学转向与多元论的转向并行。当传统的规范的诠释学主张文本只能有一种真正的意义时，哲学诠释学则完全准备接受单一文本能得到不同意义的多元论观点，本来只对一种意义开放的诠释学现在变成了对多元意义开放的诠释学，诠释学从而具有了一种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伽达默尔说：“如果我们一般有所理解，那么我们总是以不同的方式在理解。”^[2]这种所谓“以不同的方式在理解”（Andersverstehen），不仅与传统诠释学的“原样理解”或复制说相对立，而且也与施莱尔马赫所谓的“更好理解”（Besserverste‐hen）相区别。伽达默尔立论的基础是“文本意义超越它的作者，这并不只是暂时的，而是永远如此的，因此理解就不只是一种复制的行为，而始终是一种创造的行为”^[3]。

在强调理解与应用的统一时，伽达默尔也走向这种理解的多元论。理解文本总是知道如何把这种文本的意义应用于我们现时的具体境遇和问题，应用绝不是理解之后才开始的过程，绝不是什么首先理解，然后才把所理解的东西应用于现实。理解和对我们自己境遇的应用，其实乃同一个诠释学事件。如果不让过去的文本对我们今天的问题进行挑战，那么所谓理解过去文本的意义究竟有什么意思呢？哲学诠释学强调一切理解都包含应用，这鲜明地表现了诠释学经验的卓越实践能力。生活世界的实践视域指明了诠释学活动的出发点和目的地，哲学诠释学成功地摈弃了那种脱离实践脉络而评价知识或理论的真理的素朴的客观主义。

这种多元论是否会导致相对主义？诠释学的反对者一直以这种结论来攻击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认为诠释学强调多元论就是一种相对主义，其情形有如费耶阿本德的“什么都行”。对于这种反对，伽达默尔做了两个有力的反驳。首先，伽达默尔在反驳相对主义攻击中要我们回忆事实上从未有过像绝对的相对主义这样的东西。相对主义通常被理解为一种关于某主题的一切意见都是同样好的学说。伽达默尔说，事实上这种相对主义从未被任何人主张过，因为总是会有某种理由强迫我们支持一种意见而不是另一种意见。正如罗蒂所说，我们称之为相对主义者的哲学家只是那样一种认为这些理由比许多理性主义者所想象的较少规则的人。其次，按照诠释学观点，相对主义几乎就是那些对真理或解释应是什么抱有固定看法的人所构造的概念虚构物。诠释学努力证明相对主义问题要有意义，唯有我们预先设定绝对主义的观点，事实上，只有那种要求绝对主义标准的人才会讲相对主义，只有涉及一种绝对知识的尺度或绝对真理才有相对主义。伽达默尔说：“我们绝不能在这种历史科学的领域中，用那种只是局部地存在的进步来看待解释事件的‘结果’，而是要在与知识的下滑和衰落相对立的成就中看待这种结果，即语言的重新赋予生气和意义的重新获得，这种意义是通过传承物向我们诉说的。只有按照绝对知识的尺度，也即并非人类知识的尺度，才能说它是危险的相对主义。”^[4]

按照哲学诠释学的观点，绝对主义必须丢弃，正如形而上学必须丢弃一样。什么是形而上学？这个问题直到今天也很难回答，但不管是它的拥护者还是它的反对者，至少在以下这点上是一致的，即形而上学本质上是从超时间世界而走向无时间世界。这种超越的基础是什么呢？海德格尔派诠释学回答说，基于一种拒绝，即拒绝有限的存在，因而形而上学的实质就是一种否定有限性的绝对主义。哲学诠释学想成为一种后形而上学的哲学，一种没有形而上学的第一哲学，它力求通过发展一种基于有限性的严格讨论，克服形而上学的时间遗忘性，对于哲学诠释学来说，一旦哲学坚固地站在有限性的基础上，相对主义的阴影就不再存在。

但是，相对主义并不等于相对性。尽管多元论不等于相对主义，但它却蕴含了一种积极的相对性概念，因为说真理对于经验它的任何人都是相对的，这却是真的。诠释学真理总是采取一种问答形式，这就是说，它总是对那个纠缠解释者并使他或她去解释文本的问题进行回答，也可以说是文本对当前解释者的提问进行回答。相对性在这里意味着真理之所以被认为是真理，只是因为它照亮我们、启示我们。解释所发现的意义乃阐明昏暗的意义，作为对问题回答的意义。真理在这里并不是脱离人的存在，如果认为它是一种独立于人类问题和期望的真理，那么它就不是真理。真理的这种与有限性的本质关系，我们可以在希腊文“真理”（aletheia）一词那里得到启示。按照海德格尔的看法，aletheia由于a这一否定前缀而成为lethe（蔽）的否定。真理就是去蔽，也就是说，对蔽的澄清。这是一种比传统的所谓思想符合实在的真理概念更根本的真理经验。要求意义发现出来，lethe（蔽）总是真理显现的构成要素。正如无限、绝对总是相对于有限、相对而有意义一样，一切无蔽都是相对于蔽而有意义。从哲学诠释学上看，一切真理都有相对性，每一个正确的回答都相对于它当时所面临的处境和问题。

