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人物
——在左宗棠历史评价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
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左宗棠的评价有过很大变化。他是个重要的历史人物，也是个复杂的历史人物，有功有过。他的功劳很大，收复新疆，保卫国家的神圣领土，反对外来侵略，对国家和民族有重大贡献。试想：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果少了新疆这片广大领域，那还成什么样子？收复新疆的丰功伟绩是不可磨灭的，这一点现在大家都是承认的。当然，左宗棠也做过错事、坏事，镇压太平天国、捻军和回民起义，屠杀革命人民。千秋功罪，要加以比较的话，应该是功大于过。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历史学界对左宗棠的评价是完全否定或者基本否定的，只说他是镇压革命的刽子手、卖国的洋务派，对收复新疆一笔带过，评价甚低。现在看来，对左宗棠完全否定或基本否定是不正确的，这个问题大体上已经澄清。现在，对左宗棠肯定的程度可能有分歧，对某些具体问题的看法可能有分歧，但不会有人再对他全盘否定或基本否定了，这是历史研究的进步。
不过，回顾过去对左宗棠的评价，我们可以从中总结教训。奇怪的是收复新疆这样大的功劳，为什么在50年代、60年代不被充分承认，甚至不予承认。所谓“一叶障目”，是什么东西遮挡了我们的眼睛，使我们视而不见？
我想可能有三个因素。
第一是左宗棠这个人物很复杂，有功有过，功很大，过也不小。今天我们讨论左宗棠的一生，就要全面地、历史地考察，不能只追究他打了太平军，不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而要实事求是地衡量他的功过，不能强调过错而抹杀功绩。人物的复杂性使我们在评价时容易发生失误，片面强调了这一面而忽略了那一面。不像洪秀全、孙中山那样，他们虽然也有局限性，但作为正面人物的形象很鲜明。左宗棠本人身上体现着正反两方面的性格，进行分析研究时必须非常慎重。
第二是政治气候的影响，左宗棠收复新疆，是反对沙俄和英国的。20世纪50年代，我们跟苏联的关系很好，这一政治因素影响到历史研究，不说和少说沙俄对华的侵略。历史学是讲过去的事，却往往要受当前政治气候的影响，50年代不谈或少谈左宗棠的功绩，与此大概有关。
第三是过去存在“左”的思想，宁“左”勿右，这在历史学领域中也是有的。在评价历史人物方面，特别是对地主阶级中的人物，否定的多，肯定的少。“千古风流人物”，能够肯定的又有几个？昨天，参观某校历史系的文物室，陈列的东西丰富多彩，琳琅满目。墙上挂着19个人的画像，画得神采奕奕，但看了一眼，很纳闷。19个人中有14人是历史上的科学家、技术家，如张衡、祖冲之、僧一行、毕昇、李时珍、徐霞客等，还有5人是农民起义的领袖，陈胜、吴广、黄巢、方腊、李自成。为什么历史系的陈列室陈列的是大批科技人才加上几个农民领袖？这些人无疑是杰出人物，但显然并不能代表我国历史上各个方面的优秀人物，毛泽东讲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文学家都不见了。后来，我一问，就明白了，原来这是1978年以前历史系的一位学生画的，那还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还在思想路线全面拨乱反正之前，那时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优秀人物大多靠边站，不能够出头露面，汉武帝、唐太宗、忽必烈、康熙是地主阶级的总头子，杜甫、李白、苏轼是地主阶级的代表，孔子更是成了最大的反动派、罪大恶极。连农民起义领袖也没有幸免，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提到12位农民起义领袖，几乎打倒了一半，项羽、刘邦是蜕化变质的，李密的罪状最大，是阶级异己分子、阴谋家、野心家、叛徒，王仙芝也是投降了的，宋江被戴了修正主义的帽子，朱元璋也是当了皇帝的。最保险的似乎是科技人物，还可以亮亮相，所以当时的历史博物馆所能陈列的人物大概是大批的科技人物和经过挑选的农民领袖，像左宗棠这样属于帝王将相的人根本没有资格进入博物馆的殿堂。在“左”的思想支配下，许多杰出人物被否定了，这种阶级分析法值得怀疑，恐怕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在一片“左”的气氛中，左宗棠怎能得到公正的评价？
