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乾隆[*]
乾隆皇帝姓爱新觉罗，名弘历。生于清康熙五十年（1711），死于嘉庆四年（1799），享年88岁。他在位60年，传位于皇十五子颙琰（即嘉庆帝），又当了3年多太上皇。他是中国历代帝王中寿命最长的一个，在位时间仅比其祖父康熙少一年而居第二，但做太上皇时仍独揽大权，因此，他实际掌握权力的时间比所有的帝王都长。
乾隆帝的生父为雍正帝，生母为钮祜禄氏。其母初为雍亲王府格格，后被尊为孝圣宪皇后。雍正有10个儿子，多早殇。乾隆排行第四，初封和硕宝亲王，幼即聪颖，深得祖父、父亲的宠爱。雍正即位时，定秘密建储的制度，将弘历的名字密写封缄，藏于大内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之后，雍正病逝，启视传位密诏，弘历继皇帝位。1736年，改元乾隆。皇位授受之际，没有经过祖辈、父辈那样刀光剑影、惊心动魄的激烈争夺。他即位，既有雍正皇皇遗诏的合法根据，又他兄弟十人大多已不在人世，继位时在世的只有两位弟弟，一位是与他同母的五弟弘昼（封和亲王），另一位是年仅两岁的十弟弘曕（后封果亲王）。这两个人的地位、才智或年龄均不足以与弘历争逐帝位。因此，乾隆继位，顺利接班，风平浪静，没有发生政治动荡。
乾隆统治时期，清王朝国力鼎盛。当时，经济繁荣、国库充裕、社会安定、户口大增，边疆的统一得以巩固，中国的版图于此奠定。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达到了封建社会前所未有的高峰。但在高度的繁荣昌盛之中，社会矛盾逐渐激化，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也叩关而至，清王朝正走过了全盛的阶段，几千年从未有过的严重危机正在日益临近。
研究乾隆帝，既要研究他的思想、行为、政策、功绩、失误，也要研究他的经历、性格、才能、爱好、心态，而更重要的是要着眼于一个时代，即18世纪的中国。乾隆帝诞生于18世纪之初，逝世于18世纪的最后年代，高度发达的中国封建社会培育了这样一个有才能、有作为、有个性的统治者，产生了一位既仁慈又残暴，既英明又短视的君主。他的思想、行动和制定的政策是在中国18世纪的特定环境中形成的，甚至他的优点和缺点都鲜明地具有时代的特色。环境造就了历史人物，而人物又在改变、创造环境。乾隆帝长时期站在18世纪的最前列，运筹帷幄，驱遣群僚，叱咤风云，在他的巨大身影下，翻过了一页又一页的历史篇章。他的所思、所言、所行深刻地影响着时代。他是18世纪中国历史的参与者、领导者和塑造者。
一
乾隆帝知识广博，才能卓越，自幼聪慧。11岁时晋谒祖父康熙帝，当面背诵书文，一字无误，得到老皇帝的欢心，被养育宫中，随侍左右。乾隆帝后来经常怀念这段经历，视为不世之恩荣。少年和青年时代受到严格的、良好的教育，熟读儒家经典，得到名师福敏、蔡世远、朱轼等的教导，研经习史，作文吟诗，又酷爱书法、图画、文物，精娴音律，热心园林建筑，全面通晓中国的传统文化。他的爱好和才能是多方面的，兼具学者、诗人、艺术家、鉴赏家的气质，又通晓多种语言，不但精于汉文，又熟谙满语，与大臣讨论政事，经常使用满语；还懂得蒙古语、维吾尔语、藏语，能和来朝的少数民族领袖直接交谈；而且爱好体育武事，经常骑马射箭、秋狝围猎，观看水嬉、摔跤、龙舟等。曾多年随侍皇帝左右的著名历史学家赵翼说：“上最善射，每夏日引见武官毕，即在宫门外较射，秋出塞亦如之。射以三番为率，番必三矢，每发辄中圆的。九矢率中六七者，此余所常见者。”[2]由于勤习武事，经常锻炼，故身体健康，精力过人，很少生病。乾隆五十五年（1790），他已79岁，朝鲜使者洪仁点觐见后，说他“尚如六十余岁人，筋力则耳目聪明，步履便捷矣”[3]。
乾隆帝身材匀称，丰腴而略矮，身高约1米6（据觐见他的英国使团人员说身高5英尺2英寸，约1米6）。脸庞呈长方同字形，两腮稍削，皮肤白皙，微带红润，眼睛黑而明亮，炯炯有神，鼻稍下钩，体态文雅，外表平和。青年时代的乾隆帝是一位英俊潇洒的翩翩佳公子，老年时代则显示出尊严、和蔼与慈祥。
乾隆帝有多方面的兴趣和才能，但作为一位政治家，他勤于理事，始终不懈，独揽大权，能谋有断。他即帝位时是个刚满23岁的青年（按中国的传统算法是24岁）。在父丧的哀戚气氛中初登宝座，这个青年在俯视着王公百官匍匐脚下，聆听自己的谕旨，高呼万岁时，内心第一次体验到作为“天下主”的愉悦和满足，同时也唤起强烈的使命感。他认识到：治理一个幅员辽阔、情况复杂、问题繁多的庞大帝国，如同进入一个充满着种种弊端、陷阱和阴谋的世界，必须小心谨慎，全力以赴，勤勉从事。他告诫自己：“人君之好恶，不可不慎，虽考古书画，为寄情雅致之为，较溺于声色货利为差胜。然与其用志于此，孰若用志于勤政爱民乎？”[4]在多年之内，工作的重担使他大大减少了生平的爱好——写诗和游景。故初年诗作较少，也不常出外巡游，整天埋头于千头万绪的棘手事务中，处理堆积如山的文牍奏折。赵翼记下了乾隆帝勤政的情形：“上每晨起，必以卯刻……自寝宫出，每过一门，必鸣爆竹一声。余辈在直舍，遥闻爆竹声自远渐近，则知圣驾已至乾清宫。计是时，尚须燃烛寸许，始天明也。余辈十余人，阅五六日轮一早班，已觉劳苦，孰知上日日如此。”[5]这是平常无事的情形，如果有战事、河工、赈灾、祀典等重要政务，就更加忙碌，精力贯注，孜孜不倦。例如在平定准噶尔战争中，“每军书旁午，应机指示，必揭要领。或数百言，或数十言，军机大臣承旨出授司员属草，率至腕脱。或军报到以夜分，则预饬内监，虽寝必奏。迨军机大臣得信入直庐，上已披衣览毕，召聆久矣。撰拟缮写，动至一二十刻。上犹秉烛待阅，不稍假寐”[6]。
乾隆帝夙兴夜寐，孜孜求治，在他统治的前期和中期尤其如此。平日的生活起居也很有规律，“卯时而起，进早膳后先览中外庶政，次引公卿大臣与之议决，至午而罢。晚膳后更理未了公事。间或看书、制诗、书字，夜分乃寝”[7]。他几乎每天如此，循环往复，度过时光。不仅每天的工作和生活都有固定的安排，而且一年四季的行踪、起居，也有近乎不变的日程表。每年正月各种典礼祭祀活动最多，皇帝的活动最繁忙，筵宴宗室王公大臣，必在重华宫吟诗联句，上元节必在圆明园之“山高水长”观看烟火花灯。二月祭社稷，行耤田，开经筵。此时天气渐转暖，从大内移居圆明园。清明则谒东西陵（遵化和易县），或逢巡幸之年，多在本月内启行。四月以后，北方春夏多旱，行雩礼以祈雨。五月端午在圆明园福海观龙舟竞渡。夏秋间，多往避暑山庄，每去必住两三个月，大会蒙古王公，举行木兰秋狝。夏秋如在北京，常去清漪园、玉泉山、香山、汤山、盘山的行宫走动，有时也在南苑骑射行围。八月为乾隆寿诞，十一月为皇太后寿诞，这是两个最重要的节庆日，张灯结彩，点景演戏，成为全国的娱乐日。十一月冬至，举行隆重的祀天大典，从此由圆明园回居大内。十二月朔日开笔写“福”字，分赐王公大臣。年底，外藩来觐，又必有络绎不绝的召见、赏赐、宴请，至于皇太后处，每隔几天必去请安问好。这一大致的日程表，岁以为常，周而复始。乾隆帝就像舞台上的演员一样，按照编写好的剧本，扮演皇帝这一角色。当然，突发事件和皇帝个人一时兴会所至，随时可以改变日程，但一年的生活起居大致脱离不了这一刻板的程序。一个专制皇帝拥有绝对权力，他自然可以自由自在地做他想做的事情，而实际上，他的行动却按着固定的节拍机械地运转着，不过，这种固定节拍由传统、习惯、礼仪需要所形成，皇帝自觉自愿地接受，已变成了专制皇帝个人意志的一部分。
