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治學方法

顾炎武作为“接武东林”的复社成员，面对明清鼎革之际“神州荡覆，宗社丘墟”的状况，接续东林学派批判王学之绪，对阳明心学进行了更激烈的批判，其《日知录》卷七《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中云：

五胡亂華，本於清談之流禍，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談，有甚於前代者。昔之清談談老、莊，今之清談談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遺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辭其末。不習六藝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綜當代之務，舉夫子論學、論政之大端一切不問，而曰“一貫”，曰“無言”，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實學。股肱惰而萬事荒，爪牙亡而四國亂，神州蕩覆，宗社丘墟。^[4]

因此，在批评了心学空谈误国後，顾炎武为了救心学空疏之弊，进而“本朱子之说”而修正理学，提出了“经学即理学”的观点，顾炎武在《与施愚山书》中说：

理學之名，自宋人始有之。古之所謂理學，經學也，非數十年不能通也。故曰：“君子之於《春秋》，没身而已矣。”今之所謂理學，禪學也，不取之五經，而但資之語録，校諸帖括之文而尤易也。又曰：“《論語》，聖人之語録也。”舍聖人之語録，而從事於後儒，此之謂不知本矣。^[5]

顾炎武提出经学即理学，从而要求学者要知本，知本则须回到五经及先儒之说，“自汉而六朝而唐而宋，必一一考究，而後及於近儒之所著”^[6]。为了纠正宋明以来好谈义理、疏於训诂考据的空疏学风，而研精五经及先儒之说，顾炎武明确提出由小学以通经的方法。顾炎武《答李子德书》云：“愚以为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然。”^[7]基於这样的方法，顾炎武於古音研究成绩斐然，其《音学五书》正是为读经而作，纠正了流传千载的叶音说，对後世乾嘉学派以至近世的文字、音韵、训诂研究奠定了基础。除了对古音的重视，顾炎武亦详於名物、典章、制度等考证，如其《日知录》“凡经义、史学、官方、吏治、财赋、典礼、舆地、艺文之属，一一疏通其源流，考正其谬误”^[8]。然而顾炎武的古音研究和名物、典章等的考证，其目的在於通经，而通经的目的在於经世。

顾炎武这种由小学、名物、典制等以通经致用的治学方法，正是曹元弼所推崇的。曹元弼在《述学篇》中说：

學莫大乎經，經之所重者，道也。所以明其道者，辭也。所以成其辭者，文字、聲音、訓詁、名物、制度也。局於文字、聲音、訓詁、名物、制度而不求道者，陋也。求道而不由文字、聲音、訓詁、名物制度入者，亦非也。^[9]

又《复礼堂述学诗》卷一四《述小学》云：

國朝諸儒又起而昌明絶學，乾嘉以後，文字、音訓之學大明。學者但當讀其書，通其法，本此治經，以辭達意，由小學而大學，由經術以達政治，本誠正修齊治平之道，植通變神化、撥亂反正之基，此為有體有用之學。……若廢小學不講，冥行索途，不能通經，或講之過為繁難，耗費日力，無暇通經致用，其失惟均矣。^[10]

曹元弼这种由文字、声音、训诂、名物、制度以通经的方法正与顾炎武所开创的乾嘉以来的治学方法一致，同时与顾炎武一样不局限於声音、训诂、名物、制度的考证，而目的在於通经以求其道，由小学而大学，由经术而政治。曹元弼不仅在其著述中贯彻这种由小学通经，由通经以致用的方法，而且在其著作中亦多引顾炎武之成说，如其《礼经学》《礼经校释》《周易郑氏注笺释》《古文尚书郑氏注笺释》等，所见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