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发展经济学是二战后逐步形成的经济学分支学科，主要研究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和追赶问题。西方发展经济学以农业工业化和农村人口城市化作为切入点，继承并发扬了经济学的结构主义分析方法，形成了一系列有别于主流西方经济学的理论结论和政策建议。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发展经济学成功实现了分析范式上的跃升，以AK模型、干中学模型、产品多样化模型和人力资本模型等为代表的新一代发展经济学（也被称为内生增长理论） ，为我们更好地理解什么是发展、如何更好地推动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1]。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正经历着史无前例的伟大发展实践，这表现为两条历史线索的交汇：第一条线索来自生产力层面，中国正从基本实现小康迈向中高收入水平国家行列；第二条线索来自生产关系层面，中国正面临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社会主义中高级阶段演进的制度转变^[2]。遗憾的是，与丰富的发展实践相比，中国经济发展理论的发展却是相对滞后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发展领域还停留在概念辨析和政策阐释阶段，即使形成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研究成果，大多也还是碎片化的研究。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系统化的后发经济体理论相比^[3]，目前的中国发展经济学，不仅对重大经济发展问题的提炼、总结和分析不到位，在理论体系框架构建方面的差距更为明显。譬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两部门模型仍然被广泛用于分析社会再生产和经济增长问题，实际上，在新科技革命背景下，产品创新和分工广化极大地扩张了产业门类，有必要通过构建多部门模型考察经济的内生增长问题，并由此形成有针对性的产业政策和创新政策。

为此，本书提出，可在“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唯物史观分析框架下，以“生产方式的系统性变迁”作为研究对象，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基础上，积极吸收借鉴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成果，紧密结合中国发展进程中交汇融合的两条历史线索，拓展研究视野、更新理论硬核、接纳现代方法，探索和构建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并以此推动发展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4]。

发展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现实难题是：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始终未能得到明确界定，这导致其学科定位模糊不清。在发展经济学创立之初，研究者将其理解为一门研究发展中经济体经济追赶和经济发展的学科。这一定义的问题在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通过其研究的具体领域确定的，例如，区域经济学研究区域经济布局和资源的空间配置，产业经济学研究产业组织和产业结构，劳动经济学研究就业、工资和收入分配问题，而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被界定为欠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和追赶，而欠发达经济体本身就面临着各个领域的具体经济问题，譬如区域问题、产业问题、收入分配问题、资源环境问题，那么，发展经济学是不是应该成为研究所有这些问题的大综合呢？换言之，发展经济学是否应被界定为研究经济学的“欠发达版本”呢？如果做这样的界定，那么，发展经济学所涵盖的内容将非常庞杂，其学科定位与经济学的其他学科也将是严重重叠的^[5]。

本书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出发，将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欠发达经济体生产方式的系统性变迁，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背景下生产方式的系统性变迁。发展经济学之所以要研究生产方式，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后发经济体的经济追赶行为，实质上是生产方式变迁的过程。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张培刚先生早在其1945年写成的博士学位论文《农业与工业化》中就对工业化做出如下界定：“国民经济中一系列基要生产函数，或生产要素组合方式，连续发生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化的过程。 ”^[6]这里的基要生产函数或生产要素组合方式，实际上就是指生产方式——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方式。后发经济体的经济追赶活动，就是其以农业生产为主的要素组合方式向以工业生产为主的要素组合方式的演变。

将生产方式视为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立即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发展经济学是否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首先，发展经济学并不孤立地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因此，发展经济学不同于技术经济学、工程经济学等偏重于研究生产力的经济学科。其次，发展经济学也不同于劳动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福利经济学等偏重于研究生产关系的经济学科。

但是，发展经济学不单纯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并不意味着发展经济学不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而是结合生产力、生产关系研究生产方式的系统性变迁。生产方式具有两层含义，一是劳动方式，二是生产的社会形式。作为劳动方式的生产方式，马克思通常不加任何限定地简单称之为“生产方式” ，指的是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与劳动资料结合的方式^[7]，我们将其定义为“生产方式（一般） ” 。而“生产的社会形式”则是表明：任何生产过程都不单纯是劳动过程，同时又是一个具有特殊的社会规定性的过程，我们将其定义为“生产方式（特殊） ” 。