传说中把乾隆帝说成是充满奇闻轶事的风流天子。其实，他的生活很有节制，不喜饮酒，他一生写了几万首诗，从不以“酒”字入诗，从不暴饮暴食，即使举行庆节贺宴，也是日落而止，不举行夜宴，“凡曲宴廷臣，率不过未申时”[8]。他处事有条理，不躁不乱，很有涵养。他自己说：“‘事烦心不乱，食少病无侵。’此二语为予养心养身良方，原别无求养生之术也。”[9]和其他皇帝一样，他有三宫六院许多嫔妃，却并不沉溺女色。他和自己的结发妻孝贤皇后富察氏感情极笃，伉俪情深，皇后不幸于乾隆十三年（1748）早逝，其时乾隆年仅36岁，哀伤思念，直至晚年。他历年写了许多富有深情的悼念诗赋，其中一首说，“纵糟糠之未历，实同甘而共辛”，“影与形兮难去一，居忽忽兮如有失”，“信人生之如梦兮，了万事之皆虚。呜呼！悲莫悲兮生别离，失内佐兮孰予随”[10]。继立乌喇那拉氏为皇后，但与继皇后感情不和。乾隆三十年（1765）第四次南巡，至杭州，因事龃龉，皇后忿恚，自剪其发，乾隆震怒，置继皇后于别宫。翌年皇后死，乾隆帝不以后礼相待，只以皇贵妃礼仪治丧。从此之后，再也不立皇后。帝内宫虽有爱宠，但管理严格，不准胡作非为。晚年有爱妃惇妃，恃宠骄横，宫女得罪，竟被杖责致死。乾隆帝恼怒，将惇妃降革为嫔，谕旨说：“事关人命，其得罪本属不轻，第念其曾育公主，故量从末减耳。若就案情而论，即将伊位号摈黜，亦岂得为过当乎！”[11]
乾隆帝受儒家政治哲学的熏陶，以之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他视君主为政治社会结构中的主体，“君者为人伦之极，五伦无不系于君”[12]；“臣奉君、子遵父、妻从夫，不可倒置也”[13]。他也很重视儒家学说中的民本思想，认为君主有责任保护民生、关怀民瘼、重视民心。“民之所与，即天之所与，是以人君祈天永命，莫先于爱民。得民心则为贤而与之，失民心则为否而夺之。可不慎乎？可不惧乎？”[14]他认为：君主应养育万民，控驭万民，就像父亲对待儿女一样。庶民安居乐业，政权才能巩固、长存。人民的力量以被动的形式明显地反映在他的政策中。他曾模仿李迪的《鸡雏待饲图》作画一幅，墨刻多份，赐给各省督抚们，要他们照顾百姓，就像照料饲养的小鸡一样，“即雏哺之微，寓牧民之旨……欲督抚等体朕惠爱黎元之心，时时以保赤为念，遇有灾赈事务，实心经理，勿忘小民嗷嗷待哺之情”[15]。这种重民、爱民的思想固然促使他尽可能去减轻人民的负担，改善人民的生活，但并不影响他在很多场合采取严厉的手段去镇压人民起义。他认为：君与民的关系如同父与子，父亲有养子、教子的责任，而儿子亦有尊亲孝父的义务。不论老百姓穷困到什么程度，都不能违犯国法、反抗朝廷。否则就是“刁民”“莠民”，就是不孝的忤逆之子，人人得而诛之，故“恤民”与“惩奸”是相反相成的两个方面。“盖恤民之与惩奸，二者原相济为用，欲恤民断不可不惩奸，而非惩奸又断不能恤民……务期宽严并济，惩劝兼施，洗因循之积弊，归平康之淳风。”[16]因此，他对聚众闹赈、抗租抗粮、秘密结社、武装起义竭力镇压，常责怪官吏们姑息养奸、邀誉市恩。他处治此类案件都是从重从严，还斩尽杀绝，决不心慈手软。这方面充分暴露了他作为专制君主的狰狞面目。
乾隆帝统治的时间很长，晚年吏治趋于腐败，诸弊丛生，阶级矛盾尖锐，社会动荡，反抗斗争蜂起。他禅位给儿子嘉庆帝的时候，正值湖北白莲教揭竿而起，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大起义，清朝统治盛极而衰。从乾隆帝个人来说，进入老年，理政不如早年之勤劳，用人不如早年之明察，办事不如早年之决断，体力渐衰，精神不支，而一切军国要务仍要由他一人决断。习惯站在权力巅峰的君主不会因自己精力的衰退而让出权力，甚至禅位以后，乾隆仍是实际的统治者，嘉庆仅仅是名义上的皇帝。新皇帝很识趣，“自丙辰（嘉庆元年）即位以来，不欲事事。和珅或以政令奏请皇旨，则辄不省。曰：‘惟皇爷处分，朕何敢与焉。’”[17]老皇帝掌握实权，但管不了事，新皇帝又不敢管事，正因为如此，和珅得以狐假虎威，窃取权力，擅作威福。
任何专制统治者，当他经历了漫长的人生道路到达晚年，日益走向生命的终点时，他的知识、经验非常丰富，对生活中出现的问题都形成了一套固定的反应模式，几乎是以不变应万变。他的思想和性格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年轻时代的许多优点，日益向其反面转化：顽强变成顽固，自信变成自诩，严格变成严苛，道德上的正当要求变成僵化的清规戒律。甚至心理失常，行为怪僻，出人意料。人们既不能理解他，又不敢违拗他。他看着以往亲近的伴侣、臣僚、侍役以及从前的敌人，一个个从人世间消逝，连他亲生的17个儿子也大多数先他离开尘世。只有皇八子永璇（仪亲王）、皇十一子永瑆（成亲王）、皇十五子颙琰（嘉庆帝）、皇十七子永璘（庆亲王）还在他的身边。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在他的宝座下成长、接班、任职，皇帝的周围被越来越多的陌生人占领、包围。由于他据有最高的统治地位，本来就不容易接触实际、了解下情。他在这个日益变得陌生的世界上更加孤寂。他遇事独断，无人可以商量，只能自思自忖，倾听自己心底的回声，越来越难以和其他人进行思想交流。据说乾隆当太上皇时，嘉庆曾与和珅入见。乾隆闭着眼睛，仿佛已经睡着，但口中却念念有词，也不闻是何语言。久之，乾隆忽然睁目问道：“这些人什么姓名？”嘉庆不知如何对答，和珅却应声说“高天德、苟文明”（此二人为当时白莲教起义的著名领袖），嘉庆听了也莫名其妙。过了几天，嘉庆“密召珅问曰：‘汝前日召对，上皇云何？汝所对作何解？’珅曰：‘上皇所诵为西域秘密咒。诵之则所恶之人虽在数千里外，亦当无疾而死，或有奇祸。奴才闻上皇持此咒，知所欲咒者必为教匪悍酋，故以此二人名对也’”[18]。一个叱咤风云的英明君主，晚年对农民起义无可奈何，独自念咒，意欲置敌于死地，这种行为典型地反映出一个意志昏瞀的孤独老翁的心理状态，别人几乎不能理解他。只有一个和珅还能揣摩他的一点心思。乾隆帝晚年所作诗文，词语重复，陈话连篇，流露出浓厚的自我陶醉、自我吹嘘，有时又自我忧伤、自我愤懑的气息。
二
乾隆帝即位之前，由于雍正的严刑峻法，社会和官场中弥漫着战战兢兢的紧张恐慌气氛。乾隆帝决心加以纠正，他悄悄地但又大幅度地调整政策，提出“宽严相济”的方针，要以宽大去纠正前朝的严刻。所谓“纯皇帝（乾隆）即位时，承宪皇帝（雍正）严肃之后，皆以宽大为政。罢开垦、停捐纳、重农桑、汰僧尼之诏累下，万民欢悦，颂声如雷”[19]。尽管乾隆前期改变了雍正严厉的统治方针，但其性质不超过纠偏补过的范围，并非全盘否定前期的方针，特别是雍正时期制定的重要的、正确的政策，乾隆时基本沿袭下来，如地丁合一、耗羡归公、养廉银制度、秘密建储、军机处以及改土归流、对准噶尔议和等。
