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应用哲学及其问题

每一个关心哲学事业的人都会注意到，当代哲学发展的一个显著趋势就是应用哲学的兴起。与各门具体学科的交叉或渗透而出现的各类应用哲学研究，不仅扩大了哲学的研究范围和对象，重新占领了哲学在现代生活世界和现代知识领域一度失去的地盘，而且改写了哲学的现今存在样态，促成了哲学研究主题的当代转向。然而，围绕应用哲学的争论始终不断，即便在应用哲学研究者内部，关于应用哲学的性质、方法和问题意识等诸多焦点问题并未取得广泛的共识。这构成了本书思考和写作的现实牵连。本书将在“当代中国哲学创新”这一宏大理论视域下全面梳理应用哲学的发展历程，在哲学知识和人类生存智慧相互作用的框架下探讨应用哲学所提出的哲学问题，审视其可能促成的哲学转向。

一、应用哲学之哲学

应用哲学何时产生？应用哲学是一种什么形态的哲学？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追溯哲学史上曾经出现的“实践”“哲学实践”“实践哲学”等相关概念。正是对“实践”的形式继承和实质超越，才使应用哲学得以发生、发展且独立成体，并由边缘走向中心，这也凸显出当代哲学自身表达的特殊面相。

众所周知，“实践”一直是西方哲学的主题。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专门谈到了“实践”的性质，并以此将哲学区分成理论哲学（例如形而上学、本体论的研究）与实践哲学（例如伦理学、政治学的研究）两种不同的类型。以后的哲学家，包括康德和马克思都承继了这一传统。康德将“实践”视为人的自主行为（特别是道德行为）的本质规定，他区分了“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从而将“实践”诠释为人的自由意志外化的表现。马克思不仅为哲学设定了双重任务：“认识世界”（理论哲学）和“改造世界”（实践哲学），而且明确强调了后者比前者更重要，因为实践是哲学影响现实世界的主要方式。不难看出，在西方哲学史中，对实践的强调既为哲学提供了观照现实世界的通道，同时也为哲学家们提供了走出象牙塔的法门，使哲学之思为解决突出的社会现实问题提供了方法论和必要工具。

然而，“实践”“实践性”尽管突出了哲学的现实关切，肯定了哲学与生活世界的关联，但这依然只是哲学的应用，而非我们将在本书中着力阐述的应用哲学。应用哲学作为一个专有名词、作为哲学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它的出现确实晚了许多。在西方，可能不早于19世纪中叶；在中国，则不早于20世纪80年代。应用哲学的出现至少需要具备如下两个条件：第一，哲学的“瘦身”。哲学在知识分化的近现代社会不断退让地盘，不断减负瘦身，诸多学科得以从哲学母胎中先后独立，经过若干时期的相对独立发展，它们又进入哲学的考察视野，才由此产生相应的应用哲学。例如，只有教育学独立发展了相当长的时间之后，经过哲学对它的投射才会有教育哲学；同样，只有社会学独立出来，哲学与之重新对话，才有了社会哲学；等等。即便近现代之前间或也有一些哲学家偶然谈到了教育问题或社会问题，但都不能说是教育哲学或社会哲学，因为教育学或社会学在当时都未获得独立。可以说，其他学科的分离且完全独立的发展，是应用哲学产生的必要条件。第二，哲学的“插足”。“瘦身”还只是被迫之举，“插足”才是哲学的主动作为，哲学对各类具体学科及其领域所产生的重大问题主动给予深切的关照和探求，并以哲学的方式做出执着的追问，才有了相应的应用哲学研究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这是应用哲学产生的充分条件。因此，应用哲学只能是现代世界的产物，是现代知识体系充分呈现之后哲学与之重新相遇并再现自身后的新型哲学智慧成果。