发展经济学研究生产力，是联系生产方式（一般）研究生产力。生产方式（一般）至少包括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的内容。第一是微观层面的生产方式（一般） ，这是指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在具体生产过程中的结合方式，这种结合是发生在特定的劳动时间和生产空间中的，因此也可以将其称之为“劳动方式” 。在西方经济学和管理学理论中， “技术—经济”范式是与“劳动方式”较为接近的概念，如福特制、精益生产、大规模定制、个性化定制生产、弹性专业化生产等等都属于劳动方式的范畴^[8]。第二是中观层面的区域和产业，也即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是如何在不同的区域和产业中进行组合和搭配的。这里的区域概念包括行政区域、城乡、国内国际等多个维度，产业概念则包括产业间和产业内部两个方面含义。第三是宏观层面的资源配置方式，这包括自然配置方式、市场配置方式和计划配置方式等三种类型。严格意义上来说，微观和中观的生产方式一般也可以采用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但为了凸显资源配置方式在宏观和总量层面的特定含义，我们仍然将其作为生产方式（一般）的一种独立形态来处理^[9]。

发展经济学研究生产关系，是联系生产方式（特殊）研究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特殊）是与生产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是生产方式（特殊）的前置项，只有在特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背景下，讨论生产方式（特殊）才是有意义的。例如，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背景下，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是通过资本这个纽带间接地结合起来的，劳动过程受到资本所有者的监督和控制，劳动成果必须服从资本所有者的分配。因此，我们对生产关系的研究，始终是把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特殊）联系在一起研究，譬如，农地制度改革必须适应和引领农业生产方式的演进，必须对农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种田大户、 “公司＋农业”等农业生产方式进行深入分析，才能设计出合理的农地制度。

总体而言，发展经济学研究欠发达经济体的生产方式的系统性变迁，而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是要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背景下的生产方式的系统性变迁。本书将结合生产方式（一般）研究我国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发展，结合生产方式（特殊）研究我国生产关系的演进。

除绪论和结论外，本书包括五篇十六章，分别是基本原理篇、微观行为篇、中观结构篇、宏观建构篇、理念演进篇。

基本原理篇包括三章内容。第一章是文献梳理和述评，简要回顾了经典作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发展思想以及中国现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第二章是全书的理论枢纽，我们从“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这一分析框架出发，对生产方式（一般）和生产方式（特殊）进行辨析，提出了经济发展的两条路径。路径Ⅰ是“生产力进步—生产方式（一般）变革—职群分裂—生产关系演进” ；路径Ⅱ是“生产关系演进—阶级分化—生产方式（特殊）变革—生产力进步” 。同时，第二章还提出了“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这一经济发展循环的两个分析维度，并在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基础上提出经济发展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人类经济发展必将在这一螺旋式上升过程中实现更高层次的“复归” 。第三章从统计视角出发，探讨了经济发展阶段的划分问题，并以发展中经济体和中国近二十年的经济发展事实为案例，刻画了后发经济体的追赶过程。

微观行为篇包括三章内容，围绕新科技革命背景下企业和劳动者的微观行为变迁展开探讨。第四章探讨了新科技革命对生产方式（一般）和生产方式（特殊）的深刻影响，特别是运用“知识性生产资料”概念，分析了企业内部生产方式的变迁机制及对劳动者提出的新要求。从生产方式（一般）来看，新科技革命弱化了生产过程中劳动力与传统物质性生产资料之间的密切关系，改变了整个社会的就业结构。从生产方式（特殊）来看，知识本身开始成为生产资料，“知识性生产资料”的出现，使得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不再是一个完全由资本摆布的过程，两者自然结合的可能性有所提高，资本监督和控制劳动过程的难度进一步加大，资本对劳动的绝对权威受到挑战，同时，劳动者在价值分配中的地位得到提高。第五章依托中国工程院组织的福建省泉州市企业“数控一代”专项调研，研究企业应用智能化数控技术的主要动机和影响因素。数控技术的普及和推广，标志着企业内部生产方式由传统的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逐渐转变为间接结合，劳动者开始通过操纵数字化系统来控制工作机，完成生产工序。数控技术的普及和推广极大地改变了企业内部生产方式，进而推动企业内部生产关系的变革。第六章探讨了劳动力再生产方式的金融化问题，提出现代借贷资本家将广大的劳动者阶层及其工资收入纳入金融体系，形成了一个更为庞大的经济金融化体系。