“宽严相济”的方针几乎和乾隆朝的统治相始终。从根本上说，政策的“宽”或“严”决定于当时的形势和各种社会力量的对比。当社会安定、吏治清明、矛盾缓和的时候，用不着严刑峻法，社会发展任其自然，政策必趋于宽松；一旦矛盾激化，社会呈现无序和纷乱，而政府还保持着一定的权威时，就需要并能够进行严格的整顿。封建社会中不同的客观态势决定其统治政策或张或弛的节奏。乾隆帝很懂得封建的统治术，他的政策时宽时严，宽严结合，适应不同时期的需要。他虽然标榜宽厚，但也经常采取极严厉的镇压手段，以消灭真正的或者只是他臆想中的危害。譬如乾隆十三年（1748）因金川战败而大批诛杀大臣的风波，又如乾隆十六年（1751）至十八年（1753）因伪造孙嘉淦奏稿案而追索株连，祸及无辜，以及乾隆统治中期众多的文字狱。
乾隆时代，中国封建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到了最高峰，其繁荣盛况大大超过了包括汉唐在内的所有王朝，这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看：
第一是经济方面。乾隆时代经济发展大大超过前代王朝，这可以从人口数量进行测定。乾隆朝以前，历朝历代的人口最高数目约在七千万，许多专家认为：由于统计方法不完善，这个数字比实际偏低，明朝后期中国人口实际已达1亿以上。即使如此，乾隆六年（1741）全国人口已有1. 4亿，即已超过历史上的最高峰值。其后继续增长，至乾隆六十年（1795）达2. 97亿人。人口增长必须有农业生产的相应增长作为前提，也就是说，乾隆以前中国社会最多曾经生产过能够养活1亿多人口的粮食，而到乾隆末，中国已能生产足够养活近3亿人之多的粮食，大大超过了历史上的最髙水平。农业生产力所以有如此巨大的发展，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社会安定，中原地区长期没有战乱，人民得以安心生产；二是清廷重视农业，奖励垦荒，减免赋税，兴修水利，赈济灾荒，一系列政策措施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三是农业新品种的推广，主要是番薯、玉米、花生等高产作物在明末传入，在18世纪广为传播，各地普遍种植，使粮食和油料产量大增；四是边疆的开发，乾隆前期经过平定准部、平定回部的战争而巩固了国家的统一与和平，广阔的边疆被纳入中央政府的有效管辖之下，在政府的倡导、支持下，中原地区过剩的人口向四周辐射迁徙，东北、内蒙古、新疆、云贵、台湾地区，人口激增，荒地大量开辟，耕地面积有较大的增加。封建社会的主要生产部门是农业，农业生产力的巨大增长是乾隆时代经济鼎盛、超过了历代王朝水平的主要标志。
手工业方面，在丝织业、棉纺织业、制瓷、采铜、冶铁、造纸、井盐等行业中有了手工业工场或包买商，经济生活中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这些萌芽集中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以及若干商业城镇内，从全国范围来说还十分稀少、十分嫩弱，要成长发展到取代汪洋大海般的自给自足的封建小农经济，还要经过遥远而艰难的路程。但新的因素毕竟已经出现，并且手工业无论在质和量上也都超过了前代的水平。此外商业城镇的增加、对外贸易的发展以及国家财政状况、国库贮备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第二是政治方面。清王朝承袭了传统的封建专制君主政体，皇帝统驭全国，享有无上的权威和尊严，在专制君主这一个人身上体现了社会的宏观控制机制。皇帝之下有一整套金字塔式的官僚统治机构，皇帝高高在上，站在金字塔的顶端，并通过它传达谕旨、贯彻命令、执行政策，使庞大、复杂而极不平衡的社会的各个部分相互协调，按照相同的方向和节奏进行有秩序的运转。封建专制政体难以克服的弊端，是由于种种原因造成集中在皇帝手中的权力经常旁落，形成母后、外戚、宦官、宰相的专政或藩镇、朋党的争夺，统治阶级内部充塞着无休止的倾轧与纷争。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政体和这些弊端相终始，成为自身不可根治的毒瘤。清代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十分注意吸取前期的历史教训，采取一系列预防措施，使这类弊端减轻到最低程度。故有清一代，无外戚、宦官、宰相之专政，藩镇割据曾出现于清初吴三桂等三藩之乱，旋即扑灭。母后擅权发生于晚清之慈禧太后身上，亦无汉、唐两代严重。只有朋党之争，在清代前期极为激烈：努尔哈赤时有其弟舒尔哈齐、其子褚英的分裂活动；皇太极时有四大贝勒之争；顺治年间有多尔衮、豪格、济尔哈朗的斗争；康熙年间有索额图、明珠的分党；康熙时期，围绕皇位继承问题，诸皇子之间各树门户，进行长期争夺，引起社会动荡。
乾隆帝对承袭下来的专制政治体制有所改进，除对母后、外戚、宦官等严立章程、预先防范外，特别注意解决困扰已久的宗室干政与朋党争权，努力使中央的权力更加集中。当他初登帝位时，周围是雍正任用的王公大臣分掌权力。乾隆帝在皇子时代，长期居住宫中，并未分藩建府，没有自己的亲信部属，亦未担任军政职务，不掌握任何实权。他继位之初，只能承袭父亲时代的统治格局，任用父亲遗留下的工作班子，包括果亲王允礼、庄亲王允禄、平郡王福彭以及鄂尔泰、张廷玉、讷亲等王公大臣。他首先下决心把宗室贵族完全摈斥于权力圈子以外，以根治宗室干政之弊。乾隆三年（1738）果亲王允礼病逝，四年（1739）庄亲王允禄获罪斥革，谕旨责其结党营私，往来诡秘，群相趋奉，恐尾大不掉。同时获罪的有乾隆帝的一批堂兄弟弘晳（理亲王）、弘昇（贝子）、弘晈（宁郡王）、弘昌（贝勒）、弘普（辅国公）。特别是弘晳，他是康熙废太子允礽的嫡子，自幼聪慧，得祖父欢心，陪侍左右。他和康熙帝在一起的时间较乾隆更长。据当时传说：他可能是帝位的继承人。但雍正即位后，他能安分守己，故被封亲王。乾隆初，允禄和弘晳隐然成为宗室王公势力的核心。乾隆帝何等精明，看到了这一隐患，不允许这一势力继续发展，故允禄被革退，弘晳的罪名更大，责备他“自以为旧日东宫之嫡子，居心甚不可问”，着在景山永远圈禁。至于平郡王福彭虽和乾隆帝是青年时的挚友，并无罪过，亦退出了军机处，只担任管理旗务等不重要的闲差。
当时，最高统治圈子里，还有鄂尔泰、张廷玉各树门户，结党纷争，这已不足以威胁皇权的稳定。乾隆帝在很长时间内还需要依靠鄂、张的势力进行统治，所以还能够优容包涵，但亦不时告诫，裁抑其势力之发展。这两党势力随着鄂尔泰与张廷玉的去世而渐归澌灭。乾隆十三年（1748）因金川兵败又杀了首席军机大臣讷亲。在雍正旧臣逐渐凋零的同时，乾隆帝提拔了年轻的新进，即傅恒、舒赫德、阿里衮、兆惠、富德、于敏中、阿桂以及更后的和珅、福康安等。乾隆帝高踞于这些官僚之上，牢牢地控制大权，生杀予夺，不和任何人分享权力。他自称：“朕为天下主，一切庆赏刑威，皆自朕出。即臣工有所建白，采而用之，仍在于朕。”[20]他所任用的文臣武将，虽都有相当的才干，但在乾隆这个专制君主巨大阴影的遮蔽下，在历史上并无耀人的光彩。