因此，应用哲学与传统的理论哲学之间既有相似、一致的方面，也有不同、差异的方面。相似、一致的方面在于它们都坚持了哲学学科的问题意识——对宏大问题的通观把握，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批判分析、反思辨析，以及哲学体系的构建方式——对话、辩难、概念诠释、命题创设等，这些就保证了应用哲学总体上属于哲学式探讨，“哲学性”“哲学式”“哲学味”是足以证成应用哲学何以可能的内在特性。与此相对，二者间的不同、差异则表征了应用哲学对理论哲学的扬弃、对其他具体学科的借鉴和反思，也就是将哲学之思合理地作用于其他具体学科以回答其中蕴含的重大问题，并由此生成新的哲学之知。此时的哲学之思还保有厚重的历史继承，但哲学之知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应用哲学提供的哲学之知不只是将已有的理论哲学之观点、方法现实化，更重要的是它给出了中观知识。具体学科提供的微观知识在哲学的完备审视、严密探求之后，产生出来的应用哲学知识不再是宏观知识，而是中观知识，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主张应用哲学带来了哲学的转向，因为它实现了哲学知识论意义上的全新定位和内涵合成。

与应用哲学相关联但又有所区别的哲学有理论哲学（有时也被称为纯哲学或学院哲学）、经典哲学（有时也被称为传统哲学或基础哲学）。广义上说，理论哲学包括了经典哲学，后者仅指以古代西方哲学为主体的哲学体系，前者的范围涵盖了古今中外，有多种形态，但都以传统哲学问题为主。理论哲学关注的是通常意义上的哲学之思，提供的是专门性的哲学之知，它是由少数哲学家或受过系统哲学训练的专业人士担当的理论建构事业。尽管理论哲学的问题也有相当部分来自现实的关切，一些哲学家们也会对现实社会的变动做出深入考察，然而，这些都是偶尔为之，现实世界或生活领域的问题只是他们验证（证实或证伪）自身理论的试验场。理论哲学并不一定要跟现实世界发生直接的关系，例如，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一书中指出，哲学活动最后应达到“完全的明晰性”，但“这不过意味着哲学问题的消失”。如果哲学有什么真正发现的话，那只是“使我能够在想从事哲学时终止哲学，让哲学安息”。他还说：“没有一个哲学方法，但确有类似于各种治疗的方法。”^[1]后人把这种哲学观称为“治疗性哲学”，它力图通过消除哲学问题来治疗“哲学病”。维特根斯坦诊断哲学病主要出在语意不清、语词不明上，他给出的治疗建议主要是制定语言规则、澄清语法。

与西方略微不同，应用哲学在中国的最初出现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联系实际”这一思想原则的指引，一些哲学工作者基于对现实中的重大社会问题或其他学科的重大理论问题的关心而各自分别提出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应用哲学研究者主要是从事哲学原理（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研究的学人们，他们所采纳的哲学研究框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具体包括实践认识论、唯物辩证法、历史唯物论、统一世界观等学说。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体系自然地成为中国初期以至今天应用哲学理论的核心主干或本体架构，将此基本体系推及、扩展到其他学科得出的哲学与其他学科共在并进的交叉研究，也是多年来中国应用哲学研究的主要形态，因此，应用哲学通常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分支或者部门化。将应用哲学直接理解为哲学的应用或者哲学理论联系社会实践，这种包含了偏差的认识如此牢固，在中国哲学界似乎成了定论。其实，这样的应用哲学只是哲学的应用，可以看作应用哲学的早期形态，还不能说就是我们将在本书中要阐述的应用哲学。上述应用哲学可以勉强称之为准应用哲学，这样的准应用哲学因其对“哲学”的狭隘理解、对“应用”的过于直白的简化认识，在产生之初就已经被无情地置于部分主体、半主体的地位，并未得到哲学界内外的普遍支持。

从研究对象波及的范围而言，可以将应用哲学区分为广义的应用哲学和狭义的应用哲学两种．广义的应用哲学指针对相关学科中的基础理论所进行的研究，这样的研究属于了解真相的学理研究，这也是“哲学”一词在西方话语中的一个专有含义。任何探索真相的学问都可以被称为哲学性的研究，研究真相的博士学位都被叫作哲学博士（Ph﹒D），例如，在医学中，研究医学技术的博士学位叫作医学技术博士（M﹒D），而研究疾病成因等关于事实真相学问的学位则被授予医学方面的哲学博士学位。狭义的应用哲学则指针对相关学科的知识及其问题所进行的哲学式研究，这样的研究属于诠释、理解和价值排序等层面的研究，我们也称之为元应用哲学或应用哲学的元研究。

