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文化与重入幻境

今天我们对于文化会有一种自觉，在我们追求它的过程中无意识地得到一种体验，但我们无法看出文化转型的轨迹和方向，我们实际是在没有路的地方构建一种理想之路，它的形态一定会千姿百态，并布满人所居住的整个世界。因此，我们会高调地提出拒绝批评，因为任何的批评，包括文化批评在内，本身意味着它有意图地把我们引导到或推到某一条道路上去。这一点与社会学的新启蒙精神不谋而合，不仅要“脱魅”（disenchantment），而且要“重入幻境”（reenchantment）。[1]这不仅是彻底的世俗化的结果，更是对批评态度的否定之后必然有的状态。但对由人构成的差异性社会而言，路永远是千差万别的，所有的人走一条路一定不是人类最初的选择，过去不是，现在更不是。

可以确切地说，文化从来都不是固定而不发生改变的。特别是在我们确切地觉知一种文化的存在之时，这种改变还会因此觉知而加速。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学家可能是最早觉知文化的社会行动者之一。对文化要素的特殊敏感性，让人类学这门学科必须不时地注意到文化自身的转变。这种转变在更多意义上是一种转型，因为它往往是指一种文化存在的形态的转变。而与之相应便有了一种转型人类学的发生，它所面对的乃是当下的社会场景的实际生活，乃是与承载着一种文化的人的生活密切相关的真实问题。

至少对今天的人而言，最为关键的一种文化的病症可能是，一种人的观念见之于社会安排的实践活动本身出了问题。这种实践活动带来了人对于生活的疏离感以及真实分离的增加，而这种构筑于人的理性认识之上的分离的机制使得社会存在的基础，即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变得越来越抽象，由此而使得生活成为一种不可捉摸或捉摸不定的东西。

伴随着社会复杂性的逐步增加，社会分化机制也启动了，多元化的分离模式让断裂社会成为当下世界想象的主基调。但与此一社会分化机制相反而运行的文化创造，本身则在发挥一种黏合剂的作用。它可以使分散成为一种聚合，使对立转化为相互一致，使多元划分转变成一体的融合。这种转化绝非一种强制，而是一种感化，并真正经由人心而发挥其作用，它是一种从人心开始的新引力的创造，就如磁铁一般，分散开来和势不两立的铁屑可以在瞬间聚集在磁铁的周围，而这磁铁便是文化功用最为恰当的隐喻。文化在此意义上可以进行一种创造，且在社会的不同层次上被创造出来，并有不同层次之间的相互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在任何一个社会里，文化又是必须要被创造出来的。汉语中一个“表”字最能体现此种创造的具体化和实践。所谓“表达”“表现”“表演”“表露”“表示”等词语，都体现出一种文化自身的创造和修正的过程。

文化乃是促进社会凝聚的一种黏合剂。古希腊人的智慧中亦不乏这样的观念，柏拉图在《法义》（Les Lois）中论及了会饮与合唱对人的重要意义，这些活动不仅使人知道该去爱什么、该去恨什么，还使人们学会了如何达成一种联合。因此在雅典人看来，大凡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都应该是“既善于跳舞又善于唱歌的人”[2]。而这背后说的是一种文化，它把分散开来的人凝聚在一起。同时应该清楚，文化的功用必然是要伴随时代的转换而发生转变的。文化不转变，只能意味着文化自身的“化石化”，即它不再是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发挥作用、延展其功能以及表现其活力的能动性的力量。文化因此也不能有一种还原论的化约，即将其化约为经济、政治或宗教等。

文化即它自身而非其他，它既不是所谓“原生态式的”借助时间追溯的层层抽离，也不是文化遗产式的把各种各样的文化装进新概念中去的自我背负。可以说，文化是可以超越时空限度而又有其独立能动性的存在，它可以通过各种隐蔽的形式浸入人的生活之中，借助由下而上以及由上而下双重过程的协同努力，直接影响我们当下生活的样貌。而作为社会之灵的文化，其存在也大多是隐而不显的，我们一般不会特别感受到某种文化的存在，但恰恰又因此而浸润于一种文化之中。文化如果不再以这样的方式存在，便难以成为其自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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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成伯清，走出现代性：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的重新定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261。

[2]布舒奇，《法义》导读，谭力铸，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