乾隆皇帝非常重视君臣关系，重视中央集权，树立皇帝的绝对权威。他写过一篇文章批评北宋王禹偁的《待漏院记》。王禹偁很强调宰相的地位和作用，而乾隆帝反驳他：“所谓一国之政，万人之命，悬于宰相，则吾不能无疑也。”因为宰相有贤相、奸相、庸相的区别，选用宰相的权力在君主，宰相“岂能自用？用之者君也”，宰相仅是君主手中的工具。“是则一国之政，万民之命，不悬于宰相而悬于为君者明矣。”[21]
乾隆朝后期，风气改变，吏治败坏，和珅用事，贪污贿赂公行，而乾隆也企图挽回这一江河日下的趋势。他命令检举整顿，屡兴大狱，严厉打击贪污不法行为，虽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腐败风气，但大案迭起，严刑峻法，因贪污不法行为而被杀戮、被关押、被遣戍的大官僚多得不可胜计，虽先朝老臣（如鄂善）、军功名将（如富德）、国舅至亲（如高恒、高朴），如果罪证确凿，亦斩首不贷，对这类案子的处理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在他的统治下，努力消弭专制政体所必然带来的弊害，使之相对改善，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这些弊害。他自己说：“前代所以亡国者，曰强藩、曰外患、曰权臣、曰外戚、曰女谒、曰宦寺、曰奸臣、曰佞幸，今皆无一仿佛者。”[22]这些话虽是乾隆的自吹自擂，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真实情形。
第三是军事方面。乾隆朝武功极盛，扬威绝域，为完成国家统一、保护领土主权而进行的战争，比前朝规模更大，意义更重要。乾隆帝自诩有“十全武功”，即两次平定准噶尔，一次平定回部，两次平定金川，两次反击廓尔喀入侵以及征讨缅甸、安南和镇压台湾的林爽文起义。其实乾隆的战争还远不止这十次，其他还有征讨瞻对藏民、湘黔苗民，镇压王伦起义、黄教起义、乌什维民起义、甘肃回民起义以及川楚白莲教起义等。历次战争的背景、起因、性质、规模、战果、意义很不相同。有的是为实现统一或击退侵略的正义战争，有的则是镇压农民起义、压迫少数民族或无端侵扰邻国的非正义战争。对乾隆朝频繁的战争应当分别看待，具体分析。
乾隆朝战争频繁，而乾隆帝本人主观上并不好大喜功、穷兵黩武。相反，他常以“佳兵不祥”“息事宁人”自勉和告诫子孙。故其统治的前期重大军事行动甚少。他说：“予自少读书，即钦天地爱物之心，深知穷兵黩武之戒，是以继位之初，即谨遵皇考之训，许准噶尔之求和，罢兵宁人，将二十年矣。”[23]但如果必须用战争手段保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且有利的战机到来，千钧一发，不容延误时，他也能迅下决心，做出坚决而正确的判断，平定准噶尔之役就是典型。
在康熙、雍正两朝，清廷与准噶尔割据势力的战争已断断续续进行了半个世纪之久。这场战争涉及西北、北部和西南广大边疆地区的安定和统一，关系重大。清朝投入了极大的兵力和财力，但康雍两朝仅能阻遏准噶尔的入侵，却不能深入作战，捣穴擒渠，取得全胜。乾隆前期，准噶尔部内讧，其领袖和牧民络绎不绝地归附清朝中央，先后有达什达瓦部、三车凌部、阿睦尔撒纳、纳默库班珠尔、玛木特等率众来降，这给清廷带来了千载难逢的作战良机。朝中大臣大多数畏葸迂腐，以为道路遥远，准备不及，难以作战。乾隆帝为完成国家统一计，力排众议，迅速发兵。乾隆帝后来说：“西师之役，在廷诸臣，皆有鉴于康熙、雍正年间未获蒇事，莫不畏难沮议。朕以达瓦齐篡夺频仍，诸部瓦解，接踵内属，机有可乘，且无以安来者。爰命将兴师，分路致讨。斯时力排众议，竭尽心力。”[24]事实证明：乾隆帝的决策英明及时。清军以压倒优势进军天山南北，战事虽经反复，但挫而复胜，转危为安，终于消除了准噶尔的割据政权。以后又乘胜进取，击败维吾尔族大小和卓的叛乱，收复新疆南部。历时5年的平准、平回战争，最后完成了中国的统一，其影响所及，强化了中央对西藏的管辖，并保障了青海和内外蒙古的安定。此后，清朝在边疆地区设官驻兵，筑城戍守，移民屯田，使广袤的边疆地区在政治上、经济上、精神上与内地连接成不可分割的整体，大大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特别是在帝国主义即将侵入中国的前夕，乾隆帝及时地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其功绩应充分肯定。
乾隆朝反击廓尔喀入侵是又一场保卫祖国神圣领土的正义战争，也是中国历史上最艰苦卓绝的军事活动。乾隆五十三年（1788）和五十六年（1791），居住在喜马拉雅山南侧的廓尔喀军，两次入侵西藏，侵占日喀则，蹂躏骚扰，抢劫班禅所居的扎什伦布寺，造成边疆的危机和全藏的恐慌。不少大臣认为：后藏遥远，山高天寒，军行困难，粮饷不继，不能出兵征讨。但乾隆帝坚持西藏是中国的领土，不容他人侵犯，“若付之不问……何以安卫藏而靖边疆”[25]，毅然决定派兵入藏，驱逐侵略者，保护领土完整和藏民安全。清军从四川入藏，长途跋涉，冒雪冲寒，驱逐廓尔喀军，收复被侵占的土地，并越过喜马拉雅山，进抵今加德满都附近。在没有现代交通和通信的条件下，完成这一军事远征，实令人惊叹！其路途之远，山川之险，补给之难，军行之艰，为世界战争史上所罕见。乾隆帝说：“廓尔喀则在万里三藏之外，更数千里。陡壁线路，下临深川，不能容马，人皆踵迹而行。”[26]“经越艰险，冒雨步战，手足胼胝，用兵之难，为从来之未有。”[27]应该说，乾隆帝不畏艰险，花费极大的财力人力保卫西藏的领土主权，是值得赞扬的。
战争仿佛是个放大器，它能充分表现出一位决策者、指挥者的才能和优点。因为只有在战争时期，他的意志和领导能力才最大限度地受到了考验。同样，在战争时期，也会招致意外的失败，使一支威武浩荡的军队顷刻瓦解，显示出领袖的无知与失误。古往今来，没有常胜的将军，而战争的或胜或负，常常取决于指挥者是否知己知彼，是否头脑冷静，是否有坚强的意志和灵活的指挥才能。当平定准部、回部，取得了意想不到的胜利以后，乾隆帝被冲昏了头脑，多次发动了错误的战争，即缅甸、安南和第二次金川之役。缅甸之役，清军深入缅境，后路被切断，援兵不到，粮饷断绝，战斗失败，主帅明瑞阵亡。安南之役，乾隆帝错误地支持腐败的黎氏政权，劳师远征，攻入今河内，遭到强力反击，全军覆没。第二次金川之役，山险河深，番众人虽少而心志齐，清军被阻于石碉之下，寸步难移，乾隆帝依仗兵多粮足，必欲克之，屯兵坚城，劳师靡饷，如狮子搏兔，用尽全力，虽最后得胜，而耗时之久，费帑之多，为“十全武功”之冠，实为得不偿失。这些战役中所犯的致命错误是乾隆帝在平定准、回大胜之后，视事太易，失去冷静审慎的判断，用对准部、回部的同一把尺子去衡量地形、气候、民风、内部组织都很不相同的缅甸、安南与金川，于是招致了战争的失败，屡次碰壁，大量的钱财和兵力填进了战争的无底洞。像乾隆这样一个精明能干的皇帝虽不乏审时度势、当机立断的能力，但客观环境十分复杂，专制君主很容易犯的错误就是被胜利冲昏头脑，他每天接受阿谀的意见和歪曲的情报，很难做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因此被错误的信息诱入歧途，采取错误的行动，而且越陷越深，难于拔足。等到碰得鼻青脸肿时才幡然觉悟，改弦更张，例如停止对缅甸、安南的征讨，议和修好，边界反而得以宁静，国家之间的关系亦得以改善。