从哲学的问题意识出发，我们还可以将应用哲学（特别是中国应用哲学）分成强式应用哲学和弱式应用哲学两种不同类型。强式应用哲学仅仅指20世纪50、60年代以后出现的应用哲学，这样的应用哲学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引导了传统哲学的当代转向，在方法论、认识论、价值论等多重维度上有所呈现；弱式应用哲学则指迄今为止的思想史中反复出现的、对经典哲学领域之外的其他领域做出的哲学关注，或者临时借用哲学视角对某个具体问题做出的哲学探讨。不难看出，弱式应用哲学研究往往是个案式的或事件性的，它很难根本改变哲学的存在样态，也无法引起哲学自身存在方式的改变。本书所理解的应用哲学除非特别说明通常指的是前者，是一种强式应用哲学，它的出现在西方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中国则是进入21世纪之后才受到了显著关注。

总之，在如何理解应用哲学概念、将应用哲学做怎样的学术定位等问题上，本书所持有的基本学术立场与国内主流的倾向有所不同。我们的一个核心观点是真正的应用哲学意味着现代哲学的转向，而且成长成熟起来的应用哲学正在推动当代中国哲学的转向，换句话说，应用哲学并非现有哲学学说或观点的直接套用或简单推广，相反，应用哲学具有自身的独特问题意识，正是这样的问题意识推动并引领了当代（中国）哲学的全面转型。本书将在充分把握中国应用哲学现状的基础上，对应用哲学的过去做出检视和总结，并将之视为当代中国哲学创新的主要引擎之一，揭示中国应用哲学的可能发展方向，从而构建中国应用哲学的学科框架以及基本问题。

二、应用哲学之应用

我们已经在上文指出，“应用哲学”并非传统哲学的实践性指向，也非现有哲学理论体系之简单外推，其实，“应用哲学”之“应用”只是一个并不十分恰当的类比，就其本质而言，强式应用哲学本身就是一种新的哲学表达形式和存在状态。所以，“应用哲学”之“应用”是个形容词性的名词，而非动词，它只是表明了有别于经典理论哲学的专有属性。作为一个整体的概念^[2]，“应用哲学”不是动宾结构，而是并列结构，应用哲学中的“应用”指明了这类“哲学”的属性；应用哲学中的“哲学”则强调了这类“应用”的根源，二者相互指涉，共同限定，从而构成了稳固且明确的内涵和外延。

基于上文的讨论不难看到，应用哲学不是纯粹的理论哲学，理论哲学可以无须关注、引入其他学科的知识或方法而独立自存；应用哲学也不是传统哲学内的某个二级学科或者说哲学的子类，哲学的二级学科，如伦理学、美学、逻辑学等本身就是哲学研究的一个部分，属于哲学大树上的枝叶；应用哲学也不是“二道贩子”，兜售现成的哲学观点。综上，应用哲学不过是哲学的现代发展，在融汇其他学科知识、借用其他领域的方法的同时坚持哲学的致思所促成的新哲学存在样态。

哈贝马斯所提出的许多问题以及相应的观点其实都可以划入应用哲学之中。例如“公共领域”“交往共同体”等概念的提出，就是为了正面回答当代政治社会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在民主政治时代日益原子化的个人之间如何实现有效的沟通与合作？虽然哈贝马斯主要采取的是一种先验主义的论证方式，即从人们的语言和交往结构中寻求价值共识的规范性基础^[3]，而且也遭到了理论上的诘难，但他确实吸收和融合了大量非哲学的知识，例如法学、传播学、社会学、政治学等。正是由于他的关注焦点是活生生的现实问题，他的讨论引起了广泛且持久的争论。一些哲学家指出：“交往共同体”的设计“低估了交往的社会构成和它所受到的社会限制。从这一点看……理想化的共识观念可能会使下述做法合法化：通过把共识颂扬为‘达成理解’的理想状态，对个人实行操纵并压制差异”^[4]。哈贝马斯本人对上述诘难做出了如下的回应：“交往共同体”是一种“事实上应该存在的状态……这给我们的日常交往注入了某种理想性”^[5]，它不是“绘图桌上炮制出的一个秩序井然的社会的基本规范”，当然也就不是“交往乌托邦”。哈贝马斯特别强调“交往共同体”以及交往共同体所存在其间的公共领域应当充分发挥反映社会问题的“信号功能”^[6]，因此，“公共领域”的健康生长意味着它对社会问题保持足够的敏感性。哈贝马斯特别指明以社会组织为联结途径来解决当代社会公共领域相关的问题，这样的思路显然有别于传统哲学家们热衷的形而上学体系构建。