中观结构篇包括三章内容，分别从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三个方面着手，探讨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结构性变迁问题。其中，第七章承接新科技革命改变企业生产方式的分析思路，研究了劳动者阶层的结构性分化，提出“偏向性”的技术进步将导致“就业空心化”现象，低端劳动力被边缘化和高端劳动力核心化趋势同时存在。第八章研究生态导向的城镇化路径选择问题，提出了“蓝绿”“白绿”“红绿”“金绿”四种生态导向的中国特色城镇化路径，并进行了案例研究。第九章探讨新一代信息技术背景下农业生产方式的根本性变革，分析了小农生产方式未能完全转向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的原因。 “互联网＋”的出现使小农生产方式获得了一个新的推动力，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卡夫丁峡谷” ，形成社会主义农业生产方式的雏形，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推动小农生产方式向社会主义农业生产方式转变的政策建议。

宏观建构篇包括四章内容。第十章总览性地提出了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要求。第十一章到第十三章分别从农地制度、政府管理体制和对外开放战略等方面进行宏观上的制度设计。第十一章探讨我国农地制度改革问题。由于农业生产所具备的特殊性质，小农生产方式并没有完全转变为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新科技革命降低了农业中资本监督劳动的难度，使得资本主导的农业规模化经营具备了技术上的可行性。资本主导的农业规模化经营对农业生产和农村建设产生了一系列不良影响，为此，应采用土地股份合作制，引领我国农业生产方式朝着社会主义农业生产方式演进。第十二章提炼总结西方经济学语境下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三种主要范式，也即斯密范式、凯恩斯范式和“撒切尔—里根”范式，从理论依据、本质特征和经济基础三个方面将中国特色政府与市场关系与这几种西方范式进行对比。从把握经济规律的角度，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如何扬弃和超越西方范式，并提出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对于完善政府与市场关系所提出的要求。第十三章研究如何推动生产方式开放模式的演进，我们构建了一套系统的投资环境质量评价体系，采用熵权法测算了“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投资环境指数，以双方经贸额作为对外投资意向的显性指标，对中国企业开展“一带一路”投资的区位决策进行了分类讨论。

理念演进篇包括三章内容。第十四章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出发，探讨由主要矛盾决定的社会生产目的及其新变化，以是否考虑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划分依据，从“一般”和“特殊”两个层面分析了“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丰富内涵，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一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解读，在此基础上，提炼和总结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开放包容的理论气质来源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过程为传统文化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和时代精神。第十五章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基因，基于微观层面探讨了中国发展的认识论基础，基于中观层面分析了中国发展的实践路径，基于宏观层面展望了中国发展的理想愿景。第十六章探讨了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系。本书提出，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是有关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 ，其理论探索和体系构建的过程就是发展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本身就是中国发展的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的探索和构建，能够为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提供一个参照样板。

总体上来看，本书的研究过程采用了“从个别到一般”的抽象方法，即从中国发展的经济现象出发，通过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抽象过程，逐步走向规律性事实。从方法论特点来看，本书坚持唯物史观分析范式，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遵循系统论和整体论原则，在“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框架中，对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进行了比较的、历史的、制度的研究。具体来说，本书主要采用了以下几种研究方法。

1．文献梳理与学派述评

本书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发展理论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文献梳理，对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的四个理论源泉进行了述评，这四个理论源泉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思想、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理论、西方经济学（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有关欠发达经济体进行经济追赶的分析、中国现当代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

2．历史回顾与统计评价

本书对全球发展中经济体和中国近年来的经济发展状况进行了历史回顾，并应用统计方法进行了经济发展水平测度。在测度全球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水平时，主要采用单指标（国民收入水平）的比较分析方法，用于比较的统计指标包括极差、标准差和增长率差异。在测度中国的发展水平时，依据“社会有机体”的思想，采集并整理了人类发展、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环境发展四类指标，设计了综合发展指数并进行了统计分析。

3．质性研究与案例分析

目前，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原则是还原论，其特点是通过演绎实现“从一般到个别” ，也即从某些特定的经济学“公理”出发推演经济现象，表现为数学建模、计量经济学和计算机模拟等量化研究方法。本书在系统论和整体论的原则指导下开展质性研究，我们参与到自然情境而非人工控制的实验环境中，充分地收集资料，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探究，采用归纳而非演绎的思路来分析资料和形成理论，通过与研究对象的实际互动来理解其行为特征^[10]。譬如，在研究城市化的过程中，我们采用了问卷调查方式研究了进城务工人员的行为决策特点。在研究新型工业化的过程中，我们同样采用了问卷调查方式研究企业的数控技术决策问题。在研究农业生产方式和农地制度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在苏南、苏中、苏北的农村地区进行了实地调研。在研究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过程中，我们选取了多个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和企业人员进行深度访谈。