第四是文化方面。历朝历代的文化艺术各有其造诣和特色，很难简单地评说孰优孰劣。乾隆朝的文化成就较之前代并不逊色。除大量编撰各种经说、方略、官书、续三通以及十三经刻石，翻译佛藏外，还编纂了我国历史上最大的丛书——《四库全书》，共收书籍3 400多种，近8万卷，分成经、史、子、集四大类。此书包罗宏富，浩瀚广博，为我国古代思想文化遗产总汇。编纂工作从乾隆三十八年（1773）设立四库馆始，至五十二年（1787）《四库全书》缮写完毕止，历时15年。参加编纂、校对、辑佚、提要的很多是当时的第一流学者，并撰写了《四库全书总目》，对1万多种图书（包括著录和存目）做了介绍和评论，“凡六经传注之得失，诸史记载之异同，子集之枝分派别，罔不抉奥提纲，溯源彻委”[28]。
民间之学术文艺亦臻于极盛。以惠栋、钱大昕、江永、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焦循、阮元为代表的考据学派，如日中天，盛极一时，被称为“乾嘉学派”，著作繁多，影响深远；史学方面还有赵翼、全祖望、章学诚、崔述；地学方面有齐召南、祁韵士、徐松、李兆洛，各有突出的成就；曹雪芹的《红楼梦》、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均成书于乾隆初年，为最负盛誉的现实主义杰作，是我国文学宝库中的瑰珍；诗歌方面有沈德潜的“格调诗”，袁枚的“性灵诗”，翁方纲的“肌理诗”；散文方面有方苞、刘大櫆、姚鼐的“桐城派”，恽敬、张惠言的“阳湖派”，如奇花异葩，竞放于诗坛文苑；绘画则有“扬州八怪”及文人画、宫廷画、西洋画等；书法则有张照、邓石如、刘墉、永瑆等名家辈出，乾隆帝刻印的《三希堂法帖》集中了历代书法的精华，为后世临摹的范本；戏曲方面，昆腔与乱弹并行，正处在蜕变时期，乾隆末年，徽班进京，我国最大的剧种——京剧于此时诞生。乾隆朝的文化学术和文学艺术，云蒸霞蔚，俊彩星驰，呈现一片繁荣的景象。
三
乾隆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发展鼎盛，达到了我国封建时期的最高峰。当然，历史并不只是光辉的、先进的一面，还有其黑暗的、落后的另一面。清朝恰恰在乾隆时代由盛转衰，走向了下坡路。
乾隆朝人口急剧膨胀，大大超过了耕地面积的增加，人均占有耕地数量迅速地减少，再加上土地兼并严重，社会财富被集中到少数贵族、官僚、地主、富商的手中，绝大多数农民失去土地，生计维艰，并且连年水旱，灾荒频仍，吏治败坏，贪污公行。阶级矛盾逐步尖锐化，人民流离失所，不得不铤而走险。下层的反抗斗争从零星分散的抗租抗粮，逐渐走向竖旗建号的大规模、有组织的武装斗争。乾隆三十九年（1774）山东临清爆发王伦起义，在运河沿岸，南北交通的大动脉上发难，切断了漕运和文报，打破了近一个世纪中原无战争的升平局面。接着，乾隆四十六年（1781）、四十八年（1783），有甘肃苏四十三和田五领导的回民起义；乾隆五十二年（1787），有台湾林爽文起义；乾隆六十年（1795），有贵州、湖南的苗民起义；至嘉庆元年（1796），白莲教起义爆发，声势浩大，斗争持久，蔓延甚广，形成对清王朝一次强大的冲击波。乾隆禅位之日，星星之火，已燃烧成燎原之势，此后，全国进入干戈扰攘、战乱频仍的时代，历经嘉庆、道光两朝50多年，北方的秘密宗教多次发动斗争，南方的会党起义亦层出不穷，清廷顾此失彼，疲于奔命，这场社会的大动荡一直延续到近代的太平天国起义。
乾隆朝在其政策方面的问题、矛盾或落后、失误至少可指出以下几点。
清政权实质上是满汉地主阶级的联合专政，只占人口极少数的满族必须团结汉族地主和知识分子，才能保持稳定的统治，乾隆帝基本上沿袭了这一传统政策。尽管他本人深受汉文化的熏陶，但他对汉族的警惕、防范几乎超过了清代其他帝王，他对汉族大臣和绿营兵很不信任。杭世骏在乾隆前期即批评当时天下巡抚尚满汉参半，而总督则无一汉人，终乾隆之世，情况并无大变，出任总督的汉人占极少数。乾隆时期，当政的文臣武将，前有鄂尔泰、讷亲、傅恒、张广泗、舒赫德、兆惠，后有阿桂、和珅、福康安，都是旗人，只有张廷玉、于敏中等少数汉员身居要职，也仅是供奉内廷，述旨撰诏，相当于皇帝的秘书，不是实际的决策者。当时，满汉矛盾虽然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但始终是影响政治的重要因素。
乾隆帝致力于保存满族的文化习俗和尚武精神。他认为，这是清王朝长治久安的保证。他说：“马步箭乃满洲旧业，向以此为要务，无不留心学习。今国家升平日久，率多求安，将紧要技艺全行废弃不习，因循懦弱，竟与汉人无异，朕痛恨之。”尽管乾隆帝再三告诫，并采取了种种措施，可是事与愿违，八旗贵胄生活骄奢、浸染汉俗、废弃武事的趋势愈演愈烈，竟不可遏止。而一般旗人，虽有额俸，但清廷禁其从事生产和经商，致使日益滋生繁衍的满族衣食无着，发生严重的生计问题，可说是爱之适以害之。
上面讲到了乾隆朝文化繁荣的一面，不幸的是这种繁荣并未带来文化思想在性质、内容上的飞跃，反而时常遭到风刀霜剑的凌逼摧残。乾隆朝的文字狱和禁毁书十分苛严，有人估算乾隆朝的文字狱有130起，比康雍两朝大大增加，且多属捕风捉影、深文周纳、硬加莫须有的罪名。士子吟诗作文，用字不慎，即招飞来横祸，乾隆朝因文字获罪的多下层知识分子，罪名大多是影射讥讪，触犯圣讳，措辞不当，实际上并无鲜明的反清思想。鲁迅先生说过，“大家向来的意见，总以为文字之祸是起于笑骂了清朝，然而，其实是不尽然的”，“有的是鲁莽；有的是发疯；有的是乡曲迂儒，真是不识讳忌；有的则是草野愚民，实在关心皇家”。由于乾隆帝以文字罪人，民间相互揭告，往往以细微仇嫌，陷人死罪，官吏们怕失察受责，故意罗织罪状，张大其词。为什么乾隆中叶文网严密、文狱迭起？这实际上是统治阶级对下层人民反抗的预防性反应。当时，大规模的武装斗争尚未展开，但零星的反抗已渐频繁，统治者日益感受到来自下层反抗的威胁，企图加强思想统治，显示镇压手段，以防不测，以儆效尤。这种预防性反映了统治者谋求安全的心理，罪名的真实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用严厉的惩处使社会慑服。文字狱的恶劣影响，使得知识分子对现实甚至对历史不敢议论，噤若寒蝉。龚自珍说“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正是乾隆时知识界共同心态的写照。
另外，乾隆帝趁编纂《四库全书》之机，搜检全国的书籍，对所谓“悖逆”“违碍”的书籍进行查禁、销毁或篡改。“初下诏时，切齿于明季野史。其后，四库馆议，惟宋人言辽金元，明人言元，其议论偏谬尤甚者，一切拟毁……隆庆以后，至于晚明，将相献臣所著，靡有孑遗矣。”[29]古代典籍遭到了一次极大的厄运。
