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族复兴与社会治理的问题意识

仅就人口和疆域而言，中国已然是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更何况，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和社会迅速发展，中国的世界影响力更是与日俱增。而与此同时，中国坚持独立自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其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与所谓“普世价值”“普世道路”相去甚远，于是在引起国内外高度关注的同时，又颇有争议。其中，社会治理由于身处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的第一线，时时涉及敏感的社会矛盾和冲突问题，动静观瞻更是引人注目，也更容易引起非议。在这种情况下，树立正确的“问题意识”就非常关键。

“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因此，必须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只有“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4]，才能卓有成效地推动各项建设。问题意识来自对社会需要、社会矛盾、社会主题的感知和把握。问题是思维和实践的起点，如果没有问题意识，或者问题找得不准，工作就缺乏大局观和判断力，就容易失去方向和动力。

“社会治理是一门科学”^[5]。然而，在“中国问题”上，现在不管是在舆论场还是在学术界，都盛行着一种可以称之为“政治浪漫主义”的思维。这样一种思维的基本特征，就是无视中国基于历史脉络和现实条件而来的时代呼唤，无视历史和政治进程的条件性、复杂性和曲折性，喜欢从一些抽象的概念或情怀出发，把问题或逻辑简单化、极端化。

一是偏爱从道德人心去诊断和求解社会问题。即把所有社会问题的形成和解决都归结为一个道德人心问题，进而把所有“中国问题”都归结为是不是信奉和追随“普世价值”的问题，以为只要解决了道德人心问题，只要皈依了“普世价值”，一切社会问题就都会迎刃而解。这种观点完全无视社会发展除了需要理想、情怀和远方，还需要特定的物质条件。而不同国家在物质方面的禀赋和积累是千差万别的，这决定了不可能所有社会按照单一模式去发展。

二是相信有可以解决任何社会问题的万灵药方。在很多人眼中，西方民主就是这样一种包治百病的万灵药方。基于这样一种想象，他们进而把西方无限美化。于是，在中国与西方的对照中，西方从来都是乐善好施的观音菩萨，而中国则是冥顽不灵的石头；相应地，中国的所有问题都是内部的问题，是自己把事情搞砸了，是自作自受。这种观点完全无视全球政治、经济和文化体系长期由西方主导，而且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在当今国际关系中，公平正义还远远没有实现”^[6]，中国作为第三世界国家，在其中长期处于不利地位。

三是企图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好像只要搞出一个所谓“好的制度”，从此就可以高枕无忧，一切问题都可以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这种观点无视人的视野和理性思维能力总是受制于个人的努力和所处的时代，是有局限的，不可能洞烛一切历史先机。任何制度都是在试错过程中逐渐修正和完善的。企图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会导致缺乏耐心，容易脱离实际而急躁冒进，不但欲速则不达，甚至造成新的或更大的损失。不仅如此，基于这么一种思维，还有一些人违背历史事实、脱离历史因果地去倒推西方各种制度从一开始就是完美的，而中国的制度则从一开始就很糟糕。

这样一种思维，显然是一种幼稚的、缺乏科学素养和科学精神的思维；不管其用心如何，影响一定是很恶劣的，必须予以摒弃。

那么，对中国的社会治理来说，应当树立什么样的问题意识呢？对此，习近平已经给出了清晰而坚定的回答：一切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他指出，实现民族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7]。而经过鸦片战争以来170多年的持续奋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因此，“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接过历史的接力棒，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使中华民族更加坚强有力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8]。

这些论述旗帜鲜明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党思考当今中国一切问题和部署当今中国一切工作的出发点、落脚点和制高点。确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共同理想，因而是当今中国最高的目标和最大的政治，当今中国的一切努力都必须围绕而不能偏离这个目标。全体共产党人必须树立这样一种问题意识，用这一问题意识去统率一切政治思考和实践。离开这个根本性的问题意识，思考和实践就容易陷入浪漫或片面，甚至误入歧途。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领域是这样，社会治理领域也是这样。

这样一种问题意识，深刻而精准地抓住了近代以来世界历史浪潮的主题和脉搏，以及中国在世界历史浪潮中的遭遇、选择和出路，体现了习近平恢宏的历史视野和深邃的历史洞见。

的确，正如许多社会学研究所指出的，自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现代化已经成为沛然莫之能御的世界浪潮，世界各国或早或迟，或主动或被动，最终莫不把尽快实现现代化作为本国最高政治目标。^[9]

中国也不例外。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也被动地卷入了世界现代化浪潮。在此过程中，中国饱受西方侵凌，长期处于落后挨打的状态。面对这一历史困境，中华民族无数仁人志士开始探索救亡图强的道路。从那时起，全力推进现代化进程，以拯救民族于危亡、复兴民族于世界，就成为中国社会演进的主题。这样一个主题，始终作为历史最强音，深刻地塑造着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和中华民族的潮流、面貌及选择。

“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10]当前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模式，你赞成也好，非议也罢，都不得不承认，它不是哪个政党、哪个政权、哪个个人任性选择的结果，而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在苦难之中不断尝试的产物。脱离这些历史前因和历史曲折去讨论当代中国的种种问题，就容易陷于狭隘、幼稚或迷茫。只有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问题意识”出发，才能不畏浮云遮望眼，获得对包括社会治理问题在内的“中国问题”的正解。在纷繁芜杂的历史表象和莫衷一是的嘈嘈议论中，习近平高屋建瓴地拎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历史主题，从全局和根本上为破解包括社会治理问题在内的“中国问题”指明了方向、统一了思想、整齐了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