4．跨学科方法的综合运用

在对具体发展问题的研究过程中，本书还综合运用了博弈论、运筹学和复杂系统理论等跨学科方法。譬如，采用合作博弈理论和多目标加权灰靶决策方法研究了多主体联合选择产业技术路线（产业层面生产方式）的问题；采用基于区位熵的灰色关联方法研究了区域主导产业（区域层面生产方式）的选择问题；采用复杂系统理论研究了人与自然进行物质交换的“广义生产方式”问题。这些方法的运用，一方面是出于问题研究的实际需要，另一方面也有助于与西方经济学、西方经济发展理论开展对话与交流，并在共有的学术平台上展开讨论。

如何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是摆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面前的重大问题。在经济学领域，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局限于经典的“生产力—生产关系”框架，在进行理论探讨的同时，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现实经济问题的具体分析。这导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难以向应用经济学延伸，学科发展缺乏扩张力，理论发展缺乏支撑力，知识传授缺乏说服力。有鉴于此，本书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前提下，以理论创新引领重大现实问题研究，以“生产方式的系统性变迁”为研究对象，联系生产方式（一般）研究生产力，联系生产方式（特殊）研究生产关系，将微观层面的主体行为、中观层面的区域和行业资源配置、宏观层面的制度建构等多个领域纳入研究视野。一方面，本书着力进行理论建构，形成“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发展经济学框架；另一方面，本书应用这一框架积极开展实践探索，力图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重大经济发展问题。正如本书结论部分所指出的：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以发展为主线，以中国特色为视角，也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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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一般认为，内生增长理论主要包括四条分析思路：第一是AK模型，第二是干中学模型，第三是产品多样化模型（研发与生产两部门模型） ，第四是人力资本模型。也有学者认为，干中学模型是两部门模型的一个变形，而人力资本模型实际上是干中学模型的变形（此时推动创新和知识积累的不是物质资本而是人力资本） 。此外，还有学者认为，熊彼特所提出的质量改进和工艺创新思想可以被看作内生增长理论的第五条思路。参见：菲利普·阿格因，彼得·豪伊特．增长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47-149．

[2]周绍东．构建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学［N］．新华日报，2017-09-06．

[3]西方马克思主义后发经济体理论是一个比较宽泛的理论概念，根据笔者的梳理，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结构性经济发展理论、东欧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思想、生态马克思主义、非洲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思想、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等多个理论分支。

[4]周绍东．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理论［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08-16．

[5]由于西方发展经济学在学科定位和研究对象的界定上存在着逻辑混乱，目前，西方发展经济学教科书和研究专著的篇幅都比较大。譬如，托达罗等著的《发展经济学》中译本页数为519页，瑟尔沃著的《发展经济学》中译本页数为521页，热若尔·罗兰著的《发展经济学》中译本页数为500页，波金斯等著的《发展经济学》中译本页数更是达到了795页之多。这些教科书和研究专著所覆盖的内容更是五花八门，从经济增长到可持续发展，从农地制度到金融危机，从产业结构到收入分配，一应俱全。武汉大学马颖教授主编的《发展经济学前沿理论研究》使用了上下两册110万字近900页的篇幅，探讨西方发展经济学在20世纪70年代后的新发展。谭崇台教授在为《发展经济学前沿理论研究》作序时就提出该著作的篇幅是否可以精练一些，从表面上来看这是对著作本身的中肯建议，其实质上反映了西方发展经济学研究范围的过度扩张。参见：A﹒P﹒瑟尔沃．发展经济学（第9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迈克尔·P﹒托达罗，斯蒂芬·C﹒史密斯．发展经济学（第11版）［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热若尔·罗兰．发展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德怀特·H﹒波金斯，斯蒂芬·拉德勒，戴维·L．林道尔．发展经济学（第六版）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马颖．发展经济学前沿理论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6]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33．

[7]马家驹，蔺子荣．生产方式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J］．中国社会科学，1981（6）．

[8]需要注意的是，将劳动过程置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背景下进行分析，已经不同于生产方式（一般）的抽象性质了，而是更接近于具有所有制特征的生产方式（特殊）概念。

[9]周绍东，解勇．五大发展理念：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解读［J］．政治经济学报，2017（1）．

[10]马克思主义抽象方法的具体运用，一直是研究的热点问题，同时也是难点问题。实际上，以案例研究、田野调查、统计问卷、人物访谈等为代表的质性研究，符合从个别到一般的抽象法要求，因此，可以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方法论载体。实际上，《资本论》中大篇幅的社会调查资料是运用质性研究的光辉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