乾隆朝一项重大的政策谬误，是变本加厉地实行闭关政策。它虽然并不拒绝对外通商，但规定只开广州一口，制定了详细的章程，限制中外交往和贸易，并强化了作为贸易中介的行商制度，形成了对外封闭的严格体制。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国政府派马戛尔尼使团来到中国，在热河觐见皇帝，提出扩大贸易的要求，但在觐见的礼节问题上发生严重的争执，英国使团被拒。毫无疑问，马戛尔尼使团代表英国资产阶级的利益，所提要求包含着侵略性的条款，会给中国带来消极的影响。但当时的英国尚不能向中国发动武装进攻，只能采取和平谈判的手段，谋求进入中国。中国迫切需要疏通外交渠道，进行经济文化交流，扩大视野，以了解世界的潮流。进行和平谈判有助于改变中国的隔离状态。但是，乾隆帝没有感到和外部世界加强联系和交往的迫切性，他以天朝上国自居，轻视和蔑视外国，因使团礼节不周而心中不快，砰然关闭了谈判的大门。马戛尔尼使团带来了丰厚的礼品，大多是显示科技成就和工业实力的仪器、模型、机械和工业制品。但乾隆帝缺乏科学知识，不屑一顾，说：“单内所载物件，俱不免张大其词。此盖由夷性见小，自以为独得之秘，以夸炫其制造之精奇……著征瑞（接待英使之清朝官员）于无意之中向彼闲谈：尔国所贡之物，天朝原亦有之。庶该使臣等不敢居奇自炫。”[30]自大心理与愚昧无知蒙住了自己的眼睛，错过了认识外部世界的一次机会。中英两国如同两艘巨大的航船在逐渐接近，中国方面，从维护统治出发，希望与外部世界保持安静而隔离的局面，并力图取得外国表面上的臣服，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理。而处在产业革命中的英国却在全球寻找殖民地，开辟商品市场。两个国家的制度、传统和追求的目标完全不同，一场大规模的冲突将不可避免。在天空的远处，正酝酿着一场几乎使中华民族惨遭灭顶之灾的强烈风暴。乾隆帝，作为18世纪中国的最高统治者，不但丝毫没有觉察，而且他的政策堵塞了其臣民和后人去了解、探索外部世界的渠道，这反映了乾隆帝思想保守落后的一面，其影响深远，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恶果，应对历史负重大责任。
在评论乾隆帝的是非功过时，巡幸和土木两事是通常的热门话题。乾隆帝一生到各地巡游，曾6次南巡，至苏杭、南京； 8次去山东，至泰山、曲阜； 4次去盛京，谒祖陵； 5次西巡，至五台山； 1次至河南开封、洛阳、嵩山；至于到热河避暑、木兰秋狝，到天津、白洋淀或巡视永定河，到遵化或易州谒东西陵，更是多得不可胜计。有人统计他一生的巡幸活动达150次之多，真是一位“马上皇帝”。
乾隆朝国力强盛，财政充盈，皇帝爱好园林建筑，故大兴土木。60年间，扩建和修建圆明园、清漪园（今颐和园）、静宜园（今香山）、静明园（今玉泉山），加上康熙修建的畅春园，形成北京西郊“三山五园”的园林格局。又大规模改建、扩建皇宫、中南海、北海以及坛坫寺庙、市廛房舍、道路桥梁、城垣、兵营、官署，浚治湖泊河流。其规模之大、用工之精、耗帑之多以及艺术水平之高，为历代所不及。
巡幸和土木都要花费许多钱财，历代均视为劳民伤财的弊政。连乾隆帝自己也说：“工作过多、巡幸时举二事，朕侧身内省，时耿耿于怀。”[31]不管人们和乾隆帝自己怎么看，平心而论，巡幸、土木亦应一分为二地进行分析。这其中当然有劳民扰民的一面，但如果转换一个视角，作为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家的君主，垂拱端坐，深居宫禁，虽然省钱省力，但是不接触社会，不了解情况，对运筹决策、用人施政是不利的。历史上有许多从不出巡的皇帝，很多是昏庸之辈，而像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元世祖、明成祖、清康熙帝等雄才大略的君主却到处巡游。巡幸是封建君主与社会保持联系的一条渠道，虽然很狭窄而又间接，但对一个生长深宫与世隔绝的皇帝来说，保持这一点点联系仍是非常重要的。乾隆出巡当然包含着游山玩水的动机，但还有政治和经济的目的。如视察黄河、运河、浙江海塘，打围习武、训练士卒，考察官吏治绩、农业收成、风俗民情等等。
至于大兴土木，于乾隆帝而言属于欣赏享乐的浪费行为，客观上却又是进行城市建设、美化自然环境之举。那时候国家财力充足，即便在养兵给饷、军事征战、减免赋税、赈济灾荒、兴修水利等方面花费了大量帑银，国库藏银仍多达每年财政收入的两倍。乾隆时还没有现代意义的经济建设，不可能投资于工厂、铁路或科学事业，富余资金可能的流向是编纂图书的文化工程或者建造园林、宫殿的环境建设。乾隆帝说：“方今帑藏充盈，户部核计已至七千三百余万。每念天地生财只有此数，自当宏敷渥泽，俾之流通，而国用原有常经，无庸更言撙节。”[32]兴建各种土木工程兼寓“以工代赈”“教财于民”之意。清廷用工、用料不像前朝那种无偿的劳役和征索，用工全是雇募工人，发给工值，用料则由官府制造或在市场购买。所谓：“物给价，工给值，丝毫不以累民，而贫者转受其利。”当然，乾隆帝在大兴土木的时候，丝毫没有想到在200年以后这些建筑会变成为人民所有的财富，这一切今天已是我们珍贵的文物遗产和旅游资源。如果没有乾隆一朝的土木工程，作为中国第一个历史文化名城的北京将完全是另外的样子。我们所熟悉、所热爱的许多宏伟的和优美的景点、建筑将不复存在，北京城将失去璀燦的光辉而黯淡无光。
四
乾隆时代，或者说18世纪的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均有许多成绩，为前代所不能企及，这是就历史的纵向比较而言。
但是，中国并不是孤独的存在，和它同时存在于地球上的还有许多其他的国家。古代，人们难以打破重洋的阻隔，中国长期处在一个相对隔离的环境中。到了近代，经济、科技的进步，交通的发达，日益打破了国家之间的隔绝状态，相互的撞击和影响越来越频繁。18世纪正是世界殖民扩张的时代，外国的传教士、外交官、商人陆续来到中国，引起了各种摩擦、纠纷。如果把乾隆朝取得的成绩做横向的考察，即放到当时世界范围中与欧美国家相比较，那就会呈现出另一幅黯然失色的图景。18世纪的欧美国家正处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革命已经爆发，社会突破了封建桎梏而进入人类历史发展的又一阶段，即资本主义时代。而中国仍处在封建时期，即使取得了封建社会中所能达到的最大成就，如果与欧美国家雄健迈进的步伐相比，仿佛一个龙钟老人，行动迟滞，步履蹒跚，越来越落后于西方国家。
乾隆时代，即18世纪的中后期，欧美国家的变化翻天覆地，一日千里，可以从五个方面来考察。
第一，产业革命。乾隆在位60年，英国正好经历了产业革命的全过程。乾隆即位前两年，即1733年，英国的凯伊发明了飞梭，揭开了产业革命的序幕。从18世纪60年代起（乾隆中期），英国棉纺织业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1764年（乾隆二十九年）织工哈格利夫斯发明新式纺车，1768年（乾隆三十三年）阿克莱特发明水力纺纱机，纺织业的生产能力迅速提高。其他行业也仿效纺织业采用机器工作。工作机的普遍使用使动力变得非常紧张。1769年（乾隆三十四年）瓦特改良蒸汽机，成为适用于各种机器的“万能动力机”，使人类摆脱了对自然能源的依赖。此后机械制造业取得了重大进展，出现了刨床、铣床、钻床，各种机械开始实现规范化、标准化，提高了工效。18世纪末，机器大工业出现，工厂中形成了由工作机、传动机、动力机三部分组成的机械系统，工场手工业逐渐让位于机器工业，开始了社会化的大生产。