应用哲学的范围如此之广，以致常常被滥用，这对尚属年轻的应用哲学来说构成了极大的伤害。一些研究只是盗用哲学之名却毫无哲学之实，还有一些研究是不恰当的借用甚至是误用，所以，许多标榜“某某哲学”并不都能划入应用哲学之下。例如，“发展哲学”是哲学对发展问题的关注，仍然属于理论哲学的实践导向，不属于应用哲学；而“管理哲学”则可以视为应用哲学，因为“管理哲学”显示了管理学及其重大理论问题与哲学的深度勾连。“发展”只是一个研究对象，不是独立的学科或知识体系，“发展哲学”充其量表达的是对发展问题的哲学关切，而非界域明确、知识体系完整的应用哲学分支。

应用哲学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有其理论阵地，至少在国际哲学界，英国的《应用哲学杂志》（Journal of Applied Philosophy）和美国的《国际应用哲学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Philos‐ophy）是两本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专业学术期刊。《应用哲学杂志》创立于1984年，是英国“应用哲学学会”创办的同行评议性质的学术期刊，覆盖领域包括环境、医学、科学、政策、法律、政治、经济、教育。^[7]《国际应用哲学杂志》由美国学者创办于1982年，信奉哲学应该面向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这一基本观点，同样地也是一个同行评议期刊，它主要处理商业、教育、环境、健康保健、法律、心理和科学中的实际议题。^[8]这两本专业期刊不仅担当了展示应用哲学领域最新研究成果的功能，还通过对人类生活世界和国际交往关系中不断发生的重大迫切问题予以哲学关切，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引领了国际哲学界的应用哲学转向。

哲学曾被置于一切科学之上，号称“科学之科学”，但在近代知识分化、自然科学和技术研究高歌猛进的现代社会这一地位完全被颠覆，哲学不仅被拉下了神坛，甚至被弃之如敝屣。然而，科学技术的一路狂奔也制造、遗留了诸多难题，这些难题的解决仅靠科学技术本身、停留在科学技术领域根本无望，哲学的关切和审视就必不可少。《技术垄断》一书的作者尼尔·波斯曼（Neil Postman）曾忧心地指出，随着科技的急剧发展，人类文明已经从工具时代进步到技术统治时代，并正在从技术统治时代进入技术垄断时代。《美丽新世界》一书的作者赫胥黎（Al‐dous Huxley）也提醒世人严重关注技术垄断带来的威胁，这些威胁将迫使人类对宗教、艺术、家庭、政治、历史、真理、隐私、智慧相关的社会、文化、价值等诸多层面做出重新界定，甚至促使它们都服从于技术的存在和使用，结果，上述久已形成的人类文明成果将失去意义，不再是滋养人类精神和灵魂的源泉。这些作者正是出于哲学视角对科技的狂热和绝对主导地位提出了质疑。

当代世界的形势更为严峻。在信息化进入“物联网”阶段后，网络世界正在前所未有地融合甚至吸纳物理世界。任何关键基础设施背后都不得不高度依赖某种信息系统控制，而破坏这些“大脑”就可以瞬间直接造成无法弥补的全局性物理伤害。比如被称为“网络战争中的广岛”针对伊朗核设施的“震网”，就是典型的针对工业控制系统（industrial control system，ICS）的病毒。根据已知信息，震网极大打击了伊朗纳坦兹铀浓缩厂的监测控制和数据采集（supervisory control and data ac‐quisition，SCADA）、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s，PLC），导致伊朗五分之一的离心机受到破坏。震网之所以被称为一场“军事革命”（RMA），因为它代表了网络进攻再次突破“网络世界”的制约，可以直接进入并破坏空间上相隔千万里的物理世界。这就涉及了诸多应用哲学的问题，例如军事哲学、政治哲学、网络哲学、工程哲学等领域，人们可能会问：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就可以对主权国家进行主动式攻击吗？基于商业目的和国家荣誉展开的网络黑客行为真的有本质上的不同吗？我们相信，人类的探索不会停止，由此提出的应用哲学问题也不会终结。