伽达默尔以“明显”（Erleuchten）这一概念来提示真理的性质，他说道：“明显这一概念属于修辞学传统，所谓eikos（模仿的）、verisimile（似真的）、wahr‐scheinliche（或真的）以及明显的都属于同一个系列，它们相对于被证明东西和被确知东西的真实性和确实性而维护自身的正确性……确实，正如美是一种经验，它像一种魔术或一种冒险一样在我们经验的整体内部呈现出来和突发出来，并提出一种诠释学综合的固有任务，同样，明显的东西也是某种使人惊异的东西，犹如一道新的光芒的出现，通过这种光芒就使观察的领域得到了扩展。”^[5]诠释学真理显然适合于可能的领域，它照耀一切，但不是一切地方都确实。

这样我们来到了客观性问题域。客观性概念在传统上与绝对主义相联系。客观性要求往往包含我们陈述的无时间性或绝对真理。古典诠释学家确实致力于这样一种客观性解释，他们把解释的标准视为作者意图的复制或重构，解释是唯一性和绝对性的。就此而言，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并不想追求这种所谓实在的或文本意义的照相式或复制式的客观性，因为这样一种客观性丢弃了文本意义的开放性和解释者的创造性。正如我们前面所说，文本的理解只表现为对解释者的问题的回答，这种问题由前理解或前见所制约，因此文本的理解的正确性在诠释学里是指我们的前理解与文本所说的东西之间的融合性。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古老的与绝对主义相联系的“客观性”概念不适合于诠释学。伽达默尔说：“这里除了肯定某种前见之外，不存在任何其他的‘客观性’。”^[6]在抛弃绝对主义客观性方面，诠释学显然优于素朴的实在论，因为它明确意识到前理解对于解释的创造性以及我们的解释对于作品理解的具体现实性。

但这是否意味着否定客观真理的主观主义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哲学诠释学要求我们区分允许文本意义正确被解释的合法的前见与那些使理解不能完成的非合法的前见。这里的区分标准就是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所说的“事情本身”（Sache selbst）。紧接着海德格尔说解释的首要的、不断的和最终的任务是不让向来就有的前有、前见和前把握以偶发奇想和流俗之见的方式出现，“它的任务始终是从事情本身出发清理前有、前见和前把握，从而确保论题的科学性”^[7]。伽达默尔曾这样描述理解过程：要对原来的筹划进行修正，我们必须预先做出一种新的意义筹划，在意义的统一体被明确确定之前，各种相互竞争的筹划可以彼此同时出现，解释开始于前把握，而前把握可以被更合适的把握所代替，正是这种不断进行的筹划过程构成了理解和解释的意义活动。伽达默尔继续写道：“谁试图去理解，谁就面临了那种并不是由事情本身而来的前见的干扰。理解的经常任务就是做出正确的符合事物的筹划，这种筹划作为筹划就是预期，而预期应当是‘由事情本身’才得到证明。”^[8]显然，哲学诠释学抛弃的只是那种绝对主义的客观性，而不是由事情本身而来的客观性。与其说它寻求无客观性的解释，毋宁说它严格以客观性名义要求解释者。我们不是要消除客观性，而是使客观性可能，我们可以让那些不合法的前见脱离那些有成效的并能为诠释学客观性铺平道路的合法前见。

总之，诠释学主张意义多元性，但这不是主张什么都行的相对主义；诠释学主张意义相对性，但这不是否认客观真理的主观主义。相对性表明意义的开放性，多元性表明意义的创造性。无论是开放性还是创造性，都表明诠释学的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

本书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研究成果，自1995年立项以来，我先后完成了《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解读》（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和这本《诠释学：它的历史和当代发展》。在这里我首先要感谢我的德国朋友盖尔特赛策（Lutz Geldsetzer）教授，正是他编辑出版的一套诠释学古典读本丛书，使我对诠释学的历史发生兴趣，并在他的指导和敦促下，开始筹划此书。1999年，我应台湾中正大学和南华管理学院的邀请，在台湾近十所大学讲演诠释学，本书基本上是由这些讲稿整理而成的。在这里我特别应当感谢台湾大学林正弘教授和南华管理学院戚国雄教授，正是他们的鼓励和支持，本书才得以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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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2卷．1986：438．

[2]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1卷．1986：302．

[3]同[2]301．

[4]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2卷．1986：262．

[5]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1卷．1986：488-489．

[6]同[5]272．

[7]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artin Heidegger．Sein und Zeit．Tübingen：Max Niemeyer Verlag）．1979：153．以下凡引《存在与时间》原文，均为德文页码，可以在中译本边页找到。

[8]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1卷．1986：2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