第二，科学发展。与产业革命相表里，欧洲的自然科学积累了丰富的资料与研究成果，跨进了近代科学的殿堂。18世纪在数学领域，概率论、微积分、数论、投影几何取得了进展。在物理和化学方面，人们已能分辨各种气体，并用各种方法获得氢、氧、二氧化碳等。1777年（乾隆四十二年），法国拉瓦锡证明燃烧现象是可燃物与空气中的氧化合的结果，推翻了传统的“燃素说”，揭开了自然界燃烧之谜。
在电学方面，1752年（乾隆十七年），美国富兰克林做了有名的风筝试验，证明雷电是一种自然现象，粉碎了各种迷信和神话。后来意大利人伏打制造了能够产生电流的伏打电堆，成为近代电池的滥觞。
天文学方面，1755年（乾隆二十年），德国哲学家康德发表《宇宙发展史概论》，用星云说解释太阳系的起源。1796年（嘉庆元年），拉普拉斯对星云说做了更加完善的论证。还有德国学者赫歇尔长期观察恒星，提出银河系构成的假设，1781年（乾隆四十六年），他在观察天空时发现了一颗前所未知的行星，即天王星。
在地质学、生物学方面，成果累累，学派林立，争论迭起。一些人主张岩石水成说，认为岩矿的成因是洪水泛滥，造成岩层的堆积；另一些人主张火成说，强调地下岩浆和火山喷发是地壳和岩层形成的原因。在地球历史演变上则有灾变说和渐变说之争，法国生物学界居维叶以地球经历了多次灾变来解释生物化石缺乏中间传承环节的现象，而英国的赖尔则认为地球自然环境的变化是长期微小渐变积累而成。还有瑞典博物学家林耐，搜集了数以万计的植物标本，首创植物分类，主张物种恒定不变；而法国的布封提出比较分类法，开始认识到物种之间的变化传承关系。
以上的发现、创造、学派、学说都出现在相当于中国的乾隆时期，西方科学家通过观测、实验、计算、分析、争论，对自然界的客观现象和运动规律逐步取得了正确而系统的认识，使人类提高了利用和改造自然界的能力。恩格斯高度评价18世纪自然科学的成就，他说：“18世纪综合了过去历史上一直是零散地、偶然地出现的成果，并且揭示了它们的必然性和它们的内部联系。无数杂乱的认识资料得到清理，它们有了头绪，有了分类，彼此间有了因果联系；知识变成了科学，各门科学都接近于完成，即一方面和哲学，另一方面和实践结合了起来。18世纪以前根本没有科学；对自然的认识只是在18世纪（某些部门或者早几年）才取得了科学的形式。”[33]
第三，法国的启蒙运动。发生于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是资产阶级革命的舆论先行，其代表人物有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狄德罗等。
伏尔泰是法国杰出的哲学家、政治家、文学家，他著作宏富，知识渊博，一生不倦地反对教会、僧侣和专制主义。孟德斯鸠的名著《论法的精神》发表于1748年（乾隆十三年），书中提出三权分立思想，成为日后资产阶级政体结构的原则。卢梭的名著《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和《社约论》分别发表于1754年（乾隆十九年）和1762年（乾隆二十七年）。他在前一书中，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等级制度，敏锐地指出私有制是产生不平等的根源；在后一书中主张消灭不平等，尊重“天赋民权”。18世纪中叶（乾隆前期），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把启蒙运动推向高潮。此书卷帙浩大，内容丰富，汇集了当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新成果，向封建制度发动猛烈的攻击。参加《百科全书》编纂的有一大批著名学者，除前已提及的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以及主编狄德罗外，尚有副主编达兰·贝尔，唯物主义哲学家霍尔巴赫、爱尔维修，自然科学家布封、孔多塞，经济学家魁奈、杜尔阁，美学家拉美特利等。他们学识广博，才华过人，是一批杰出的反封建战士。启蒙运动虽有其资产阶级的局限性，但它激起的思想革命的巨澜，汹涌地冲击着封建社会的堤坝，为行将到来的法国大革命做好了准备。
第四，美国独立。北美洲本是分属于英、法的殖民地。殖民主义者一方面屠杀当地的印第安人，另一方面奴役欧洲普通移民和从非洲来的黑奴，由此激起反抗，先在波士顿一带发生连续的抗英斗争。1775年（乾隆四十年），殖民地人民吹响了独立战争的号角，举行反英起义。华盛顿被人民拥戴为总司令，武装斗争的烈火猛烈燃烧。英军在人数和装备上虽占优势，但革命人民斗志昂扬，越战越勇，击败了英国殖民军。1783年（乾隆四十八年），英国不得不承认美国独立。这场延续8年之久的美国独立战争是18世纪的重要事件，从此，美国挣脱了殖民主义锁链，跃入资本主义国家的行列，1789年（乾隆五十四年），华盛顿当选为美国的第一任总统。
第五，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法国从18世纪30年代起（乾隆即位之初），资本主义发展加快，社会分化加剧。国王、贵族、教会占有大部分土地，农民、手工业工人、城市平民以及企业主均属于第三等级，处在无权的、被压迫的地位，阶级矛盾日益尖锐。18世纪80年代发生经济萧条，农业歉收，企业倒闭，财政破产，人们要求召集三级会议以制定新的税法。1789年（乾隆五十四年）三级会议召开，受启蒙思想教育的第三等级的代表，得到人民的支持，要求分享国家权力，宣布成立制宪会议。法国国王派兵镇压，巴黎人民群情激愤，于1789年7月14日举行起义，攻打巴士底狱，法国大革命爆发。革命迅速扩及全国，废除了人身依附、各种封建特权和苛捐杂税，并制定《人权宣言》。此后反动势力企图复辟，国王路易十六勾结外国势力来镇压革命。雅各宾派领导人民打败了外国干涉军，废黜国王，于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宣布成立共和国。翌年（乾隆五十八年），路易十六被推上断头台。此后，雅各宾派单独执政，国内各政党的争夺十分激烈，大资产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颠覆了雅各宾政权；国外则英、普、奥、荷、西等王国组成反法同盟。1795年（乾隆六十年），巴黎国民公会起用青年军官拿破仑来对付内外的敌人，拿破仑的权力增强，形成军事独裁政权。1799年（嘉庆四年，这年乾隆帝逝世），拿破仑发动政变，建立执政府，在欧洲进行连年战争。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推翻了法国封建王朝，废除了等级制和封建特权，并震撼了欧洲的封建体系，幵辟了一个资本主义广泛发展的新时代。