三、应用哲学之问题

正如我们曾指出的，哲学原本就有对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予以关注的传统，哲学的实践性导向一方面避免了哲学与人类生活的脱节，另一方面也鼓励了哲学家们对身处其中的周遭世界予以合理的现实关怀。在哲学史上，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英国哲学家边沁、密尔，德国哲学家马克思，美国哲学家杜威都可以说是这方面的样板。但应当看到，这些哲学家们仍然属于理论哲学家，因为他们对现实问题的关注仍然是以追求宏大的哲学体系、完整的哲学知识为前提的。现代应用哲学则有所不同，它已经放弃了为理论哲学佐证的任务，它们是以所关注的问题本身为中心，并且大量借鉴、援用了具体学科的研究方法。

黄楠森先生曾撰文指出，哲学或者“一般哲学”“只能是本体论，即世界观，亦即对世界的整体把握或一般把握。……哲学以外的任何学科都只是对世界的某一领域，或某一层次，或某一方面的研究”，所以应用哲学只是“把哲学应用于某一领域而形成的关于这一领域的哲学”，这样的应用哲学是一个集合名词，因为它包含了多门哲学。^[9]黄先生理解的“哲学”其实只是某种哲学类型，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并非他所表明的“一般哲学”，因为他对哲学的定义已经将其他类型的哲学排除在外了。在本书中，我们倾向于将哲学理解为追求智慧和真理的学术事业，因此，以反思、批判为工具所进行的学术探讨都可以划入哲学之中。哲学研究不仅是开放的、始终处于未完成的状态之中，同时也是辨析的、理性的，以概念分析、说理、对话为主要表达方式，哲学的家族可以具有无数位成员，相应地，应用哲学也可以是多中之一，区别于其他具体学科的应用哲学是“一”，但在应用哲学内部又呈现出“多”。

上文讲到“实践”概念，这个概念原本是哲学内的议题，与此相对，“科学”是哲学之外的领域，科学与哲学的关系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状态，关系性质十分复杂。应用哲学的一个重要问题来源就是如何有效回答现代世界中哲学与科学的关系。

在古代，科学曾附着哲学这棵知识大树上，依托于哲学所提供的思辨方法，因为那时的科学探索活动至多只是社会贤达或哲学家们的个人兴趣而已。近代以来，科学受到生产需要、市场竞争、工业文明扩张等多方面因素的激励获得了迅猛发展，科学也由此不断受到追捧，并最终被视为合理、正当的标准，一些哲学家甚至尝试实现哲学的科学化目标，斯宾诺莎、边沁、马克思、杜威等都是这一努力的主要践行者。然而，科学从哲学独立出来并与哲学渐行渐远，科学化的哲学之努力只是低水平的模仿，既失去了哲学的独特性，丧失了哲学存在的地盘，也加重了科学主义一意孤行给人类总体文明和人的生存状态造成的伤害。庆幸的是，也有许多哲学家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从各种角度为科学出走之后的哲学何以自立自处开拓了新的疆界，意志哲学、现象学、存在主义哲学、社会批判哲学、后现代主义哲学等结成了牢固的同盟者。

哲学不是科学，但哲学与科学（特别是与技术）的关系问题仍然构成了哲学的重要问题，应用哲学概莫能外。今日的诸多应用哲学分支都与科学技术密不可分，例如信息技术中的哲学问题，如何理解信息的本质？信息论奠基人香农（Claude Elwood Shannon）引入热力学的“熵概念”，将“信息”视为“不确定性”或“选择的自由度”的度量。英国学者艾什比（William Ross Ashby）也指出，“信息”的本性在于事物本身具有“变异度”。意大利学者朗高（G﹒Longo）强调，“信息”是反映事物的形成、关系和差别的东西，它包含于事物的差异之中，而不在事物本身。信息主导而形成的信息社会就具有“非自然化”“非周期性”“非确定性”三大特点。今日的人类正在进入信息社会。但我们必须警惕信息的误区、信息甄别上的先入为主可能造成的社会决策方面的重大失误。例如，早在19世纪20年代末，统计学家盖里和凯特莱深入研究了法国的犯罪数据，发现每年的犯罪行为特点几乎保持不变，连使用枪支、刀剑、拳脚、棍棒的谋杀案比例都年年相似。他们得出结论：犯罪行为可以准确无误地进行自我复制。但问题远不止这么简单。学者所给出的算法模型其实也可能直接影响了政府的警力设置，并成了所要分析对象的干扰变量，结果这样的算法模型一旦运转，执法行为就会增多，产生的新数据又会进一步证明加强执法的必要性。形象地说，就是哪里前科越多，哪里就越受算法“关照”，最终形成一个失真甚至有害的回馈环路。