评价历史人物必须实事求是。我想第一个教训是历史和历史人物具有复杂性，我们必须进行细致的具体分析。切忌简单化、一刀切：要么肯定一切，要么否定一切；一个人好了，一切都好，一个人坏了，一切都坏。这种形而上学的方法往往把我们引入歧途。特别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人物很复杂，功与过交织在一起，功大过也大。如康有为、梁启超前期领导变法维新，站在历史潮流的前头，后来却成了保皇党，反对辛亥革命。又如杨度，本来是君主立宪派，但又拥护袁世凯称帝，组织筹安会，罪恶很大，可是晚年却脱胎换骨，大彻大悟，走上革命之路，参加共产党，做出很多贡献。我们要实事求是地分清他们的功过，不夸大、不缩小、不掩盖。对左宗棠的评价也应如此，左宗棠是地主阶级中的经世派、改革派，一方面他有爱国心、事业心，希望祖国强盛，他有办事的魄力和才干；另一方面，他反对革命，维护清朝封建统治。在我们今天看来，二者似乎是矛盾的、不可协调的，但在左宗棠身上却是可以统一的。因此，他打败了阿古柏，粉碎了俄英攫取新疆的阴谋，为祖国立了功勋，但也屠杀过许多农民起义军。功过并存，但功大于过。
第二个教训是学术和政治是互相联系的，历史和现实也是密切相关的。但是，学术毕竟不同于政治，历史毕竟不同于现实，二者之间不能画等号。科学研究的任务是追求真理，阐明规律。真实性是历史科学的生命线，离开真实性，历史科学就会枯萎死亡，不能为着眼前的需要而牺牲真实性。中国的历史学有一个优秀传统，即“秉笔直书”，要提倡秉笔直书的史德，实事求是地撰写历史、评价历史人物。不能让历史科学屈从于当前的需要，否则不但损害了科学性，而且对当前的政治也不会有好处。这方面最大的教训是“文化大革命”中，儒法斗争、批孔子、批《水浒传》，这哪里是历史研究，明明是含沙射影，指桑骂槐，是使历史屈从当前的政治需要。历史学家要有清醒的头脑，应当有坚持真理的勇气，应当有无愧于历史学家称号的史德。
第三个教训是历史科学领域中还需要反对“左”的影响，肃清“左”的影响，这是历史科学能否健康发展的关键。所谓“左”，就是主观脱离客观、超越客观，思想上的过激过火，不问历史条件而用过高的标准苛求、指责古人，有时又任意地美化、拔高古人。这种“左”的表现在过去历史学研究中是相当普遍的，我们见得太多了，太熟悉了。现在政治领域、经济领域中要肃清“左”的影响，思想领域中也要肃清“左”的影响，历史学是思想领域的一个部分，自然也应当反“左”。过去否定了许多不该否定的历史人物，其中就包括左宗棠，实在是一种“左”的表现。
但是历史学领域中反对“左”的影响，不能再采取过去那种“左”的办法，不能戴帽子、打棍子、抓辫子，不能用“文化大革命”期间大批判的方式，因为那样是解决不了思想问题、学术问题的。必须真正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允许各种意见都摆出来，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进行心平气和的讨论，形成学术讨论的良好风气。可以不同意某种学术意见，但要尊重对方，虚心倾听对方的意见，耐心地进行说理，也可以吸取对方合理的部分。总之，要正确地对待不同的意见，即使是错误的意见，也不可以粗暴地打击。我们过去习惯于一种观点，出来一点新的想法，就视若离经叛道，洪水猛兽，所谓“舆论一律”，其实学术上要求一律，定于一尊，并没有什么好处，而且根本做不到。世界之大，各种思潮之多，不可能用行政命令禁止，也不可能用大批判来压服。不同意见的存在并没有什么可怕。马列主义不会因此垮台，我们相信马列主义是真理，真理是不会垮台的。马列主义在和各种意见的辩论中会更加丰富、更加充实。即使有些明显的错误意见，也要正确对待。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这是马列主义的创造，可以解决香港问题、台湾问题。一个国家内两种制度可以较长期地并存，也必定会有两种或更多种的思想较长期地并存，因为思想是制度的反映，是客观存在的反映。我们要学会适应新的形势，正确对待不同的学术意见。譬如以后和香港、台湾的学者讨论学术问题或者与国外学者进行国际学术交流，就不能要求人家都坚持唯物史观，都接受马列主义，我们可以求同存异。如果戴上“左”的有色眼镜，唯我正确，唯我是从，无限上纲，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混淆起来，动不动就开展大批判，那么就谈不上和香港、台湾以及国外的学者开展正常的学术交流。
我对左宗棠没有研究，但由左宗棠的评价联想到历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谈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注释
[*]原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1期。