以上对欧美国家在18世纪30年代以后发生的重大事件做了简单的回顾。这六七十年间欧美国家的进步胜过了以往的1 000年，正在经历政治、经济、科学、文化领域全面而深刻的革命。历史是在量变的积累下走向质变的，质变必须有量变做准备；而一旦发生质变，其变化之速、成绩之大、影响之远，是量变时的许多世代所不能比拟的。西方正在突破封建主义的桎梏而飞速前进，而中国的种种成就仿佛还在强化着封建的体制。两个不同的世界，其变化的性质和方向形成强烈的反差，中国越来越落后于西方世界。
历史人物要对自己时代的进步和落后负责任。尤其像乾隆帝长期站在统治阶梯的最顶端，没有一个人曾经像他那样对18世纪的中国历史打下如此深刻的印记，他的思想、言论、行为、政策自然会对历史发生或正或负的重大影响。18世纪，闭塞已久的中国极其需要开通对外渠道了解世界状况，放宽思想禁制，增进科学知识，以迎接行将到来的世界性挑战，但乾隆帝没有像略早于他的俄国彼得大帝那样知己知彼，把自己放在世界潮流中，正确定位，引进和学习外国的先进事物，致力于改革和富强。乾隆帝以自我为中心，以天朝上国自居，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他采取严厉蛮横的思想压制，他对科学技术毫无认识又缺乏兴趣，他固守以不变应万变的政治哲学，这些都严重地阻碍了历史的进步，窒息了社会蓬勃发展的生机。世界潮流在奔腾前进，而中国的统治者昏昏然如在梦中，毫无觉察，未能采取更加开放开明的政策，失去了及时地了解世界和跟上世界的机会。
当然，中国的落后也不能简单地归咎于某些个人和某些政策。历史的道路固然有赖于具有远大目光和聪明才智的人去开辟、去展拓，不过具有远大目光和聪明才智的人物也只能在特定的环境中产生。正因为乾隆皇帝并不生活在俄国彼得大帝的环境中，所以他未曾有过彼得大帝那样的追求和理想。18世纪的中国是一个被禁锢着的世界，乾隆帝也是这个世界中的一员。禁锢已久，习惯成自然，他的政策正反映了被禁锢者习于禁锢、安于禁锢的心态。
中国为什么落后于西方？这一巨大的历史谜团困惑着许许多多的政治家和学者。何以在很长时间内中国人未曾察觉到外部世界正在发生的历史巨变？何以专制体制和保守、僵化的政策长期通行无阻？何以中国没有产生像西欧那样“直前冲刺”的巨大历史动力？其深层原因必须到长期历史发展和整个社会结构中去寻找。历史表面看来似乎是不相连缀的片段，实际上，古今上下有着长远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影响近代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深埋于古代的历史之中。
18世纪的中国并未像西欧那样发生质变，因为，以前的时代还没有走完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事情不会无缘无故地发生，也不会无缘无故地不发生，乾隆帝和他的同龄人可以在历史上和传统提供的舞台上扮演角色，推进或阻滞社会的前进，但他们不能超越历史和传统，去完成力所不及的使命。康熙和乾隆在中国历史上做出了前所未有的重大贡献，乾隆帝的思想和政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完全从头脑里想出来的，而是孕育于中国长期的历史之中，孕育于前代遗留下来的经济基础、社会结构、政治体制和文化传统之中。因此，乾隆帝对18世纪、对中国历史的相对落后，自应负一定责任，但他不能超越时代，自行其是。他像所有的历史人物一样，代表着并属于自己的时代。从某种视角观测，乾隆帝像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先进与落后、英明与庸碌、聪睿与愚昧、理智与荒唐、仁慈与残酷、光辉与黑暗，错综复杂地交集于一身。他的性格、意志、动机似乎很难捉摸，但把他的所思所言、所作所为放在当时的环境中认真研究，可以看出这些基本上是统治阶级对18世纪历史发展所做出的合乎逻辑的反应。
我们研究乾隆帝，并不停留在对他政绩的讴歌或对他过失的谴责上，重要的是要理解他和他所处的时代。18世纪是中国历史发展中的重要阶段，乾隆帝是当时杰出的历史人物，他留下了许多经济、政治成就，留下了军事功勋和文化业绩，同时也留下了缺陷和过失。大浪淘沙，曾经喧嚣一时的历史人物和事件退出了舞台，隐形于消逝了的漫长时间之中。但现实是由历史发展而来的，现实深深植根于历史之中。研究18世纪及其人物为的是要弄清历史，理解现实，认识国情，增长智慧，坚定信心，选择正确的方向，迎着光辉灿烂的明天更好地前进。
注释
[*]原载《清史研究》，1992年第1期。
[2]赵翼：《簷曝杂记》卷一。
[3]《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11册第4829页。
[4]《御制文三集》卷九《续集<秘殿珠林><石渠宝笈>序》。
[5]赵翼：《簷曝杂记》卷一。
[6]昭梿：《啸亭杂录》卷三。
[7]《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11册第4892页。
[8]《御制诗文十全集》卷四四《上元后一日小宴廷臣即事得句》，以下所引《御制诗》《御制文》均系乾隆朝。
[9]《御制诗五集》卷一三《偶园》。
[10]《御制文初集》卷二四《述悲赋》。
[11]《清实录》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甲午。
[12]《清实录》乾隆三十一年二月甲辰。
[13]同上书，乾隆十一年六月甲申。
[14]《御制文二集》卷三六《读韩愈对禹问》。
[15]《清实录》乾隆五十三年十月己亥。
[16]同上书，乾隆八年十月乙亥。
[17]《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12册第4982页。
[18]易宗夔：《新世说·术解》。
[19]昭梿：《啸亭杂录》卷一。
[20]《东华录》卷七，乾隆三年六月。
[21]《御制文三集》卷十《王禹偁待漏院记题辞》。
[22]《清实录》乾隆四十五年八月己未。
[23]《御制文三集》卷九《补咏战胜廓尔喀之图序》。
[24]《御制诗五集》卷九二《阅旧所书命馆臣入吴三桂擒桂王由榔谕卷书识后示诸臣咸为悦服复成口号》。
[25]《清实录》乾隆五十七年八月戊子。
[26]《御制诗五集》卷七七《补咏战胜廓尔喀之图序》。
[27]《清实录》乾隆五十七年八月癸酉。
[28]阮元：《揅经室二集》卷五《纪文达公集序》。
[29]章太炎：《訄书·哀焚书》。
[30]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六日，谕旨。
[31]《清实录》乾隆十五年五月己未。
[32]《御制诗三集》卷八五《降旨普免天下正供诗以志事》。
[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卷，656~6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