事实上，由于科学与技术越来越快速的发展，它们对哲学的影响以及由此形成的应用哲学研究都开始呈现出非常不同的样貌，各自的问题意识和作用方式也日益显示出显著的差异。那些以科学为基准、对科学引发的问题予以哲学关注的应用哲学，更加关注新科学观点或新科学领域如何改变我们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认识论，特别是对世界的构成和来源的本体论问题、如何理解我们身处其中的世界的应用逻辑问题、怎样在科学体系中定位人的作用的形而上学问题。例如，在理论物理学中，我们会频繁使用“质料”（Material）、“力”（Force）、“空间”、“时间”这类概念，但物理学并不探究这些概念的真正含义。再比如，现代天文学带来的挑战正在改写哲学的表达方式。早在1933年，瑞士天文学家弗里兹·兹威基（Fritz Zwick）率先提出了“暗物质”的概念，他推测星系团中存在大量不发光的物质，并命名为暗物质。20世纪70年代美国天文学家薇拉·鲁宾（Vera Rubin）也提出，如果引力理论正确的话，就需要引入不发光的物质来提供更大的引力，才能束缚住星系中的物质。“暗物质”概念由此得到了物理学界和天文学界的广泛认可。学者们相信，在宇宙的组成成分中，只有4%是可见物质，剩下看不见的是24%的暗物质和72%的暗能量，因此，我们肉眼可见的宇宙只是真实宇宙的很小一部分而已。然而，美国耶鲁大学天文学系教授皮耶特· 范·库姆（Pieter van Dokkum）领导的研究小组于2018年3月28日在《自然》上发表了题为《一个缺少暗物质的星系》（“A galaxy lacking dark matter”）的论文，他们指出星系NGC1052-DF2中几乎不含有暗物质。研究人员猜测，星系中的暗物质的缺失、星系周围奇怪的星团以及星系的尺度之间存在联系。从几乎都有暗物质组成的星系，到这次发现的几乎不含有暗物质的星系，给出了关于宇宙场景的两个极端解释。^[10]真相到底如何呢？其实，这已经不再是事实观察的问题，而是我们可以给出怎样的认识图式或解释范式来理解我们身处其中的世界以及相应的知识体系的问题，易言之，这很可能意味着正是我们对宇宙的先验判断决定了我们拥有怎样的宇宙观。这显然是个哲学问题，而非单纯的天文学或物理学的问题。

在现代社会，技术不再只是依附科学而存在的附属品，相反，技术正在以势不可挡的劲头突破科学实验室和研究人员的设想成为改变世界、左右未来人类社会走向的决定性因素。那些应对技术引发的社会问题，即聚焦技术领域并以技术为基准的应用哲学研究，通常涉及应用伦理学的问题，因为技术的应用直接进入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冲击既有的价值原则和规范，例如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家庭、两性、人际关系改变，将会迫使人类不得不修正曾经对实践理性、人的主体性和生活方式等的理解。确实人工智能是一种具有广泛应用前景、发展前途远大的高新技术，同时，也是一种远未成熟、后果难以预料的颠覆性技术。基于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各种智能系统、智能机器人之间也可能需要人们拿出高超的智慧促成它们在生产、生活中相互配合，相互协作。而在未来夹杂了现实的或虚拟的交往实践中，各交往主体之间是否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利益纠葛？是否会产生同情、愉悦、痛恨、厌恶之类复杂情感？是否可能结成一定的利益共同体，进而提出政治上的要求？是否会对传统的人伦关系、家庭和社会结构等造成实质性冲击？这些问题都悬而未决。更有专家预测：随着虚拟现实技术的发展，机器人能模仿甚至超越人和人的体验。到那时，与性爱机器人“交流”可能让人上瘾，将来甚至可能完全取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些问题如此前卫和紧迫，着实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并且对既有的社会规则和价值理念等造成难以挽回的冲击。技术一味向前，却常常带给我们多重的困境，可怕的是，技术本身对此并不自知。应用哲学的步步紧逼就显得非常必要。

