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媒介、新物质性与文化创意
文化创意产业是一个新名词，特别是在世界进入21世纪以来更加流行。显然，它与当下中国社会的文化转型息息相关，此一相关与承载文化的物质媒介的虚拟化又联系密切。文化因此不再是固化的和持久不变的，也不是必然要经由某种文化的革命才能够得到改变的。因为之前，文化乃是非常牢固地把持在所谓文化人的手中。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这自然是把握在了儒家知识分子的手中。至少，怎样去表达文化的核心技能牢固地握在作为读书人的精英士大夫的手中，而民间社会中的文化，更多是对此种被奉为至尊的精致文化进行修改和异化而已。[1]
但是，1919年在中国发生的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名副其实的文化革命，这一革命不仅彻底疑古，而且用所谓的白话文这一新的书写形式取代了原有的文言文书写，它使被上层精英独占的文化表达技术得到了普及。而西方科学精神的引入，不仅使得原有的知识体系不再有自由生长的土壤，更为重要的是，以怀疑精神为基础的科学理念，使得所谓经典的教条成为不值一提的过去，从而被完全抛弃了。而所谓的权威，在其之上则必须添加一个“新”字，方可被认为是一种可信的知识来源。而“新”上总会有更新，在此旗帜之下，孜孜以求者有之，一味标新立异者亦有之，文化的观念发展到这里，不再是一种生活方式的传承，而是更多地和知识的创新极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今日新媒体技术的发展，进一步增加了人们不断去修改某种文化内涵的可能性，使得今天的人在观念上天然地认为，文化便是要去不断翻新和改变的。文化创意产业的观念，显然是在这样的知识论的背景下获得其言说的合法性地位的。在这个意义上，文化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利，而是以大众口味为导向的俗文化的相互比拼，其目标不是使文化进入某一种更高的境界，而是用各种类似市场营销的做法来使更多的人心满意足，拍手叫好。在这个意义上，也正像有些老派的学者所担忧的那样，文化不是进步了，反而可能是倒退了。[2]今天看来，这种担忧并非没有道理。
与此同时，今天新媒体的普及，使得原有文化秩序中的时间与空间的意义发生了一种根本性的转变。回溯现代性的文化，它最为突出的一点就在于各种对立性关系的建立，这些很像结构主义的主张在当今文化上的一种表达。而其中最为关键的也最为人所熟知的便是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因为有这样一种对立，人不再是融入自然中的一分子，而是成为要去发现、利用乃至征服自然的英雄。除此之外，还有传统与现代、落后与先进、工作与休闲、公共与私人、国家与社会等的观念上的对立。在霍布斯撰写《利维坦》之始，这些对立便已经得到清晰的表达，并有了一种论证的合法性作为其基础。而在此之后的世界，无一幸免地都伴随着西方强势话语的全球蔓延而不断地依照此种对立的关系结构来构建自身的社会与文化体系。而在其中成长起来的大众传媒，不过是此一构建中的重要一环而已。它通过文字和影像不断地改变着我们对于世界的认识，并形成我们现代的生活方式，其中最为明显的趋势是，我们的时间和空间被分割，由此公共和私人的领域才有了各自成长的历程。大众传播的媒介是由政府或者由资本所支持的公共机构掌控着，这些被认为体现了民意的公共产品在社会中不断传播，逐渐形成公与私之间的分界线。这些传统的媒体既可以制造出私人生活的意义，也能够把公共生活的价值传递并影响到每一家庭中的每一个人。通过舆论调查而形成的黄金时间的节目安排也在更多地影响着本来属于人们私人生活的时间和空间的安排。书籍、报刊、电视成为人们在工作之余处于私人的家庭空间中进行消遣的渠道。但是，随着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媒体的层出不穷以及更新换代的加速，现代社会中的这种公与私的对立性关系在逐渐地消失，人们可以在任何的空间里，不论是私人的还是公共的，通过各种电子网络接收和查看信息，也能够同时去给某个私人关系的对象或者公共的媒体发出信息。这无疑体现出时代的新的变化，那就是一种明确的社会空间和时间上的对立性的消失。为现代性所津津乐道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也因此种现实而面临土崩瓦解的境遇。工作的时间因此完全可以转变成一种闲暇消遣的时间，而工作的环境可以因为网络的存在而顿时转变成类似家庭氛围的意义空间，传统的时空分割变成实际存在但是并不构成人们关注的对象的一个要素，人们可能对此置若罔闻。
