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虽然中国人民开展了可歌可泣的民族救亡运动，但由于缺乏先进理论的指导，在共产党建立之前，多种社会力量都没有带领中国人民完成民主独立任务
据说拿破仑曾经称中国为熟睡的东方巨狮，并且曾经警告英国不要惊动这头东方巨狮，一旦这头巨狮醒来，它将震撼整个世界。这个比喻成了准确的预言。接下来一百多年的历史就是这头东方巨狮备受欺凌以及警醒之后震撼世界的历史。是什么样的精神力量唤醒了这头巨狮、武装了这头巨狮，让它一旦醒来，便以磅礴之势强力回归世界舞台的中央？与拿破仑同时代的黑格尔也曾经表达了跟拿破仑差不多的意思。他在《历史哲学》中认为，中国古代历史代表的是人类精神发展的“幼年时期”，客观存在和主观运动之间还没有发展成对峙，因此还是一部停滞的、没有真正变化的历史，只能说是“非历史的历史”[1]。在黑格尔看来，中国历史还缺少主体性，只有多种积极因素的参与才能使其真正地走进世界历史。黑格尔的历史观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欧洲中心论的影响。但他认为中国历史的发展需要一种主体性时代精神的激活，这无疑是深刻的。一旦精神的阳光照到这片沉睡中的大地，万物复苏，一切将生机盎然，开启一个全新的世界。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中国备受外来列强凌辱的历史，就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精神觉醒的历史，就是由沉睡衰落最终走向独立自强的伟大复兴的奋斗史。
在鸦片战争前夕，中国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对外贸易保持着巨大顺差，经济总量高居世界第一。但是，通过风起云涌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和第一次工业革命，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迅速发展，掀开了人类历史进步的新篇章。与此同时，清王朝却沉睡在天朝帝国的美梦之中，闭关锁国，唯我独尊，终于逐渐落后了。这种衰落并不仅仅是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的落后，而是整个国家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社会整体形态和精神原则落在了历史的后面。由于国运的整体衰微，庞大的中央帝国居然屡战屡败。割地赔款、开埠通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强加到了中国人民身上，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帝国主义列强入侵和资本现代文明的冲击面前，中国人民开始了艰难曲折的探索。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之前，各种社会力量先后拿出不同的救国方案，最终都归于失败。“鸦片战争后，中国陷入内忧外患的黑暗境地，中国人民经历了战乱频仍、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深重苦难。为了民族复兴，无数仁人志士不屈不挠、前仆后继，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进行了各式各样的尝试，但终究未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2]
面对鸦片战争败局带来的内忧外患，代表农民阶级起来抗争的是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以及后来的义和团运动。由于受到小农思想的束缚，他们基本不是依据现代的原则解决中国积贫积弱的问题，而是具有根本的保守性。太平天国运动的领袖洪秀全只是想像历代的开国雄主那样实现朝代的更迭，开启一个新王朝，根本不可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更不用说没有成熟纲领和严密组织的义和团运动了。与农民阶级不同，19世纪60年代到甲午中日战争之前，开明封建官僚阶层也掀起了自救自强的洋务运动。他们仍然抱着天朝帝国的梦想，以“自强”和“求富”为口号，在中体西用的思想逻辑中发展民族资本和军工企业，大体还是一种“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路。他们将资本主义的先进因素看成一种器物层面的“技”，试图通过引进西方的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挽救清朝统治。他们看到的只是西方器物方面的先进性，试图在不改变国体道统的前提下自强自救，最终一场甲午海战表明了洋务运动的失败。在这种失败下，维新变法提上了日程，改良派走上了救亡图存的历史舞台。改良派意识到了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先进性，试图在王权的支持下建立君主立宪制，改变各种不适应现代发展趋势的国家制度，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变法图强，但最终在保守势力的围剿下也彻底失败。两年后，再经过八国联军入侵和战争赔款，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陷入危急存亡的境地。在这种极端境地中，清朝统治者进行的预备立宪更是无力回天，持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最终被革命派推翻。
在各种探索和失败中，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走到了历史前台。革命派建立了革命政党，有明确的革命纲领，希望通过革命斗争，推翻封建专制，建立总统制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经过多次起义的失败，1911年武昌起义成功，1912年革命领袖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诞生。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革命成果最终被袁世凯窃取。袁世凯又逆历史潮流称帝失败，国家再度陷入战争和混乱之中。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的建国道路最终在中国没有能够走通。不仅封建主义及其残余势力不愿意走民主共和制的道路，而且殖民主义者也不愿看到一个强大的中国。它们表面上支持革命，但常常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利用和支持保守势力对抗革命。因此，仅仅反对封建专制而不彻底反帝的资产阶级革命在中国也没有取得成功。对此，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在近代中国，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加上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依附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中国失去了建立和发展资本主义制度的国际和国内条件。
然而，近代中国的灾难史也就是中国各种力量拯救民族危亡的斗争史，就是中国人民觉醒的历史。从农民革命到封建官僚主导的洋务运动，从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维新变法到革命派的流血革命，各种势力和各种主张依次登场，虽然可歌可泣，但最终都没有带领中国人民走上民族复兴的道路。根本原因在于它们各自历史的局限性，它们不能正确把握中国社会性质，不能明确中国变革和革命的主要任务，没有科学的理论指引，不能号召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对此毛泽东有深刻分析：“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即从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夜，共计七十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3]
之所以众多前仆后继、可歌可泣的斗争并没有改变民族的悲惨命运，乃是因为缺乏先进思想武装起来的先进分子的领导。回顾总结这一段艰难的奋斗历程，我们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的选择，是人民的选择。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革命从此焕然一新。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以革命的方式为中国带来了创造历史的主体性精神，真正唤醒了这头东方巨狮，开创了民族国家发展的新局面。
[1]黑格尔.历史哲学.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97，110.
[2]党的十九大文件汇编.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17：9.
[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513-15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