在哲学思考上，我们可以不断追问知识的根源，从而促使我们不轻易驻足、局限在某一个理论中，进而能够不断挑战旧的框架，寻找更合理的新观点或者多面向的思考路径。狭义上说，基于严谨的逻辑做出的思考都可以称为“批判性思考”，批判性思考最重要的方法就是怀疑，对于各种想法不轻易相信，而是尽可能去质疑。广义上说，一切可以产生新观点的思考或者创造性思考都属于批判性思考。当然，哲学的批判主要借助于逻辑学这一思维工具，它提供了思维的正确形式，提出了有效的推理，从而构成了一切哲学讨论的基础。应用哲学也不能摆脱或忘却以批判和反思见长的基本哲学表达，但应用哲学因其延伸了理论哲学批判对象和完成了其他学科无法做到的自我反思，一方面扩展了哲学在现代社会的存在空间，另一方面也完成了对其他学科的知识成果的批判性思考而做出了严肃的检视。从这一意义上说，应用哲学因其对熟视无睹、习以为常的思维定式做出的怀疑和追问，其本身同时就是创造性思考。

应用哲学是理论哲学断裂式发展的产物，因此，也可以视为当代哲学创新的主要表现形式。不过，哲学创新虽然并没有人们以为的那么稀少或困难，但哲学创新确实完全不同于技术创新，它主要体现在人们的认识上。更具体地说，人的独立且深入的思考本身，或者巧妙地解决现实问题的过程，以及灵活地将理论运用于实践的过程，都可能是一种创新。赖尔（Gilbert Ryle）在阐述一个人借助智力进行论证时说道：“他不得不遇到新的反对意见，解释新的证据并且在以前不曾出现过的情况下使各种因素彼此之间建立起联系。简而言之，他不得不创新，而在创新之处他并不是出于习惯进行论证的。他不会重复陈旧的步骤。”^[11]朱熹在《大学章句》中也有类似的思想，他说：“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矣。”显然，朱熹提出的“格物”并非只是简单的模仿，“致知”也绝对不是拾人牙慧，相反，通过即物以格，用力运思，豁然贯通，解开了心中疑惑，获得了新知。应用哲学所做的工作正是这样的格物以致知的思想创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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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韩林合，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133．

[2]在此不得不对英语世界广泛使用的两个概念——applying philosophy和applied philos‐ophy做出辨析。applying philosophy通常指的是哲学人对某个（些）现实问题做出哲学分析，却不热衷为该问题的解决提供具体的方案，它是点对点的个案式讨论，提供了哲学观点、看法，但无法提供系统的哲学学说，很难构成相对稳定的哲学类型。applied philosophy则指人们将已有的哲学方法或学说运用到传统哲学关注的领域之外，给这些非哲学领域的问题解答提供启示，它可以说是早期的应用哲学，其实也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准应用哲学”。我们所主张的元应用哲学或者说强式应用哲学，其英语表达也许是meta‐apply‐approach philosophy。

[3]贺来．“道德共识”与现代社会的命运．哲学研究，2001（5）：29-30．

[4]道格拉斯·凯尔纳，等．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张志斌，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311．贺来．“道德共识”与现代社会的命运．哲学研究，2001（5）：31．

[5]哈贝马斯，哈勒．作为未来的过去．章国锋，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103．

[6]李国娟．论“公共领域”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哈贝马斯商谈伦理在当代中国的运用．理论探讨，2006（2）：31．

[7]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journal／10．1111／（ISSN）1468-5930／homepage／Pro‐ductInformation．html．

[8]https：／／www．pdcnet．org／ijap．

[9]黄楠森．哲学的应用，应用哲学与部门哲学．学术界，2001（1）．

[10]本段内容参考了《没有暗物质！这个星系非常怪》［鞠强．南方周末，2018-04-05 （C23）］一文。

[11]吉尔伯特·赖尔．心的概念．徐大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