在这种关系的转变中，虚拟的存在在逐渐地侵入人们真实的存在空间，人们会突然意识到，他们对于虚拟世界似乎更为熟悉，感觉更为真实，而对于实际存在的真实世界，却生发出陌生、不知所措以及无法从中找到自己存在的位置的感觉。信息、消息乃至私密的内容，理论上可能都不再需要国家的和公共机构的审查和监控，而可以由个人直接传播到网络之上。在这种所谓“社会电子商务”的背景下，所有的差异和对立都变成一些无足轻重的网络消息，区别无非就是今天和明天的不一样，此时和那时的不一样。每个人似乎都由此找到了一种自我存在的真实感受，人们可以不再依赖于报刊和电视为他们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中分别安排的阅读和欣赏的内容，而是在任何的地方，任何的时间里，都可以找寻他们真正想要阅读和收看的内容，一切都“放置”在网上，而不是在书刊、电视里。纸质媒体的衰落以及电视的衰落显然是现代媒体世界发展的大趋势，并且随着新媒体的出现和不断成熟，这种趋势将变得不可阻挡。由此，霍布斯的噩梦也许会再次出现，尽管不大可能再有他所预期的人人各自为政的混乱局面，但也不能否认，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使自己的想法借助新媒体实现一种社会化传播。一个人的报纸、一个人的出版社、一个人的电视台，在今天的所谓新媒体的时代里，从理论上而言完全是可行的，这种变化让社会的区分不再依赖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区分，也不再依赖于各种在现代化时代里发挥作用的对立与差异，人们寻求一种把自我转化成公共，又把公共转化为自我的存在的不断变化着的连续的瞬间。
这种文化转型，首先就是对于自然世界的态度的转变，即从人对于自然无所畏惧的探索和利用，转变到以对自然的敬畏之心去思考人存在于天地之间的价值和意义，并在一些基本的观念上达成新的基本的共识。没有这一点作保证，文化的转型便是空洞的，也是没有什么真正意义可言的。文化在这个意义上无疑是为着人的需要而存在的，当人的需要发生改变之时，文化的转变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任何文化的倒退都没有实际的意义可言。
同时，文化的转型必然是在人心上做文章，即一种对人的心态的把握。在自我意识成为越来越多的人表达自身存在的一个价值尺度时，心与心之间如何沟通、如何在不同的人心之间形成一种同理心，这些都如一个社会的生态一样，其自身便构成了一种心态。这种心态就是一个人如何去感知这个世界，同时又是不同的感知方式如何凝聚而形成一种对外部世界存在的感知。在这里所触碰的依旧是人类学的基本问题，即“一”和“多”的问题，即作为“一”的整体的人类，会越来越多地觉知到自己与他人之间的相似性，越来越多地感受到人性的一致性。
在此前提下，文化趋同也必然会成为一种潮流，并没有什么力量能够完全对此加以阻挡。但与此相反的多元分化的趋势也同样明显。伴随着知识越来越多地进入人们日常生活中来，生活的选择性，使得多样性的生活成为人们评判自己和他人行动理性及其价值的重要依据，这样一个人便无须循规蹈矩地过一种大多数人的生活。而这首先就需要有一种生活价值观念上的彻底转变。在这个意义上，回到人本身的人类学上去，可能是人类未来要走的路。
[1]王斯福，帝国的隐喻——中国民间宗教，赵旭东，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71-104。
[2]夏志清，人的文学，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