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對曹元弼《易》學的總體評價

在近代史经学大变局的背景中，曹元弼的《易》学作品，总体上不失为一种重整经学的努力，从个人的学问养成上来说，他的工作多承袭先人，包括对汉宋《易》学的取，取人之处多而自用力之处少，但作为科举废除前後仍汲汲於护卫经学的正统经师，《周易学》《周易郑氏注笺释》《周易集解补释》等作品的写作保持了传统旧式学术的水准，可惜作为非现代学科式写作方式的作品，长期在如今的晚清民国期间学术史的论述范围之外，殊为遗憾。

一介经师的曹元弼，在晚清民国期间创作生命力得以延续，首先，须看到张之洞对曹元弼学问的影响。张之洞的角色，不止是清廷的一名开明官僚，而且还是清廷的主要文化教育设计师。其所著《劝学篇》要“权衡新旧”，开新风气的同时，扶持旧学，对各地书院的建设亦主动地提供支持。在戊戌之前，他就已经在寻求一种“官师合一”之法，用官师治教合一之策巩固统治基础，文化世变下的清廷也愈益明显地表现出这样的姿态。张之洞门生陈庆年在戊戌政变後不久的信中披露：“近日南皮师思得一官师合一之法，委正途候补人员充中学教习，日与讨论，又稽察拊循，与管堂通为一事，期以师法而兼官法。”^[23]这一政策在废除科举後仍然被贯彻於学校中。

曹元弼有眼疾，写不成字，故虽参加科举，但基本未入仕途，不正是“正途候补人员”之一吗？他因张之洞赏识得以入各学堂任教，其《周易学》《礼经学》《孝经学》等部分已完成的《十四经学》作品皆承张之洞之命，依《劝学篇·守约》之例，在创作动机、创作内容上深受张之洞“中学为体”的为学为政观点的影响。再者，他的大半学术生涯，先後在两湖书院、湖北存古学堂、礼学馆、江苏存古学堂等地度过，为示诸生为学之方，撰《原道》《述学》《守约》三篇文字，几乎奠定一生为学之基础。本文所涉及的《易》学三书，亦多在此前半段的学堂生涯中所完成。这些作品，守纯正经义，属“中体西用”之“中体”一面，也是晚清时期最早开始的学堂教育教学理念的映证。

在《易》学研究方面，曹元弼可算是“忧患学《易》”，个人命运与时代变迁交织在一起，文化上的保守与时局不合。《周易集解补释》完成後，他自为序说：“溯自宣统辛亥以来，忧患学《易》，於今十有七年矣。洪水滔天，猛兽咥人，日甚一日。”^[24]身处变局之世，曹元弼於书斋中深感“人人将食，万族俱尽，乾坤或息之痛”。张之洞逝後，他说“文襄师薨，吴楚贤邦伯师长亦多於戊己间徂谢隐退”，一齐在两湖书院、存古学堂中授讲经义的旧式学人纷纷隐退，有“亡邦国殄，君子道消小人道长”的危机感，国家命运、文化血脉似乎已是“一发千钧，其何能万”。这样的认识令他晚年愈加沉郁。经学的衰微，已经早在清代中期就有萌芽态势，曹元弼谓：“当道光之季，经术已衰，邪说方兴，世变将作，凡今日内忧外患，当时皆已萌。”^[25]而自光绪戊戌（1898）以来，随著维新失败，国人对清廷日渐失望，政治局面上清廷的掌控日渐不力，社会上酝酿著新的变革思想，这些在守旧派的曹元弼看来都是“異说蜂起”。辛丑（1900）以後，朝廷内部的臣僚们竞言新学，时局渐渐突破曹元弼的认识，他认为这些都是“本末迷误”。及至後来清廷覆灭，曹元弼更是万念俱灰，《〈周易〉〈礼经〉〈孝经〉三学合刻序》中说：“三纲绝纽，大陆遂沉，余忧患馀生万念俱灰，惟求一死，馀气未尽，杜门学《易》，与天为徒，以写我忧，忽忽不知老之已至。”馀生杜门习《易》，成为他消磨时光的方式。

曹元弼的政治认识一生趋於保守，坚持“今日之学非他，为君父而学也，为万万生灵而学也”^[26]，其护卫文化的态度表露无遗。他又言“经学至今日或几乎息矣”，可是却有剥极思复的自信，期盼“经学今日乃可得而明矣”。

他的论证是，经者，“人心之所同然”，人心同然之谓，是生人相生、相养、相保之道，眾民为求生存而必然有自救之心。但这种自生之心，乃是基於自然情感的存在，即相敬相爱之本，乃是来源於一阴一阳的定偶相互之爱，来源於父母之爱其子，其子之爱父母。人道之根本正在於此。^[27]

支撑他这一论证体系的一大论点，部分来自《周易》。在他看来，夫妇阴阳之为天地大义，一阴一阳之谓道，因而有父子，有秩序。“《易》能极万世之变易，而归於不易”^[28]，此乃《易》之大义；其次，对於《易》之起源，曹元弼诉诸“示男女之定偶”的需要，民之初生，但知其母不知其父，作为自然情感的爱之理无法建立，以人别於禽兽首先要求别於男女，以此人道始兴，此为生生之本，同时以此串讲十四经，欲以经书来激荡人心之爱敬，催发人心之爱敬来使愚者明，使弱者强，使散之聚，以是通经致用，使士子爱国爱民。基於这层认识，广释《易》学作品，值世大劫将临，剥且入坤之时，还抱持“而乾元无息绝之理，留此硕果，以存天地之心也”之信念，自许任重道远，作著以待义之大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